北平政委會委員長黃郛（1880～1936）（OliveArchive/FOTOE供圖）再度出山
1936年8月，黃郛因肝癌住進上海宏思醫院。夫人沈亦雲回憶，黃郛辭世前，蔣介石到醫院探病。他面告黃郛：“抗戰準備已過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緒，以前種種委屈，未曾枉做。”沈亦雲“不知真個如此，抑系蔣先生對症下藥慰情之語”。蔣走後，黃郛感慨：“果能如此，死且無憾。”同年12月6日，黃郛于上海寓所辭世，時年57歲。
1933年4月9日，在莫幹山“隐居”的黃郛接連收到蔣介石的急電：“時局艱危至此，兄等有何卓見？”
1933年1月初，關東軍占領山海關，2月下旬起接連展開熱河及長城線的侵略作戰。短短數月，日本占榆關（山海關）、陷熱河、擾灤東，進窺平津，華北形勢危于累卵。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給汪精衛的電報中分析時局：“平津之失與不失，隻恃敵之來與不來。”南京國民政府認為，保全平津是當務之急。東北被日本強占後，華北的地位更加凸顯。1933年，華北僅關稅、鹽稅、統稅收入分别占全國該項總收入的20%、20%和15%，三項稅收占全國财政總收入的1/6。國防會議認為：“平津若失，則海關收入，驟形短縮，其他一切籌款辦法，亦惟有更形拮據。”不僅如此，在政治上，“華北遠非東北可比”，其得失立刻影響全國。徐永昌在緻蔣介石的電報中說，如平津失守，“即等于華北整個淪亡，人心失所依據，其促成第二個滿洲國亦意中事”。
若認為戰不能取勝，何以保平津？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更多地把中日矛盾的解決寄希望于國際聯盟。日軍進攻長城東段各口時，南京政府外交部曾呼籲英、美立即以最有效之方法制止日軍之蠻橫與暴行，但其結果隻能令蔣介石感歎：“列強所謂助我者，僅予日本以一罵，而日本必即還我以一刀。”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國聯。以國聯制約日本之策略已至窮途末路。28日，蔣介石與汪精衛達成“剿共重于抗戰”的共識，決定同日本直接交涉，“緩和侵略，保存華北，稍纾喘息”。
而直接交涉，蔣、汪二人亦有顧慮。“九一八事變”以來，直接交涉因涉嫌承認日本既得侵略利益，一直為輿論所反對，極為敏感。1932年，日本進攻錦州時，時任外交部長顧維鈞就建議中日直接交涉，劃錦州為中立區，避免導緻更嚴重之沖突。不料這一建議導緻輿論群起反對，政府各派趁機内鬥，蔣、汪離職。至平津危機迫在眉睫，軍事委員會國防計劃委員會秘書長翁文灏如此描述當權者的為難：“絕對的戰——武力戰争收回失地，或絕對的和——簽字承認屈服，這兩條路都是不可能的。”他提出，需要找到一個方針“利取其重，害取其輕，權衡輕重”。而這個尋找和執行方針的人勢必付出代價，必須“不足計較”——“一時之毀譽，一身之進退。”1937年7月，第29軍37師219團士兵在盧溝橋畔構築的機槍陣地（東方ic供圖）外交部長羅文幹已明确表示反對與日直接交涉。他認為，在丢失東北土地的情況下，“除努力收複失地外，複有何交涉可言？”蔣、汪遂決意繞開外交部與日本接觸。那麼，誰是最合适的人選？蔣介石把眼光放在了自己最為信任的“兄長”黃郛身上。
黃郛原名紹麟，字膺白，1880年3月8日生于浙江紹興，年少時家道中落，發憤讀書，1905年受清政府選派赴日，入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是年8月，黃郛參加了孫中山創立的中國同盟會并負責掌管會員名冊。1907年，黃郛在發展會員的過程中與蔣介石相識。1911年11月，陳其美在上海發動起義，黃、蔣二人赴滬相助，三人結為盟兄弟，以陳為長，黃次之，蔣為幼。
蔣介石對黃郛主持與日交涉寄予厚望，出于多重原因。首先，黃郛是同盟會元老，資曆頗深。他曾于1921年出任北洋政府華盛頓會議的代表團顧問；1923年2月入張紹曾内閣，署理外交總長。1924年，他協助馮玉祥領導“北京政變”，代理内閣總理，并攝行總統職權。更重要的是，多年來，黃郛雖與國民黨關系緊密，但他從未入黨——夫人沈亦雲在回憶錄裡說他“始終隻願做一客卿，無意參與黨的政治”。1931年12月，黃郛曾給蔣介石寫過一封長信，勸說蔣取消訓政、早行憲政。這和蔣介石一黨專政、黨外無黨的想法大相徑庭。但在與日交涉的事務上，黃郛相對獨立的身份或可以減少國民黨政府的輿論壓力。再者，黃郛早年旅居日本，與日本政界人士多有往來，被日本人視為中國人中“理解日本之第一人”。《大公報》曾評價說，黃郛是“九一八事變”以後唯一尚可與日本議論大局之人。
事實上，華北危機之前，蔣介石就曾力邀黃郛出山，北上主持事務。1932年8月3日，國民黨中央會議通過了以黃郛為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的任命，然而黃郛随即電辭。8月13日，蔣緻電黃郛勸說道：“今後華北政局，無論外交、軍事、政治方面均益加重要，特請吾兄北上匡助，代為主持。”但黃郛不為所動。1933年1月，進占榆關的關東軍士兵在著名的山海關城樓上插上日本國旗（Bettmann/視覺中國供圖）與日交涉，黃郛吃過大虧。1928年，蔣介石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4月21日，日本為阻撓北伐，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進駐濟南、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要求北伐軍繞道濟南北上。時任外交部長黃郛奉命與日本方面交涉，但日方置之不理。國民革命軍于5月1日克複濟南後，日軍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國政府所設的山東交涉署，将交涉員蔡公時割去耳鼻後槍殺，并殺害交涉署全部職員，同時進攻國民革命軍駐地，在濟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戮。中國民衆被焚殺死亡者達1.7萬餘人，受傷者2000餘人，被俘者5000餘人，史稱“濟南慘案”（又稱“五三慘案”）。慘案發生後，國民黨召開會議，确認優先國内統一，将外交糾紛暫且擱置。黃郛再次奉命前往交涉，然而“日方态度異常傲慢”。5月5日，日本飛機又轟炸了濟南。
蔣介石的妥協策略受到各方強烈指責。為纾緩壓力，5月20日，蔣介石緻電黃郛：“請兄暫行辭職，并望從速，否則各國外交也受影響。”他還解釋說：“膺白外交失敗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滿意。”見蔣介石如此推卸責任，黃郛随即複電辭去所有職務。1928年12月，他在給國民黨要員張群的書信中坦言自己的失望：“濟案所受刺激，公私兩項皆為生平未有之傷心事……令我沒齒不能忘。”次年，蔣介石組織導淮委員會治理淮河，自任委員長，邀黃郛為副委員長，勸他“為三十年友誼勿卻”。黃決然回電：“欲保三十年友誼于不敝，故不必共事也。”駐防華北的東北軍士兵正在保養槍支（東方ic供圖）辭去官職後，黃郛“彷徨不知所之”，以研習佛經排遣苦悶。沈亦雲拿辛棄疾的詞安慰丈夫：“我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此。知我者，二三子。”一家三口遂定居莫幹山辦學校、搞鄉建。1933年4月9日，黃郛收到蔣介石急電時，已“隐居”莫幹山5年。
為說服黃郛出山，蔣以電文三顧茅廬。4月11日，他在第二份電報中說：“舉世處境最艱苦者莫弟若，層累曲折也太多，深盼兄即日命駕來南昌詳商一切。”三天後，他又去一電：“兄如不願任北事，能否以私人名義赴北方襄助？”這一次，黃郛動了心。
黃郛久居山野，但并非不問國事。“九一八事變”後，他自責退隐山林的消極行為是把身體給了帝國主義，精神給了釋迦牟尼。黃郛和一幫同道組織新中國建設學會，發行《複興月刊》。在發刊詞中，他寫道：“試問吾四萬萬人同立在此‘不淪亡，即複興’之分水嶺上，究竟何以自處？吾敢斷言：無男無女，無老無幼，全國中無一人甘淪為亡國之民，故吾又不能不要求：無男無女，無老無幼，全國中無一人不應起而共負建設之責。”
華北危局，黃郛與蔣介石、汪精衛的看法類似。他認為，中國的武器和訓練與日本相差太遠，長城一線的作戰中，日方所持現代化武器裝備，決非一年多前淞滬肉搏戰可比；期望各國仗義出兵相助，訴之國聯，更是猶如“涸轍之鲋魚待東海之大水”。解決危機之道，唯有與日談判。後來北上前，黃郛在接受上海《大晚報》負責人曾虛白采訪，解釋媾和的考慮：“日軍進逼，正像房屋密集的市區遭遇了大火，無論你有怎樣精良完備的消防器材，和怎樣勇敢熟練的消防人員，要在着火地區内消滅火種是不可能的。目前唯一救急的辦法，隻有把快燒到的房屋拆掉它，打出一條空巷，不讓火源再蔓延過來。”他向曾虛白保證說，日本的得寸進尺不會有止境，而政府忍辱負重、争取時間延緩戰火之爆發卻有退無可退的止境，因此，抗日必戰，政府早具決心，現在隻争時間之遲早而已。
4月25日，黃郛應邀到南昌面見蔣介石。根據曾虛白自傳中的記錄，蔣見黃郛，第一句話即說：“膺白兄，我們是心心相印的密友。可是今天我請你來，是要請你跳火坑，你能了解我嗎？”這句話沒有吓倒黃郛。“勿以為我們長可在山中做‘事外逸民’。”他在莫幹山别過妻子沈亦雲時說，“國家垮下來将無山可入，不經努力，他日必悔，盡最後之力，則心安無怨。”
無計可施
1933年5月14日，黃郛北上複命就職，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他雖知此行是“跳火坑”，但仍有一絲期望。沈亦雲回憶，1933年時，黃郛北行的願望是“先求安定”“繼圖振作”。
多年來，黃郛和日本政治家有很好的私交。1929年出任駐華公使的佐分利貞男和黃郛一樣，都認為中日之間必須相忍為治。佐分利曾進言時任首相濱口雄幸與外務大臣币原喜重郎：“今後應走對華協調路線，不可過分幹涉國民政府，将國民政府與歐洲國家一視同仁地對待。”然而，這一觀點遭到了日本陸軍的強烈反對。1929年11月，剛剛出任日本駐華公使兩個月的佐分利貞男，在回國請示修訂中日新約方針時，蹊跷地在箱根富士屋飯店開槍“自殺”身亡。
“九一八事變”後出使中國的重光葵在1933年5月解職歸國前，曾私下對黃郛透露：日本的軍事力量已遠較十年前為強；日本軍界下層的軍佐劫持上層，建功立業之心空前膨脹，對中國開爨必不可免。重光葵說：此乃友誼，非外交官的話。黃郛知道中日難免一戰，但依然抱有期望。他曾經感歎地說過：中國真是不幸，兩個鄰居（蘇俄和日本）都不是善類，如果是個家，我早已搬。如今是個不可搬的國，隻得先顧緩急輕重。他對蘇俄深抱戒心，認為“中日關系與中蘇關系比，無論如何不應該放棄日本這一條路”。他始終認為，中日關系有可能達到當時“英美”和“德奧”那樣的兼容——即便有争，也能相互尊重。
然而此次北上議和之艱難遠超黃郛的預測。沈亦雲後來回憶丈夫與日交涉的種種：“膺白當華北之任，他本人有兩個弱點：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壯軍人毫無誠意；二是‘想解決問題’，而日本人正時時處處制造問題，永無止境。”
真正主導局面的并不是黃郛所熟悉的日本外交官僚。北上行前，黃郛在上海與日本駐華武官根本博三次會談而未有結果。後者告訴黃郛，中方若想求和，得同在平津的日軍接洽。關東軍在黃郛北上之時蓄意加強了攻勢。5月17日黃郛抵達北平時，日軍攻陷唐山；18、19兩日，密雲、三河、遵化、薊縣相繼失陷，北平已成兵臨城下之勢。
5月21日，愛國青年趙敬時激于義憤持刀砍傷日兵，日方借故拒絕和黃郛會談。同日，香河失陷，日軍離通州隻4英裡，平津市民紛紛趨避出城。夜間，除第17軍軍長徐庭瑤固守北平外，其他軍政機關也撤往保定。22日，黃郛在給汪精衛的電報中描述他的處境：“近日對方态度驟變，……連日專制造小問題迫我，并無條件提出。略取平津，雖尚未必，而包圍平津，迫我接受嚴酷之條件，不可不防。”然而，不可不防，以何設防？當晚10時，汪回電，隻說明了談判的底線：“弟以為除簽字于承認僞國，割讓四省之條件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
事實證明，談判的主動權皆在日方手中。令黃郛意外的是，是夜，日方突然連夜邀黃郛至海軍武官藤原喜代間住處商洽停戰條件。雙方争執至次日晨，形成了一份初步停戰條款。幕後打破僵局的是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戰後發現的函電證明，當時日方确有占領平津的計劃，但最終還是放棄，原因主要有三點：當時僞滿内部，東北義勇軍活躍，蘇聯勢力猶在，新占之地區亦未及消化；羅斯福、宋子文5月中旬發表聯合聲明，美國的态度對日産生一定壓力。再者，日本最希望在華北建立親日僞滿政權。黃郛出山掌管華北政務，使日本方面抱有很大幻想。5月21日，關東軍緻電軍部建議：此刻時機有利，應速簽停戰協定。如遷延時日，中央軍得以重建，平津秩序恢複，再發動軍事行動，理由不足且很困難，恐終将悄然撤兵。同日，參謀本部複電武藤信義，同意進行停戰談判。
南京方面不可接受的“承認僞國，割讓四省”最終沒有出現在停戰協議中，也是因為日方的自有考慮。5月25日，對華穩健派的代表人物日本公使有吉明替黃郛說了話，他提出：“以國民黨政策的和緩、對排日活動的彈壓來改善河北的中日關系，進而策劃全面改善兩國關系，主要是黃郛自己的設想，但這絕不代表黃郛可以締結包含承認‘滿洲國’條款的協定。一旦強迫簽訂此種協定，将讓國民黨政府和黃郛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反而可能導緻河北事态的無法收拾。同時還會招緻國民黨内部反對對日政策勢力的強化，帶來逆轉兩國關系改善勢頭的危險。”
5月31日早晨，天氣濕熱無比。塘沽火車站的側線上，停着長長一列專列。列車兩端為鐵甲車，中間是一長串豪華卧鋪車廂，窗簾低垂。這輛列車裡坐的是南京國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帶着中國代表團走過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領事館。在陽光下等了近10分鐘之後，才被放行。
對中方代表來說，這次簽字儀式處處隐含着羞辱之意——在門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員個個級别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參謀副長岡村甯次是少将，級别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僅如此，正式會議開始後，岡村提出《停戰協定》草案，告訴中方：“這是關東軍的最後方案，一字不容變更，中國代表應在一個半小時内，即上午11時以前，做出承諾與否的答複。”熊斌提出異議：“在撤兵區域内，如果出現擾亂治安的武裝組織，中國軍隊可作必要處置。”但是岡村不予理睬。中方無任何與對方較量的砝碼，僵持至10點50分，距日方要求截止時間還有10分鐘的時候，熊斌無奈簽字，未做任何更改。1937年7月，第29軍37師219團的一名士兵持槍警戒遠處的平漢鐵路盧溝鐵橋（視覺中國供圖）1933年初，日本關東軍裝甲部隊開入熱河農村（視覺中國供圖）這份貫徹了國民政府“限于軍事、不涉政治”原則的協議要求中國軍隊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甯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得前進，又不做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日軍為确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實行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并予以便利。
岡村甯次在回憶錄裡說，協議的簽署“氣氛和睦”，“于是，昨日之敵化為今日之友”。在現場采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Abend）記錄道：“簽署完畢，日本人端來了香槟和葡萄酒慶祝，而這杯酒對中國人實在難以下咽，因為他們等于把整個華北拱手讓給了日本。所以簽完字後，這幾位中國人冒着塵土，一路蹒跚地回到專列。”
委屈無以“求全”
1934年4月初，黃郛南下到南昌晉見蔣介石。蔣正忙于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并沒有精力和心思與黃郛商讨華北問題。黃郛彙報了華北嚴重的局勢，提出無能為力要求辭職。蔣說：“你在華北辛苦了，請你一定堅持下去，不要管别人怎麼議論。等我将江西共匪剿滅，我再全力對付倭寇。”6月，蔣介石與黃郛再次會晤于杭州，黃郛再次向蔣提出了辭職要求。蔣見黃郛困頓不堪，終于答應他不必再回北平。黃郛從蔣處夜歸，告知沈亦雲，夫妻兩人如釋重負。不料次日，蔣介石親自登門，收回了前一晚的承諾。沈亦雲質問蔣介石為何出爾反爾，蔣介石賠笑道：“膺白北上，是為黨國負責，你為什麼一定要阻止呢？”沈亦雲又問：“辱國差使，宜派人輪流充當，為什麼隻讓膺白一人獨擔？”蔣答道：“你既學佛，當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黃郛默然同意上路。
“吾人以弱者地位應付強者，既不能以理争又不能以力争，隻好強顔以好意奉求。”《塘沽停戰協定》隻是一個開始。協議簽署後，日方開始圍繞協議善後問題，以各種方式侵蝕華北。1933年7月，黃郛為了求得讓日軍撤離停戰區，支付編遣善後款48.4萬元，并不得不委任僞軍李際春為戰區軍事編練委員長。
1933年11月，岡村甯次一行抵達北平，向黃郛出示《關于北支善後交涉商定案》草案一份，并聲言本案為關東軍再三審議決定者，中方隻可以為文字之修正。草案内容主要包括在長城各隘口警備權屬于日、僞滿洲國；在接收區域内，中國允許僞滿洲國在山海關、古北口、喜峰口、潘家口、冷口、界嶺口設置必要的各種機關，并給以最善意的援助；中國迅速委派代表與僞滿洲國交涉通商貿易、交通通訊、航空聯絡等問題。岡村甯次表示“滿洲國”已經日本天皇诏策承認，有日本一日，即有“滿洲國”一日。黃郛堅持無論何種方案，其内容如帶有承認“滿洲國”之意味者，在我方立場上絕辦不到。
然而，雙方代表前後合計七輪會談，日方動辄以談判破裂相要挾，最終達成的兩份非正式文件，其實質内容和日本最初提案完全一樣。此後，日方又在通車、通郵、設關、通航等問題上步步緊逼，企圖通過這些問題讓中方徹底承認僞滿洲國之存在。黃郛等人百般周旋，在協定中盡量做到排除“僞滿洲國”字樣，但在事實上已是對僞滿洲國的默認。
黃郛深感内外皆窮于應付。他在給蔣、汪的電文中說：“郛等殚精竭慮，欲為國家多争尺寸之失地而未能，彷徨午夜，相對凄戚。”他痛陳自己的無能為力：“我既無實力以取消僞國之存在，我又何能憑口舌以阻止僞國之進行！深盼能使各方了解實際環境，外瞻内審，共濟艱危。”
黃郛渴望南京政府“共濟艱危”，但蔣介石當時的首要大事在于剿共，也無力與日本周旋，黃郛不但是孤立無援，還要為蔣、汪二人背書。将對日談判事務全權交給黃郛後，汪精衛怕黃郛不敢承擔，特電黃郛：“弟決不聽兄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負責。”蔣介石也緻電何應欽、黃郛，許諾：“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當負責。”然而在《塘沽停戰協定》談判期間，蔣又在電文中質疑黃郛的工作，放高調說：“最高無上之決心，不可須臾或忘。弟以為不有一北平死戰，決不能滿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國人諒解也。”黃郛看出個中私心，痛心回電：“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給我以同等信用。”“希望今後彼此真實地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
蔣介石希望黃郛能夠做到“委曲求全”，但與日交涉越久，黃郛越認識到，時局之下，委屈根本無以求全。
1934年6月1日晚，有人向黃郛上海住宅園中投擲啞彈一枚。2日，黃郛接到投彈者書信一封：“若不痛改前非，勾結一二所謂現在首腦國賊，斷送國土，當再進一步。”末署中華青年鐵血救國團上海支部。7月1日，因與日方的通車協議生效，平沈路通車。車行至塘沽以東的茶澱時被炸，死傷乘客16人。7月7日，黃郛在給汪精衛的電文中反思妥協政策是否還有維系的可能：“去年，彼方乘戰勝之餘，氣焰萬丈，實已無理可喻。弟裝矮人，已一年餘。通車辦後，苟再不略伸伸腰，不獨弟自身将不保，國家亦極受損。”黃郛決定“伸一伸腰”。17日，他緻電蔣介石及汪精衛，告訴他們他已派人同岡村甯次談判，如情勢順利，要求無條件撤銷《塘沽停戰協定》，不然退一步則要求日方誠實遵守，不擴大解釋，不曲為解釋。這些要求自然全被日方推翻。黃郛在29日緻汪精衛的電文中極為失望地說：“日方之刁難細工，真是可惡，而又可怕！”
1934年8月13日，天津《大公報》記者王芸生采訪了黃郛。他向黃表示：“北方人士多盼望黃早日北返，冀以減少戰區内民衆痛苦。”黃郛感慨地答道：“恐怕無補于大局啊！”
他沉痛地向王說：“這一年的經過在明了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夠諒解，一般人則以為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曾做什麼事，對内卻須時時做解釋工夫，真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内對外，盡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隻是伸伸腰之後有什麼善後辦法？為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他停頓了一下，控制激動的情緒，繼續說：“我現在好比打網球的球。日本人說：黃先生你若是沒有辦法，還不如請你趁早躲開，免得礙我們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來。到了南方，逢人便問：‘膺白，你什麼時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談到辦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債，夾在這兩種心理中間，能辦出什麼成績來？對方（日本）氣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無窮。國人則眼光是短的，調子是高的，肩頭不負責任。我的困難可知，且挂着華北政整會的招牌，辦理對日本關東軍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無論什麼都可以找到頭上來，但結果是什麼事都管不了！”
1934年，日本方面已經抛棄了黃郛建立親日政權的幻想。對華北有所圖謀的日本通過一系列偶發事件，開始驅逐國民黨勢力。1934年9月，關東軍向國民黨察哈爾當局提出在察東劃界，要求“察東中國軍隊退長城線以西以南，長城線以東以北由日方設警”，遭到中方的嚴詞拒絕。日方又要求可以在上述各村“行軍”，亦未得逞。11月，關東軍唆使一部分僞滿洲國僞軍向長梁進攻。1935年1月15日，僞滿“自衛團”與駐防察哈爾省沽源縣的國民黨29軍宋哲元部發生“沖突”。宋哲元馬上請黃郛出面與日本交涉。然而雙方剛剛談判，又發生了因日僞軍在察東劫掠百姓而被29軍官兵收繳40人武器的事件。關東軍借此兵分兩路向察東大舉進攻。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國權報》社長胡恩溥和《振報》社長白逾桓相繼被刺殺。日方借口這是中國人民的排日行為，促使地方政府嚴加注意，否則日方将采取自衛行動。
這年，4月底，黃郛發長電給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要他轉告蔣局勢的變化，指出前因察東事件，宋哲元“已懾服”，“且已密聘日籍顧問”，日方認為他比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易于利用而有力”。“最近日方急進派有公然主張驅逐黃郛政權及暗殺殷同（北甯鐵路管理局局長）者。”
5月，絕望已極、身患肝癌的黃郛南下，決心此生終老莫幹山。但他仍于7月22日再次緻電楊永泰，提醒華北局勢之複雜：“今日國内政情，華北囿于一時局部厲害之偏見，各動其所動；中央困于多頭橫議之組織環境，各靜其所靜，故已形成中樞無主，地方無恥之現象。”他指出，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苟延殘喘，“小則端拱無為，徒耗巨額之經費；大則為人挾持，釀成甚大之流弊”，“速電中央斷然下令結束為宜”。
1935年7月，何應欽與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署《何梅協定》，國民政府中央部隊和憲兵撤出北平和河北省。蔣介石嫡系的中央軍撤走後，出面填補空白的，是第29軍軍長宋哲元。1935年8月28日，國民政府任命第29軍軍長宋哲元為平津衛戍總司令，次日裁撤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華北重現出長城抗戰以前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的局面。
其實對此時的蔣介石來說，“委屈”也已至最後一步。這年6月28日，他在廬山接待了《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哈雷特·阿班。聽阿班講完他在東北的見聞後，蔣介石并沒有馬上向這位美國記者透露什麼計劃，“但從他的樣子看，這一次，他已下定決心，不會屈服于日本的壓力，而将戰鬥到底”。蔣介石告訴阿班，他意識到，如果任由日本占領華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國的民心，也會失去手下大多将領的支持。
（參考資料：《亦雲回憶》，沈亦雲著；《和戰之争與塘沽協定》，李鳳琴著；《黃郛與塘沽協定善後交涉》，楊天石著）
武藤信義
（1868～1933）
武藤信義系日本佐賀縣人，早年曾有志于成為教師，嗣後受彌漫日本全國上下的尚武氣氛影響，改為入陸軍教導團當兵，1892年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第3期，日後又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陸軍大學第13期。中日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期間，他都曾來華參戰，對中國東北一帶情形頗有了解。加之曾從事對俄諜報工作的關系，他對俄語也相當精通，曾任駐哈爾濱特務機關長，“一戰”末期還參與過對西伯利亞的軍事幹涉。
明治、大正時代的日本陸軍高層大體被長州藩出身的軍人所把持。武藤信義雖然一向以業績不俗著稱，在1926年就晉升為大将，但擔任實權職位的時間并不長。1932年初辭去陸軍教育總監一職後，他的身份僅是半退休的軍事參議官。但随着日本全面入侵東北以及炮制“滿洲國”的陰謀成形，對東北形勢知之甚詳，在1926年還曾短暫擔任過關東軍司令官的武藤意外獲得重新起用，在1932年8月被任命為關東軍司令官、關東廳長官兼駐僞滿首任大使，成為少見的身兼軍務、行政、外交三職的關鍵人物，為明治以來所罕見。
為了在軍事上為“滿洲國”建立屏障，1933年初，武藤下達向熱河和長城一線進攻的命令。關東軍主力在3個月内陸續擊敗在華北的東北軍、西北軍和北上增援的中央軍一部，占領熱河全境，并兵臨北平城下。不過由于奉天特務機關長闆垣征四郎策動華北暴動的陰謀未能奏效，武藤最終授權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甯次與中方簽訂了《塘沽協定》，結束軍事行動。此時的武藤已經年滿65歲，按例應退出現役，不過他在當年7月即患上黃疸，于8月底病死于長春。為表彰其“功績”，昭和天皇在其彌留之際授予他勳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功一級金鵄勳章和男爵爵位。
（文/劉怡）
有吉明
（1876～1937）
有吉明系日本京都府人，畢業于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一橋大學前身）專攻部，早年曾在日本駐釜山理事廳、駐英國大使館、駐上海領事館等機構擔任過中級外交官，累計駐華的時間超過16年。在擔任上海總領事任内，他曾親曆過辛亥革命以及對北洋政府的交涉，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情形知之甚詳。20年代初，币原喜重郎出任日本外相，奉行遵守國際條約、在對華政策上與英美力求一緻的“協調外交”路線。有吉作為“協調外交”的重要執行者，在擔任駐國聯代表期間為東京赢得了較好的國際形象，因此被視為外交穩健派。
1932年，為緩和因“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而急劇轉冷的中日關系，素有“知華”之名的有吉被任命為駐中國特命全權公使，1935年中日外交關系升格為大使級之後，他又成為首任駐華大使。這一時期，日本政府對漸進蠶食華北的“協和外交”尚抱有幻想，有吉作為穩健派代表，對此持贊成态度，并努力加以促成。1933年他曾向新任外相廣田弘毅呈遞備忘錄，認為在黃郛、汪精衛等中國高層人士的努力下，中日關系有逐漸緩和的可能；日本應當恢複“協調外交”時代以經濟蠶食為主的方針，暫時放緩對華北的軍事入侵。在1934年中日關于山海關鐵路通車問題的談判中，他也對中方的主權訴求表示諒解，促成兩國達成協議。
作為華北漩渦的當事人之一，有吉奉行的穩健路線在中日兩國都面臨重重困難。對南京政府而言，即使是相對“懷柔”的經濟、外交滲透，依舊構成對中國領土和經濟統一的破壞；在1935年成功實施币制改革、軍事上的備戰措施也全面啟動之後，有吉所寄望的親日派政要逐步隐退，中國方面的态度開始趨于強硬。而在日本的激進派軍人看來，将華北問題局部化的安排收效太慢，遠不足以滿足其擴張野心。到了1935年底，随着綏遠戰事的發生，有吉自感已經無力抗衡來自軍人集團的壓力，遂于次年3月自行辭職。回國後他曾批評廣田内閣日益張狂的對華政策，稱“國家的國格，猶如個人的人格”，應當對中國的國格給予尊重。1937年6月他因病去世後，中國《申報》等媒體曾給予其積極評價。
（文/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