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看來，宋哲元的磨蹭沒有什麼高明内涵，不過是與日本人折沖應對的一貫套路。幾年來，他殚精竭慮方得确保華北不落入日本人之手，支撐危局的重擔、不被理解的壓力與為第29軍在夾縫中求發展的責任，已經令他身心俱疲。因此在危機再度降臨之際，宋哲元多少顯得有些麻木。不過在度過最初幾個星期的迷茫之後，第29軍終于奮起抗敵，維護了自1933年長城抗戰以來的名譽，也使宋哲元得以抗日名将的身份留名青史。
第29軍軍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宋哲元（1885～1940）（視覺中國供圖）崛起于夾縫之中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間的6年，中日雙方頻頻爆發局部沖突，華北動蕩不已。也正是在這6年間，宋哲元從率領2萬殘兵困守山區的雜牌軍将領，一躍而成為掌握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兩省兩市，坐擁10萬人馬的“華北柱石”，舉國矚目的一方領袖。這當中，發生在1935年的“華北事變”，乃是風雲際會之關鍵。
當時，宋哲元是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兼第29軍軍長。1935年1月初，第29軍多次與侵犯察哈爾省境的日軍和僞滿軍隊發生沖突。但日方反咬一口，聲稱“宋哲元軍侵入熱河”，動員部隊壓境，要求第29軍歸還繳獲的武器，并不得在察省長城線以外駐軍。6月初，日本多倫特務機關屬員及商人4人途經張北縣城時，因未攜帶護照，被第29軍官兵扣留。日方又将此事渲染為“侮辱日本軍人”，要求第29軍道歉、懲處責任人，并撤退至張家口以南。
面對日方的壓迫，南京國民政府指示駐華北最高軍事長官、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妥協避讓，不給日軍以挑釁之機。兩次沖突均以滿足日方要求而告終。6月19日，國民政府還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一職，事前甚至沒有與他溝通。宋哲元于驚愕氣憤之中離開張家口，回到天津租界私宅閉門謝客。
飽受日方壓迫威脅的，并非隻有宋哲元一人。當年5月，日本關東軍和駐北平領事借口《國權報》社長胡恩溥、《振報》社長白逾桓這兩名親日分子在天津日租界内遭到槍殺，以及孫永勤部抗日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規定的非武裝區，指責何應欽及麾下軍政人員“對滿實行陰謀”“對日實行恐怖主義”。日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公開出面，要求撤換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和天津市市長張廷谔，将中央軍、于學忠所部東北軍及國民黨組織悉數撤出華北，停止一切抗日宣傳活動。第29軍著名的大刀隊在1933年長城抗戰中曾有過英勇表現（視覺中國供圖）蔣介石擔心以武力直接對抗日本，一旦引發戰争，會重演1933年長城抗戰失敗、締結《塘沽協議》的慘劇，決心繼續退讓，對日方要求照單全收。宋哲元丢掉察哈爾地盤後，第29軍也準備調往江西，但一起意外事件卻改變了局面。
6月27日，失意政客白堅武受日方驅使，糾集300多烏合之衆，自稱“華北正義自治軍”，劫持鐵甲列車炮轟北平永定門。雖然暴動很快就被鎮壓，但平津市面陷入一片惶恐，不知中國駐軍撤離後将會發生什麼。宋哲元看準機會，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斷：指示部下蕭振瀛向國民政府力陳，願意擔負起在華北與日本方面周旋的責任；同時與土肥原賢二等人進行接觸，試探日方對自己入主平津的态度。
蔣介石認為，由地方軍代替中央軍，是以退為進、維持華北主權的可行之策，同意了宋哲元的毛遂自薦。日本方面則認為，“他們（指宋哲元及山西閻錫山、山東韓複榘等人）在不歡迎蔣介石的中央集權制上是一緻的，這一點與日本軍部駐外機關的利害也是一緻的”（據時任日本駐北平助理陸軍武官今井武夫的回憶），未提出反對意見。第29軍得以順利進駐平津，接管城防。7月17日，國民政府突然以兩年前參與長城抗戰有功為由，向宋哲元及所屬将領頒發青天白日勳章，其中既有對宋哲元過往功績的激勵認可，也不乏以抗日名譽相約束、避免其過度傾向日方的意圖。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總司令。
1937年7月，由第38師副師長李文田指揮的天津保安隊準備進攻海光寺日本軍營（海峰提供/FOTOE）在此之後，土肥原賢二等日方特務分子繼續遊說山西閻錫山、綏遠傅作義、山東韓複榘等地方軍政領袖，推動其“華北自治運動”，同時向宋哲元及繼任的河北省主席商震、天津市市長程克及北平市市長袁良施壓，要求“迅速徹底取締妨礙貴我兩國邦交之團體”。
宋哲元秉持“為保大權，可舍小利”的觀點，對土肥原賢二敷衍應付，同時不失時機地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要權。他一方面明确表态，在對日交涉時，“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困難甚多，“刻下民情愈益憤昂，城鄉市鎮，議論紛纭。倡導自治者有之，主張自決者有之，一一阻遏，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撐，亦絕非空言所能奏效”，希望中央給予諒解。
1935年底，國民政府為化解“華北自治運動”，決定放手一試，撤銷以何應欽為首的中央駐平軍政機構，将華北交給宋哲元全權負責。北平、天津市長和河北、察哈爾省主席由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蕭振瀛等第29軍幹部接任，宋哲元出任具有相當程度行政自主權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并兼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第29軍軍長，登上了他軍政生涯的巅峰。
“捉摸不定”的名将
宋哲元出生于清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早年在家讀書務農，做過幾年私塾啟蒙先生。20歲時投筆從戎，用了16年時間，從士兵晉升到将軍。他長期追随西北軍領袖馮玉祥，深得後者的信任，成為其“五虎上将”（馮玉祥擔任北洋陸軍第11師師長時所指揮的5個旅長）之一。
馮玉祥治軍極其嚴厲刻薄，手下官佐稍有訛誤，便會被他打上幾十軍棍；宋哲元身為親信大将，也未能幸免。盡管如此，無論馮玉祥是聯合張作霖反對吳佩孚，聯合郭松齡、李景林反對張作霖，與李景林反目，還是聯合國共兩黨反對北洋軍閥，抑或與共産黨、蔣介石相繼反目，宋哲元始終忠誠相随。直到1930年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失敗，西北軍集團最終瓦解，宋哲元也成了光杆司令。
宋哲元本人性格寬厚誠樸、穩重又不失機變，頗受部下擁護好評，也正因此得以東山再起。中原大戰之後，退入山西南部的西北軍殘部，經張自忠等人奔走聯絡，由入主北平的張學良收編。各将領資曆相仿，便決議推舉宋哲元為領袖，一個新的軍事集團從此成型。成軍之初，第29軍缺糧乏饷，冬天連柴火都買不起，隻能讓官兵到操場上跑圈取暖。盡管如此，宋哲元依舊開源節流，厚待軍官，盡力維持團體士氣；同時對外積極交往，争取張學良、蔣介石等人的認同。
馮玉祥不甘心失敗，不斷策動舊部繼續反蔣。1931年7月，西北軍将領石友三在浦口發動兵變，炮擊南京之後掉頭北上攻打張學良。馮玉祥緻電宋哲元，要他與石友三南北呼應。宋隻在口頭應付，始終沒有行動。事變平息之後，蔣介石、張學良為酬謝宋哲元，任命他為察哈爾省主席，使第29軍終于有了地盤。
1933年長城抗戰之後，馮玉祥到察哈爾組織民衆抗日同盟軍，進攻被日僞軍占領的多倫、康保。國民政府擔心此舉會給日方以出兵擴大侵略的借口，決心予以鎮壓。宋哲元親自參與過長城抗戰，理解國民政府的苦衷，向部屬表示不願意随老長官“在紙屋裡玩火”。但他剛剛因為長城抗戰期間，在喜峰口指揮大刀隊抗擊日軍而譽滿全國，自然不願擔上“鎮壓抗日”的惡名。于是，宋哲元選擇一邊發通電要求盡快解決察省問題，一邊停留在平綏鐵路沿線等待觀望。
最終，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因内讧而失利，馮玉祥下野。宋哲元不僅保持了名聲、收回了地盤，還收編了大批流散武裝，彌補了長城抗戰造成的部隊損失，進一步壯大了軍力。宋哲元由此深信，保持模糊态度，積極敷衍應付，絕不輕易行動，才能以不變應萬變。
1935年底宋哲元出掌華北之後，他的抗日盛名頗為各界所矚目，連胡适都認為：“他們兩年前在喜峰口作戰時，曾有八千健兒為國家流過血。一個有過這樣悲壯的曆史的軍隊，是不會辜負國家的付托與人民的期望的。”但是，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宋哲元的敷衍戰略難以為繼，更何況他的地位是在日本人“諒解”之下獲得，必須有所表示。于是，宋哲元的舉措令民衆大跌眼鏡：他坐看土肥原賢二扶持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而無動于衷；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内，也大舉吸收親日分子、聘請日本人充當顧問。對待日方提出的共同修建鐵路、開放航空、開發煤礦等要求，他并不做回絕，甚至一度計劃派大将張自忠赴日考察。
宋哲元對内始終強調，他的“三原則”是不屈服他人、絕對聽命中央、對外無絲毫秘密協議。但曆史學家李雲漢也指出，他當時給予一般民衆的印象，始終是“捉摸不定，遊移寡斷”。
1933年，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在察哈爾省發起抗日同盟軍（視覺中國供圖）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和北平學聯領導并組織愛國學生數千人，舉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高喊“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停止内戰，一緻對外”等口号（文化傳播/FOTOE供圖）大廈将傾時
在當時，宋哲元暫時犧牲了抗日名将的聲譽，日本人卻不認為他是親日派。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曾評論：“日本陸軍以為宋哲元為日本買收，實則宋哲元亦支那人也，決不願日本奪取支那領土，觀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曾任日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的專田盛壽則認為，宋哲元是“對蔣對日都做出笑臉，誰也不得罪”，專以維持其在華北的利益。
從1935到1937年，雖然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政治和經濟上對日方頗多讓步，但第29軍與駐華北的日本“中國駐屯軍”依然摩擦不斷。1936年1月，兩軍士兵為進出朝陽門發生沖突，互相開槍射擊。2月，日方借口紅軍進入山西，要求宋哲元簽署“共同防共協定”。5月，日方将“中國駐屯軍”兵力擴大至1萬餘人。6月，兩軍在豐台火車站因追讨軍馬發生沖突。7月，大沽口因日軍強行進行登陸演習而發生沖突。8月，因日本浪人擅闖第29軍營房引發沖突……一年之中，幾無甯日。
面對頻發的沖突，宋哲元不是宣稱“養病”、躲到天津，就是借口“為母親祝壽”“為父親掃墓”前往樂陵，将問題交給手下應付。蕭振瀛作為宋哲元對日交涉的主要助手，專門以開空頭支票的方式應對日本人。到了無法兌現時，蕭振瀛辭職一走了之，宋哲元則以“這是蕭某人答應的，宋某人不能代為負責”為理由繼續推脫。許多事端就這樣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熱度消退後道歉賠錢了事。這一模式讓宋哲元逐漸陷入麻木，以為沒有“拖字訣”應付不了的沖突。
1937年5月底，宋哲元為了躲避日方關于允許僑民開礦築路的糾纏，再度躲回樂陵老家，将政務交給秦德純、張自忠等分别辦理。盧溝橋沖突發生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鄧哲熙到樂陵促請宋哲元返回北平，宋卻說：“隻要我們表示一下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同時命令第29軍各部“隻許抵抗，不許出擊”。
此時的宋哲元已經昧于局勢變化，沒有認識到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抗戰決心日趨強硬，也對日本陸軍中侵華“擴大派”的權勢日熾一無所知。蔣介石在7月間一再緻電宋哲元，要求他迅速到保定坐鎮指揮，星夜趕築國防工事，并提醒“倭寇不重信義”，不要再進行談判，宋哲元卻不以為然。他借着日本“中國駐屯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到任的機會與其進行會晤，表示歉意并商談“和平協議”，甚至下令撤除北平街頭的工事。
但是這一次，妥協沒有了往日的效果，反而狠狠抽了宋哲元一記耳光——香月清司本人就是“擴大派”的一員。在與宋哲元溝通議和的同時，他已經要求本土增派兵力。7月26日，日軍占領廊坊，兩天後悍然襲擊了南苑第29軍軍部駐地，副軍長佟淩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陣亡，官兵傷亡2000餘人。宋哲元戰守無措，相繼放棄北平、天津。
退出北平之後，宋哲元被委任為第1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1集團軍總司令，指揮所部沿平漢、津浦鐵路抵抗日軍。十萬之衆的第29軍久疏戰陣，連戰連敗，潰退400多公裡，到冀南、豫北才站穩腳跟。宋哲元飽受精神壓力與折磨，撤到鄭州時，終因高血壓和輕度中風卧床不起，從此辭去一切實際職務，以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身份退居四川養病。第29軍集團也随之分裂，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等将領各自成為一系。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綿陽縣城病逝，享年54歲。時過境遷，經曆了全面抗戰初期大片國土淪喪，以及汪精衛叛國投敵在南京成立僞政府的民衆，對宋哲元當年在華北與日本人的種種折沖妥協有了新的認識，坊間評論對他堅持國家主權、堅守民族氣節的一面多有正面評價。宋哲元逝世後，國民政府高度認可其過往功績，追贈他為陸軍一級上将，在褒揚令中點出宋哲元“膺冀察疆圻重任，時際艱虞，竭誠搘拄”，蔣介石也在挽聯中感歎“砥柱峙中流，終仗威棱攝驕虜；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痛元良”，對宋哲元一生功績和往日擔當給予高度認可。
佟淩閣
（1892～1937）
佟淩閣，字捷三，清光緒十八年九月初九（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陽。1913年4月，他在景縣投入馮玉祥所部直系第16混成旅，因功逐步擢升至旅長、師長等職。因為性格剛正溫和，在軍中有正人君子之稱。1926年奉系軍隊進攻控制平津的馮玉祥所部國民軍，佟淩閣統兵在南口與之血戰，自此成名。
佟淩閣是宋哲元多年的老部下，宋哲元擔任旅長時，佟即為其麾下團長。北伐勝利之後，佟淩閣任馮玉祥部第2集團軍第11軍軍長，随老長官駐紮于西北。1930年中原大戰後，又随馮一起下野，隐居于山西。1933年馮玉祥組織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期間，佟淩閣前往投奔，擔任過代理省主席兼民政廳廳長、第1軍軍長等要職。同盟軍被宋哲元收編之後，他重回宋部麾下，任察哈爾省政府警務處處長。
1935年8月，為整編數量日益膨脹的部隊，宋哲元擢升佟淩閣為第29軍副軍長兼軍士教育團團長。不過他職位雖高，但并非宋哲元集團的核心人物，也不參與重大政治決策，主要負責在南苑練兵。1937年7月28日日軍進犯南苑時，佟淩閣将部隊交給更富經驗的趙登禹直接指揮，自己則擔當督戰任務。當天中午，在得知趙登禹決定突圍、向北平城内轉進後，佟淩閣主動提出由他帶領滞留在南苑的部分軍訓大學生分開撤退，避開大路，以青紗帳為掩護北行。當日下午1時許，佟淩閣帶隊行至大紅門東北的時村附近時，遭到日軍“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的伏擊；勉強突圍之後，又遇日軍航空兵的轟炸掃射，頭部受傷殉國，享年46歲。1937年7月31日，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追贈佟淩閣為陸軍上将。因文書作業失誤，褒揚令上的“佟淩閣”被誤寫作“佟麟閣”，這一訛誤也延續至今。1947年，北平市政府決定将南溝沿大街改名為佟麟閣路。（文/王戡）
趙登禹
（1898～1937）
趙登禹，字舜誠，清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六（1898年5月16日）出生于山東曹州。1914年到潼關投入馮玉祥部第16混成旅，逐步擢升至旅長、師長等職。馮玉祥集團在中原大戰崩潰後，趙登禹所部被編入第29軍，成為馮治安第37師下屬的第109旅。1933年長城抗戰期間，趙登禹是喜峰口方向的前敵司令官，以指揮大刀隊夜襲日軍而揚名戰場。著名抗日歌曲《大刀進行曲》，即系為第29軍大刀隊而創作。
長城抗戰結束後，第29軍的編制從3個師擴充為4個師，趙登禹被宋哲元提升為新編成的第132師師長。從在西北軍系統中的資曆、地位看，趙登禹遠不及平級的另外三名師長馮治安、劉汝明和張自忠，能得此重任，完全是源自宋哲元的提攜。因此他曆來對宋忠誠有加。
盧溝橋事件發生後，趙登禹于7月25日奉命率所部馳援北平，他本人則乘汽車先行趕到南苑軍部報到。7月28日日軍進犯南苑時，趙登禹的基本部隊第132師尚未趕到，他遵照宋哲元的命令，指揮軍屬特務旅、第38師的3個團、騎兵第9師第2旅以及軍訓學生團等部隊拼死抵抗。戰鬥到中午時分，趙登禹接到了撤入北平城的命令。他在向南苑各部隊轉達此項命令後，依然先行回城，意在與正自固安開來的第132師主力及早會合。12時40分許，趙登禹坐車途經大紅門時，遭到日軍“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的伏擊，中彈身亡，享年39歲。7月31日，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追贈趙登禹為陸軍上将。1947年，北平市政府決定将北溝沿大街改名為趙登禹路。
（文/王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