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淩晨，步兵第3聯隊的安藤輝三大尉、野中四郎大尉與步兵第1聯隊的香田清貞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10多位青年将校把1483名部下召集到皇宮外西側三宅坂的第1師團駐地操場，向他們朗讀了一份739個字的《蹶起趣意書》，宣稱：由于天皇身邊存在“破壞國體、未盡肱股之道”的“不義奸臣”，日本如今已經處在了萬民塗炭、痛苦呻吟的邊緣。為了繼承“熱血先烈”的“遺志”，捍衛“萬世一系的國體”和第1師團舍身殉死的傳統，他們将“尊皇讨奸”，剪除元老、重臣、軍閥、财閥、政黨等“兇徒”，恢複天皇的絕對權力。訓話完畢之後，士兵們從值日軍官手中奪取了軍火庫鑰匙，帶着步槍、機槍等輕兵器和實彈開出營地，開始按計劃執行刺殺政府要員、控制首都核心地區、要求陸軍領導層響應他們的“報國”之舉等任務。
在大藏大臣高橋是清子爵的官邸，中橋基明中尉高呼着“天誅”，向這位資深财界官僚連開三槍，其他人也撲上去用軍刀一陣亂砍，81歲的高橋當場身亡。内大臣齋藤實子爵的妻子試圖為丈夫擋住子彈，青年軍官們将手槍探到她的身下繼續射擊，打了47發子彈，随後才放心地離開。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在自家卧室被機槍打得血肉橫飛，随後再用軍刀補上幾刀。侍從長鈴木貫太郎被正面連打三槍，子彈斜擦心髒而過，在醫院搶救了好幾天才脫離危險。被包圍在官邸内的岡田啟介首相性命幾乎不保，幸虧其妹夫兼秘書松尾傳藏主動跑進前院、吸引了對岡田的長相不甚熟悉的叛軍的火力，躲在浴室裡的首相才幸免于難。在赤坂的山王飯店，叛軍挂起“尊皇讨奸”的大旗，建立了指揮部，永田町的政府街區也被隔離包圍，一派恐怖氣象。
自1877年西南戰争以來，日本已經有将近60年未曾發生過規模如此驚人的軍事政變。更令人震驚的是陸軍高層的即時反應：陸相川島義之主動配合叛軍将《趣意書》送入皇宮，懇請裕仁天皇體諒起事者“為國盡忠的赤誠”，下诏逮捕“元兇逆臣”名單上的要人。侍從武官本莊繁也宣稱，政變者的“精神是想到了君國，故未必需要責備”。盡管在樞密院和天皇的壓力下，陸軍省不得不于27日淩晨發布了全市戒嚴令，但以川島義之的名義發布的告示依然言語暧昧地表示：“諸君的行動是出于謀求顯示國體之誠意。”戒嚴部隊也始終拒絕與叛軍做正面接觸。情急之下，擔心自己被廢黜的裕仁甚至高呼：“備馬！朕要親率近衛師團去平亂！”
直到2月28日，當參謀本部、戒嚴司令部和第1師團師團長明确表态支持天皇平叛之後，2.4萬名戒嚴部隊才開始朝三宅坂、永田町和霞關發進。29日天亮後，日本放送協會（NHK）的街頭廣播車開始不間斷地播送以天皇名義發布的《奉敕命令》和《告下士官兵書》，同時戒嚴部隊的坦克也出現在永田町街頭。叛亂部隊已經在嚴寒和疲憊中堅守了81個小時，此時終于不堪重負，開始三五成群地返回駐地。為首的20多名青年将校除去少數陸續自殺外，大多在當天下午被憲兵逮捕。7月5日，香田大尉等17人被軍法會議判處死刑。值得玩味的是，判決書中絲毫沒有提到他們的謀殺罪行，唯一的罪名是：這些軍官未經天皇批準，擅自動用了“皇軍”。“中國通”團體重要成員，“九一八事變”的始作俑者闆垣征四郎（秦風老照片館/FOTOE供圖）被稱為“帝都不祥事件”的這起軍事政變，與1928年以來日本陸軍中的“獨斷”“下克上”風氣、“皇道派”與“統制派”的政治角力，以及對中國東北和華北的侵略政策，具有直接關聯。主張“先内後外”、通過肢解和蠶食中國來達成緩解日本經濟困境的目的的統制派，經過長達近8年的經營，逐步控制了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重要職位。而鼓吹激進的“國家改造運動”、試圖通過廢除政黨政治和議會民主制來實現軍人獨裁的皇道派，由于在競争中漸漸落到下風，最終不惜通過公開叛亂來達成控制政權的目标。但無論皇道派還是統制派，在繼續擴大侵華、達成日本獨霸亞洲的目标這一問題上都不存在實質性差異。在“不祥事件”獲得平息、軍隊内部意見趨于統一之後的17個月裡，日本恰恰加快了全面侵華的軍事和經濟準備進程。而屢次遭到暗殺和政變摧殘的内閣以及外交部門，此時已徹底淪為軍人的附庸，再也無法采取任何制約措施。
在異常活躍的統制派和皇道派核心成員中，存在一個被稱為“中國通”的群體。他們大多發迹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陸軍的革新時代，有過在參謀本部中國課或駐紮中國東北的關東軍中服役的經曆。“九一八事變”前，這個團體的主要成員土肥原賢二、石原莞爾、闆垣征四郎、岡村甯次等人大多已經官至作戰參謀或陸軍省、部（參謀本部）課長、班長一級的中層職位，軍銜雖然不高，卻能左右作戰計劃的制訂和帶兵長官的決斷。正是這些“中國通”一手開創了不經上級批準擅自制造沖突事件，再慫恿上級領導人将軍事行動不斷擴大的“土肥原模式”；也正是他們将在中國東北和華北的侵略行動與對國内政治的施壓結合起來，造成了軍人勢力不斷坐大，最終控制了整個國策制訂的局面。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中國通”們已經跻身師團長一級的高級将領之列，直接參與了全面侵華的軍事行動，日後又作為日本陸軍的最高決策者加速了太平洋戰争的爆發。舊日本帝國的土崩瓦解，也正在“中國通”團體的崛起之路中埋下了伏筆。
1928年6月4日，在奉天（沈陽）皇姑屯車站附近被炸毀的張作霖專列（文化傳播/FOTOE供圖）“先外後内”
1928年6月3日深夜，時任中國北洋政權最高領導人、“安國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乘坐一輛黃色鋼制防彈汽車，黯然離開中南海，在前門火車站登上專列。這位已經在北伐戰争中被南方革命軍擊敗的奉系軍閥領袖，打算星夜兼程撤回東北老家，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争失利後那樣宣布閉關自守。4日淩晨5時30分，當列車經過位于奉天（沈陽）皇姑屯站附近的京奉鐵路與南滿鐵路立體交叉道口橋時，隻聽轟然一聲巨響，頓時火光沖天。正在第八節車廂喝茶的張作霖當場被炸成重傷，被緊急送往城内的私邸後，于上午10時死去。駐旅順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立即發表聲明，稱這一事件的制造者“無疑是南方（國民政府）便衣隊”。
皇姑屯事件，距離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尚有3年時間，距離盧溝橋“七七事變”9年。和後來的那兩次事變引發的嚴重政治、軍事後果相比，其影響似乎要有限得多。然而就主要特征而言，它已經為後來發生的一切陰謀和動蕩埋下了伏筆：事件的直接策劃者、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在未經上級批準的情況下，就敢于實施針對一國最高領導人的暗殺行動，且事後并未遭到嚴厲懲戒。在執行爆破任務時，來自日本朝鮮軍（朝鮮駐達軍）龍山工兵隊的藤井中尉承擔了埋設炸藥的工作，首開兩支駐外部隊合作實施侵略行動的先河。關東軍領導層雖然因為河本的擅自行事對其抱有不滿，但事後依然參與了對真相的掩蓋，并始終寄希望于能以在滿洲的冒險行動連帶推動内閣執行更激進的對華政策。更重要的是，河本本人正是陸軍改革派社團“一夕會”的主要成員之一，而該團體以及關東軍，正是日後臭名昭著的“中國通”群體的栖身之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曆來奉行激進侵華的“大陸政策”的舊日本帝國一度迎來了短暫的“大正德谟克拉西”時代。随着戰争結束和華盛頓條約體系的确立，陸海軍預算遭到大幅削減，激進擴張主義者的氣焰一度稍有消弭。在政治上，以立憲政友會和民政黨為核心的政黨輪替體制取代了明治年代的藩閥當國；外交上，新任外相币原喜重郎倡導“協調外交”，主張在尊重國際條約和英美兩國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對中國施加漸進的影響。1927年“南京事件”中，币原拒絕了英國提出的聯合出兵幹涉中國局勢的提議，成為日本近代史上少見的和平主義行為。直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前夕，緩和政策的影響猶存。
然而不穩定的因素也在暗中累積。藩閥政治時代，日本陸軍的人事權大體由長州藩出身的軍人把持；随着藩閥政治趨向瓦解，外省年輕将校要求改革的呼聲正愈演愈烈。1921年10月，駐瑞士副武官永田鐵山、駐俄羅斯副武官小畑敏三郎以及正在歐洲公幹的參謀本部部員岡村甯次這三位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的同學，在德國南部的溫泉度假地巴登－巴登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讨論聯合同僚一起改革軍務的細節，駐德國副武官東條英機也專程趕來參會。4人商定了關于陸軍革新的最初細節：領導人方面，應擁戴真崎甚三郎、荒木貞夫等非長州藩籍貫的高級将領；人事權方面，應設法将親近的同學故舊安排到陸軍省、部的重要崗位上，争取盡快升職；内政改革方面，應排除政黨、舊财閥等試圖約束軍人集團的行為和力量，以陸軍省、部為核心重構國家機器，動員大部分資源用于軍事擴張；對外政策方面，應以吞并滿洲和内蒙古為核心，阻止中國複興。
巴登－巴登會議結束後，4名成員各自歸國，按照預定計劃開始組建改革派團體。1927年，永田以士官學校第15到18期的同學為核心，組建了秘密社團“二葉會”；兩年後，這一社團與參謀本部作戰部内的另一團體“木曜會”合并，稱為“一夕會”。被吸收為這一團體成員的大多是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的非長州籍将校；為了在對華政策上有所建言，不少成員有過在參謀本部中國課任職的經曆，号稱“中國通”。日後橫行無忌的皇道派與統制派領袖，最初皆與“一夕會”有關。即位不久的裕仁天皇同樣對這些團體的活動表示了支持——這位對長州藩閥的壓制深惡痛絕的新天皇，正需要在軍隊中扶植聽命于自己的新勢力。
然而在陸軍連續遭遇三次大規模裁軍的上世紀20年代，這些野心勃勃的年輕将校在省、部中央機構中卻無法迅速覓得足夠的職位和上升空間。他們轉而将目光投向了東海對岸：日俄戰争結束後，日本獲準控制遼東半島（日方稱“關東州”）和南滿鐵路，并在旅順駐軍以維護安全利益，稱為關東軍。由于中國政局長期動蕩不甯，關東軍不僅未曾受到裁軍浪潮的影響，反而始終維持在1個師團、6個守備大隊以上的兵力規模。與“一夕會”有關的“中國通”們進入這一部隊後，由于其熟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以及歐美新出現的技術武器，很快為年事已高、精力不濟的中高級将領所倚重，把持了制訂作戰計劃、開展秘密諜報活動等重要權力。
皇姑屯事件，正是“中國通”團體将侵略中國的具體行動與撼動内閣的大政方針結合起來的第一次嘗試。1927年6月，與“一夕會”成員過從甚密的外務省次官森恪在首相官邸組織召開了著名的“東方會議”，決心抛棄“協調外交”，确立日本對滿洲和内蒙古的獨占權，必要時不惜“堅決采取自衛措施”。參會的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随後就與其幕僚河本大作秘密商定：一旦北伐軍進至長城線附近時，關東軍應脅迫張作霖退出關外，依附于日本經營準獨立政權，必要時甚至可以對奉軍采取進攻行動。然而首相田中義一考慮到國際壓力，明确要求不得輕舉妄動。但急不可耐的河本已經無意收手：他打算先斬後奏，先将張作霖炸斃，使東北全境陷入混亂，随後關東軍便可控制東北要地，甚至直接宣布“滿洲獨立”。皇姑屯事件的動機，蓋在此矣。
由于田中本人的謹慎态度和影響力巨大的政界元老西園寺公望公爵的幹預，皇姑屯事件并未引發太大的連鎖反應。然而迫于革新派将校和關東軍方面的壓力，田中也無法對相關責任人施以嚴厲懲戒，隻能将河本大作和時任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轉入預備役了事。1929年7月，田中義一引咎辭職。此舉意味着内閣對軍人的自行其是已經逐漸失去控制力。而從“一夕會”衍生而來的統制派軍官團體，受到此次行動的鼓舞，日益滋生出了“外先内後”的思想——以對中國東北、華北和内蒙古的侵略作為當前“維新”的重點，待取得了日本獨占海外經濟領地，再考慮在國内建立整體的軍事動員體制。1928年出任關東軍主任參謀的著名“中國通”石原莞爾，此時已經撰成了他的重要理論著作《滿蒙領有計劃》，其中明确宣稱：“滿蒙問題，隻有日本把它完全占有之後，才能得到徹底解決。”激進派軍人直接策動對華擴張，已經隻是時間問題了。
1927年6月，時任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右三）在永田町官邸主持商讨對華政策的“東方會議”（俄國慶提供/FOTOE供圖）
最臭名昭著的“中國通”之一土肥原賢二（文化傳播/FOTOE供圖）“土肥原模式”
1930年11月14日一早，濱口雄幸首相與内閣成員一起從東京出發，準備前往岡山縣視察陸軍年度大演習。一行人正在東京火車站4号月台等待專列靠近時，18歲的右翼“愛國青年”佐鄉屋留雄突然跳出，以手槍向首相的腰部和腹部連發數彈。濱口被送往醫院後勉強保住了性命，但已無法繼續工作，次年4月14日死于傷口感染。佐鄉屋在法庭上宣稱，因為濱口内閣簽署了“賣國”的《倫敦海軍條約》，他基于義憤才采取了暗殺行動。手槍的提供者是極右翼民間團體“愛國社”的成員岩田愛之助，岩田則是從與日本浪人關系密切的“滿蒙獨立”運動分子川島芳子（金璧輝）那裡得到了這件武器。幾股暗藏的逆流，至此已開始合龍。
暗殺濱口并非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陸軍激進派将校和民間法西斯分子以“實際行動”改造國家的陰謀的發端。1931年春天，被統制派軍人視為精神導師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大川周明和參謀本部俄國課課長橋本欣五郎大佐秘密開會，讨論發動政變、建立軍事獨裁政權。他們計劃動員1萬名民間暴徒，包圍國會臨時議事堂和政府街區霞關，在首相官邸等處制造爆炸，使首都社會秩序陷入混亂。随後陸軍以“恢複秩序”為名派出大軍，解散現存的政黨制内閣，成立以陸軍大臣宇垣一成為首的新政府。宇垣本人是這一計劃的知情者，甚至一度從陸軍機要費中撥出了若幹款項給大川等人。但“一夕會”的骨幹岡村甯次、永田鐵山、石原莞爾等人認為政變時機尚未成熟，加上宇垣轉而希望合法地獲得組閣權，這場“三月政變”最終不了了之。
橋本欣五郎并未因此就決定罷手。1931年8月底，他在東京會見了另一位“一夕會”骨幹、關東軍高級參謀闆垣征四郎，決定重回皇姑屯事件的模式，以在中國東北的侵略行動推動國内政壇更疊。按照他們兩人的計劃，關東軍将在當年9月底制造與中國東北當局的沖突，随後直接入侵滿洲。10月21日，陸軍的120名青年将校利用内閣對這一事件手足無措的時機，沖入國會、殺死首相和閣僚，随後請海軍元老東鄉平八郎元帥行使帷幄上奏權，提請天皇指定荒木貞夫陸軍大将為首相兼陸相，橋本、大川等人為各部大臣。但由于兩人過于亢奮，在籌備階段就放出了“關東軍即将出兵滿洲”的風聲，若槻禮次郎首相甚至裕仁天皇本人都提前警覺起來。9月11日，陸軍大臣南次郎決定派建川美次少将作為安撫使前往奉天，阻止關東軍“獨走”。得到消息的橋本立即發電報給闆垣，催促他“事已暴露，應立即斷然行動”，“應在建川抵奉之前斷然行動”。
1931年9月18日晚9時許，建川美次的列車抵達奉天。他一下火車，就被闆垣拉到柳町的“菊水”料理店接受款待。宴席還在進行中，晚10時左右，關東軍獨立守備第2大隊第3中隊的幾名軍官在柳條溝爆破了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随後出動部隊攻擊駐北大營的中國軍隊。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在闆垣和另一位始作俑者石原莞爾主任參謀的敦促下，新任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當即決定擴大軍事行動。而與此事并無直接關聯的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按捺不住興奮，竟命令麾下部隊越境進入中國境内、參與對東北軍的攻擊。若槻首相雖然認為關東軍的行動“豈有此理”，但還是勉強同意支付出兵經費。9月23日晚，陸相和參謀總長入宮觐見天皇，得到了對擅自出兵的事後裁可。隻有原定的政變因為消息走漏，在10月初被憲兵破獲。
“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劃者是“中國通”團體的核心成員闆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在擴大階段得到了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中國班班長鈴木貞一、參謀本部動員課課長東條英機等同黨的大力配合。而在随後炮制“滿洲國”以及進一步蠶食華北的行動中，則以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表現最為突出。在1931年9月22日的關東軍定策會議上，正是土肥原率先提出了“在我國的支持下，以東北四省及蒙古為領域，以宣統皇帝為首建立中國（僞）政權，并使其成為滿蒙各民族之樂土”的主張，以避免成本高昂的長期直接控制。随後又是他親自前往天津，策動溥儀前往長春就任僞滿“執政”。部分是由于該計劃的得逞，在随後對華北和内蒙古的入侵中，日軍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借重這種間接滲透與直接幹預相結合的“土肥原模式”。
“中國通”團體後期成員今井武夫對“土肥原模式”有過相當精當的概括：“首先在中國的某一地區，使土匪或密探惹起騷亂，則中國軍隊必往彈壓；待騷亂擴大、危及日本僑民時，便出動日軍予以鎮壓。”實際上，這一描述多少還失之“斯文”：在無法動用親日勢力制造中日軍隊沖突時，土肥原和他的同僚們并不憚于親自上陣。1933年元旦引發熱河戰役的“山海關事件”，便是由當地日軍守備隊直接挑起，随後由關東軍接手大規模攻擊。1935年5月的“天津事件”，同樣系由日本天津駐屯軍直接挑起。當年春天，土肥原曾經在中國華北、華南和西南各地進行了為期一個半月的“考察”，遍訪下野軍閥、失意政客以及國民黨内的反蔣分子，從中尋找可資利用的機會。日後的兩廣“六一事變”和1936年的綏遠戰事，背後也都有他的身影浮現。
不過，在1933年5月長城戰事結束後，中日兩國在華北還是迎來了一個軍事上的相對平穩期。盡管小規模摩擦不斷、雙方也先後着手擴充部隊，但畢竟有4年多的時間未曾發生大規模正面交戰。站在日方的角度，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們熱愛和平，而是三項現實困難使然：首先，經營“滿洲國”、使其成為日本侵略東亞大陸的經濟基地的計劃尚有許多挑戰有待克服，例如各路抗日義勇軍的活動、周期較長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蘇聯的戰備工作，這使得石原莞爾等“中國通”核心成員暫時無意擴大對華北的直接軍事攻勢。其次，大部分統制派成員在“九一八事變”時還隻是課長、參謀一級的中層幕僚，雖然可以在事實上左右上級的決策，但在制訂全國國防方針、擴充一線部隊、介入内閣決策等問題上畢竟還缺乏實權。他們需要一個階段來鞏固本集團在陸軍中的關鍵人事安排。最後，要達成最初設想的“先外後内”、以軍事入侵推動政治變革的目标，現有的财政和軍事資源尚不足以勝任，需要迫使内閣采取以軍事生産和動員為核心的新方針，進一步集中資源于對華入侵。正是在這一問題上，統制派與其昔日盟友皇道派産生了極其尖銳的對立，最終發展為流血事件。
恐怖競賽
1921年巴登－巴登會議的發起人之一小畑敏三郎，在“一夕會”成立後，逐步與昔日的“中國通”戰友們分道揚镳，開始傾心于左派法西斯主義者北一輝的“國家改造”“昭和維新”方案。在北一輝看來，“大正德谟克拉西”時代形成的政黨輪替體制、以财力而非武力決定政治影響力、對外尊重國際條約的路線，皆是與日本本身的民族性相悖的舶來品。其結果除去矮化了東京的國際地位外，還使國内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軍人的地位遭到歧視，是不可容忍之舉。當務之急是進行政治“維新”，“從騎在全體國民頭上作威作福的那夥驕恣不義的亡國賊手中奪回國家”。是故當務之急并非“先外後内”，而是要變革内政體制、建立天皇親政的“皇道國家”。對一批出身貧寒、深知貧富對立現實的陸軍低級軍官和民間激進分子而言，這一套理論尤其有吸引力，在軍隊高層也得到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兩位大将的默許。與統制派相比，皇道派在擴大入侵中國的方針上并無實質性差異。然而後者一旦得勢，将嚴重影響到“中國通”們建立舉國動員機制的企圖，因此統制派對此始終持抵制态度。而皇道派為了擴大影響力，開始采取直接攻擊，漸漸演變為恐怖主義競賽。
1931年的“十月政變”陰謀以失敗告終後，以佛教法西斯組織“護國堂”和部分下級軍官為首的激進法西斯分子依然汲汲于實施暗殺和爆破。1932年2月9日，激進團體“血盟團”成員暗殺了民政黨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淮之助，接着又在3月5日刺殺了政黨體制的資金提供者、三井财閥負責人團琢磨，制造了“血盟團事件”。5月15日，在大川周明等人的協助下，海軍中尉古賀清志帶着“愛鄉塾”等多個民間右翼組織的成員闖入永田町首相官邸，刺殺了76歲的犬養毅首相。由于政黨體制在頻繁的恐怖活動沖擊下瀕臨解體，政界元老西園寺公望公爵最終推薦了無黨派背景的退役海軍大将齋藤實作為閣揆的繼任者，組建了所謂“舉國一緻内閣”。在閣僚成員的安排上，既有皇道派領袖荒木貞夫、原“滿鐵”總裁内田康哉等擴張派，也有高橋是清等政黨體制的擁護者。1933年7月，東京警視廳逮捕了“愛鄉塾”“大日本生産黨”等秘密組織的44名恐怖分子，當時他們正準備暗殺内閣所有成員和元老、重臣，計劃在行動成功之後廢黜裕仁天皇，将法西斯化傾向更明顯的皇弟秩父宮雍仁親王推上天皇寶座。由于這一案件涉及皇室内部鬥争，警視廳未敢認真審理，便以“陰謀的參與者均是出于愛國動機”為由将他們統統釋放，無異于對恐怖主義活動表示縱容。
眼見皇道派的暗殺和宣傳活動影響有日益上升之勢，統制派開始采取反擊。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統制派間諜佐藤勝郎向憲兵隊告發了皇道派軍官的政變陰謀，緻使皇道派成員村中孝次、矶部淺一、片岡太郎等人被捕。雖然軍法會議以“證據不足”為由，未起訴這些人，但陸軍省還是以“在士官學校散發怪異文書”為由，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職務。皇道派對此極為不滿，認為是統制派一手制造的陰謀。1935年夏天，與統制派關系密切的新任陸相林銑十郎又借着人事調整之機，将一批皇道派軍官轉入預備役，或調離省部中樞、轉任戰地軍官。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在惱怒之下，于8月12日闖入統制派領袖、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的辦公室，持刀将其砍死。此時雙方的矛盾已經徹底激化，在接到皇道派分子雲集的第1師團将被調往中國東北的消息之後，安藤輝三、野中四郎等人決定立即發動政變，終于釀成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
1938年7月7日，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周年之際，軍工原材料已經出現短缺的日本政府鼓勵國民捐獻廢舊金屬用品（文化傳播/FOTOE供圖）“二二六事件”平息之後，自1932年“五一五”事件以來活躍異常的西田稅、北一輝、相澤三郎等人和政變主謀一同被處以死刑，長期支持皇道派的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川島義之等高級将領也被轉入預備役。統制派特别是其中的“中國通”分子終于如願以償掌握了陸軍省、部大權。對此際的日本而言，這并不意味着動蕩将就此休止，而隻是軍人集團進一步控制國家機器、徹底轉入全面侵華的序曲。1936年5月，中斷已有23年之久的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得到恢複。根據這一制度，内閣中的陸、海軍大臣兩職必須以現役的大将和中将作為候選人，而不得任命已經轉入預備役的将領。換言之，隻要現役将領沆瀣一氣、拒絕出任陸相或海相，内閣就将自行垮台。隻有獲得了軍人的認可，各部大臣的任命才能得到通過：這是軍部給政府上的第一道緊箍咒。第二道符咒是1936年8月制訂的《國策基準》，它宣稱要在東亞大陸推行“共存共榮主義”，排除蘇聯威脅、實現“日滿中三國的緊密提攜”，并逐步向南方海洋進軍。這意味着擴大侵華的方針得到了政府的鼓勵和縱容，避免與英美為敵的傳統也已經被颠覆。華北長達近4年的相對平靜，即将被打破。
1936年2月29日，參與“二二六事變”的日本步兵第3聯隊士兵在戒嚴部隊的壓力下，被迫結束對東京警視廳的包圍，返回原駐地（視覺中國供圖）1936年3月，廣田弘毅内閣的大藏大臣馬場瑛一決定全面啟動激進的财政政策，通過增發貨币和公債來籌集擴軍所需的資金。與前一年相比，1937财年全日本财政支出淨增33.7%，軍費開支增加1/3、達到14.08億日元，同時還增發了2.77億日元的公債。到這時為止，日本的陸海軍軍費支出已經達到了年度财政預算的47.3%，比“九一八事變”時淨增三成以上。這一激進舉措很快造成日元彙率暴跌、進口物資價格飙升，廣田内閣因此倒台。不過統制派猶嫌不足，在1937年5月又慫恿新任首相林銑十郎（正是1931年越境入侵中國東北的那位退役陸軍大将）通過了以備戰為指向的《重要工業五年計劃綱要》，計劃在未來5年将現有的飛機生産能力增加100%，輕武器産量增加300%，坦克産量增加150%，鋼鐵和煤炭産量分别增加到1000萬噸和330萬公升。這一計劃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了日本現有的财政和工業能力：戰争機器已經徹底無法停轉了。
無法停止的機器
1937年7月中日戰事轉入全面化之際，昔日主導漸進式擴張的“中國通”們，已經成為師團長或省、部中樞部長一級的高級軍官，配上了少将或中将的将星。前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甯次已升任第2師團中将師團長，前參謀本部動員課課長東條英機任關東軍參謀長，闆垣征四郎任第5師團師團長，土肥原賢二任第14師團師團長，就連資曆稍淺的牟田口廉也也當上了“中國駐屯軍”步兵第1聯隊的聯隊長。統制派主導陸軍省、部中樞人事的目标已經如願達成，内閣徹底淪為了軍人的附庸和迎合者。就連在“大正德谟克拉西”時代敢于監督政府和軍隊運作的新聞媒體，也變成了侵略政策的同路人：當年夏天第一撥開往華北的日軍出拔之後，《朝日新聞》社發起了“軍用機捐獻”活動，鼓勵國民踴躍捐資為“皇軍”購買新飛機。到年底為止，報社共收到捐款11.5萬日元，陸續為陸海軍購置了90架飛機。所謂“先外後内”，終于造就了“内外皆然”的局面。
事已至此，終于有人開始感到不安。曾經的“中國通”魁首、“九一八事變”和“滿洲國”的策劃者石原莞爾，因為擔心被拖入長期戰争的泥潭，一度力主推行所謂“不擴大”方針。然而在前線的牟田口廉也和參謀本部内的武藤章等後起之秀的裹脅下，他的反對意見很快被壓倒，随後又因衆叛親離而被迫辭職。在1938年1月的内閣－陸海軍省部聯席會議上，甚至出現了參謀本部反對擴大戰争、首相近衛文麿卻與陸相和海相一起要求徹底摧毀中國國民政府的罕見景象。就在幾年前，“中國通”們還曾經認為肢解和蠶食中國可以成為他們控制日本國家機器的一種實用化手段；如今，就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駕馭這架橫沖直撞、有進無退的機器了。
從皇姑屯事變到“七七事變”，“中國通”群體在日本軍政兩界崛起的這9年，也是日本在政治和社會輿論上徹底法西斯化、經濟上徹底總體戰化、文化上全面軍國主義化的最終階段。從1930到1936年，日本全國陸續經曆了20起重大恐怖襲擊事件、4起政治暗殺、5起有計劃的謀殺、4次未遂政變和難以勝數的陰謀活動，其中無一不與激進陸軍軍人和“中國通”的活動有關。他們并未設定備用計劃，亦不認為除去直接侵略和軍事征服以外，日本還有其他的發展之路可走。脆弱的“大正德谟克拉西”和“協調外交”，在這些自诩深知中國内情的軍人的精心策劃下，終于如多米諾骨牌般倒塌。日本帝國隻剩下了繼續擴張這一種可能：由東北到華北，由華北到華南，由中國到東南亞，再由東南亞到中部和南部太平洋。直至在盟國的一緻反擊下崩潰。
1946年5月3日中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審理日本的戰争罪行。曾經的“中國通”和統制派領袖東條英機、闆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武藤章、大川周明等人齊齊在列。東條等4名軍人最終被判處死刑。當他們在這一年12月24日淩晨腦袋被蒙上黑頭套、塞進絞索繩套的時候，是否也會突然想起皇姑屯、“九一八”、“華北分離工作”以及盧溝橋的那些過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