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夏之際，中日華北駐軍的實力究竟如何？日軍為何敢于挑起事變，進而發起全面侵華戰争？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需要回溯到華北中日軍隊的演變曆史，及其在上世紀30年代初的擴充過程。
國民革命軍第29軍裝備的75毫米野戰炮（視覺中國供圖）“29路軍”還是“29軍”
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部分著作中，對“盧溝橋事變”涉及的當地中國駐軍的番号，經常有介紹為“第29路軍”者，但在另一些著作中則稱其為“第29軍”。那麼，究竟是“第29路軍”還是“第29軍”呢？
主張“第29路軍”者認為：當時該部擁兵10萬餘衆，如果僅是一個軍，最多不過兩三萬人，怎麼可能超出數倍？而當時的“路軍”，是比軍高一級的指揮機構，通常會下轄兩個軍或一個軍外加數個師，這樣的單位擁兵10萬就合乎情理了。因此，該部隊的番号應該是“第29路軍”。
主張“第29軍”者倒也幹脆，直接拿出日後出版的該部隊軍史和國民政府令、軍政部令的檔案記載予以反駁。在這些檔案中清楚明白地記載着：這支駐軍的番号為“第29軍”，于1931年6月17日由軍政部正式頒發，并于同時任命宋哲元為該軍軍長。
既有原始檔案作為依據，那自然應以後者之說為準。可奇怪的是，一個最多應該不過下轄兩三萬人的軍，怎麼可能會擁兵10萬呢？這明顯不符常理。其實究其原因，主要還是與該軍的派系以及所處環境、地位等因素有關。這一切，得從1930年的中原大戰結束時說起。
第29軍的前身為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一部。當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時，反蔣一派的馮玉祥、閻錫山等被迫宣布下野，他們位于華北地區的部隊大部分由入關助蔣的張學良所部東北軍收編。在這些部隊中，由孫良誠指揮的原西北軍第2路軍和由宋哲元指揮的第4路軍合計5萬餘人先後向張學良輸誠。張學良考慮到孫良誠為馮玉祥嫡系，而宋哲元是中途加入的旁系，因此決定“用宋棄孫”，全權授予宋哲元擔負縮編這兩路部隊的責任。
為個人和部屬的前途着想，宋哲元對張學良當時提出将兩路部隊（共計12個師、35個團的番号）縮編為一軍兩師共8個團的方案表示反對。經過不斷争取，當兩路部隊奉命于1931年1月16日縮編為東北邊防軍第3軍時，宋哲元一方面采取拖延縮編時間的戰術，另一方面打壓旁系、保留自己的嫡系，使部隊在得到張學良默許的情況下，改編為一軍兩師共17個團，總計保留人數為3.8771萬人。
1931年6月17日，東北邊防軍第3軍正式改番号為第29軍，由宋哲元繼續擔任軍長，并由國民政府軍政部正式任命馮治安、張自忠為該軍所屬第37師和第38師師長。第29軍成立時，駐防在晉南地區。在當時的情況下，該軍薪饷有限（張學良隻提供1.5萬名官兵的薪饷），防區又被邊緣化，因此該軍内部仍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态。若不是馮治安、張自忠以及部分旅、團長全力擁宋，恐怕不用一年就會分裂乃至瓦解。在宋哲元的勉力維持下，第29軍苦撐到了1933年。在這一年，日軍挑起“榆關事變”，長城抗戰随即爆發。
為保衛華北，不使日軍突破長城沿線，第29軍奉命參戰。在這次戰役中，第29軍先後在喜峰口、羅文裕苦戰數月，其大刀隊夜襲日軍的報道更為全國所知。長城抗戰結束後，第29軍聞名全國，成為一支抗戰名軍。
1937年7月11日，日軍近衛師團師團長香月清司受命接替身患嚴重心髒病的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圖為趕赴部隊駐地上任的香月清司（文化傳播/FOTOE供圖）擴軍十萬之路
正當長城抗戰進行時，西北軍系的開創者馮玉祥也試圖東山再起。他招募舊部組建“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在察東地區沉重打擊僞軍，收複多處城鎮，尤其是光複多倫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蔣介石無法容忍馮玉祥以抗戰為名重組軍事武裝，因此在中日兩國談判停戰期間，調遣部隊以軍事圍剿的手段試圖消滅同盟軍。
在此情形下，馮玉祥被迫于1933年8月5日通電全國，表示“完全收縮軍事，政權歸之政府，複土交之國人”，并請宋哲元前往張家口“善後”。馮玉祥認為，已經成為抗日名将的宋哲元畢竟是西北軍故人，自己雖然在各方壓力下無法繼續維持同盟軍，但如果由宋接收同盟軍餘部，仍能繼續維持西北軍系統的存在，為今後再次崛起做好準備。蔣介石在當時也确實屬意于宋，便決定由宋出面收編。
宋哲元依靠第29軍打出了西北軍的威名，并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但畢竟在全國各路大小軍閥中勢單力孤，要想為自己求得更長遠的發展和政治資本，固定的地盤和龐大的軍事力量缺一不可。因此，對于馮玉祥的“托付”和蔣介石的命令，宋哲元樂得坐享其成。就這樣，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授權下，宋哲元一口氣吞并了同盟軍的大小828個團。
用原本的17個團吞下828個團，看上去有些像天方夜譚，但宋哲元确實做到了。
對于同盟軍的828個團，宋哲元在收編時并不是全部保留，他是在精挑細選、逐次縮編的情況下收編這些部隊的。宋哲元在取得察哈爾一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地盤後，首先要滿足第29軍的需求，尤其是完成他心目中将該軍擴編為4個師（第37師、第38師、第132師、暫編第2師）的計劃，随後再以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名義将同盟軍未消化部分陸續縮編為省防軍。經過為時一年的整編、改編和縮編，宋哲元将自己的嫡系部隊擴編為26個團，将同盟軍餘部縮編為10個團。
1935年，華北局勢日益緊張。“察東事件”和“張北事件”的爆發，加上《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的簽訂，使第29軍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當位于平津地區的中央軍根據條約南撤後，經北平軍分會批準，第29軍于1935年10月接防北平、天津兩市以及河北省大部分地區。宋哲元本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張自忠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秦德純任北平市市長，蕭振瀛任天津市市長。此時，宋哲元以第37師駐防北平，第38師駐防天津，第132師駐防保定，暫編第2師（後改稱第143師）留守張家口。
1937年7月中旬，第29軍士兵在北平街頭構築防禦工事（視覺中國供圖）
1937年7月，日本中國駐屯軍附屬炮兵準備向中國軍隊發起攻擊（文化傳播/FOTOE供圖）在獲得平、津、冀、察四地後，第29軍的财政收入呈翻倍增長，這為兼任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繼續擴軍提供了堅實的财政基礎。從1936年2月開始，宋哲元大量從歐洲進口武器裝備，擴建修械所，自産武器彈藥。部隊的發展雖然受軍政部的番号限制，但他仍在第29軍的建制下陸續增編了8個獨立旅，并以河北省政府的名義組建冀北、冀南保安隊這兩支準軍事武裝。
截至1936年12月，宋哲元麾下的第29軍已經成為一支擁有4個師、23個旅的龐大部隊，其中正規軍達到8萬人，省保安武裝力量逾2萬人，這還不包括為數衆多的武裝警察。如此龐大的隊伍，僅以一個軍的番号對外實屬誇張，卻也是國民政府應對華北複雜局勢的無奈之舉。
由于宋哲元出身西北軍系統的背景、财政上的基本獨立，以及南京中央政權對該部的顧忌和利用，第29軍在冀察平津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割據局面。加上宋哲元在軍中不斷地“去馮化”，外界對第29軍漸漸産生了“宋家軍”的說法。不過随着“七七事變”爆發，第29軍的命運最終迎來了重大轉變。
未動員的“中國駐屯軍”
日本陸軍轄下的“中國駐屯軍”，堪稱“曆史悠久”。這是一支從1901年6月就存在于中國境内的軍事武裝，起初打出的名義是驅逐義和團、“保護日本僑民”。随着《辛醜條約》簽訂，列強在中國有了合法駐軍權，日軍的這支部隊也獲得了相應的名義，在1901年10月正式改稱為“中國駐屯軍”。
按照日本官方的說法，“中國駐屯軍”的任務是“擔任帝國公使館、領事館及帝國臣民的保護”，并不承擔直接作戰任務，因此其最初的兵力隻有1650人。中華民國成立後，“駐屯軍”兵力一度減少至734人，即便到1935年初，其基本單位也隻是分駐在北平、天津的8個未經動員的“平時”步兵中隊而已，總兵力為1771人。
以如此少的兵力面對數量逐漸膨脹至10萬餘人的第29軍，理論上毫無勝算。為了鞏固華北的既得侵略成果，也為了今後發起軍事行動時不居于劣勢，日軍在扶持起冀東僞政權之後，也開始增強“駐屯軍”的實力。
1935年12月，日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喜多誠一在前往天津視察時組織召開幕僚會議，在會上制訂了一份“駐屯軍”增兵方案。1936年4月17日，廣田弘毅内閣正式下令加強“駐屯軍”的兵力。一天後，“中國駐屯軍”新編制方案正式出籠，下轄1個步兵旅團（該旅團轄2個步兵聯隊）、1個炮兵聯隊，以及戰車隊、騎兵隊、工兵隊、通信隊、憲兵隊各1個。根據頒布的新編制，“駐屯軍”總兵力激增至5774人。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駐屯軍”仍然是“平時”狀态下的非動員編制。
“中國駐屯軍”經此擴編，總兵力增加了3倍以上。但這還沒有結束：由于第29軍也在1936年啟動大規模擴軍，尤其是增強了平津地區的兵力，日軍參謀本部決定将“駐屯軍”改為“戰時”動員編制，使該部在1936年底的總兵力就突增至1.4萬餘人。截至“七七事變”爆發前的1937年6月，“中國駐屯軍”總兵力已增加至近2萬人，與中國軍隊的數量之比為1比5。考慮到日軍在火力和指揮系統方面的優勢，這樣的數量對比已經基本可以抵禦第29軍的大部分軍事進攻。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駐屯軍”在平津地區駐防已達36年之久，對該地區的熟悉度遠遠超過以客軍身份進駐的第29軍，尤其是小巷、近道的細節幾乎全數掌握，更增強了攻擊力。
不僅如此，“中國駐屯軍”雖然身處國外，但并非孤立無援。首先，“駐屯軍”随時可以得到關東軍從僞滿洲國境内的南下增援，僞滿軍隊亦可随時出動助戰。其次，“駐屯軍”可以用已經占據的沿海軍港，從日本本土調兵增援。這樣一來，表面上看起來勢單力孤，實際上已經有恃無恐，随時可以發起一場先發制人的進攻。
就這樣，1937年7月7日，戰争終于爆發了。
“七七事變”時華北中日軍隊戰鬥序列
（一）中國軍隊方面
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宋哲元總兵力：約10萬人
副軍長秦德純佟淩閣
參謀長張樾亭
第37師師長馮治安兵力：約1.58萬人
第109旅旅長陳春榮
第110旅旅長何基沣
第111旅旅長劉自珍
獨立第25旅旅長張淩雲
第38師師長張自忠兵力：約1.54萬人
第112旅旅長黃維綱
第113旅旅長劉振三
第114旅旅長董升堂
獨立第26旅旅長李九思
獨立第39旅旅長阮玄武
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兵力：約1.5萬人
第1旅旅長劉景三
第2旅旅長王長海
獨立第27旅旅長石振綱
獨立第28旅旅長柴建瑞
第143師師長劉汝明兵力：約1.51萬人
第1旅旅長李金田
第2旅旅長李曾志
獨立第29旅旅長田溫其
獨立第20旅旅長劉汝明（兼）騎兵
第9師師長鄭大章兵力：約3000人
第1旅旅長張德順
第2旅旅長李殿林
特務旅旅長孫玉田兵力：約4000人獨立
第40旅旅長夏子明兵力：約3400人騎兵
第13旅旅長姚景川兵力：約1500人
冀北保安隊司令石友三兵力：約2000人
冀南保安隊司令高樹勳
（二）日軍方面
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總兵力：約2萬人
參謀長橋本群第20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郎
步兵第39旅團旅團長高木義人
步兵第40旅團旅團長山下奉文
獨立混成第1旅團旅團長酒井鎬次
獨立混成第11旅團旅團長鈴木重康
駐屯步兵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
（文/劉怡）
牟田口廉也
（1888～1966）
牟田口系日本佐賀縣人，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第22期、陸軍大學第29期，屬于統制派軍人中的後起之秀。作為統制派核心團體“一夕會”的成員，他長期任職于參謀本部和陸軍省，擅長案牍工作而非作戰。
“二二六”兵變之後，統制派控制日本陸軍中樞。為博取更快的升職機會，成員逐步被派至一線部隊擔任指揮官。“七七事變”發生時，牟田口廉也正以大佐軍銜擔任“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聯隊長（相當于團長）之職。7月8日淩晨4時，他指示屬下一木清直大隊長對中方談判代表做出無理威脅，要求派兵進入宛平城搜查“失蹤”士兵，并要求中國軍隊讓出宛平城東門，為中方代表王冷齋嚴詞拒絕。4時23分，牟田口以電話下令一木所部攻擊中國守軍，并命令部署在今沙崗村大棗園沙丘陣地的日軍炮兵向宛平城開炮。就這樣，這位并不以謀略見長卻急于“建功立業”的統治派軍人直接引發了長達8年的中國對日全面抗戰。
繼率部入侵華北之後，牟田口廉也又以第18師團師團長的身份參與了太平洋戰争初期的馬來半島戰役，逐漸成為東南亞日軍重要的一線指揮官。1943年升任駐緬甸的第15軍中将司令官之後，他誇口稱“大東亞戰争的第一槍是由我打響，如今也應當由我來結束這場戰争”，強烈要求對英美盟軍發動正面進攻。在1944年的英帕爾戰役中，他不顧地理和補給困難，一味要求前進，結果部隊陷入熱帶叢林之中，遭到英軍痛擊。此役日軍出動9萬餘人，戰死2.6萬人，因病餓而死者竟也高達3萬人，成為一時奇聞，以至于幸存者都咒罵他為“鬼畜牟田口”。牟田口随即被解職并轉入預備役。日本戰敗後，他在東京開設“成吉思汗”料理店，繼續為自己的無能辯解，宣稱“我沒有錯，作戰失敗是因為部下無能”，直至1966年死于腦溢血。
（文/李菁、劉怡）
下令攻擊宛平城的日本中國駐屯軍步兵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左二）（視覺中國供圖）“盧溝橋事變”當日時間線
7.7
中午
日本“中國駐屯軍”第1步兵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在中隊長清水節郎的帶領下，由豐台兵營開至龍王廟，聲稱将進行夜間演習。
下午
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在市政府邀請胡适、梅贻琦、張懷九、傅斯年等20多位文化界人士開會，一方面報告局勢之緊張，一方面聽取文化界對時局的意見。
19：30
清水節郎下令部隊開始夜間演習。部分軍官和假想敵旋即到龍王廟東面的大瓦窯活動。天完全黑下來後，清水率600名官兵向假想敵所在的東方移動。
22：40
根據清水節郎的記錄，“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的一陣槍響”令他緊張起來。他馬上下令集合，清點人數。這時他發現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有人稱看見這名士兵進了宛平縣城。清水立即向大隊長一木清直報告，一木清直又以電話将情況報告給了聯隊長牟田口廉也。之後，一木清直率一個中隊士兵直赴現場。
23：40
秦德純接到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魏宗瀚和負責對日交涉的專員林耕宇打來的電話，他們告訴秦德純：日方在今晚的軍事演習中發現丢了一名士兵，以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秦德純回答：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不得進城檢查。他提議等天亮後，讓本地軍警代為尋找。如果發現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7.8
淩晨2：00
秦德純接到來自北平市外交委員會打來的電話。對方告訴秦德純：日方對他的答複不滿意，強要派隊進城檢查，否則就包圍宛平。中日雙方劍拔弩張。
淩晨3：30
秦德純接到第29軍第219團團長吉星文打來的電話，他告訴秦德純：“約有日軍步兵一營，附山炮四門及槍關槍一連，正由豐台向盧溝橋前進。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當。”秦德純當即向吉星文指示：“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争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谕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宛平縣縣長王冷齋與日方經過一番交涉後，一起進入宛平縣城。正在商議調查辦法時，忽聽城外槍聲大作。中國守軍開始還擊。天津《益世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第一時間所寫的報道中對此細節做如下描述：“（日軍）至距離約百米時，竟發炮鳴槍，沖鋒前進，于是事件之沖突，遂即開始。”
淩晨4：23
據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回憶，淩晨1點左右，他來到隔壁的第1步兵聯隊本部，見聯隊長牟田口廉也以及主要指揮官正在開會。4時許，一木清直從前線打來電話，要求牟田口廉也做出決斷。牟田口回複稱：“被敵攻擊，當然還擊！”一木又問：“是可以開槍嗎？”牟田口與其核對時間後，再度下達開火令。其時為淩晨4時23分。
（覃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