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金沖及（于楚衆攝）小細節與大曆史
三聯生活周刊：“盧溝橋事變”距今已80周年，我們都知道，引發事變的導火索是一個日本士兵的“失蹤”。回到當年的現場，還有一些曆史細節，比如第一槍由誰打的等問題，一直是史學界未能确定的。目前對于這些問題，學界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
金沖及：關于“盧溝橋事變”的經過，大家都知道：當時日本的所謂中國駐防軍隊已經強行駐紮在離盧溝橋十分近的豐台鎮，1937年7月7日夜間他們在盧溝橋附近舉行實彈的軍事演習時，突然說有一個士兵失蹤，要進宛平縣城搜查。宛平這個縣城很特别，東西是640米，南北320米，是一個長方形結構。城裡面沒有什麼街道、民宅和商店，實際上是一個軍營，是扼守北京當時僅存的唯一對外通道的戰略要地。當時已經是晚上11時左右，正下着大雨，人們一般都睡了。日軍毫無根據地提出進城搜查的要求理所當然地被中方拒絕，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軍事沖突。
這個“失蹤”的日本士兵很快就自己回來了，不過是自己去解手，但日軍仍堅持要進城。因為日軍本來在進行軍事演習，常有一陣陣槍聲傳來，天又漆黑，混亂中，誰打第一槍，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确實不容易分清楚。日方過去也有講是日軍先開的槍，後來有些人又一口咬定是中國軍隊先打的，還說是中國共産黨指揮的。
有一年，我到日本去參加一次讨論中日戰争的學術讨論會。日本一位很有影響、曾寫過一部《日中戰争史》的秦郁彥教授，在會上說不但是中國人打了槍才引起戰争，還說是劉少奇親自指揮的。我當時回答說：誰打第一槍，在當時槍聲不斷的情況下，誰也很難查得準确，至于說劉少奇在指揮，那就成了笑話了，劉少奇在1937年4月離開華北到陝北，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五六月份都在開會。7月份從延安回來，走到山西交通就不通了，無法前進。劉少奇怎麼能指揮呢？休息時，他來同我寒暄，給了我一張名片，也沒再反駁我。曆史，本來是不能為了某種需要而任意編造的。
曆史的細節重要不重要？關鍵性的細節當然十分重要。沖突發生時，已近半夜11時，天又下着大雨，人們一般都已睡了，更不知道那個日本士兵“失蹤”的事，日軍卻強要武裝進城搜查，從以往事實來看，日軍常在這類借口下乘勢搶占中國的要地，揚言不答應它就要強行攻城，把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置若無物。這樣蠻橫跋扈的态度，是每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能夠忍受的嗎？對這些關鍵性的細節，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視若無睹，卻專門要在這個在一片混亂中衆說紛纭、不容易查清的問題上大做文章，目的無非是要把人們的眼光從關鍵問題上引開，去争論那些不重要的具體問題上，牽着你的鼻子從要害處移開。
其實，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戰争，從來不需要理由，更不在乎誰打第一槍。看一看曆史就會明白：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大的戰争，包括甲午戰争、日俄戰争、“九一八事變”、中日全面戰争、太平洋戰争等等，無一例外的都是不宣而戰，這在世界曆史上是罕見的。突擊旅順口、偷襲珍珠港，都不是俄羅斯或美國先開了第一槍才發動戰争的。他如果要打，沒有理由也很容易制造一個出來。例如“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在柳條湖炸了一段鐵軌，硬說是中國軍隊發動的，并不是因為駐在北大營的東北軍開了“第一槍”而引起來的。事實真相，隻要多讀曆史就會明白。
進一步說，“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進一步加緊侵略中國，特别是要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變成所謂“日中滿親善”的“自治之本”的必然步驟。
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前，華北早已形成一派人人都能感覺到“黑雲壓城城欲摧”的肅殺氣象。令人難忘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悲壯歌聲，就是這時候唱出來的。
我們再來看一點曆史細節。日本當時駐紮在北平附近的軍隊——“中國駐屯軍”，最初不多，不到2000人，到1936年便突然增加了4000人，達到近6000人。也是在1936年他們占領了豐台，豐台離前門西南隻有30公裡，更重要的，它是平漢、平綏、北甯三條鐵路連接處。這一來，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隻有盧溝橋。一旦盧溝橋再被占領，北平便變成孤品。日軍駐紮豐台後，便不斷舉行軍事演習。起初大概個把月、半個月一次，以後就三天兩天演習；本來是白天演習，後來晚上也演習；起初是空彈演習，後來變成實彈演習。這種狀況，幾乎是不停息地進行着。
當時很有影響的雜志——鄒韬奮主編的《大衆生活》，上面登了一位從南方到北京讀書的學生寫的信。信裡說：“敵人的飛機盡在我們頭上掠過，所謂野外演習的炮聲震得教室的玻璃窗發抖，機關槍不斷地響着在打靶。這一顆顆的子彈，好像每顆都打在我們心上一樣的難過。先生，我們能念書嗎？”當時的情形，就像“一二·九”運動時蔣南翔為學聯起草的宣言中所說的那句名言：“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
考慮到那個時代背景，考慮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整個部署，那場戰争是非打起來不可的，剩下的隻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罷了。
三聯生活周刊：“盧溝橋事變”當天，當時握有部隊重要指揮權的旅團長河邊正三，正趕往山海關附近，督導駐屯軍與關東軍的協同演習，所以一些日本曆史學家認為“盧溝橋事變”本身并不是精心策劃的，他們一直強調“偶然性”，聲稱是一個偶然接着一個偶然，導緻事件不斷升級和中日戰争全面爆發。你怎麼看待這個觀點？
金沖及：對世間大事，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隻會孤立地看到一件一件具體事情的堆積，就事論事地研究和處理問題，這種思想方法往往是淺薄的、短視的，不能看清事情的根本。另一種要養成用曆史的眼光來看待和分析它，整個曆史就像奔流不息的大河，中間有起伏，但總體上是一環緊扣着一環地奔流下來的。就像長江、黃河，發源自青海，有時向北，有時向南，最終都向東流入大海，這個趨勢是不改變的。現在反觀那段曆史，中間雖然有曲曲折折，但總的來說，侵華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既定的國策，當然它不是一下子能實現的，需要有階段性，這樣一步一步發展過來的。
在法西斯國家中，日本有它的特點，它的軍國主義有曆史的原因。明治維新的口号裡“尊王攘夷”，天皇有着很強的權威性，他又有很大的封建性保留下來。明治維新，也有兩個方面。對日本來說，實現了維新、推動日本走向現代化，的确起了積極作用；但是明治維新從一開始就野心勃勃。明治元年，天皇的诏書裡面有兩句話，要“開拓萬裡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這不光是天皇一個人的想法，他的一些主要大臣，比如大久保利通，都持這樣的想法，要“揚皇威于海外”。
日本統治集團，一方面希望日本振興，另一方面，又要征服東亞以征服世界。日本一個特别的傳統是武士道，明治維新骨幹主要是中層武士甚至包括教育家，如福澤谕吉，都是武士出身，他們又是那個時代文化知識最高的階層。所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根深蒂固的。它的軍國主義能發展到那麼一個地步，與此有關。他們認為要“揚皇威于海外”，必須靠武力，以此主導一切。曾在日本受過5年軍事教育、民國時期曾統治山西38年的軍閥閻錫山也曾學着寫道：“昔以簡單之軍事立國者，今當以包羅萬象之軍國主義立國”，“苟欲生存競争于世界，舍此主義，絕不能也”。日本要稱霸東亞甚至稱雄世界，野心很大，但它是一個後起的強國，實力有限。所以從明治維新到後來一步步對外侵略擴張，很明顯地有幾個階段。1889年，北洋水師“緻遠”艦管帶鄧世昌（叉手者）與英籍總督察琅威理和艦上官兵合影。甲午戰争爆發後，鄧世昌在黃海海戰中壯烈殉國（寶蓋頭提供/FOTOE供圖）
1932年1月，進占黑龍江省的日軍士兵聚集在齊齊哈爾火車站附近（視覺中國供圖）從甲午到“七七”
三聯生活周刊：日本明治維新崛起後，與中國沖突不斷，後來是如何一步步升級為國與國之間的全面戰争？
金沖及：近代中日關系有三個裡程碑式的事件：甲午戰争、“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每次都跨進一大步。甲午戰争起因是朝鮮，日本要“揚威海外”第一個目标是朝鮮，所以明治維新一開始就是“征韓論”，西鄉隆盛的第一個目标就是朝鮮。那個時候朝鮮同中國關系密切，東學道起義以後中國應它的要求派兵，日本要征韓就得和中國打一仗。
老實講，日本人和中國打的第一仗，是不是真的那麼有把握，很難講的。甲午戰争主要是海戰，當時中國有兩艘主力艦——“定遠号”和“鎮遠号”，日本沒有。他們的軍艦小，但靈活，并且日本軍隊的訓練很嚴格。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下了狠心的。而中國，李鴻章是盡量地想要避戰。這就決定了戰争的命運。
甲午戰争對中國近代的曆程，影響實在太大。中日簽訂的《馬關條約》，賠款“兩萬萬兩白銀”，後來收回遼東半島是3000萬兩白銀，加起來是2.3億兩白銀。這是什麼概念呢？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000萬兩，也就是說，它賠掉的是清政府3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賠款這麼大，清政府日子怎麼過下去？隻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借款，向英德、向法俄借款，三次大借款，借款的結果是一切就都得聽你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強。另外一個是苛捐雜稅激增，老百姓日子過不下去嘛。這是辛亥革命發生的重要社會基礎。
那日本拿了這筆錢，幹什麼呢？85%用在軍費。大的國防，像鋼鐵廠、兵工廠用的都是這筆錢。《馬關條約》還有許多其他重要内容，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日本原來沒有想到的，這又更加刺激了它的戰争野心。
三聯生活周刊：所以甲午戰争對後來中日兩國關系的走向影響深遠？
金沖及：在我看來，中國人民族危亡意識的空前覺醒，就是從甲午戰争時期開始的。我們今天說，1840年鴉片戰争後，中國變成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這是今天的人們的看法。當時人并沒有這樣看。鴉片戰争失敗後，那時最先進的人，如《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認為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當年新疆準噶爾叛亂，一度幾乎控制半個中國，最後還不是都被平定了嗎？這次我們打了敗仗，隻要吸取幾條教訓，做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等幾條，就可以改變局面。所以他沒有覺得中國已經衰敗了。
第二次鴉片戰争失敗，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對中國人的刺激該是夠大了，但朝廷也好、士大夫們也好，看更重的是太平天國運動。戰後英法支持清政府把太平天國鎮壓下去，他們感覺到已得到足夠的補償，因為太平天國運動對他們才是心腹之患。當時的流行說法卻是“同治中興”。
所以“洋務運動”時講的是求富、自強，沒有講“救亡”。一直到甲午戰争前夜。鄭觀應該說是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出過洋，懂得外部世界，寫了一本《盛世危言》——他感覺到應該講幾句危言聳聽的話，所以叫“危言”，但是他不敢說“衰世”，還要叫“盛世危言”，否則壓力太大了。可見一直到甲午戰争前，中國人還認為中華并未面對滅亡的危機。
甲午戰争是轉折點。吳玉章回憶錄裡講，他們知道《馬關條約》後說，這實在是一個可恥的條約，以前我們是敗給西方的大國，這次敗給了東方的小國，而且失敗得那麼慘，條件定得那麼苛。他和二哥聽到消息後痛哭，那種痛苦的心情不是言語所能表達的。
1907年上海一個報紙的社論也說：現在我們應該直截了當地講“救亡”，不要再講“自強”這種門面話了。甲午戰争對中國的震動不會比“九一八”小。“九一八事變”後，愛國學生在街頭遊行，高呼“打倒日寇”口号（俄國慶/Fotoe供圖）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變”次日，日本關東軍電請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出兵增援。圖為日軍第20師團混成第39旅團官兵在中朝邊境的新義州車站登車（文化傳播/FOTOE供圖）三聯生活周刊：甲午戰争之後，日本對華戰争又是怎麼一步步發展的？
金沖及：老實說，日本當年是在未必有把握的狀況下打這場仗的，成功了，以後的胃口就更大。此後，他們的眼光就放到中國的“滿蒙”，也就是東三省加現在的内蒙古——至于外蒙，它當時還不敢跟俄羅斯打一仗。如此看來，“九一八”是必然的。
日本采取行動，也同1929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有關。日本當時對外出口占第一位的是絲織品，主要向美國銷售。美國經濟大衰退，導緻日本大量絲織廠倒閉，失業人口劇增，他們就把眼光放到中國東北。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日本電視連續劇叫《阿信》，裡面的龍三公子找不到工作，決定到中國的東北去，說“這是我們唯一的生命線”。
“九一八事變”總不存在誰打第一槍的問題吧。當時他們自己把鐵路挖一段，利用這個借口就攻打北大營。9月18日晚上打的，第二天一早關東軍就把沈陽打下來。接着，遼甯、吉林——除錦州稍晚一步外其他都拿下來了。北滿要動手得晚一點，因為日本對蘇俄還有點顧忌。
拿下東北後，一段時間裡日本主要想解決的問題仍是滿蒙。1932年成立“滿洲國”，1933年進攻熱河，也就是今天承德以北的内蒙古地區。守在熱河的湯玉麟有20萬軍隊，日本軍隊進攻的先頭部隊隻有一二百人，沒有打，就把承德占了。随後向今天内蒙古的察北和綏東推進，到百靈廟了。它是有步驟的。
也有人問，長城會戰、進逼北平是怎麼回事？在日本軍部的部署，要牢固地控制滿蒙，必須要把長城拿在手裡。長城會戰中，仗打得最狠的是古北口和喜峰口。日軍把古北口、喜峰口占領後，面前就是無險可守的一抹平原，下一步自然就是北平、天津。
熱河的迅速潰敗，受到國内各方輿論譴責，蔣介石逼張學良下野，要他負起全部責任。當時國民政府派到北平的是黃郛和何應欽。他們已經準備放棄北平，認為守不住，蔣介石和行政院長汪精衛都批準了。結果日本人要黃郛去談了一夜，最後簽訂《塘沽協定》，日本又順勢撈一把。《塘沽協定》的簽訂，放棄了長城防線，等于在事實上承認了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熱河的既成事實。
為什麼日軍不趁這個機會，把北平和天津拿下來呢？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但實力畢竟有限，沒有把握一口都吃下來，所以隻得分階段來做。在1933年時，世界法西斯陣線還沒有正式形成——希特勒1933年1月才當上總理，還沒有站穩腳跟；日軍占領了東北，還沒完全控制住；另外日本還多少顧忌英、法、美的不滿和幹預。所以，重點還在滿蒙，根本沒有想一口就把北平、天津一次都拿下，也沒有這個力量。這是第二個階段。
三聯生活周刊：從《塘沽協定》的簽訂到“盧溝橋事變”的爆發還有兩年時間，這中間發生了什麼？
金沖及：第三個階段，實際上到1935年8月，日本陸軍省抛出一個《關于對北支政策》，首先要控制東北，鑼鼓就越敲越緊了。
為什麼日軍拿了東北、拿了滿蒙，還要拿華北呢？一個原因是日本這個國家，資源十分缺乏。雖然他們占了東北，但像煤礦、鐵礦、棉花和鹽都缺乏，所謂二黑（煤、鐵）二白（棉花和鹽）。華北這一帶，有山西的煤礦、河北的鐵礦、山東到河南的棉花，山東鹽堿地多，河北有長蘆的鹽。當然，還有政治、軍事、外交、交通等方面的利益。所以就策動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要使華北脫離中國，日本文件裡說要建立“中、日、滿（洲國）友好的自治區”。
實際上就是這樣的：日本一步一步地，從控制朝鮮、滿蒙、華北再到整個中國，稱霸東亞。到策動“華北自治”時已經下定了決心要控制整個華北。不是說因為“盧溝橋事變”引起大戰，而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野心計劃的必然步驟。看曆史，要看到整個一環扣一環的不停運動的大脈絡，又要看到中間有明顯的階段性，離開這個隻看一件件個别孤立的事件，講客氣一點是膚淺，講重一點是無知。
三聯生活周刊：也就是說日本到了控制華北之後，“七七事變”是必然結果，占領華北之後下一步就是全中國了。
金沖及：是這樣的。但開始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完全料到事件發展的結果。他們有個說法，叫“對華一擊論”。有一種講法：我們刀一拔出來、威脅一下，中國人就會屈服了。從以往的曆史來看，中國的統治者确實表現不佳，甲午戰争、“九一八事變”、熱河的陷落，都是如此。所以日本的陸軍大臣杉山元對天皇說，如果一次派出大量軍隊，“事變大約用一個月時間可以解決”。但是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激烈抵抗，他們的确也沒有料到，結果就越陷越深。
三聯生活周刊：對蔣介石來說，他的底線是什麼？從“九一八”到長城會戰，他之前一直認為中日之間差距太大，要大家忍，包括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如胡适也充滿悲觀态度。為什麼到了“七七事變”，大家的認識比較一緻？
金沖及：蔣介石本來一步一步地退讓，但到後來也把他逼到底線。7月17日蔣介石廬山講話，最有名的就是那句“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話。他中間有幾句話，很值得注意。他說：“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麼我們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也就是說，蔣介石意識到，再繼續忍讓下去，下一步就要亡國了，所以蔣介石到後來下定決心抗戰，這是值得肯定的。
“七七”與全民抗戰
三聯生活周刊：以“七七事變”作為全民族抗戰的起點，何時成為史學界的共識？
金沖及：“八年抗戰”根本不是史學界的人講出來的。抗戰勝利那一年，我是高中學生，舉國上下，包括所有報紙和老百姓，一講起來都是“抗戰八年，中國終于勝利了”，沒有别的說法。這和史學界沒有什麼特别的關系。70多年來，這個觀念在我頭腦裡可能是根深蒂固。至于“十四年抗戰”的提法，我是最近兩三年才聽到的。我不反對說中國對日本侵略者的局部性軍事鬥争在“九一八事變”後就開始了，但我想“八年抗戰”的提法無法因此取消。因為這八年的全民族抗戰，無論革命的任務、聯合的群衆、打擊的目标與它以前和以後都有不同。毛澤東在《如何研究黨的曆史》中說得很清楚。從個人來說，個人的生活和周圍的一切同它以前和以後相比也有極大的不同。這樣說，可能比較慎重。
三聯生活周刊：近年來，我們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地位認識也越來越清晰，胡錦濤的講話就國民黨正面戰場地位也做出了曆史性的論斷。這一認識過程是怎樣的？
金沖及：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貢獻，以前也沒有全部抹去。北京不早就有張自忠路、趙登禹路、佟麟閣路？他們不都是國民黨将領嗎？國民黨将領中确實有很多人愛國，外敵當前時，他們為了民族的利益奮鬥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那個時候印象特别深的是看孫克剛寫的《緬甸蕩寇志》，講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的英勇抗戰事迹，很受感動，至今不忘。我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中寫到了那麼幾句：“隻有把國民黨為主體的正面戰場和共産黨為主體的敵後戰場合在一起，才能再現當年全民族抗戰的一幅壯麗圖畫。”
三聯生活周刊：專門研究國民黨作戰史的人，自發地研究了當年很多的将領和戰士，你怎麼評價他們的研究成果？
金沖及：我在1949年以前已經做了兩年大學生，那時候的報紙、雜志，都是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台灣出版的民國史方面的書和資料，我大概有好幾百冊，在大陸算是看得多的。但我在那個時代有個有利條件：可以做些自己的比較和區别。我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裡面對張自忠一直到臨死時候的狀況，還有入緬遠征軍的戰況，對台兒莊會戰，不光引用大陸人的回憶，也用了不少台灣方面的回憶，我覺得這些都可以說，但看到有些人走到另一頭去了，花園口決口，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死亡數十萬人，财産損失更無法計算，要美化、稱贊，我就覺得太說不過去了。
還有一點，不同時候、不同地方，情況也有不同，拿正面戰場上國民黨的軍隊來說，前期包括“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徐州戰役、武漢戰役，總的說打得不錯。到後來，除了緬甸戰場，胡繩的一句評論我覺得很恰當。他說國民黨軍隊基本上都是防守，你進攻來了，我要擋；你撤退了，我也就不動了。到後來豫湘桂大潰退就不像話了。另外，前期各支國民黨軍隊的表現也各種各樣，不能一概而論，國民黨軍隊裡面也有許多愛國、痛恨日本人的，這也是事實，但抓壯丁、苛捐雜稅、一些部隊的腐敗，這也是事實。不能罵他時說他一件好事也沒做過，要說他好，又不能說他一句壞話。有些人就是走到另一頭去了。他們說的，我作為當事人就覺得不是那麼回事。
三聯生活周刊：你如何評價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在抗日戰争中的作用？
金沖及：共産黨八路軍成立的時候隻有四五萬人，在那樣複雜艱險的環境中能夠發展壯大到100多萬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有的人說共産黨“遊而不擊”，如果真那樣，老百姓會跟你走嗎？你能發展嗎？老百姓為什麼支持共産黨？隻有不斷打擊日本侵略者，保衛人民的生命财産，而且能夠打勝仗，老百姓才會支持你。
另外，民族與民生這兩個革命是分不開的。白修德在《中國暴風雨》裡說了一段話，我覺得很對：中國的農民整個一生都被人看不起，受人家欺淩。他的父親把祖祖輩輩的痛苦感情轉移給他，忽然有人把他們當一個人看待，征求他們的意見，要他們投票選舉地方政府，給地方權力，叫他們來确定要不要減稅減租，問他們用什麼方法來抗日。他們怎麼會不相信共産黨呢？
抗戰到了後期，國民黨在敵後實在沒有多大作用。現在來看，投降日本當僞軍的都是國民黨的軍隊，包括有的集團總司令，共産黨連一個團投降日本的都沒有，有的話國民黨早就大大宣傳了。所以我說國民黨的功勞也不用誇大，總得實事求是。當時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三聯生活周刊：你覺得未來抗戰曆史的研究上，如何處理好發掘史實和完善史觀的關系？
金沖及：我覺得這兩點其實分不開，正确的史觀應該在掌握充分的詳細的史料基礎上形成。你史料沒有掌控多少，就在那裡苦思冥想，形成不了什麼真正有價值的見解。這些年，我們對抗日戰争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十分突出的。需注意避免的，一種是大而空，一種是小而碎。小而碎，有些還是有用的，但要優先選擇小而是重要的，以及可以從小見大的，那就更好。
（感謝實習記者曹祯、陳雅芳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