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元旦，南京新出版的《外交評論》雜志第3卷第11、12期合刊上出現了一篇奇特的萬字長文，題為《敵乎？友乎？——中日關系的檢讨》。作者署名為“國防設計委員會聘任委員徐道鄰”，即皖系軍閥要人徐樹铮的三公子。文章開篇即言：“我不是一個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據常識和事實，而做一種純客觀的真實事理的指陳，以供中日雙方的反省。”然而略知内情者不免推斷：曾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徐道鄰，雖非政壇要角，在日益密切的中德軍事、經濟合作中卻曾經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加上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頗有私交，所任職的國防設計委員會也是蔣氏為複興全國經濟而專門成立的智囊機構，故這篇長文，或許代表了蔣介石本人的意圖。嗅覺靈敏的日本媒體立即做出了反應：1935年4月1日，《中央公論》雜志專門邀請資深評論家長谷川如是閑和軍事記者伊藤正德就徐氏的長文發表評論，極言“它代表着現在中華民國最高水準的輿論”。但兩位論者同時也表示：“像徐氏這樣的現實論者……忽視了‘滿洲國’存在的嚴峻現實，對政治外交的現實勉強進行反抗。若拘泥于這一問題，中日提攜是絕對無法實現的。”
15年後，真相終于大白。蔣介石在《敵乎？友乎？》的再版前言中親口承認：該文系他在1934年秋天于病榻上親自口述，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記錄整理，再假徐道鄰之名發表。文中的矛盾言辭，正是當時他進退兩難心理的真實寫照。蔣氏一方面認為，若繼續嘗試吞并華北、抑或對中國發動全面入侵，都将超出日本現有的财力、兵力上限，并招來美、蘇等國的幹預，使日本最終自取滅亡。但另一方面，他也認為中國一向以來的對日政策存在諸多偏頗，高估了自身現有的軍事、經濟實力和國際輿論的影響，并且“當局與人民不相一緻，人民各派間不能一緻，中國國民黨與黨外不能一緻，甚而至于中國國民黨内部，更于此時因外交主張而顯現分裂，因之内亂與外患益見嚴重”，故亦無法立即應戰。最後，他宣稱“解鈴還須系鈴人”，“打開中日僵局的主動，當然在日本”。但中國也須做好“寸地尺土，不能滅亡于任何國籍之種族”的心理準備。
自陳本國過往政策出現的偏差，同時卻又以“為日本政府建言”的姿态陳說依據，自有其情感因素。自青年時代赴日留學之時起，蔣介石在心理上就接受了中日兩國的命運實有息息相關之處這一基本設定。1927年他第一次下野之後，曾專程前往日本會晤時任首相田中義一，請日方默許北伐軍直抵平津、逐張作霖出關，并“保證考慮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敵乎？友乎？》發表後不久，他又召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會面，極言“中日應該親善，是我的信念，我所尊敬的孫中山先生，是一向主張中日親善的”。按照蔣氏此際的說法，他樂見中日關系獲得改善，但“中日提攜，首當以道義為出發點”。若日方不做讓步，則和平礙難達成。
現實很快令他失望了。1935年5月，日本天津駐屯軍挑起“天津事件”，迫使中方接受《何梅協定》，從河北省撤出中央軍、東北軍第51軍以及國民黨組織，相對和緩已有兩年之久的華北局勢再度開始升溫。1936年11月，日方挑動僞“蒙古軍政府”出兵進犯綏遠省，遭到晉綏軍第35軍以及北上增援的中央軍的全力反擊，成為華北戰事全面化的序曲。1937年7月，當槍聲再度于盧溝橋畔響起時，蔣介石終于艱難地放棄了兩年前對“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的執念，決心全面應戰。7月19日，他批準将兩天前在廬山發表的談話向全國公布，“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的全國抗戰，經過近6年的抉擇，至此終于到來。
誰是“中國政府”
在1937年的盛夏，蔣介石已經可以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一言九鼎地向全黨同志以及全國軍隊下達對日抗戰的命令。然而在過去6年裡，這并非中國政局的常态。某些時候，不明就裡的歐美觀察家甚至必須追問，究竟哪一家才是“中國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到3個月，時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蔣介石為了團結在廣州另立政府的粵系中央委員，通電全國下野，由粵系人物孫科入主行政院。然而短短1個月過後，不掌握中央系軍隊的孫科因為自覺無力應對軍事和外交壓力，竟也辭職了事，改由前“改組派”領袖汪精衛接掌行政院，蔣介石則回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形成一主政、一主軍的合縱格局。此際的華北軍政大局，則主要由退回關内的張學良及其東北軍負責，中原大戰後由張氏收編的西北軍以及北上增援的中央軍僅作為輔助。即使是在張學良因熱河戰事失利而辭職，由代表中央的何應欽接任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之後，南京政府依然難于将軍事和政治勢力滲透到東北軍、西北軍勢力錯綜複雜的華北。故而蔣介石在此際的對日交涉中，往往倚重與他本人關系匪淺但和國民黨保持一定距離的政學系官僚。到了1933年，粵系重要人物李濟深、陳銘樞等又在福建發起“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3年後又有粵、桂兩省實力軍人聯合發起“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其意都在颠覆蔣介石及其軍事、政治地位的合法性。與此同時，1935年之後，在平津方面有日方扶植的冀東僞政權和基于原西北軍第29軍系統班底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形成對立，西北甘、甯、青三省和新疆則分别由地方實力派馬氏家族和背靠蘇聯的盛世才形成準獨立态勢，山西、陝西、四川、貴州、雲南亦各有地方軍人坐鎮。這還沒有計入轉戰中西部多省、始終不曾被剿滅的中共政權及其紅色武裝。南京政府雖然自稱“中央”，實際能調動的不過是數省資源。
割據政權林立、黨内派系衆多的局面，固然是北伐戰争後期蔣介石主動選擇“清黨”的結果，卻也使中國在對日交涉中，始終無法形成長期而穩定的政策。日軍大舉湧入東北的1931年冬天，國民黨居然有3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在南京、上海和廣州召開。到了日本海軍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的1932年1月底，國民黨内最具影響力的三巨頭蔣介石、汪精衛和胡漢民居然都因為内部鬥争而隐退在野，無人主事。直到1932年2月，複出掌軍的蔣介石才責成軍事委員會制訂出北伐勝利後第一個系統的國防計劃，但也隻是粗率地把全國劃分成4個防衛區和1個預備區，拟令各省部隊自行迎敵而已。1933年長城抗戰中，東北軍、西北軍與中央軍雖都曾在某一時期表現出了高昂的鬥志，但彼此間依然囿于門戶之見，缺乏配合，終緻喪城失地。而這一時期蔣介石的日記，每每抱怨“赤匪”“逆粵”的不太平，使他無法集中力量“禦侮攘外”。
正是在此背景下，1931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召開的甯記“四全大會”上喊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統一方能禦侮”的口号。中國近現代史料學會副會長、第二曆史檔案館研究院馬振犢認為：在北伐戰争以降“以黨治國”的統治路線下，南京國民政府的決策機制本質上是以其領袖（蔣介石）個人為中心的官僚機器，即所謂“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按照此邏輯，唯有使各地方實力派在軍事、經濟和行政上齊齊服膺于中央，方能形成一種舉國一緻的對日戰略。因此，從1934年起，借助日本轉而奉行相對間接的“華北分離工作”的時機，削弱地方軍人的實力，乃至以“剿共”為契機、将中央軍派入西南半獨立省份，将當地行政、交通、财政、人事各項權力收歸中央，使國民政府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政府”，便成為重要布局。
蔣介石本人甚少承認的一項事實是：在“安内”的過程中，他還希望使作為抗日領導者的合法性悉數集中于南京政府，包括以民族大義構成輿論壓力、勸誘地方實力派服從中央。
對四川的收服和經營，可以視為南京政府謀求“中央化”的典型例證。早在1934年，蔣介石便在日記中思量：四川“處處得天獨厚，可使建設為新的模範省……更可使來建設新中國”。同年秋天，由于在和紅軍的交手中兵力、财力皆已不濟，四川地方軍人領袖劉湘被迫主動邀請中央軍入川。1935年1月，軍委會參謀團進駐重慶，旋即宣布取消本省大小軍閥自設的防區；劉湘亦宣布加入即将啟動的統一法币流通體系，并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省政府主席。蔣介石對此大為得意，在這年6月底的日記中感慨：“川、滇、黔得以統一，完全入于中央範圍之中，國際地位與民族基礎皆能因此鞏固。”1935年初，他甚至親自前往四川，指揮軍事行動，并發表講話稱：“即使我們丢失了中國關内的18個省中的15個省，隻要四川、貴州、雲南在我們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敵人，收複全部失土。”短短3年後，西南三省将成為中國長期抗戰的最後憑靠。
1937年7月9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兩天，蔣介石在廬山暑期軍官訓練團開學儀式上發表演講。當月17日，他對前來廬山的100多位社會名流做了著名的《最後關頭》講話抵抗與交涉
盡管自甲午戰争以來，中日軍隊事實上的摩擦和沖突幾乎從未終止，但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變”以及次年春天的熱河—長城線抗戰，卻是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次與日軍做正面交手（不含此前東北軍和義勇軍自主進行的抵抗），結局難言理想。“一·二八”抗戰中，盡管駐滬的粵系第19路軍以及随後投入戰場的中央軍第5軍盡了最大努力實施反擊，迫使日軍四度增兵、三易主帥，但最終仍以簽署城下之盟、中國喪失在滬駐軍權而告收場。中方參戰的6萬名部隊死傷1.34萬人，日軍出動5.5萬人、傷亡5000餘人，雙方損失比為4.6比1。這還是建立在中方出動了裝備較優的中央軍且擁有地理之利前提下的。而在次年華北局部抗戰中，日寇的關東軍僅用兩星期時間就拿下了熱河全省，接着又連續摧毀東北軍、西北軍第29軍以及中央軍第17軍依托長城構築的防線，兵臨北平城下。若非特務機關策動的華北暴動未能奏效，平津在1933年就将陷落。
軍事上無力禦敵，外交談判上亦落在下風。“一·二八”抗戰開始後，緊急複出的蔣介石與汪精衛一緻拟訂了“積極抵抗，準備交涉”的應對方針。換言之，中方決意不主動與日本方面做雙邊談判，而是等待對方前來接觸。這顯然是“九一八事變”後單純依靠國際法和世界輿論解決問題的路線的延續。中方自忖武器彈藥無法自給，擔心主動與日本斷交、正式承認兩國處在交戰狀态可能招來不利後果；同時又對東京對國際組織和外界輿論的敏感度估計過高，認為中方在軍事上隻要能繼續堅持下去，英美等國一定會加以幹涉。但從實際情形看，自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日本與歐美各國之間的貿易密切度已經被大大削弱；東京自感在《華盛頓公約》下擴張欲望原本就極受壓制，如今又因各國普遍築起關稅壁壘，出口額大受影響。索性将商業利益和國際形象抛諸腦後，專心從事對中國的直接宰割。1933年2月25日，熱河戰役開始後不久，由于國際聯盟理事會通過了對日本扶植僞滿洲國的譴責提案，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幹脆退出了會議，次月又直接宣布退出國聯。而經濟動蕩的英美無意直接介入事端，遂使華北和東南的兩場局部戰争都以中國被迫屈服而告終。
幸亦不幸，由于日本軍政兩界的内部鬥争，從1933年入夏到1935年初，華北有大約一年半時間處在相對平靜的狀态。齋藤實、岡田啟介兩屆内閣決意推進方式相對隐蔽的“華北分離工作”，以間接滲透替代直接軍事入侵。1933年9月，日本新任外相廣田弘毅提出所謂“協和外交”方針，鼓吹“日滿華三國提攜互助”。而執掌中方外交實權的行政院長汪精衛以及部分政學系官僚對此做出了暧昧的回應，使日方産生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幻想。1934年2月26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幹脆起草了一份《關于日中經濟提攜之件》，獅子大開口式地設想：“日中提攜應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全面實現，此為緊要。”“由于中國正推行恢複國權運動及反對滿洲國的成立，政治性的提攜至為困難。然而，實現日中提攜并非完全無望，如以我方擔任中國事務之強有力人物為中心，推動其諸般内政工作，使之确立親日政權、打倒歐美派、清除國民黨内過激分子、禁止排日言論等，即為實現提攜之一策。”換言之，希望整個地通過變更國民政府的基本班底來達成解決外交懸案的目标，這當然不可能為中方所接受。為了試探日方的“誠意”，新任财政部長孔祥熙在1935年初向東京提出了給予财政幫助的要求，希望東京提供2億～3億元的長期低息貸款，以幫助中國實施貨币改革；或至少給予3000萬～5000萬元的紡織業貸款。口惠而實不至的日方當然不可能應允，所謂“經濟提攜”自然也成為空話。
1932年4月，從上海戰場送返日本本土的傷兵在東京火車站下車，等待被運往第一衛戍病院（文化傳播/FOTOE供圖）
1937年7月11日，日本近衛内閣在永田町首相官邸召開會議，讨論應對“盧溝橋事變”的方案。散會後，海軍大臣米内光政（左）與陸軍大臣杉山元（右）并排離場（文化傳播/FOTOE供圖）與此同時，中方也在探索除去一味妥協以外的其他可能。1934年7月，蔣介石派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訪問莫斯科，探詢同樣與日本存在安全利益的沖突的蘇聯與中國合作的意圖。1935年7月初，中方明确向蘇方詢問是否有可能締結軍事互助協定，被蘇方婉拒，但斯大林同意承諾兩國間互不侵犯，并且未來一旦中日發生沖突，蘇聯可出售必要的武器裝備。這項伏筆在前的承諾，日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曾發揮不可小觑的作用。但蘇聯畢竟無意直接成為中國的戰略屏障，故而在開展備戰行動的同時，中國在華北仍須努力維持局面。
進入1934年底，日本軍方基本斷定“蔣介石的新政策是欺騙政策”，決意再度實施武力威脅。1935年5月，日方制造“天津事件”，中央軍和國民黨組織被迫退出河北省，華北的離心傾向已經由可能變成了現實。同年9月24日，新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一項聲明，明确提出“我軍對華北的态度是：将反滿抗日分子徹底驅逐出華北；華北經濟圈獨立；華北五省軍事協作，防止赤化。”11月上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來到北平，正式向第29軍軍長宋哲元提出了實施“華北高度自治”的具體方案。
所幸宋哲元尚不至于為日方輕易玩弄。南京政府對第29軍在華北的準獨立局面，采取了姿态上默許、條件上予以助力的方針，目的是利用日本尚未公開抛棄“日中提攜”“華北自治”口号的機會，使宋哲元在前台與日方虛與委蛇，擡高時間成本，為中央政府的備戰創造時間窗。1935年，南京政府一反常态地宣布為兩年前參與長城抗戰的有功人員頒發“青天白日勳章”，第29軍高級将領多蒙此勳，士氣一時高漲。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之後，南京政府直接将華北兩省兩市的行政權統統移交給第29軍班底，使宋哲元大喜過望。
1936年初，第37師參謀長張樾亭作為宋哲元的信使，赴南京與蔣介石、何應欽會面。何應欽不僅承諾為第29軍的進一步擴編提供每個月80萬元的軍費補助，還直接撥給步槍2000支、步兵炮8門、子彈400萬發以為補充，并批準宋哲元自行籌款從歐洲購買武器。對重視基本力量的宋哲元來說，這實在是吃了一顆定心丸。宋哲元的态度既已穩定，多田駿、土肥原之流的“高度自治”遂再無操作空間。而由蔣介石的宿敵馮玉祥所部西北軍分化而來的第29軍，此後基于民族大義，始終為中央守護華北，直至一年半後全面抗戰爆發。
軍事應戰，經濟應變
自民國初年軍閥混戰大開以來，中國兵多、兵弱、财政耗費無度的局面就成為曆屆政府的極大挑戰。北伐結束初期，南京政府初步統計全國各派勢力共養兵220萬人，每年須花費軍費8億元，是全國總稅收的1.6倍。1929年初，以德國顧問馬克斯·鮑爾上校提出的整編方案為基礎，國民政府初步決定将全國軍隊縮編為65個師、8個騎兵旅、16個炮兵團、8個工兵團，合計共80萬人，軍費開支控制在年均稅收額的40%左右。然而随着中原大戰的爆發，這一希望很快化為泡影。1934年底，軍委會再度制訂了整編計劃，預定先從編制調整着手，将全國陸軍100多個師統一改為兩旅四團制。到1938年為止，将編練三批共60個調整師（甲種師），用于對日正面作戰；另外再編練60個用于後方綏靖的整理師（乙種師）。但實際隻完成大約1/4的規模。
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時為止，在中央軍編制内實際已編練好37個師（其中17個甲種師、19個乙種師、1個騎兵師）、5個獨立旅、1個騎兵旅和1個炮兵旅。另外廣西的粵軍整編為10個乙種師和2個獨立旅，廣西的桂軍整編為7個乙種師和近20個民團，湖南的湘軍整編為7個乙種師和另外6個舊式六團制師，川軍有23個師（含6個乙種師）和10個獨立旅，雲南的滇軍有6個步兵旅、4個補充團和18個獨立營。華北方面，老西北軍系統的餘部還剩下16個師（其中1個甲種師、5個乙種師、2個騎兵師）和11個獨立旅，東北軍剩餘10個乙種師，晉綏軍則有11個師和12個獨立旅。規模上相較北伐時期已有相當縮減。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後，在陝北的紅軍主力改編為第八路軍（第18集團軍），下轄3個兩旅四團制的乙種師；在南方8省的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為新編第4軍，編制上未做更新。
整軍練兵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是中國軍事工業基礎的薄弱。若以步槍、輕機槍和子彈的産量而言，兵工署直轄各廠的年産量即可與日本相當，然而規格極不統一，火炮、汽車、飛機等技術兵器的産量更是微乎其微。為解決此問題，國民政府自1928年起即聘請“一戰”德軍将領充當軍事顧問，為中國規劃國防方案。1934年，中德兩國代表在廬山簽署了著名的《合步樓協議》，中國通過德商合步樓公司（HAPRO，“工業産品商貿公司”的德語字頭縮寫），用鎢、銻、錳等戰略物資向德國換取工業産品和軍火。德國政府和國防部将各向中國提供1億馬克的無限期周轉貸款，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籌建冶金、燃料、機械、電氣、化工等17個重工業廠礦，兵工署理化研究所甚至還計劃在法本化學公司的協助下于南京郊外修建一個芥子氣工廠。
進入30年代中期，德國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于美國；中國也成為德國軍火的大買主。1936年，德國向中國出口的武器裝備占其武器出口總額的28.8%，長期依賴輕武器的中國軍隊也迎來了第一批現代化榴彈炮、輕型坦克、魚雷快艇、标準化的重機槍、中型轟炸機、規格統一的鋼盔和通信器材等一系列作戰物資。盡管原定的裝備40個德式裝備甲種師的計劃到抗戰爆發時為止僅進行了1/10左右，但在淞滬會戰中依舊發揮了重大作用。尤其有價值的是，最後一任德籍軍事總顧問馮·法肯豪森中将（AlexandervonFalkenhausen）在1935年8月曾經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對未來對日作戰中的防禦方略做了規劃。其中明确提出：華北地位至關重要，最初的抵抗線應盡可能向北推進，以黃河為憑靠，力争延緩日軍南下的時間；由于海岸線較長而防禦薄弱，東南沿海地區的失陷隻是時間問題。為長期抵抗起見，中國軍隊應利用好華中内線位置，做長期抗戰的準備，同時在西南經營新的工業基地和對外交通線。日後這些建議在實戰中皆有應驗。
與整軍同樣棘手的任務是整合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财政資源。1928年之前，北洋政府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央行，繼承大清銀行辦公地和資産的中國銀行，其中官股僅占不到1.5%。向來為北京政府倚重的交通銀行，其中官股占比也僅有5%。盡管早在1914年就确定了将銀元作為本币，但民間依然通用銀兩，混亂不堪。1928年國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央銀行并以行政手段入股中國、交通兩行之後，即着手準備廢兩改元、回收白銀、發行統一的紙質貨币。至1935年11月，法币改革終于啟動，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共發行14億元，其中約4億元系在華北發行，阻止了貴金屬流入日本勢力範圍。加上1933年從美國獲得的5000萬美元棉麥貸款和向英國出售白銀所得的收入，中國政府在1937年積攢起了價值3.8萬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彙。上海淪陷前，庫存銀洋和紙鈔絕大多數被成功轉移到香港和内地，成為到1938年底為止的軍費基礎。
從1931到1937年，盡管中國缺乏重工業基礎、鋼鐵産量低迷的固有困境未能獲得根本性扭轉，但在南京政府有意識的規劃和經營下，全國鐵路裡程由7876公裡增加到1.1419萬公裡（不含外商直營及東北），公路裡程由1928年時的2.91萬公裡增加到10.81萬公裡，發電量年均增長9.4%，煤炭産量增長7%，年均工業增長率接近8%（不含東北）。對日作戰，終于有了最起碼的經濟和财政條件。1935年出任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總顧問的亞曆山大·馮·法肯豪森中将（視覺中國供圖）統一戰線的興起
中國共産黨領導和參與對日抗戰的主要行動，可以追溯至“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連續發表兩次宣言，譴責日本強占東三省的暴行，并決定采取軍事、政治兩手回應。在軍事上，由中共滿洲省委派遣幹部、學生到日軍占領區後方組織遊擊隊，利用東北全境抗日義勇軍普遍興起的時機，對關東軍及其附庸勢力實施直接打擊。在政治上，廣泛發動工農群衆和知識分子，以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方式，間接打擊敵人的經濟和輿論力量。
軍事鬥争開始之初，由于滿洲省委采取了過于激進的路線，在城市罷工、遊行中過早暴露了力量，同時呆闆地要求一面從事遊擊戰、一面進行土地革命，在力量明顯占優的日僞當局的破壞下發展極為艱難。有鑒于此，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滿洲黨組織發出了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提出超越階級視角，“盡可能地造就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力量，共同地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争”。自那以後，東北的紅軍和遊擊隊開始改組擴編為規模更大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總數近萬人。
1935年6月3日，中共中央駐共産國際代表團發出《六三指示信》，更具體地提出：在對日抗戰中，需要實行全民反日統一戰線，構築不分黨派、階級、民族的一緻抗敵力量。在這一指示引導下，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通過吸收義勇軍餘部、會黨武裝和地方團練，改編為新的東北抗日聯軍，至1937年共編成11個軍，總數近3萬人，其中約1/3是統戰性質的非黨抗日武裝。從1936年春到1938年冬，抗聯在全東北70多個縣發起遊擊戰和交通戰，牽制了日僞軍隊數萬兵力，與關内的全面抗戰形成了呼應。至1940年冬，由于日軍的連續進剿和強制合并居民點破壞了抗日武裝活動的基礎，抗聯餘部退入蘇聯境内，後改編為蘇聯遠東方面軍獨立步兵第88旅。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後，該旅參與了對東北的反攻。
在東北境内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嘗試，為團結和争取南京國民政府，實現國共再次合作、一緻對外做出了預演。1935年10月1日，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在法國創辦的《救國報》刊登了兩個月前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明确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内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1月28日，抵達陝北的中共中央以朱德和毛澤東的名義發表《抗日救國宣言》，并在随後的瓦窯堡會議上再次确立了以成立“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現階段的主要任務。
1936年1月4日，在《救國報》正式刊出題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可能嗎？》的社論之後不久，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進行了初步接觸。緊接着，宋子文、陳立夫等國民黨要員也通過信使與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立了直接聯系。盡管其間的幾輪談判未能達成實質性協議，但雙方在允許中共合法存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等問題上達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識。1936年9月，黨中央下達《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提出當前建立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一年前的“反蔣”到“逼蔣”，已經為最終的“聯蔣”指明了方向。而國共兩黨間的秘密談判，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前的1936年11月。
1936年12月，中央軍第13軍奉命北上綏遠省，支援晉綏軍反擊僞蒙古軍進犯的行動。圖為第13軍軍長湯恩伯（中）在前線（視覺中國供圖）影響力更大的則是在國統區城市，尤其是日軍威脅下的華北開戰的救亡宣傳運動。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的組織下，北平學聯發動數千名大中學生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國民政府的對日綏靖政策，要求停止内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争。12月14日，遊行再度舉行，并逐步擴展到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毛澤東後來評價稱：“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幹部，“是‘五四運動’以來最偉大的群衆運動”。
1937年7月，北平廣安門外一處被日軍炮火擊毀的民宅（東方ic供圖）“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1936年夏秋之交，已經曆“二二六兵變”沖擊的日本政府開始做以“柔性”手段解決華北問題的最後一輪嘗試。當年8月，廣田弘毅内閣開出了解決華北“懸案”的終極條件：中日兩國間簽署軍事同盟條約；冀察政務委員會聘用日本人作為最高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允許日方不經南京政府批準開設通往華北的民航線路。蔣介石的回應是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聲明：“任何國家要來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并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否則，“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當年11月，日軍唆使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和熱河地方軍人李守信麾下的僞蒙古軍進犯綏遠省，遭晉綏軍傅作義部擊退。這是“盧溝橋事變”前最後一次沒有日本正規軍參與的邊界襲擾。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以“兵谏”方式要求蔣介石盡快停止“剿共”、聯合全國各界一緻抗日。12月25日，在同意張、楊以及參與調停的中共提出的主要要求之後，蔣介石獲得釋放。這場事變的和平解決，也為開啟國共第二次合作鋪平了道路。蔣介石獲釋的當晚，被關押在江蘇省第一模範監獄的前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聽到了響亮的鞭炮聲和歡呼聲，他後來告訴秘書鄭超麟：至少在團結全國抗日這件事上，蔣并非“獨夫民賊”，而是有他的“群衆基礎”。中國全面對日抗戰的政治和民意基礎，至此已經徹底形成。
而策動“華北自治”未果的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也在做重新轉向直接軍事入侵的準備。4月16日，林銑十郎内閣四相會議通過《第三次華北處理要綱》，決意不再尋求與國民黨當局建立“防共軍事同盟”，而要加快推進華北五省徹底脫離中國。“中國駐屯軍”的增兵步驟，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打響“盧溝橋事件”第一槍的“中國駐屯軍”步兵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後來承認，他在1937年春天就已經制訂好了奇襲盧溝橋、宛平城和南苑的計劃，并且頗感自豪。7月7日在龍王廟附近“演習”的日軍，在出發前每人攜帶了160發實彈。在那名因解手而掉隊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後，日軍并未就地展開搜尋，而是立即馳往平漢鐵路盧溝橋車站和附近的制高點一文字山（可用作炮兵陣地），控制了這兩處交通要隘、設置好火力點，随後才裝腔作勢地到宛平城附近“尋人”。而在實彈“演習”開始之前，日軍已經直接或間接控制了北平城以北、以東和東南方向的交通要道，隻餘盧溝鐵橋所在的平漢線。速戰速決控制平漢鐵路起點的行動，隻差一步即可完成。
而中方的全面抗戰計劃，此時也已經大體成型。1936年6月，蔣介石告訴财政部聘請的英國專家弗雷德裡克·李茲-羅斯，一旦戰争無法避免，他決心以空間換取時間，在第一階段遭遇戰結束後逐步向内陸撤退，依托西南省份做長期抵抗，以待英美盟國的支援。同年10月，國民政府高層在洛陽會議上确定了節節抵抗、進行持久抗戰的方針。蔣介石宣稱：“我們要以逸待勞，以拙制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耗敵人的力量。”1937年3月20日，他又以大本營大元帥的名義發布《國軍作戰指導計劃》，規定：“國軍部隊之運用，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之基本主旨。各戰區應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計劃，以完成其任務。”
一個是蓄謀已久，一個是最終奮起；一個旨在畢其功于一役，一個做好了苦撐待變的準備。從“九一八”到“七七”的将近6年間，中國政府曾經嘗試了一切以非軍事手段化解沖突的方式，最終無一奏效。“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然而日本軍人和政客永無止境的貪欲，最終将中國這個東方大國逼到了最後關頭。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決心用血肉築起新的萬裡長城。
這場“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全民族反侵略戰争，至此終于到來。1937年9月，美國記者在陝西雲陽拍攝到的等待改編為八路軍的紅一方面軍一軍團戰士。他們頭戴繳獲的日式軍帽，手持太原兵工廠仿制的湯普森M1921型沖鋒槍（視覺中國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