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884年的山東人石敬亭，早年曾任馮玉祥西北軍系總參謀長，中原大戰後下野，托庇于坐鎮平津的昔日同僚宋哲元。由于石敬亭在華北軍界廣有人脈，又是第37師師長馮治安的兒女親家，因此被宋哲元安排擔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與日方做外交周旋。他在7月28日這一天的手足無措，正是華北軍政高層對“盧溝橋事變”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性估計不足的一個縮影。日後第114旅旅長董升堂回憶：盡管早在1936年初就确定了對日積極備戰的方針，但由于宋哲元對自己的縱橫捭阖之術過于有信心，加上一年前解除了與南京政府關系密切、深為日方所忌憚的天津市市長蕭振瀛的職務，他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依然做出了“鎮定處置，相機應付”的指示，要求部隊竭力避戰，争取局部解決。7月11日，中方代表秦德純一度與日軍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久太郎達成《現地協定》，試圖以大範圍的妥協退讓換取日軍終止進攻。甚至在29日抵達保定之後，宋哲元依然派人通知松井：他已經按照協定撤退北平駐軍、改由保安隊接手城防，雙方應盡快停戰。
徘徊在和戰之間猶疑不決的，還不止宋哲元和石敬亭。7月1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廬山對158位社會名流做了題為《最後關頭》的内部談話，宣言“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然而他并未批準将談話全文向新聞界披露。前一天傍晚，在審讀過由《中央日報》社長程中行起草的談話草稿後，蔣在日記中不禁自問：“此宣言發表，其影響究為利為害？”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則明确認定“和平仍須努力求之”，21日他緻函蔣介石本人，再三陳情“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甚至到了8月6日，剛剛被提名為國防參政會參議員的胡适還在建言“近衛内閣可以與談，機不可失”，指望中日能繼續維持“五十年之和平”。
在2000公裡外的東京，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同樣對“和平”解決“盧溝橋事變”信心十足。1931年，正是身為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的石原策劃了入侵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并一手炮制了竊踞關外的僞滿洲國。時隔6年，他依然傾心于兵不血刃、仰賴漸進蠶食的“不擴大”方針，以免原定用于對蘇“北進”的大軍被早早牽制在中國。7月8日傍晚，石原從三宅坂的參謀本部辦公樓向中國駐屯軍司令部發出指示，要求“防止事态擴大，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首相近衛文麿随後在四相會議上對這一方針做了追認。7月9日夜間，在得知永定河兩岸的中日軍隊已經實現局部停火後，石原高高興興地告訴戰争指導課長河邊虎四郎：“要想解決問題，還是不使用武力為好，讓陸軍省去了結吧！”随後就下班回家睡覺了。
幻覺僅僅維持了不到24小時。7月10日一早，在石原回到三宅坂之前，參謀本部第二課（作戰課）和第七課（中國課）的兩位課長武藤章以及永津佐比重已經以各自部長的名義起草了一份新的備忘錄，要求增調關東軍的2個旅團和朝鮮軍的1個師團馳援平津，并從本土加派3個師團的兵力在華北沿海登陸，以“掃除禍根”，“避免帝國威信掃地”。這一方案在規模上甚至超過了當年年初參謀本部估計的在華北全面開戰所需的部隊數量，令剛剛回到辦公室的石原大感震驚。然而武藤随即就以一句語帶譏诮的評論瓦解了這位上司希望争辯一番的鬥志：“我們不過是以前輩您在‘滿洲事變’中的所作所為作為榜樣啊！”
“九一八事變”前後，正是石原莞爾、闆垣征四郎、岡村甯次等當時的課長級軍官開創了日本陸軍的“下克上”傳統。他們擅自僭越職權，派出小股部隊挑起中日軍民間的沖突，随後慫恿上級增兵，将一軍、一地的騷動擴大為對中國一省甚至幾省的大規模入侵，再脅迫内閣加以追認。在20世紀30年代彌漫全日本的擴張主義狂熱中，如此膽大妄為的“獨走”非但不曾遭到任何懲戒，反而被視為值得贊賞的英雄行為。無怪乎武藤章這樣的後輩也對上司們曾經的“勳業”豔羨不已，時刻希圖加以效仿。而已經官至更高位的石原等人，盡管逐漸生出了“防止事态擴大”“以不使用武力為好”的“理智”念頭，卻完全無力承擔做出否決所需的巨大代價——否定下屬們今日的“下克上”，意味着也要連帶抛棄自己賴以成名的榮光之路，與陸軍中的多年同僚分道揚镳，并承認過去7年裡由自己主導制訂的對華侵略政策存在唐突之處。機會成本之高，甚至連以“帝國陸軍的異端兒”自居的石原也感到恐懼。他最終在備忘錄上簽署了贊成意見：中日之間的全面戰争，遂已不可避免。
曆史行程潛移默化的演進，須以每一當事人的具體言行作為依托；然而作為有機體的民族國家的行為邏輯，卻遠不止是一系列當事人意圖的簡單疊加。在1937年7月的盛夏，宋哲元、胡适、石原莞爾們對控制沖突所抱的期待，與中日兩個亞洲大國對彼此的民族利益及其實現形式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認知探究相比，顯得如此單薄而徒勞。
造成這場決戰的關鍵要素，早已埋藏在近代中國從思想到行動建構民族國家認同的漫長進程中，埋藏在“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謀求全國政治、經濟統一以及國共兩黨動員社會輿論的不懈努力中，埋藏在日本軍界對“下克上”和“獨走”模式之以小博大收益的沉醉中，甚至也埋藏在1933～1937年華北軍政要員尋求暫時穩定局勢而未果的失敗嘗試中。盧溝橋的槍響，既是導火索，更是曆史演進的最終結果。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原東北軍将領馬占山最早打出“抗日救國”的旗号。他所發起的義勇軍的一部分，日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所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之一。田漢、聶耳在1935年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後來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數千人喊着“停止内戰，一緻對外”的口号走上街頭，将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1937年2月，國共兩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談判在西安開啟。抗日救亡，已不再是一個黨派、一個政府之事，它正成為團結中華民族一切進步力量的一緻目标。
素有“中國通”之名的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闆垣征四郎等日本陸軍将領，每每自得于其自诩的“知華”才能，對這種隐微不顯、卻從未停歇的宏大曆史行程則惘然無所知。他們單單看到了華北軍政負責人與南京政府之間的具體利益分歧，看到了泱泱大國孱弱的工業實力以及軍隊的單位戰鬥力與日本之間的巨大差距，看到了少數中國失意政客、軍人企圖投靠外夷以謀再起的野心，滿以為“九一八”和“滿洲國”模式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甚至到了平津戰事已經趨于全面化的1937年7月下旬，自認為屬于“不擴大派”的岡村甯次依然在日記中判斷：“在這一事件的背面，蔣介石對第29軍這一地方部隊的實力因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興的。這是中國人自古常用的手段。”對長期以來的肢解和蠶食政策的迷信，使“中國通”們喪失了将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民族和國家加以嚴肅審視的能力。一葉蔽目，不見泰山，此之謂也。
從這個角度看，這些精通漢語、對陰謀詭計知之甚詳的日本軍人的眼界，甚至比不上上海的一位普通中國新聞人。在1937年7月18日出版的《申報》每周增刊上，編輯吳景崧以“杜若”為筆名，發表了題為《國人對盧溝橋事件應有之認識》的評論，明确指出：“中國無論怎樣退讓，也沒有可了結的時候。”“我們隻有集合整個的力量，才能禦侮救亡；我們也隻有嚴整全國上下一緻的步調，才能獲得外交上、軍事上的勝利。”“我們全國現在均已不把這件事當為地方事件，而把它當為全國安危所系的重大事件……我們今日整個民族的唯一出路，隻有集合起來共赴國難。”與一天前蔣介石在廬山所做，但尚未向全國公開的《最後關頭》談話相比，内涵何其一緻！在這個決斷時刻，中國從最高領袖到普通民衆，皆已做好了犧牲到底的心理準備。
以北平盧溝橋為起點的這場戰争，上承1931年的東北“九一八事變”，下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勝利，是現代中國曆史的最重要篇章之一。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以3500萬軍民的流血犧牲和超過6500億美元（按1945年美元币值估算）的經濟損失為代價，為中國赢得了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地位，更在于通過漫長而艱苦的戰争，完成了中國人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再造。
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通過《抗戰建國綱領》，正式确認中國将以對日抗戰為契機，達成消滅帝國主義侵略、奠定憲政基礎、整合國民經濟與啟迪民智的四大目标。這四項目标在戰争勝利之後，部分又以《和平建國綱領》（《共同綱領》）的形式進入1946年的舊政協決議，成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遺産。如同後來投筆從戎的詩人穆旦在1941年12月中國對日正式宣戰後寫下的那首詩——《贊美》：“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感謝鄒德懷先生為本組文章提供個人收藏照片）1933年初，頭戴英式鋼盔的第29軍官兵在羅文峪長城集結，準備構築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