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學界有過一場關于“人文精神”的讨論，最開始的時候隻是幾位上海學者座談的形式，發言被整理成文字在雜志上發表，專門談人文精神的失落。到了1993年、1994年，整個讀書界都被這個話題吸引了，參加讨論的人數之多讓人驚訝，其中很多是學界非常優秀的人物。我不很習慣标語口号式的讨論，因為實際意義不大。當時看到“人文精神”變成行話，心裡好不以為然，但是我沒去《讀書》發聲，擔心我用嘲笑的口吻來說這麼一個崇高的話題，好像不大禮貌。
隻有個别人公開提出了批評意見，其中，王蒙的觀點特别銳利。他說，你現在說什麼精神失落了，就好像以前我們是有的。史學家朱維铮還發問：究竟什麼是人文？什麼是精神？這兩個詞搭配起來是什麼意思？我覺得這兩位前輩學者批評、質疑的聲音屬于少數，更多的人還是接受了“人文精神”這個标語口号。
熱潮過去兩三年後，我寫了一篇文章，《“人文精神”？——批評的貧困》。我毫不客氣地說，“人文精神”這種概念亮晃晃的，實際上指涉不明，是水面上的油污，還不如去掉。我不想與呼喚“人文精神”的朋友發生正面沖撞，把它發表在了一個不太有名的以書代刊的雜志上，後來收到了文集《破碎思想體系的殘編》裡。
這個話題留下來的思考其實是特别多的。在我國，人們容易被所謂的熱門話題牽扯，這是不是說明我們缺少鑒别力，還欠成熟？我在英國讀英國文學，感受特别深的是，比較空泛的言論在英國不會有市場。為什麼呢？報刊往往對具體問題展開充分透徹的讨論，普通的讀者群體就養成了一種很好的鑒别力和感受力，脫空的、極端的言論沒有人聽，有關宏大問題的讨論自然而然也會被敬而遠之。一個國家擁有一大批成熟的讀者，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在公共領域就具體問題表達自己的意見，這真是太重要了，是公共社會得以形成的先決條件。
我在想，呼喚“人文精神”是不是當時的市場化引起的焦慮？任何社會都有悖論，我們的社會尤其如此。那些年，過去地位較高的人文學科随着市場化進程的一步步加深，變得有些邊緣化了，而經濟、管理、MBA變得吃香。于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好像有點失落和焦慮。文化界、出版界、學界出現的一些情況（比如知識分子“下海”、出版社追求經濟利益、學生報考不積極等等）讓他們感覺不太舒服，但又無法很明确地說出來那是什麼，于是指認“人文精神”的失落來為之負責。
也有學者提出“拒絕投降”這樣的口号，我是完全理解的，有骨氣當然是好的，不過也要防止扮演英雄角色。我比較喜歡錢锺書那種看世界有點幽默的态度，人要對自己開玩笑，不能太把自己當回事。他特别看重的是人和人交往中非常細小的東西，能默會于心就好。
藝術家、小說家要對細小的東西非常敏感，創作出來的作品才會細膩感人。從事批評的人也是這樣。細枝末節能夠起到最有效的人和人之間的溝通，一個社會存在着相對比較共同的細膩感覺的話，它就會有一個相對堅實的基礎。也因此，對宏大問題的讨論一定要警覺。
1996年是蠻有趣的一個年份，“人文精神”的讨論告一段落，有一本書出版，叫《人文精神尋思錄》。尋思，就不免有點很沉重的樣子。那一年，我在三聯書店出了第一本書，叫《麻雀啁啾》。董秀玉先生當時好心打電話問我，要不要換個書名，好像不太符合我們傳統的審美。我以為麻雀這小鳥長得不漂亮，還唧唧喳喳讓人有點心煩，它們胸無大志，沒有想到去救世界，但是有什麼不好呢？我國很多傳統文人喜歡把自己比為鵬鳥，自勵的同時也在自美，他們往往不願意做社會普通成員該做的事。我們總喜歡說鴻鹄之志，為什麼北大校長要鼓勵大學生做鴻鹄？激發年輕人的興趣和愛好，不是更重要嗎？我特别想為燕雀平反，我覺得一個社會中很多人樂于做燕雀，這個社會才會比較平安。
我是1991年年初正式到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英美文學室上班的，那時候我對同事說了一句中國語境下的怪話：我不是知識分子。近日黃梅告訴我，她還記得此事。這句話其實有一個蠻複雜的英國背景，“知識分子”這個詞背後暗含着從抽象的理念出發看事情，有一點不切實際的、一種比較左派的生活态度，比較喜歡思辨，比較把自己當回事。不過人總是會變的，我還是很欣賞薩義德的《論知識分子》。（黃宇攝）
掃一掃二維碼聽陸建德講述他如何在中國研究外國文學我可能會受到經驗主義的影響，比較看重亞裡士多德所推崇的“實踐的智慧”這個詞，中文翻譯過來叫“明智”，它不是建立在一個理論的前提下，而是在無數細小的具體事例上積累而成的。這種智慧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來自無數閱讀和待人接物的經驗。90年代中期，我在《讀書》上發表了一篇相關的文章。這跟我不太喜歡“人文精神”的讨論也是有關系的。有時候，理念會引領我們，但我更希望看到具體的、切實的文字，它們的含義如此生動、豐富，無法歸結為一個理念。我理論思辨的能力也差一些，喜歡從細節上做文章，盡管做得不如人意。我相信，真正好的批評都是從細節入手的，理論大師的論著也是這樣，福柯、德裡達莫不如此。大的話題，不宜莽撞進入，不然往往是不知所雲的。
近年來我對現代文學和近代史比較關注，最近在寫一篇文章，講魯迅的“敵”意識和論辯的風格，一旦你有“敵”意識，就會将對方盡情嘲笑、挖苦，如果有權有勢，還可以壓制對方。不會再重視怎樣論辯，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迎頭一擊”，但這有時是有些過的。
我也很佩服嚴複、章士钊，包括商務印書館的杜亞泉，他們寫文章重說理，講邏輯。但是他們的論辯風格後來慢慢在我們的文學史和思想史上邊緣化了。一種簡單的敵我意識主宰了論辯的程序：我是對的，你是錯的；我是正方，你是反方。一種二元對立的态度，黑白分明。人是要有一點是非的，但是黑白太分明了，而且總認為自己是正确的一方，時間長了以後會損害思維和論說能力。
金克木先生曾經說，思維不能局限于一條直線，應該想到一個平面上可以有很多完全是跟你不一樣的直線。也就是說，不同于你的觀點也可能言之成理。要有一種多元的文化思考習慣，這真是說來容易做起來難。我以為不能滿足于單一的文化傳統。不久前我們過了教師節，但是不能迷信老師。我覺得馬克思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不信什麼師道尊嚴，不斷地向老師挑戰。他繼承的是蘇格拉底的傳統，一個問題追問到底。如果拿蘇格拉底跟孔子比較，我會毫不含糊地說，我敬重孔子，但是更喜歡蘇格拉底。
手記
我是在整理采訪錄音時才發現，陸建德是如何在回顧90年代的一場學界大讨論時，真誠且不厭其煩地表達了他始終對于微小、具體、細節、默會于心等等的熱愛，以及對于宏大、空泛不以為然。他說，真正好的批評也都是從細節入手的。
1982年他從複旦大學外文系畢業後，留學劍橋，主修英國文學。1990年拿到博士學位回國，轉年年初進入了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英美室，開始在中國研究外國文學。有趣的是，近30年後退休時，他正在社科院的文學所研究中國近代文學。
80年代，大量的西方思想理論通過譯介紛至沓來，在學界一番努力地吸收之後，到了90年代，國内的外國文學研究才真正開始嘗試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當時所面臨的問題是，研究立場如何确立？在中國研究外國文學，若再單純以西方的理論研究西方，有沒有意義？
陸建德那時剛從劍橋歸來，對西方文學及理論的熟悉是少有人能及的，而他所做文學研究，始終以對國内問題的思考和關注作為入口和核心。他說，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即便身在國外，身處的環境也跟外國人不一樣，面對一些問題時會覺得特别迫切，它們好像是在暗中叫着：“我有優先權，我有優先權！”于是那些話題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同時，他認為，一個民族需要比較的眼光才能認識自己。
2010年，陸建德被調到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由外國文學轉向了中國近代文學，英國文學為他提供的比較視角依然适用。實際上，在過去專職于外國文學研究時，他就已經開始關注中國近代的思想成就。這一則出自個人的喜惡，二則也是社科院外文所的氛圍和傳統——素來與中國文學關系緊密，馮至、卞之琳、楊绛、李健吾、羅念生等等都曾是外文所的成員，他們不僅都直接參與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進程，還對文學界産生了很大影響。
陸建德出版著作多是批評、論文的合集，而非就一個問題的專著，可見對宏大理論體系的建構始終反感。他重實踐批評，寫文章時不喜學院派術語，談話時就更是如此，是相信一個地方的文化傳統遠比抽象的理念更能為人類群體提供精神的立足點。（孫若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