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8年初去了海南，結束專業作家的身份。那以後，有相當一段時間我很少寫作，但有關經曆對後來的寫作可能不無影響。
當時交通十分緊張。我選擇大年初一動身，是火車上乘客最少的日子。全家三口帶上了行李和來自海南的商調函。原單位曾挽留我，一位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後來專程追過海峽。我讓他看我家的行李，說我家房子轉讓了，家具也賣了，還回得去嗎？他看到這種情況，隻好歎了口氣，放我一馬。
海南當時處于建省前夕，即将成為中國最大的市場經濟先行區。這讓我們這些滿腦子市場經濟的人興奮不已。當時的拟任省長還公開宣布，全面放開民營出版，給人更多的想象。我就是沖着這種想象去的。
不過，市場經濟這東西是有牙齒的，可以六親不認的，遠不是大都市那些知識沙龍裡的高談闊論，不是我們這種小文青的詩和遠方。一到海南，我就發現那裡的“單位”已變味，與内地很不一樣，既不管住房，也不發煤氣罐，讓你辦刊物什麼的，就一個光溜溜的執照，一分錢也沒有，連工資都得靠你們去“自我滾動”。幾乎不到一個月，我就發現自家的全部積蓄，5000元存款，嘩啦啦消失了一大半。用自己的積蓄給自己發工資，摸摸腦袋，定了個每月兩百，感覺也很怪。
起步時，我們隻能給發行商打工。根據談下來的合同，我們每編一期雜志，隻得到2萬元，開支稿費、工資、房租後就所剩無幾。因為人家有資本，有市場經驗和營銷網絡，我們就隻能接受這種傍大款的身份。到後來，大款也傍不成了，因為人家要幹預編輯，就像後來某些投資商幹預拍電影一樣，直接要你下哪個角色，加哪個角色，張藝謀也頂不住。我們不幹，但談來談去，總是談不攏，我和同事隻好收拾滿桌的稿件，塞進挎包，揚長而去。那天我們攜帶一包稿子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吃幾碗湯面充饑，還真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活下去，是否得灰溜溜地滾回老單位乞求收留。
這大概就是全國最早的一批“文化産業”試水。既不能走“拳頭加枕頭”的低俗路線，又要破除舊式“大鍋飯”和“鐵飯碗”。沒有市場在等你。市場差不多隻是有待創造的未知。為了活下去，我們這些書生隻能放下架子，向商人學習，向工人、農民、官員等一切行動者學習。為了自辦發行，我們派人去書商那裡跟班瞟學，甚至到火車站貨場，找到那些待運的書刊貨包，一五一十地抄錄人家的收貨地址，好建立自己的客戶關系。編輯們還曾被派到街上，一人守一個書攤，掐着手表計數，看哪些書刊賣得快，看顧客的目光停留在什麼地方最多，看一本雜志在衆多書刊密集排列時“能見區塊”在哪裡……這些細節都透出了市場的心跳和呼吸。正是通過這種學習，我們後來才逐步脫困，一本嚴肅的綜合類文化雜志，終于扛住了“拳頭加枕頭”的潮流，最好時能發行120萬冊。這個數字說給外國同行聽，總要吓得他們兩眼圓瞪。受制于當時落後的印刷技術，我們每期雜志甚至要找三個大印刷廠同時開印，才能滿足市場需要。那時鈔票最大面額是10元，當有些客戶用蛇皮袋提着現鈔來訂貨，雜志社所有人都得停下手頭工作，一起來數鈔票。
一位出納員去海口市某區稅務分局交稅，回頭高興地給我打電話，說稅務局說從未聽過這種稅，賬上沒這個科目，要她把錢拿回來。我在電話裡一時同她說不清楚，就說你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哭着喊着也要把稅交進去再說。那一次我們交了20多萬元。
我們辦的一張周報，也成了赢利大戶。一個函授學院，本來也是想赢利的，最後被活活地做成了公益事業。學院按30%的大比例獎勵優秀學員，幾乎是隻要認真做了作業的，就獲得獎學金1000元，登上《中國青年報》的表揚公告——而他們交的學費隻有兩百。
有些壓力和摩擦則來自政府部門那一頭。還有一次，在另一個城市，某稅務局要我們的周報交稅七八萬，把我們的财務人員也唬住了。我幾乎一夜沒睡，一條條仔細研究稅法，最後據理力争，硬是把重複交的稅給摳了回來。（張雷攝）不交稅就有内傷，就有隐患，路子走不長。事實上，窮日子不好過，富日子更不好過，一個成功的團隊總是免不了外部壓力劇增，須應對剽竊、舉報、敲詐、圈套、稽查、恐吓信等十面埋伏，而且幾乎必有内部的渙散和腐敗沖動。按大特區當時的體制和風氣，我們是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從無任何國家投入，因此收益就給人某種模糊的想象空間。有一天夜裡，幾個頭頭在一個大學的操場開會到深夜兩點。無非是有人提出改制，其實就是後來經濟學家們說的MBO，即管理層收購，私有化路徑的一種——隻是我們當時沒有這些詞。我表示反對，理由是：第一，這違反了我們最初制定的全員“公約”，突然分出三六九等，很像領導下手摘桃子；第二，這不反映利潤産生的實際情況，因為我們并非資本密集型企業，現在也不缺錢，由管理層出資控股，實屬多此一舉，不過是掩蓋靠智能和勞動出效益的過程真相。如果連“出資”這種合法化的假動作也沒有，那就更不像話。争到最後，雙方有點僵，對方不願看到我辭職退出，就算了。
有些人的心結當然沒解開。在海南以及全國當時那種“轉型”熱潮中，他們肯定覺得自己更代表市場和資本的邏輯，更代表改革的方向。自那以後，團隊内部的浪費、懈怠、團團夥夥、過分享樂等現象日增，其實根子就在這裡，在于MBO受阻。到最後，我查過資料，瑞典式的“社會主義”收入高低差距大約是7∶1，而我們的差距接近3∶1，包括住房、醫療、保險、住宅電話等福利，都是按需分配結合按勞分配來處理。這在當時的市場化潮流中确實顯得另類。由我設計的一種“勞動股份制”，有點像我當知青時在鄉下見過的工分制，還有曆史上晉商在“銀股”制之外的“身股”制，既講股權這種資本主義的元素，也講勞動這種社會主義的元素，有點不倫不類，卻也大體管用。凡是同我們接觸過的人，那些做印刷、運輸、批發零售什麼的，都曾以為我們這一群人是個體戶，說沒見過哪個公家單位的人會這樣賣命幹。
這有什麼不好呢？在我看來，這至少比MBO管用，也更講得通。有意思的是，多少年後我在美國見到一位經濟學家，他對這個“勞動股份制”特别感興趣，一再要求我把相關資料複印給他，好像要做什麼研究。
我很抱歉，這個不倫不類的制度傷了某些同事和朋友的心。根據内部公約，作為一把手，我在每個議題上頂多隻有兩次否決權。但就靠這一條，也靠一些同道者支持，我多少阻止了一些短視的民主，比方說MBO，比方說吃光分光的主張——那意味着着眼于長遠的設備投資不能搞，社會公益事業更不能做，國家稅收能偷就偷，如此等等。我這樣說，并不妨礙我肯定民主的各種正面功能，比如遏制腐敗、集思廣益、大家參與感強等。在這一方面，民主其實是越多越好。90年代後期，海南的法規空間逐漸收緊和明晰，我參與省作協、省文聯的管理，與此前的企業化管理相比，單位的性質已經變化，“勞動股份制”是用不上了，但定期民主測評一類老辦法還可延續，且效果不錯。包括我自己，因為有一段時間恢複寫作，好像是寫《馬橋詞典》那陣，去單位上班少些，出“勤”的得分就唰唰地往下掉。群衆的眼光很尖，下手夠狠，一心要修理我，根本不管我委不委屈。
這些故事大多沒有進入過我的寫作，但我後來在一篇文章裡寫到“真理一分鐘不與利益結合，民衆就可能一哄而散”。這句話後面是有故事的。我在《革命後記》中寫到“烏托邦的有效期”這一章，寫到純粹靠情懷支撐的群體運動，包括巴黎公社那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理想化模式，其有效期大概隻能在“半年左右”。這句話後面也是有故事的。90年代晚期，我參與《天涯》雜志的編輯，收到溫鐵軍先生的一篇長稿，标題大約是《現代化劄記》。同作者溝通以後，我建議标題改為《中國的和人民的現代化》。之所以突出和強調“人民的”，這後面同樣是有故事的，有無限感慨的。
還有很多隐秘故事，會不會進入我以後的寫作，我不知道。其實，它們是否早已潛入了一些小說與散文，我自己也并不大清楚。
手記
韓少功沒有選擇直接來談他的寫作，而是講述了海南建省那年，他“下海”營建“精神之島”，在島上辦刊的經曆。他說，文章不是寫出來，而是活出來的。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自然會寫出什麼樣的文章，“寫法”其實是一個“活法”的問題。所以，對一個作家而言，比表達觀念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那段時間，被韓少功稱為“放下寫作的那些年”。一個作家，從書齋一猛子紮進市場經濟的汪洋之中多有不易，也實屬罕見。且“放下寫作”時，他作為“尋根文學”的代表，正處在“尋根”之潮的浪尖上。
當時，國門初開，人人對現代化心向往之，幾乎把它和“西化”畫了等号。文學領域，大量外國文學作品正被引進國内，包括專職作家在内的讀者如饑似渴地閱讀、吸收、讨論，也有寫作上的模仿。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1985年1月，韓少功在《作家》雜志發表了文章《文學的根》，文中寫道：“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該深植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土壤裡，根不深，則葉難茂。故湖南作家有一個如何‘尋根’的問題。”所謂“尋根”，他的解釋是力圖尋找一種東方文化的思維和審美優勢。
他思考外國作家與其自身民族傳統之間的内在關聯，對于“從人家的規範中來尋找自己的規範，模仿翻譯作品來建立中國的‘外國文學流派’”提出了質疑。他還觀察到，在國内作家中，一些人當時的寫作已經開始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比如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就帶有濃郁的秦漢文化色彩，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與吳越文化氣韻相通，烏熱爾圖的寫作聯結了鄂溫克族文化源流的過去和未來。他們都在尋根，并且似乎都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依托。隻不過，當時并沒有“尋根文學”的提法。
《文學的根》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并直接導緻了“尋根派”的命名，“尋根文學”也成為了當時“文學革命”的主要聲音。韓少功之于“尋根”問題的寫作實踐，是他在1985年發表于《人民文學》上的小說《爸爸爸》，其被看作“尋根派”的代表之作。同年，他還在《上海文學》發表了《藍蓋子》和《歸去來》兩篇小說。朱偉在《重讀八十年代》一書中寫道：“我是回頭梳理，才意識到韓少功這三篇小說構成了1985的文學轉折。”
能得到強烈呼應，就必定會招緻諸多誤解。當時，有聲音認為“尋根”無非是尋故紙堆的守舊主義。如今說起來，韓少功不以為然。“尋根”是保守的文化排外？《文學的根》發表時，他正在武漢大學英文系進修，埋頭翻譯當時極為敏感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86年，這本書通過作家出版社以“内部發行”的方式推出時，對文學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那時，很多人以為韓少功不久将再次埋首于“尋根”的寫作，且會有所突破。結果，他一轉身，毅然決然地去了海南，奔向了市場經濟，作為全國最早的一批“文化産業”試水，進入了社會生産中的摸爬滾打。所謂知行合一，他說，不紮一個猛子下去，你怎麼知道身邊發生了哪些變化？“尋根”不是往後看，認識傳統的前提是知道現在，在比較之間，認識才能深入。1995年，他才再次發表長篇小說，也是他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作品《馬橋詞典》。可以說，是花費了很長時間的一份有關“尋根”的答卷。
到了90年代末，如他在上文中所說，由于所在單位從企業化管理變成了行政化機關管理，工作使他感覺自己進入了一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懸空狀态。對一個作家而言，這種消耗顯然是危險的。于是，他又下了個狠心，1999年回湖南老家蓋房，2000年正式階段性居住于偏僻鄉村。他說，市場經濟最前沿和最後端的東西都得看看，作家在實踐中檢驗書裡的東西，才能發現新的可能性。在我理解，這始終還是在“尋根”，而且對于那些把“尋根”視為“回避現實”的書齋誤解來說，不失為一種無聲的回答。（孫若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