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的一個周日，我和夏曉虹在北京大學19樓結婚。“夏家”在二樓，直對着樓梯，房間有将近20平方米，算比較大了。那是兩人合住的年輕教師宿舍，周末趁她同屋回家，我們把兩張書桌拼在一起，成了宴客的場所。賓客加上我們倆，總共9人。黃子平的夫人張玫珊像變戲法一樣，從袋子裡掏出各種吃的，大家歡欣鼓舞。都是熟人，吃喝不要緊，主要是聊聊天。那時我和錢理群、黃子平正在搗鼓“20世紀中國文學”的議題，結果“婚宴”幾乎變成了學術研讨會。
1984年我從南方跑來北大念博士，認識了夏老師。當時我是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屆博士生，同是“77級”大學生的夏老師從北大碩士畢業留校任教。我們1985年年初開始戀愛，6月就結婚，那個時候都很單純，覺得好像可以了，看對了，就結婚，根本不考慮經濟問題。日後她還笑我當時是“負資産”，因為我買自行車找黃子平借了錢。她學近代文學，我學現代文學，曾一起在1985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文章，那是錢理群約的稿，他說：“我們不是要打通近現代文學嗎？就先從你們家裡開始吧！”
博士入學，正式拜在王瑤先生門下，當初向王先生推薦我的“錢老師”錢理群，便成了我的師兄，他讓我改口稱“老錢”。錢夫人還沒來北京，他的房間成了“單身宿舍”，也就成了我們聊天的主要場所。當時大家住的都是筒子樓，沒有獨立的廚房、廁所，隻有一個一個的房間，像學生宿舍一樣，一層樓中間有一個廁所，還有水房，老師們就在門口弄一個煤油爐做飯，一人做飯，滿樓飄香。
老錢家是“永遠的煮面條”，我們甯願去食堂打飯，一打完飯，就到老錢那裡去聊天。那是一個無拘無束、随時可以聚在一起聊天的時代，不像今天，見面還要預約。随時随地侃大山，也特别體現80年代北京知識界的特色。就在像集體生活一樣的氛圍裡，我們共同醞釀做一些事情，聊出了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
以往文學史的分期是近代文學（晚清）、現代文學（民國）、當代文學（新中國），但我們想要把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我們定義的“20世紀中國文學”，是由19世紀末開始的，到提出這個概念的80年代時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中國文學走向并彙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我們總結它的總主題是“改造民族的靈魂”，基調美感是“悲涼”，文學語言結構表現出的是藝術思維的現代化。曆史分期從來是曆史哲學的重要範疇，但這個概念蘊含的内容遠遠超出了分期問題，引起的理論方面的興趣同樣誘人。
1985年5月，在萬壽寺召開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上，是我代表三人就“20世紀中國文學”的設想做了專題發言。其實這命題最早是老錢提出來的，就專業知識而言，他遠比子平和我豐富。那時我還是個博士生，老錢已經是副教授，比我大15歲，之所以推舉我做代表，是因為這個機會對年輕人來說太重要了。老錢說，既然是創新座談會，就應該讓年輕人上陣。這是80年代特有的氣象與風度——相信未來，相信年輕人，關鍵時刻，盡可能把年輕人往前推。其實，不僅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如此，同一時代，經濟學、法學、電影、繪畫、小說等，都是若幹志同道合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醞釀一場場日後影響深遠的變革。而在他們身後，往往有若幹甘當人梯的伯樂。
論文還沒發表，隻是交稿了，我們到朝内大街166号的《讀書》雜志編輯部去聊天。我們說起在會議上的發言，《讀書》主編董秀玉一聽，說好，專業論文給《文學評論》，你們再另外跟我們談，《讀書》要介入到當代的學術思潮裡面來，不僅是談書，還應該有思想、有學問。八字沒一撇，我們的文章她根本看都沒看，就讓我們三個人繼續給他們做。我們三人略一商議，提議用“對談”的形式做一次文體實驗。以聊天的形式來談學術話題，起初還怕被斥為“沒正經”，可話沒說完，董秀玉已經拍手叫好，說這正是《讀書》的路子！（黃宇攝）我告訴她，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一下子說不清，民族主義問題、世界文學問題、藝術思維問題……她說，你告訴我要幾期？要六期！于是有了1985年10、11、12月，1986年1、2、3月連續六期在《讀書》上連載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以下簡稱《三人談》），引起了當時知識界相當的轟動，讀者比《文學評論》上的專業論文讀者廣泛多了。這組文章影響之大，出乎我們的想象，多少年後不斷有人向我提及當時閱讀這組文章的激動心情。
兩年前還有一個從美國回來的著名科學家告訴我，當年曾跟我們讨論《三人談》。他說的是《三人談》發表之後北京大學博士生部專門召開的座談會，那時全北大也就一百幾十個博士生，法學的、經濟學的、物理學的、化學的博士生，竟然都來讨論我們的“20世紀中國文學”。有的是讨論你的話題，有的是讨論談問題的方法，有的是讨論思維方式的改變，從各種角度提問題，對我們啟發極大。讨論這麼熱烈，我想可能與改革開放進行了若幹年，到1985年時整體的氣氛有關系。
1985年，是文化藝術界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尋根文學、八五美術新潮、第五代導演、新潮音樂等……“77級”大學生三年前畢業，文學藝術這些注重才氣且格外敏感的領域，已經開始做出成績，并引起廣泛關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走向新的探索，在努力和國際接軌的對外開放，以及重新發現傳統這兩種思潮中，所謂前衛和尋根，現代和傳統，在這一年中形成恰當的張力。
當然，這一年在改革開放的曆程上也是重要一年。此前一年的國慶節閱兵，北大學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那是鄧小平聲望最高的時候。1985年，他繼續雄心勃勃地大力推進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改革，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開始百萬大裁軍，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等等。整個國家朝氣蓬勃。
《三人談》也就在這樣的氣氛裡引發讨論。以往讀者看慣了擺着十足的架子、端着說話的專業論文和指着鼻子教訓人的“大批判”，發現有幾個人用聊天的形式來談高深的學術話題，讀者與思考者平等地對話，自然願意參與進來。本來嘛，廚師謝絕參觀廚房，演員也不喜歡人們在後台探頭探腦，但我們卻願意把“豁然開朗”之前的“茫然無緒”，把思考之中的“歧路”“火花”“陷阱”展示給大家。因為把“現成結論”一端出來就強加于人，試圖“罷黜百家，定于一尊”的事，我們自己多年來受夠了那類苦頭了！
寫作這組文章的時候，我們真的是三個人聚在一起聊天，用錄音機記錄，再進行整理。三人中子平對文體最為敏感，堅持借括号中的“笑”“大笑”保留對話的節奏與氛圍。老錢一激動就提高嗓門，被稱作“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子平是“以柔克剛”，我則一到關鍵時刻就笨嘴拙舌。
但我有一項“特殊貢獻”，每月一次的送稿，都是由我獨立承擔。既然在《讀書》開了專欄，就必須準時交稿，可涉及三個人之間的核對，每次都手忙腳亂，最後時刻才完工。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從北大騎車到朝内大街《讀書》編輯部，緊趕慢趕也要一個小時。有一回路遇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人家想跟我多聊幾句，可礙于下班時間快到，着急送稿，我隻好匆匆道别。那位朋友以為我是故意推脫，再也不與我聯系了，事後一直追悔莫及，要是另約時間再談就好了。
最近十多年，不斷有人邀我重談“20世紀中國文學”，我都謝絕了。毫無疑問，這個概念的産生帶有清晰的時代印記，“現代性”如何闡釋、“改造國民性”怎樣落實、“純文學”是否合理、“世界文學”的可能性、左翼文學思潮的功過得失，以及“悲涼”是否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特征，所有這些重要話題，當初都是一筆帶過，沒有得到充分的論述，也就難怪日後多有争議。
所有理論預設都隻是過河的舟楫，河已經過了，舟楫是否精美，不必過分計較。在某個特定曆史時刻曾發揮作用，突破了原有的思維方式，讓人耳目一新，這就行了。“20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學術上的創獲到底有多大，不好說；倒是那種合力奮進的精神狀态，很是感人。或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80年代學術的特征：雖則粗疏，但生氣淋漓。值得認真叙說的，不是我們的功績，而是背後的大時代。
1985年，對我個人十分關鍵。我和夏曉虹的戀愛、婚姻，和錢理群、黃子平他們的學術合作，讓我完成了身份的轉變，有了未來生活的方向，也堅定了學術上的信念，從一個“外省青年”，變成“京城學者”了。那一年人們的意氣風發，跟以後各種各樣的雜音有很大的差别。那一年的理想主義，今天看來很值得懷念。如今改革開放40年了，再看那黃金80年代的高潮，真的是：當時隻道是平常。
手記
（黃宇攝）陳平原在家中到陳平原家中采訪，夫人夏曉虹亦在門口迎接。拍照時，他也要把“夏老師”喊出來，站在一旁，說這樣自己會更自然和放松些。這對自80年代至今始終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求學、教書的學術伉俪，頗代表了生于50年代而在恢複高考後第一批進入大學、目前已成學界權威的這批學者的經曆。又因着陳平原在公共媒介的高曝光度，二人一定程度上甚至成為公衆認識今日北大中文系的符号之一。采訪講述的故事，也就發生在他們相戀結婚并展開各自學術道路的1985年。
進入“新時期”，現代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改革開放以前過分被政治左右的局面，形成了基本的學科形态與學術品格。一系列的作家被重新評價，不僅王實味、胡風、丁玲等人的曆史積案得到清理，周作人、錢鐘書、張愛玲等作家的文學成就也開始受到重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魯迅，也被“請下神壇”，褪去光環的同時也顯現出以往被遮蔽的複雜性。文學從來與時代密切相關，對過往與正在發生中的文學的解讀，更是思想變革中的前沿陣地。
到1985年這個“方法論年”，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之外，一系列宏觀視角的理論問題也被提出。最根本的，貫穿“現代文學”的線索究竟是什麼，如何理解其整體性質？隻是以往說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或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預備和發展嗎？80年代“思想解放”氣氛下登上舞台的一代學人自然開始不滿足于過往的說法。借由重構文學史而重新思考現代中國的努力，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陳平原、錢理群、黃子平三人于1985年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這一當時讓很多人“受到強烈的震動”乃至引起不少争議的新提法，幾乎已成為現在的學科範式。
公衆眼裡，陳平原的學術史、教育史研究似乎更讓人感興趣，比如他講的老北大的故事、現代學術如何興起、怎樣觸摸曆史以及晚清畫報研究等。但他實際的“本行”與學術起步，是在文學史，雖然話題相對專業不易引發大規模的公共讨論，卻是思想的“地基”，且生命力不衰至今。不僅“三人談”已成經典，他于198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叙事模式的轉變》，甚至還在出版30年後獲得目前中國人文學界聲譽極佳的“思勉原創獎”（第四屆）。
面對此番又一次以紀念為名的報道，陳平原提醒，他和其他的受訪者今天能接受采訪，是因他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并順利發展至今。每一次社會變革都像列車急轉彎，中國在近幾十年中連續地轉過了好幾個彎，能夠到達目前的一站是幸運的，可每一次轉彎都要甩出去很多人。陳平原說：“也請記得那些在路上被甩出去的人。”（劉周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