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斯當時并不了解，自他在198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孤獨》就被擺上了中國各大書店最顯眼的位置上，那時中國還沒有加入版權公約。他無法想象，經過80年代的文學熱潮，中國有多少文學青年早已對這部小說的開頭倒背如流，又有多少專業作家在它的影響之下，打碎自己已有的文學觀念，重新探索了寫作道路。
他更不可能知道，22年後，一位叫莫言的中國作家會和他一樣摘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這位作家在80年代時就曾捧着沒有版權的《百年孤獨》感慨：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而最讓他無法預知的，恐怕是自己在莫言獲獎的前一年，收回了氣話，《百年孤獨》在中國得到授權，重新回到書店顯眼的位置上。
不明就裡的馬爾克斯幾乎“參與”了改革開放至今的中國文學發展。其實，他的書最初被翻譯，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諾獎，而是改革開放——西方文化思想和現代文學作品在國内翻譯出版的放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閱讀狂潮。70年代末，畫面開始變得有些夢幻：人們在半夜到新華書店門口排隊，等待那些被重新出版的外國經典名著，他們買《戰争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讀契科夫、莎士比亞。
80年代初，譯介的重點開始由“經典”轉向20世紀的西方文論和文學創作。馬爾克斯，隻是一長串被翻譯的作家名單中的其中一個，卡夫卡、福克納、薩特、加缪、博爾赫斯、勞倫斯等等，無一不是當時被熱切捧讀的對象，且無一不對活躍在當時的中國作家們産生過巨大的影響。“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這恐怕不是莫言一人的感慨，而是整整一批作家在如饑似渴地補上20世紀西方文學這一課之後的内心獨白。
開放的環境，形成的是一個較量場。在對西方文學的閱讀中，作家們難免不去反觀自己，而努力地吸收和消化，更是催生強烈的創作欲望。“他們普遍期望在不長的時間裡，走過他人百年走過的道路，創造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藝術獨創性的作品。不同知識背景和不同年齡段的作家，都努力從各個方面，去獲取激活‘超越’的創造力，追求‘從題材内容到表現手段，從文藝觀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躍動’。（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
換句話說，80年代的文學理想就是盡快趕上西方，幻想着沒準兒還能一下超過去，超越的辦法，就是創新。與陳平原、錢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黃子平當時有句俏皮話：小說家們被創新之狗追得連在路邊撒泡尿都來不及。創新的結果是“潮流化”。用查建英的話說，三五年就把西方作家一個世紀各種流派都過了一遍。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革派、尋根派、先鋒派，各種文學派别和潮流萌生、湧動。王蒙的形容，作家們“各領風騷三五天”。
1985年是80年代文學盛世的轉折與高潮。大量極具代表性的，與早期“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不同藝術形态的作品都是在那一年發表的，其中包括：韓少功的《爸爸爸》、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劉索拉的《你别無選擇》、王安憶的《小鮑莊》、莫言的《透明的胡蘿蔔》、殘雪的《山上的小屋》等等。以至于當時和後來，不少評論者及作家用“新時期文學的新起點”、“雪崩巨變”之類誇張的說法形容當時的震動。
在80年代就已經交出重要作品的作家們，大部分人至今依舊在寫作，且在文壇擁有着巨大的影響力。朱偉曾說，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是如何重要，80年代中國文學的重要性也就如何重要。隻不過我們對于80年代文學的理解，遠遠沒有達到我們對于80年代社會改革的理解。
90年代是否可以作為一個文學階段看待？在什麼意義上看待？文學界一直存在争議。市場經濟發展，生活方式改變，大衆流行文化崛起，文學邊緣化或許無可回避。
新世紀以來，我們不再隻把文學放在“家裡”讨論，中國文學比以往都更為充分地參與到世界文學的建構之中，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4年劉慈欣獲得雨果獎，2016年曹文軒獲國際安徒生獎等等，中國文學不斷地被世界看見。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作家群體與世界的關系對等，且越發緊密。
1981年，丁玲受邀到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訪問時，世界對她政治遭遇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寫作本身，她曾在一篇訪美散記中寫到，當時聚會上被問到，是否在北大荒養過雞？而2005年，同樣是到愛荷華寫作中心交流的作家遲子建則感歎于與世界各國作家的融合感，她的筆記上寫着，他們所談關于：性别與寫作、怎樣描寫恐怖，以及想象與寫作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