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在生命科學領域，幾位著名科學家紛紛奔赴祖國。2003年王曉東回國，2007年饒毅回國，2008年施一公回國。王曉東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那一代科學家，普遍有着學成歸國的念頭。”施一公曾提到，王曉東的一句話讓他久久難忘。“一公，我們都欠中國至少15年的全職工作。”之後他用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決定回國。
這些在美國做出卓然成就的科學家，毅然抛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奔赴祖國。他們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還希望重組中國的科研文化，為科研創新提供好的制度保障。
美國媒體也注意到這種現象，有報道稱，西方、特别是美國對于許多中國學者而言，擁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中國決意運用其充裕的财政資源，以及日漸提升的地位，招攬在改革開放期間流失的頂尖科學家及學者回國。一系列著名科學家的回歸，象征着中國正以更快地速度縮短與發達國家在科技上的距離。
40年前，科技界是最早感知到改革開放好處的部門。通過和外界交流，科技人員很快發現，我國的整體科技水平已大大落後于發達國家。于是國家采取派出去、請進來等方式，加強人員交流、人才培養、設備引進等工作。
科技體制改革也發揮了巨大作用。計劃經濟下，我國的科技體制存在一些弊病，最主要的是束縛個人的創造力，而以懷疑、發現、創造、傳播新知識為重要目标的科學研究必須以尊重個人的自由探索、自由表達為前提。改革開放以來，科技體制作了相應改革，逐步引進了競争機制，激發了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如今，科技興國，創新強國的觀念已經牢牢樹立在整個社會中，科學家成為受人尊敬的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很多人眼裡知識分子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什麼學問都沒有”的“封資修”形象，所謂的科學研究都是類似“馬尾巴的功能”這樣的問題。1978年3月，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明确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以此為科學技術，以及從事科技活動的知識分子正了名。那一年，徐遲發表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掀起一股熱愛科學、投身科學的熱潮。之後，一大批描繪如陳景潤、李四光等科學家的報告文學問世，給饑渴中的青年帶來榜樣和激勵，也帶來雄心與抱負，很多人帶着要“當陳景潤式科學家”的夢想邁進了大學校門。
40年來，中國通過實施一大批重大科技項目，推動科技實力實現跨越式提升，實現了科技實力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湧現了一批重大創新成果。“天眼”探空、神舟飛天、蛟龍入海，墨子“傳信”、高鐵奔馳、北鬥組網、超算“發威”、克隆猴誕生……中國科學家紛紛榮獲國際榮譽，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王贻芳獲得基礎物理學突破獎，潘建偉入選《自然》雜志2017十大科學人物、獲稱“量子之父”。
此外，國産大飛機、高速鐵路、三代核電、新能源汽車等部分戰略必争領域，搶占了制高點。重大産品、重大技術裝備的自主開發能力和系統成套水平，有力支撐了三峽工程、青藏鐵路、西氣東輸、奧運會、世博會等重大工程建設和舉國盛事。
人類科學技術的每次巨大飛躍都是一次浪潮，我國沒有趕上前三次變革浪潮，但是用4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200年才走完的三次工業革命。中國的科技成果正在走向全球，将會深刻影響世界的科技變革。如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新技術替代舊技術、智能型技術替代勞動密集型技術，将會成為各國競争的制高點和新賽場。（陳肖攝/視覺中國供圖）2015年11月2日，我國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機首次全球公開亮相，C919總裝下線揭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