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級研究生，“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我們一般講到1977、1978級都是指本科生，這兩屆本科生加起來将近40萬，第一屆研究生比較少，社會上關注不多。與他們相比，我們這代人學術曆程開始比較早。1980年，我已經寫完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我們那會不分碩士生博士生，大家都認為自己相當于蘇聯的副博士。
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張岱年先生是我的導師。他那會給我們上兩門課，一個是《史料學》，一個是《方法論》。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沒有機會上課。老先生1978年開始給我們上課，都是準備了幾十年的課程，很多人都跑來聽課。兩年後他由于突發心髒病，就沒法上課了。改革開放後，馮友蘭先生在解放前出的書，我們也能看到了。有人總結我們這批人，聽張先生課，看馮先生書。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接續上了解放前的學術傳統。
比一般人幸運的是，我在1985年博士畢業後，一直當馮友蘭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90年去世。這段學術因緣，非常難得。
1985年，“文化熱”興起。應該說，是多種因素湊合的結果。當時，改革推進到某個階段，遇到一些問題，主政者有一種觀念，認為是文化出了問題。包括之前對“文革”的總結，認為根子在封建主義，這成為80年代初的一種共識。任繼愈先生在批判的意義上，認為儒家就是儒教，就是受此影響。主政者的這種觀念，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研究。
也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1984年底，中國文化書院成立，1985年1月，開辦第一期講習班。那會誰聽過馮友蘭、梁漱溟這些老先生講課？當時影響比較大，帶動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反思。1986年以後，文化書院開始搞函授教育，面向全國成千上萬人，這個面一下就廣了。導師不僅是老先生，還請了杜維明、陳鼓應等海外學者，對大家很有吸引力。
還有一個線索，這個時候，大家越來越明确，改革開放所引導的是一個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1985年，“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立。1986年12月10日，編委會和三聯書店在《光明日報》登出半版書訊廣告，講到《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的出版計劃。這對于學界震動很大，帶動了大家對西學的翻譯介紹。現代化理論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理論，他那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列入“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在1987年出版。
還有一股力量，稍早一年，就是從1984年開始的“走向未來”叢書。這套叢書，并非嚴格的學術翻譯，基本采用編譯的“短平快”的方法，介紹西方學術，包括曆史、人文，但更多的是與科學相關。由于搶得先機，在當時大學生中影響非常大。
1987年，我在《思想出路的三動向》一文中，講過這三股力量。“走向未來”叢書，強調科學精神；中國文化書院，注重傳統；“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注重文化關懷。所以“文化熱”，包含了不同力量，以這三股力量最有代表性。
回頭來看，80年代的“文化熱”，與80年代初的一些思想，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動員期的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即使在比較偏重傳統的中國文化書院，當時也有批評儒家最厲害的包遵信等人。
參與中國文化書院的人，大都是我們學校教研室的，因為1984年我還沒畢業，就沒有參與。反而參與了以北大、社學院青年學者為主體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這種選擇，有一定的偶然性。
1986年，我把博士論文朱子研究的書稿交付出版社後，便到哈佛大學開始為期兩年的訪學。雖然不在國内，但我一直關注着國内仍在發展中的“文化熱”。
出國之前，我對傳統與儒學的态度，和大家差不多，雖然不是全面反對，但也有批評，認為傳統文化不注重個人權利。在國外那兩年，一開始主要是受到杜維明先生的影響。杜先生1985年在北大教了一學期課，在當時的讨論中帶進來一種聲音，有人為儒學說話，不全用激進主義的态度看待儒學。在美國我們的交流比較多。另外，在美國的那段時間，我注意到，基督教的傳統無處不在，這讓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在一個現代社會，傳統文化仍然能做什麼？（王旭華攝）所以那段時間，我的認識發生了轉變。1987年，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研讨會上，我提交了一篇論文《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前瞻》，開始講文化保守主義的問題。那篇文章最重要的一點是，最早提出了對文化保守主義的肯定。文章針對的是當時的改革問題。當時有些理論家居然提出“一切向錢看”的口号，我那時就強調，“一切向錢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傳統。
在1988年2月在新加坡召開的“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其前景”國際研讨會上，我又提交了一篇論文《多元文化結構中的儒學及其定位》。那次會議上，海内外學者坐到一起來讨論儒學，是幾十年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我那篇論文，一方面針對包遵信的文化激進主義發言，一方面針對韋政通、傅偉勳等人希望将儒學改造為包打一切的方案的全面改造論發言。我記得，在新加坡開會的第一天早上，包遵信就說：“你的文章是針對我的。”
他們認為以“倫理本位主義”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僅在曆史上抑制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阻礙了中國近代化的曆程，而且在當今社會仍是政治、經濟、法制的進步與改革的主要障礙，由此主張“徹底打破”儒家倫理中心主義的價值系統是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前提。
我認為他們是一元化思維，希望用儒學來解決一切問題，是一元化論述。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有的管這個，有的管那個，然後一起解決社會問題。儒學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為改革提出具體設計，而是提出跟改革相互補充的人文主義的世界觀。讓儒學包打一切的一元化思維，并不合理。後來我就問：我們可曾向佛教要求浮士德精神，向神道要求民主理論，向印度教要求個性解放，向天主教要求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杜維明覺得這些反問很有力，對儒學論争非常有利。
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是包遵信，他到哪講一句話，下面就鼓掌，時代思潮就是這樣。可在新加坡的會議上，包遵信基本上不講話，非常沉悶。回來在北大開會，又變成包遵信的主場了。他講一句話，學生在下面鼓半天掌。在那個氛圍下，極端的文化激進主義很容易變成政治的激進主義。
事實上，到1989年“文化熱”的後期，多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包括甘陽，那會也已經變成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1986年，甘陽在《讀書》雜志發表文章，還是講“以反傳統來繼承傳統”，但到後面便開始強調文化保守主義的重要性。當然是多樣的文化保守主義，不止我這樣，還有從别的角度進入的思考。
其中有一個契機，就是1988年趙一凡翻譯的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出版。丹尼爾·貝爾所講的三元化結構，人是這樣，社會也是這樣。他拿自己舉例：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社會上的社會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我覺得這給很多一元化思維的人以新的啟發，自由主義者并非在所有層面信奉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也可以和很多東西結合。
1989年，我寫了一篇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化解“傳統”與“現代”的緊張——“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收入了林毓生所編的《五四：多元的反思》一書。在那篇文章中，我恰恰用韋伯的理論還制西化主義者。韋伯的思想是“二戰”以來西方世界最流行的理論學說。韋伯雖然指出現代化是工具理性的強勢發展，但他非常重視價值理性，他有悲觀主義傾向，認為在現代社會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脹，價值理性受到抑制，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我認為，“東西古今”問題的本質就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關系問題。近代以來，我們從西方特别強調要引進的屬于今的那部分，大部分屬于工具理性；強調反對和批判的，大部分屬于價值理性。從韋伯的理論看，價值理性不是要去除的部分，而是要建立其與工具理性之間的合理關系。
進入90年代，有左派學者批判文化保守主義，我寫了一篇回應文章《人文主義的視界》，來闡釋文化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這一從西方學術界開始使用的概念，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指近代社會變遷過程中，反對反傳統主義的文化觀和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地、粗暴地破壞，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時注重保持傳統的文化精神和價值。另一是指在商業化、市場化的現代社會裡，注重守護人文價值、審美品位、文化意義及傳統與權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種立場。我自己雖然贊成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立場，但不是被固定在這裡，這是我思想的一面，我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開放的一面。
從80年代到現在，不管是在傳統文化最低潮的時候，還是近些年來的“國學熱”中，我始終不變的一點是，對儒學作為一種價值理性的文化形态，及其對現代化的作用，始終寄予完全的信任和理解。
手記
孔子行教圖，途遇圖。探求孔子思想的來源(張慶民攝/FOTOE供圖）
《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陳來著右圖：《宋明理學》陳來著一直以來，陳來都以研究儒家哲學、宋元明清理學和現代儒家哲學享譽學界，事實上，他對于80年代以來的文化論争，也從未缺席。
對于這一點，他自己很早便有明确認識。在一次電視節目中，他便講到當代有三種在場的儒學，即學術儒學、文化儒學和民間儒學。如果說在學院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屬于學術儒學的範疇，那麼從1987年開始，參與圍繞文化儒學的讨論，則是他另外一條未曾中斷的主線。
就像陳來自己所說，作1978年的第一屆研究生，他們比同級的本科生更早開啟學術曆程。在80年代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更多順着學術思潮一路前進，并非像一些學人，到“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90年代，才開始踏踏實實的學術研究。
早在1980年，研究生還未畢業時，陳來就完成自己最早的學術著作《朱子書信編年考證》。1985年，他的博士論文《朱熹哲學研究》，對朱熹哲學思想及發展作了細密的曆史考察，成為那個時代的代表研究成果。1986～1988年在美國期間，陳來開始準備王陽明的研究計劃。1990年，完成專著《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此後，陳來将自己的研究擴展到宋明理學，出版《宋明理學》等著作。1991年之後，他将主要精力轉入古代思想研究和現代哲學研究，完成《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哲學與傳統———現代儒家哲學與現代中國文化》《孔夫子與現代世界》等論著。
1985年，“文化熱”興起。在這場推動文化現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中，陳來不僅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重要成員，還以一系列文章，參與當時的文化論争。
在寫于1987年的文章《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前瞻》中，陳來最早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文化民族主義以及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并提出“傳統思想的複興的最大條件就是現代化”的判斷。
在那個反傳統意識占據主流的年代，陳來受到杜維明等海外學者的影響，在美國的兩年訪學生活，更讓他堅定了對傳統儒學的肯定與理解。
他一方面反對包遵信等人的全面否定儒學的文化激進主義，一方面反對韋政通、傅偉勳等人的儒學全面改造說。借助馬克斯·韋伯等西方社會學家的理論，陳來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儒學作為一種價值理性，仍有強大生命力。“儒學不是不支持改革，但它有它的特點。光有改革不行，還要有價值和精神的補充，需要一種人文主義的世界觀來引導中國人的一般精神方向。”
回頭來看，陳來當年的一些判斷，在今天并未過時。對于新世紀以來不斷升溫的“國學熱”，他早在2010年的《光明日報》上，便以《如何看待“國學熱”？》一文，予以回應。在他看來，“國學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現代化進程90年代以來快速和成功的發展，及其所導緻的國民文化心理的改變。對這場自發形成的國學熱，陳來持總體肯定的态度。正如他多年未曾改變的判斷，傳統文化在現代人的心靈滋養、情感慰藉、精神提升、增益人文教養方面，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艾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