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四五月間，我被邀請去參加一個關于啟蒙的命運的讨論會。我去晚了，進會場時，李慎之先生正在發言批評我的一篇文章，他說：“去年《天涯》雜志第五期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要害，就是讓中國脫離人類300年來走過的共同道路。作者就是現在《讀書》的主編。《讀書》《天涯》，南北呼應，是新左派的大本營。”
鄭仲兵先生主持會議，他看到我進來了，用胳膊輕觸李先生。李先生不知何意，繼續批評。鄭先生隻好大聲說：“汪晖，你坐到前面來！”
我和李先生算是熟悉的。他看見我，語氣緩和地談了一些看法。大家叫我發表意見。《讀書》其實什麼觀點和立場的文章都有，但作為編輯，我對于有關《讀書》的批評和建議一向秉持傾聽的态度。至于李先生對我文章的批評，我隻是說：離開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曆史和探索中國的發展之道，我不知道如何讨論人類300年來的共同道路。
我明白李先生所說的是啟蒙理想，但鴉片戰争的時候，中國和英國是共同道路嗎？販賣黑奴的時候，非洲、歐洲和北美是共同道路嗎？這300年來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如今都以現代化或“現代”的名義出現，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反而變成了“前現代”，怎麼理解這個新啟蒙視野中的所謂“共同”？
李慎之先生說的那篇文章，就是1997年發表在《天涯》上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發表之後引發軒然大波，是後續一系列争論的導火索。
在那篇文章中，我對80年代以來的主要思想派别都提出了批評，比如三種不同形态的馬克思主義、“新啟蒙主義”思潮，以及“儒教資本主義”“鄉鎮企業的現代化論”和“中國後現代主義”等論述。批評的核心，是認為它們在不同程度和方面缺少對“現代性”的足夠反思，中國知識界為現代化意識形态所裹挾，在“中國/西方”“傳統/現代”的二元話語中無力分析新一輪全球化所産生的矛盾和中國面臨的新問題。文章結尾，我批評了一些人不加反思地為中國提供資本主義現代性答案。
這些看法如今算不上新鮮，但在90年代的氛圍中，聽起來有些異樣。無論李慎之先生這樣的老一代啟蒙派，還是新一代的“自由派”，都對我的言論不滿，他們對“全球化”充滿了美好的想象，我卻從近代曆史的脈絡出發提出了不同的分析。
那天開會争論得很激烈，我一說話，就被打斷，很像是“圍攻”。但也有兩位老先生主張讓我說話。李慎之先生與我觀點不一樣，但坦白，什麼意見都擺到桌面上來說，就這一點來說，我很尊敬他。
其實，那篇文章是1994年就完成的。1993年底，我從哈佛大學訪學結束回國，正在北京的韓國朋友李旭淵讓我寫一篇介紹當代中國思想狀況的文章，他要拿回韓國發表。答應了以後，我就想，該寫些什麼關于當代的問題？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三四年，對我們這一代人是非常大的震蕩。我先是在北京，然後下鄉到陝西商洛，1991年回北京辦《學人》雜志，1992年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從遠遠近近的角度，觀察劇烈變化的中國和世界。該怎麼理解這一切？那篇文章就是對我那幾年的很多斷斷續續的想法所做的記錄，是一篇思想劄記而非學術論文。
除了中國國内的大事，那幾年國際也發生着劇烈的變動。80年代末，很多中國年輕人的心态，認為美國是我們最遙遠的未來，近一點的就是由戈爾巴喬夫領導正在進行政治改革的蘇聯。可短短兩三年，形勢急轉直下，被我們寄予厚望的蘇東改革，迅速垮台。盡管和蘇東不同，但中國也在經濟領域迅速進入全球化的過程。
記得1993年，我們一些人開完會到聖彼得堡遊玩，和李澤厚、劉再複一起轉到涅瓦河畔，港口停泊着打響“十月革命”第一槍的“阿芙樂爾号”巡洋艦，再複感慨：“十月革命帶來了這麼多的問題，整個20世紀，給我們帶來了那麼多災難。”這是那時許多人的感慨，我能夠理解，但對于如何分析19至20世紀的進程，我心裡有并不成熟的不同意見。（尹夕遠攝）我曾說，從1911年辛亥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是20世紀的核心，這是漫長的革命，但也是一個短促的世紀。80年代可以算作這個“短20世紀”的尾聲，90年代是一個真正的逆轉。革命的20世紀終結了，但它不是一個可以被簡單否定的曆史。如果告别意味着不可重複，我部分同意，但如果告别等同于否定，則是不顧基本曆史條件的宣言。
90年代，新的世界秩序到來了，我們不但可以感受到日益露骨的不平等結構，而且不平等關系是以完全正當和合理的形式回歸的。經過了一輪否定之後，仿佛20世紀想要沖破的19世紀又回來了。
在聖彼得堡，我們這些深受俄國文學影響的人都覺得這座城市輝煌美麗，甚至比巴黎更壯闊。可到了晚上，城市是昏暗的，因為經濟不好，電力匮乏。我們去看世界一流的《天鵝湖》芭蕾演出，黑市上13美元一張票，以美國标準實在很便宜了。可第二天路過售票處一問，全本《天鵝湖》實際售價55盧布，當時的彙率呢，1美元兌換1300盧布！怎麼能讓人不感到心酸。以前都覺得蘇聯不好，換掉就完了，市場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沒想到實際的社會變遷是這樣的。
結束旅行，我回美國。先到芝加哥，鄰居住了兩位葉利欽的顧問，對于蘇聯的分裂，他們似乎并不心痛，覺得俄國終于是一個俄羅斯人的民族共同體了。這讓我很詫異。然後回哈佛，即将離開之際，發生了“莫斯科十月事件”。葉利欽用坦克轟擊國會大樓，終結了總統與議會之間的權力鬥争。美國媒體和國家政策完全站在葉利欽一邊，明确地支持暴力，說葉利欽是在“清算前共産主義分子”。為什麼美國這次的反應和他們對待中國那麼不同？美國對外政策的實用主義暴露得一覽無遺。
這些事情接連發生，促使我反思社會主義實踐和新的全球化秩序，那些劄記也是自我反思吧。就在這時，李旭淵來找我約稿，我就把這些筆記整合成了一篇文章，先是發表在韓國，然後在香港。
1996年底至1997年底，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住了整整一年。來香港之前，我已經應邀擔任《讀書》主編，考慮到文章發表可能引發的争議，我先用了筆名在《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發表了一稿。但我并不習慣用筆名，總覺得有點古怪，覺得應該對自己說的負責，沒必要閃躲。那時韓少功在海南辦《天涯》雜志，幾次約稿，我就把這篇文章給他了。
少功給我回了一封很長的信，說現在很需要這樣的文章。他非常有勇氣，但也極其謹慎，對文章做了必要的技術性處理，發表在1997年《天涯》第五期上，很快引起了預料中的争議。這篇文章曾經有另一個标題，叫《市場社會的誕生與思想的潰敗》，暗示到了90年代，随着社會的變遷和市場的誕生，知識分子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全球化的能力。一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自命，拒絕任何對現代性的反思，用啟蒙的教條對全球化進行着玫瑰色的理想化叙述。
這篇文章檢讨了不同思潮，其實我也是自我批判，因為我的思想也是在那樣的脈絡中發展而來的。我并沒有把自己當成那個時代的審判者。
回頭看這篇文章，它算是我對現代進程進行反思的一個開端，也是對當代思想讨論的一個介入。我在其中把現代進程加以總體化和再思考。這些抽象理論的東西有它的非常現實的價值。我記得《讀書》組織讨論科學主義和環境問題，于光遠先生跟我說，生态環境這都是發達國家才讨論的，中國現在不需要讨論這個。現在再看呢？即便是讨論很現實的問題，也需要一定的理論視野，才能将尚未成為問題的問題問題化。重新解讀曆史，破除了簡單的傳統、現代的對立框架，從反思現代性出發，對發展主義和與此相關的生态、平等等問題加以探讨，也算是順理成章吧。
實際上，在這篇文章形成前後，知識界已經開始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這篇文章也對這些聲音做出了回應。由于文章帶有曆史分析和綜合描述的特點，于是以此為契機，知識界開始了持續不休的争論。有人将之稱為“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争，我自然是他們眼裡“新左派”的代表。我從未以此自稱，因為任何标簽化都會使問題簡化，進一步發展為不同陣營之間對勝負的争奪，不再是思想和理論的讨論，但思想争論也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它發生了，可能還會繼續發生。
我一直處于争論和争議之中，被攻擊了一番又一番。開始很不适應，但漸漸坦然。争議如果有價值，最終人們會慢慢進行再認識的，可惜的是有質量的批評很少。這篇文章于我始終隻是一篇劄記，我的更多的工作集中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研究和撰寫過程之中，在這部四卷本發表之後，我又開始了對20世紀若幹重要事件和思想較為系統的研究。我對當代問題的思考和介入多半是在研究曆史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
手記（尹夕遠攝）汪晖在清華大學的辦公室内。他目前任該校中文系與曆史學系雙聘教授“名滿天下，謗滿天下”，大概是公衆對汪晖的一種印象。
汪晖獲得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承認，比如2010年美國亞洲學會年會基調演講人、2013年與哈貝馬斯同獲意大利“盧卡·帕西奧利獎”、2018年德國最高學術獎之一的“安内莉澤·邁爾獎”等，他都是首位獲得這些學術殊榮的中國人。汪晖受到的非議之多也少有出其右者，2000年長江獎事件、2007年《讀書》換帥風波、2010年博士論文“抄襲”事件等，每每均演變為公共話題，引發“混戰”。
“名”與“謗”的源頭，或許都和汪晖的思想有關。他讨論的話題足夠重要，他的态度和某種意義上的“主流”足夠沖突，于是對他的思想的看法經過了種種形式的變化，成為那些榮譽或非議。
汪晖的思想圍繞着兩個錨點展開：“現代”與“中國”。标志性的開端，正是1997年發表的《當
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為了回答那些根本的問題，他拒絕在研究上人為設限。從魯迅研究起步，他的領域逐漸擴展至更大範圍的思想史。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部四卷本著作中，為了探讨“現代”，他的論述上溯到了宋代甚至更早時期，而為了在特定語境下澄清關于“中國”的理解，他專門寫過西藏與琉球問題的專著。汪晖目前的職業身份是清華大學中文系和曆史學系的雙聘教授，是文學與思想史方面的“專家”，但人們談起他時，“思想者”的身份先于“專家”頭銜。
自然，他也拒絕“新左派”的标簽——在他看來這是簡單化且含義可疑的。他認可的自我身份，是批判性知識分子，批判的重要對象之一是被許多人視作理所當然和未來方向的“現代性”。在他看來，批判不是簡單否定，也不是與建設相互對立的概念，“反現代的現代性”本就是近代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傳統，許多對中國思想做出過關鍵貢獻的人，都是在追求現代的同時抱有對現代的深刻懷疑與反思，比如章太炎、魯迅，比如毛澤東。
汪晖想做的，或許是在今日中國接續這一努力。德國《時代周報》正是如此形容他的：“汪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國能發展出一脈獨立的現代思想，同西方啟蒙主義分庭抗禮。”這樣的一種嘗試，自然應當在這40年來的思想探索上留下一席之地。
2010年，40多位各領域的學者在北大召開了一場研讨會，主題就是“汪晖的學術世界與當代中國思想之進路”。學者戴錦華在引言中解釋了為什麼要讨論汪晖：“汪晖近年來的工作，他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使他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被命名為一種示範、一個例證。今天，我們選擇汪晖，将汪晖作為一個被‘我們’解剖的‘麻雀’，是因為我們和汪晖面臨并分享着共同的挑戰、共同的問題。”（劉周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