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胡風以《時間開始了》為題創作組詩，慶祝建國，被譽為以一句話表達了這“決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感情”。而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被許多人視作“時間的再次開始”，尤其是對禁锢了許久的思想界，以至于80年代被稱作中國近代史上繼“五四”之後的第二次啟蒙時期。
推動思想的松動與發展，“書”是一個關鍵詞，這是擺脫精神貧困所必需的糧食。1979年4月的《讀書》創刊号上，發表了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成為時代的标志性口号。其實文章原題為《打破讀書的禁區》，是範用和編輯部商量後，将題目做了更改，變得如此簡潔、有力。許多地方出現了這樣的場景，新華書店排起長隊，一開門大家即沖進店裡，知青們搶着閱讀那些經典小說——有些他們在“文革”中見過手抄本，卻因版本不全而沒讀過結局。
進入80年代中期，“文化熱”中活躍的知識分子及其思想動态，也可用圖書出版形成的團體做大緻的劃分，其中有三個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典型”。其一是“走向未來叢書”，該編委會特别看重的是“科學精神”。其二是“中國文化書院”，堅持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須根植于傳統的再發展。李澤厚是其中成員，他通過對傳統的曆史考察，刻畫幾千年文化積澱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結構”。這位富于創造力的哲學家被許多人視作“精神導師”，黃子平形象地說出了他在當時知識人心中的地位：“有一個人的書出一本我買一本，目錄也不看。隻有一個人，就是李澤厚。”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是另一股關鍵力量。其核心甘陽等人主要是當時北大和社科院的一批外國哲學專業的年輕學者，意在通過翻譯當代西方學術的代表作而對中國學術與思想進行更新。推出的包括海德格爾、薩特、韋伯等著作影響了無數人，更顯示出當時學人的思想抱負。這一編委會當年的兩位成員陳來、劉小楓，在他們的口述中提及了這段時光，也提出了今日再反觀時的更多思考。
對80年代，陳平原的回憶充滿溫情，那是朝氣蓬勃、無拘無束的時光。不過“急迫”也是突出的時代氣質，源頭正是“開放”。國門開了，過去自我粉飾的幻象消失了，我們到底比人家落後多少一下子暴露得淋漓盡緻。資中筠的口述，回憶的是她親曆的“開放”以及由此帶來的思想上的全新局面。
由于曆史的斷裂性的劇變，進入90年代後思想界的氣氛有所不同。許多人将之稱為低迷與盤整期。市場的大潮襲來，經濟繁榮發展，也讓人文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了。戴錦華回憶，90年代，曾經的學界好友又打來電話，不過不是探讨思想與學問了，而是問：“你能幫我搞到15噸鋼材的指标嗎？”
李敬澤将90年代形容為“無人認領的時代”。各類回憶中不乏“我們的80年代”，卻不見有人如此認領90年代，這說明“分化”成為思想界的标簽，很難再用整體性的思想傾向與所謂共識進行概括。“激進”—“保守”争論、現代性—後現代性争論、民族主義—世界主義争論、精英文化—大衆文化争論、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知識分子的争論，構成了這個十年的基本回憶。汪晖是主角之一，他的口述記述了由他引起的思想論争的前因後果。
同時人文學界也開始另一方面的收獲，李澤厚概括為“學問家凸現，思想家淡出”。這是學術開始規範化的年代。“上談日月星辰，下管國計民生”的日子暫時結束了，知識分子更多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内關注具體的問題，取得了更大的“學術成績”。
中國人的集體自信的恢複，是改革開放後20年社會氛圍最主要的特征，思想界的諸多議題也以此而展開。例如對“中國模式”（或經驗、道路等），或是從學理上進行闡釋，或是提出“生于憂患”式的批判分析。至于今日時代的性質，有人認為我們仍處于“綿延”的廣義90年代之中，也有人認為我們在近幾年開啟了截然不同的“後鄧小平時代”，而這所有的判斷，都因尚處于正在展開的“當下瞬間”，無法過早地分出高下。
思想理論的發展不同于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無法用數字指标衡量，更因為觀念的差異難以判定何為“好”何為“壞”、何時“增長”何時“衰退”。而且即便在新時期，也難說這些學術與思想的論争擺脫了外部因素的羁絆。不過改革開放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思想解放，一個個思想禁區被打破，多元聲音漸漸于社會共存，是人們過往40年來的深切感受，亦是對未來中國的持續期待。（郭建設攝/視覺中國供圖）1987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内看書學習的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