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20歲左右，剛剛從内蒙古建設兵團回城。長達半年的時間裡，我按着“世界文學名錄”按圖索骥，看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我發現，那些世界名著裡差不多全都在寫愛情，《怎麼辦》《安娜·卡列尼娜》《戰争與和平》《少年維特之煩惱》《羅密歐與朱麗葉》……
那個時候，我對愛情的看法就已經和父母那一代不太一樣了。我開始認識到，婚姻和家庭不僅是過日子，也不僅是非常實用的那種。
其實我的父母，他們也不是“過日子”，他們之間也是浪漫的愛情：他們兩個是在延安相識相愛的。有一次，我問我的母親，你們那時候是怎樣相愛的？我母親說，就是有一回過河，她摔了一跤，差點摔進河裡。我父親拉了她一把，然後他們就“好上了”。他們其實也是因為感情而結合的。
但是在“文革”的時候，愛情和性是絕對的禁忌。因為愛情和性，本身屬于私人領域，和當時狂熱的集體主義是對立的。當年《聯合報》給王小波評獎，一些評委說：“小說寫的倒是不錯，但是為什麼非要寫這麼多‘性’呢？”其實，王小波筆下的性是一種反抗，用人最本質的生命力來反抗秩序對人的異化。
1982年我去美國讀書，碩博連讀，選擇的是社會學系。去美國之前，我在社科院做過一點婚姻調查，所以博士論文寫的也是當代中國的婚姻和家庭。回國以後，我的研究領域其實也集中在三個方向：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
1988年，我從美國回國，準備搞社會學研究。當時北大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後站，急需1988年畢業的，既是學社會學的又願意回來的博士，我就成了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後。我的導師是費孝通。我當時報了10個題目，研究方向包括婚前性行為、婚外戀、單身、不育等等。這10個研究題目，費先生都非常支持，最後編輯成一本20萬字的書《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
我能夠感受到，中國進入了一個變革的時代。以婚姻家庭這個領域來說，好多人的觀念都在變：性的觀念在變，生育的觀念在變，結婚的觀念也在變。好多人不想結婚了，城市裡還出現了一批人自願不育。在幾千年的中國，這根本不可想象。
我的一項早期研究是關于生育觀念的。我到浙江一個非常小的小村子，還有山西我最早插隊的農村做調研，和城市的自願不育者進行對比。能感受得到農民對“計劃生育”這個政策的緊張态度，因為這個政策和幾千年來中國人的生育觀念太不一樣了，沖突非常激烈——計生幹部們說自己的工作是“天下第一難”。但是你看現在，國家鼓勵年輕人生二胎，年輕人都不生。中國人真的是改變了。
中國人的生育觀念起這麼大的變化，最主要的因素，還是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我們稱之為“現代化”。中國正在經曆一個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事實上，在我們的研究中，上海總是數據最顯眼的一個城市。比如說單身率最高、結婚率最低，離婚率最高、同居率最高。所有最先鋒最前衛的指标都在上海。因為這是一個真正經曆了現代化過程的大都市。社會觀念的變化都首先在這裡有所反映。北京的數據也很高，但不如上海那麼前衛。
在婚姻家庭領域，第一個趨勢是“核心家庭”開始成為主流。所謂核心家庭就是一對夫妻，加上他們的未婚子女。和父母等幾代人住在一起，叫作“主幹家庭”。美國在20世紀00年代已經開始了核心家庭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成為美國最普遍的家庭形式。而在中國的20世紀70年代，三代同住的主幹家庭比例還很大，當時的數據是20%～30%。從80年代開始，核心家庭逐漸成為中國家庭的主流。
第二個趨勢，是單親家庭增多。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剛做研究時，單親家庭隻占3%左右，2007年我們的調查顯示已經是12%。當時是全國五大城市的調查，基本可以推論到5個城市的家庭，一個城市大概有800個樣本，一共4000個家庭。（黃宇攝）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是變化最大的，1989年北京（有婚前性行為）的随機樣本是15%，2011年清華大學做過一個研究已經達到71%。這個變化是非常驚人的。因為在和“童貞觀念”有關的擇偶标準調查中，中國人在世界上的排名從來都是非常靠前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在美國的男女青年擇偶标準中，對方是否為“處男”或“處女”隻排到第17、第18位。
在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三個方向中，性研究的禁忌最多，壓力也最大。因為我們的社會，幾十年來，一直是反性禁欲的。具體到研究上，一個表現就是，和性有關的研究課題，基本上不可能申請到經費。
比如說我帶的一個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想寫“虐戀”群體，希望能夠進行“經驗調查”。我寫過《虐戀亞文化》這本書，但依據的都是文獻。然而，我的這個研究生，他的開題報告根本沒通過。社科院的負責人都不同意，說這個太敏感了。我認為這是我們的文化中非常矛盾和分裂的一面：一方面覺得“性”非常敏感；一方面又被認為不重要。
我最開始做同性戀研究時，遇到的最大的反對意見是：“那麼多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你研究這個幹嗎？”持着這種意見的人認為，同性戀人群僅僅占總人口的4%，你們幹嗎不去研究占人口50%的一些人的問題？另外一種意見，就是“你為什麼不去研究社會分層？”可其實這就和自然科學研究一樣，有人研究大象，有人研究昆蟲，隻是研究的領域不一樣而已。
而且，無論虐戀還是同性戀，并不像主流想象的那樣，隻是特别少數的人才喜歡。虐戀也是人真實的心理需求。很多看起來非常強悍的人，人性深處其實反而有一點希望“被羞辱”的欲望，這也是一種補償心理。
最早在做同性戀研究的時候有一個困難，就是線索不太好找。當時同性戀是很受歧視的，大街上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是同性戀。我的第一個同性戀調查對象是當時做的一個單身研究的采訪對象。當時我在《北京晚報》上登廣告征集“獨身主義者”，大概征集了40多個人來參加我的單身研究。其中有一位30歲的男士，我訪問到他的時候問他單身的原因，他回答的時候就答不清楚，這個也不是那個也不是。後來他就跟我說：“我看你留學回來也不像個壞人，我告訴你吧，
我單身的原因是因為我是個同性戀。”這就是我的第一個同性戀調查對象。後來我用社會學中的一種滾雪球的方法，他介紹他的朋友來，還有朋友的朋友，這樣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這個調查對象最後到了120多人。
後來王小波也加入到這個研究中來，有一些特别年輕的同性戀者不願意跟女的談，這個時候王小波就會來幫我談幾個。另外一些需要到男廁所去進行的調查，也是王小波去。有一種傳言說我為了搞男同性戀研究，女扮男裝到男廁所，其實不是，是王小波去的，有線人的，帶着到廁所。這個工作也為他寫《東宮西宮》積累了素材。
從事“性”研究的另外一個壓力，就是中國人總是把性和道德聯系起來，把正視“性”和宣揚“色情”聯系起來。2014年11月，廣州舉辦了一屆“性文化節”，邀請了華中師範學院的彭曉輝教授來做演講。在演講中，忽然有人沖出來向他潑糞。還有人在西安把我的照片挂出來向照片潑糞。他們的觀點是，你看這個人主張婚前性行為，主張自慰無害，多麼堕落。
我理解這是一種焦慮。從隻有15%的人有婚前性行為，而且其中好多還是固定伴侶，到71%的人有婚前性行為，這是觀念上多麼大的轉變和沖突。而且20年不到，時間這麼短。所以，很多人會非常恐慌，非常焦慮，因為跟原來的差距太大了。但事實上，一個人的性觀念、性行為跟道德沒有必然的關系。你不能說，一個喜歡多人性關系的人一定就是一個道德低下的人。
2005、2006年前後，我曾經努力倡導過國家在涉性法律上的寬松。1997年，中國取消了流氓罪。在“流氓罪”這條法律下，一切婚姻之外的性行為都是“違法犯罪”，但還有“聚衆淫亂罪”。其實，包括聚衆淫亂罪、關于淫穢商品的法律等等，這些法律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沒有的。
其實最近十幾年來，中國的涉性法律變化也非常明顯，這個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些涉性法律雖然還有，但是很少實施了，判刑比較少了，案例也比較少了。比如根據淫穢品法而判罪的數量絕對減少了。這些都說明中國的風氣越來越開放，涉性法律在走向寬松。
我覺得，無論如何，現在保守的人越來越少了。如果說，幾十年前可能90%的人像他們這樣想，那現在隻有10%的人像他們這麼想了。那我所做的一切，就沒有白費。
手記
（趙昀攝/視覺中國供圖）李銀河在上海舉行講座紀念王小波去世10周年很多年裡，李銀河在大衆的印象中一直是“王小波的遺孀”，而她本身在學術上的建樹和成就反而被遮蔽了。事實上，李銀河身上有很多個“第一”：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後；中國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會學家；中國第一位進行同性戀研究的學者。
2000年後，出現在大衆視野中的李銀河，總是被妖魔化。她倡導“賣淫非罪化”，被曲解為支持賣淫嫖娼；她主張性的去道德化，主張取消“聚衆淫亂罪”，被曲解為支持亂倫、群交。在西安，有人對着她和其他性學家的照片潑糞。
李銀河認為，在正視人性和欲望這方面，中國人剛剛走出中世紀。
事實上，正視性，不代表就支持性放縱；正視同性戀等亞文化的存在，也不代表着就是要倡導婚戀主流變成同性戀。早在《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中，李銀河就闡明過這一點：“社會學研究同性戀文化，僅僅因為它是存在的東西。我們說的文化，屬于存在的論域，跟提倡沒關系。實證的科學，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
作為人在生存之外最重要的原始本能，性，原來是一件非常自然、正常，非常私人領域的事情。然而，宋代之後，中國人的性觀念逐漸走向僵硬和扭曲，自然的性也日益與道德、秩序捆綁，這導緻了對性的态度：極端壓抑，或者極端放縱。然而無論壓抑或放縱，都不是自然、科學和健康的。
雖然屢屢因為“性”話題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但是李銀河的研究範圍包括但不限于“性”。早期她的《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敏銳地感知到當時中國人在兩性觀念及婚姻、家庭領域出現的變化，并運用社會學方式進行科學的統計和研究。她也是最早将女性主義運動和理論介紹到國内的人。
正如她在采訪中所說，1978到2018年的40年，也是中國人兩性、婚姻、家庭觀念劇烈變革的40年。在如此短的時間内，觀念出現如此大的變化，沖突與焦慮，便成為劇變的副産品。
與如此巨大的變革、14億人口龐大體量殊不相稱的是，目前中國從事“性社會學”研究的學者不超過20人。這其中，中國人民大學的潘綏銘教授、華中師範大學的彭曉輝教授，包括李銀河等“第一梯隊”學者近年來紛紛退休，而後繼者寥寥。
一方面是“女德班”的卷土重來，一方面是科學研究及傳播兩性、婚姻、家庭的學者們的聲音長久被壓抑和曲解，中國的“性社會學”依然是一片亟待開發的廣袤土地，中國人在走向科學、自然、健康的兩性觀、婚姻觀、家庭觀的道路上，依然有很多障礙要跨越。
2012年，李銀河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退休。退休後的她長住威海，住所坐落在威海最美的一片海灘旁。在這裡，她上午寫作，下午讀書，晚上看電影。她說，她最喜歡的書之一，是梭羅的《瓦爾登湖》。她現在想把表達形式轉為以小說為主，而且隻寫“虐戀”這個主題。她告訴我，虐戀這個東西太有趣了，它本身的戲劇性特别強。寫的時候，根本不是她自己在寫，而是冥冥中有一種力量把着她的手，讓她寫下來。（馬戎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