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我前往非洲馬裡共和國參加學術會議。飛機上，看到地面從歐洲的深綠色逐步過渡到淺綠色，再從北非的灰黃色過渡到撒哈拉大沙漠的深紅色和金黃色，就知道逐步接近了馬裡。從首都巴馬科，我們搭乘一架蘇制小客機前往著名的通布圖市（Tombouctou）。
這座古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方邊緣上，離尼日爾河不遠。它在西方大名鼎鼎，出發前，我和當時芝加哥大學的幾個同事提到要去通布圖，他們都羨慕得不得了。選擇在這裡開會，是意大利哲學家、符号學家和小說家翁貝托·埃科（UmbertoEco）的主意。一路上，埃科比誰都興奮，一面翻着法文和意大利文的關于通布圖的書籍，一面大聲唱着一首顯然是他即興編出來的進行曲：“通布圖，通布圖，我們迎着太陽前行……”
抵達通布圖，知道它是省會，但當我漫步在沙地街道上，一路望去，卻看到一個神似平凡華北村莊的地方。然而，正是它，激發了我的許多思考。
我在倫敦讀書時，不少老師是研究非洲的，聽他們的課，我有過一個大體的“非洲形象”，那讓我曾誤以為，歐洲人來之前，非洲隻有歐洲人類學家熱衷研究的原始部落。老師們也講“文化變遷”，不過起點是西方探險家到達非洲。
我們參觀了通布圖檔案館的一批新出土的古文獻，翻着故紙堆，館長說，紙上寫的是阿拉伯字母，但語詞卻是通布圖方言，而其中一大部分内容，則是關于中草藥的！這足以表明，這裡在西方探險家進入之前，文明已在此融彙交織。有位地方老者告訴我，11世紀前，作為黑非洲的一部分，通布圖曾受印度文明影響，之後，伊斯蘭文明傳進此地，清除了原有的“印式巫術”。15世紀，通布圖已建成一所嚴格意義上的大學，其地位如同“非洲的牛津”。
我意識到，我學過的西方人類學既存在“原始化”非洲的問題，又存在将“歐化”與“世界化”等同看待的問題。
遙遠的通布圖，奇異之處頗多，卻似曾相識。這座小城總讓我想起我國的喀什和泉州，尤其是我所熟悉的後者。那曾是“海隅偏藩”，在國内外人類學家的筆下，是家族和“民間宗教”的典型。但就是在那裡，“五口通商”之前數百年，早就有了“四海舶商，諸番琛貢，皆于是乎集”的勝景。泉州的曆史，曾啟發我質疑社會科學中西方中心的“破裂式現代性”理論的曆史時間性，寫成《刺桐城：濱海中國的地方與世界》。
通布圖之行更讓我醒悟到，西方中心的曆史時間觀，對世界的“污染”是全方位的。世界上不少地方，早在西方勢力進入之前，就有了我們當下愛談的世界主義了。無論是通布圖還是泉州，在曆史上都更具有世界主義特征，而如今，通布圖的繁華成為往昔，它的大學也消失了，泉州則在内部和外部的相繼擠壓下，持續“被本土化”。
在通布圖開的學術會上，埃科提議我談談自己的想法。我講了“天下”概念對于更新人類學認識方式的價值。與會的個别學者面露疑惑，但一個巴馬科大學的同行在我講完之後激動地說：“這篇論文很重要，我們非洲也不是部落社會，而是天下！”
這個評論，讓我難以忘懷。的确，倘若跨文化研究沒有建立在承認所有民族的思想世界的“天下性”之上，那麼，跨文化研究所鼓勵的“互惠知識”又何以可能？
回到美國，我繼續在芝加哥大學講授“人類學的中國問題”課程，也到其他地方講座。比如當年4月我在哈佛大學做了一場公開講座，具體内容還是對“天下”的诠釋，關注的是這個古老的概念對中國學術潛在的刺激。當時我正在芝加哥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之職，于我，芝大是個學術聖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等前輩創建燕京學派時，借鑒了芝加哥學派的思想。在這個學派的起源地，我開始體認中國社會科學這一重要局部70年來的遭際，思考我們該從何處“再出發”。（尹夕遠攝）
2005年王銘銘在中甸松贊林寺（右一）回顧學科曆程，我認識到中國人類學的本色是“國族營造主義”的，海外從事過田野工作的學者也并非沒有，然而無論哪個學術陣營，學者們的工作重心還是放在國内的鄉村和少數民族區位。但吊詭的是，它采納的曆史時間格式卻總是西來的，深受傳統/現代二元對立曆史觀的影響。總之，以“國族營造”為訴求，這門學科并沒有“以天下為己任”，也因之，很少為我們理解諸如通布圖和泉州那樣的文明交融場所提供合适的概念和方法。不僅人類學，中國的社會科學其他領域其實也如此。
通布圖隻不過是我行走過的許多地方中的一個。然而，這座黑非洲古城讓我想得特别多，它的形象，一直啟迪着我。過去這十幾年裡，我的學術工作沿着兩三條線路展開。我的田野工作重心，從東南沿海轉向西南。在西南，圍繞費孝通先生的“魁閣”“藏彜走廊”，李安宅先生的藏文明，及林耀華先生的嘉絨，我帶着幾組博士生做研究。這批新一代學者，從儀式、曆史記憶、物的流動、土司人生史、山川等角度，切入他們的田野地，取得了值得稱道的成績。對我來說，他們的研究共同表明，在被我稱為“典型中間圈”的西南，諸如通布圖那樣的古代世界主義圖景，到處可以找到印證。這個地帶的确有其“封閉性”，但也鮮明表現出文明的交流本質。
遙望古代人文傳統，我看到，“他者為上”的認識态度在古代文明裡早已有之；如果說我們當下的學問有“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缺憾，那麼，這個缺憾并非自古有之。這些讀史感受，彙合成《西方作為他者》一書。離開通布圖一年後，我還到過法國阿爾卑斯山區調研，此間我也正在琢磨“三圈說”，後來，我借定義這個概念指出，中國人類學除了研究漢人社區（核心圈）和少數民族群體（中間圈）之外，還應當更多地研究華夏的“外圈”（域外）。我不斷地寫作、講課、研究，發表我對這一中國人類學新方向的期待。2017年3月，我有幸被大英學術院（BritishAcademy）選為拉德克裡夫－布朗社會人類學紀念講座主講人，作為走上該講壇的第一位非西方學者，我引據了不少文明關聯的案例，闡述自己對這方面研究的思考。
今天距離2000年又是近20年了，令我樂見的是，“異域研究”這個中國人類學新方向得到了更多重視，産生了更多成果。不僅在北大，而且在全國不少地方，尤其是位于所謂“周邊區域”的雲南、新疆、廈門、廣州等地的高校，有了不少“海外民族志研究”和“跨境民族研究”。當然，不能以為，到異域去，在世界不同地方重複所謂“民族志”工作就能帶來學術的進步。比地理視野的拓展更為急迫的，是培養“文化自覺”這項工作。而真正的“文化自覺”，是文化的自知自明，而非其他。我們若有足夠“自信”，那麼起碼我們應有勇氣承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們，同樣圍繞着自己的家園創造了各自的中心。自以為擁有天底下唯一“合情合理”的文化，會使我們失去理解自己的機會。
我總是覺得，我在遠到撒哈拉沙漠、近到我國東南和西南看到的這種曆史“廢墟”，都内含着壯麗的文明關聯圖景，它們即使得到過渲染，也未必得到過真誠的領悟。不是說文明關聯一定是美好的；相反，在曆史上，它導緻過悲劇。然而我們依舊必須看到，這一關聯普遍存在于不同的曆史階段、不同的地方，其推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絕不是近代以來那些“霸權性”勢力帶來的。作為人類學研究者，我必須面對它、理解它、解釋它。
今天這個時代，如何處理文明之間的關系，顯然是一個極其重要而且有很強現實意義的話題。費孝通先生曾提出16個字，用以形容“文化自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要做到這些，其實并不容易。要真正為這些做出貢獻，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域外學者，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手記
王銘銘的普通話不太标準，相貌也不太“标準”，大體上看着是漢族，又好像有點異域因素。王銘銘是福建泉州人，泉州曆史上有許多域外商人，他說他的祖先也許與“文明混融”有些關系。
一次講座中有聽衆向他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一位朋友是北宋時來到開封的猶太族後裔，現在被定義為漢族，但心裡又對猶太身份有特殊的情感，他到底是什麼人，屬于中國文明還是猶太人？王銘銘回答：“他們就是‘人’嘛！人類沒有非雜種的。”這或許也是他對自己究竟是“什麼人”的一種回答——就是“人”嘛。王銘銘進而向那位聽衆解釋，民族的自我認同和國家的認同有這些矛盾，都是因為我們理論上把每個民族都說成是純的，而事實并非如此。
作為人類學家，王銘銘也期待中國社會科學能少一點對“自我”的過分愛戀，亦即20世紀中國學術的“民族國家焦慮”，将視野放得更廣闊一些，抱持着謙卑與尊重的心态多去認識“其他人”，更好地理解“人”以及“人”之一員的我們自己。他認為這種開放心态，即使在西方也仍舊有待培育。
20世紀50年代以後，國内人類學學科被取消建制、部分地歸入蘇聯式的“民族問題研究”，改革開放後才得以重建。王銘銘親曆了人類學複建的過程。1981年他進入廈門大學的考古專業學習，理由是“可以遊山玩水，跟現實也遙遠”，三年級時便成為了新組建的人類學系的學生，此前的理由大體上還能保持。随後赴倫敦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成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人類學留學生——半個世紀前費孝通入讀了同一所大學的同一個專業。1998年，費孝通在北京大學建立中國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點，王銘銘是該博士點的具體負責人。1995至2000年間，他協助費孝通組織“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讨班”，該研讨班對國内人類學的複興和重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法國《國際社會文化人類學評論》近期刊登題為《中國新人類學》的專輯，其導言中認為，王銘銘在中國人類學90年代中期之後的學術思想更新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通過一系列的理論著述，對上世紀初以來的中國人類學提出了系統的反思以及總體建設的看法。這些思考，被認為預示着一種新的中國人類學的可能性，有助于化解“人類學”與“中國”之間的天然矛盾——傳統的人類學研究“簡單社會”，而“中國”是幅員遼闊、人群多樣、曆史悠久的，所以無論“有關中國的人類學”還是“中國的人類學”，長久以來都有着許多充滿張力的緊張與錯位。
就在刺激王銘銘産生新思考的通布圖之行的第二年，美國發生了“9·11”事件。也是在那年，中國加入了WTO。如何在一個“文明沖突”的世界看待自身文化與“其他人”的關系，從那個節點開始變得關鍵，且随着中國近年來的發展愈發重要。
王銘銘說，至少人類學對這個問題想要提供的答案，是和“文明沖突”的圖景相反的。他認為當今世界流傳着有時代特色的文明焦慮，而曆史和人類學研究将會告訴我們，文明的本質是交流的，從更長遠的曆史眼光看，文明關聯和共生是主導的，對待所謂“沖突”，人們不該那麼心神不安。“沖突也是關系，起碼是關系的扭曲表現。”文明間的“關系”是他特别強調的概念。
“我甚至根本反對‘中國與世界’這個提法，它給人的印象好像是，中國和世界是分開的兩個東西。不存在純粹的自我，我們自身某種意義上就是世界。每一個地方都像通布圖一樣，是被一層層的文化沖擊、彙合而形成的。”王銘銘說。（劉周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