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是一個拐點。那一年，扛了兩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終于停發了。衆所周知，中央“一号文件”有符号意義。在中國農村仍是人民公社體制，農民“大包幹”是姓“社”還是姓“資”引起廣泛質疑時，自1982年1月1日中央頒布第一個“一号文件”開始，連續三年推行“大包幹”，糧食也連續三年大幅度增産。每個“一号文件”似乎都意味着中國改革會再進一步。但在1984年确立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當年，便出現“賣糧難”，農民減少種糧後，第二年糧食因之減産500多億斤，農村改革的制度紅利看似已經耗盡，農村改革陷入僵局。
那時，我被分配在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裡的中央農研室，跟着杜潤生做調研工作，處在制定政策的第一線。1986年的“一号文件”發出後，就有人提出創辦農村改革試驗區，分散風險。“一号文件”停止當年，中央正式設立農村改革試驗區，我随之調入，一做就是11年。
去試驗區之前，我對農村的狀況已有了相當的認識。1985年，首先發展東部沿海的“梯度理論”風行，我認為過于不公平，提出“π戰略”與之相對，認為起碼把長江和黃河也算上。我為此來了一趟“黃河萬裡行”，一幫人騎着摩托從青藏高原出發，沿着黃河，由黃土高原下到太行山區，至華北大平原，再到山東入海口，4個月跑了8個省。老農家、廢窯洞，甚至在空教室裡拼桌子，能住的地方都住過了。走過三級階梯，人被大自然壓抑得仿佛隻剩下一顆渺小沙粒的感覺，徹底改變了我對農村的認知。
同年調到9号院，年輕人聚在一塊兒，搞英語角、辦讀書會，每人講自己讀的書和調查研究。我記得當年杜老主持會議，讨論一個土地問題，有位同事在山東調研，他指出當地人十分清楚地認識到，像自留地一樣分給每個人的那部分土地不能動，而是把超過生存保障的土地集中起來，用于農民承包，适度規模生産。杜老聽了彙報後，說從中可以看出，土地在我們國家不隻是生産資料，還承載着農民的福利和基層的開支。這随口點的幾句話，就讓人腦洞大開，後來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土地多功能論。
土地多功能論等這些我們由實踐中總結出的理論，都說明簡單的土地私有化、市場化，并不能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應該研究的是農民、農村和農業結合的“三農”問題。而随着在試驗區調研的深入，我發現，對改革開放的背景和動力，都要重新看待。比如，“大包幹”如果僅僅是把土地分給農民，就與曆朝曆代的“均田免賦”沒有區别，那麼，改革開放真正變革的是什麼？
在我看來，改革是适應開放而生的。它的起始點要再往前推，追溯到尼克松訪華之前。尼克松為重新奪回中國，宣布部分解除對中國長達20多年的封鎖禁運。中國真正的新一輪對外開放是從那時開始的，接收西方轉移的産業，依靠民主集中制度的紅利，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為引進外國設備，中國高舉外債，而因為是集中财政體制，外債立刻轉化為财政赤字。70年代初，由最高領導人親自制定的43億美元引進西方設備的方案，立刻轉化成1974年、1975年突破100億元的财政赤字。因當時沒有能力擴大再生産，就要往農村輸送知識青年。1975年、1976年最後一次上山下鄉運動由此而來，也為改革開放埋下伏筆。
上山下鄉運動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引進技術不能中斷，到1979年時，赤字突破200億元，占了整個财政的近五分之一。國家難以運轉，知青還面臨回城問題，多種矛盾疊加，最後不得不把所有可放的領域全部放開。農村一馬當先，讓農民把地分了，自己管自己，自己包肚子，“大包幹”的“包”字由此而來。家庭承包制一推行，财政用于農村的開支下降了2.7%，總的财政開支剩下3%都不到，危機開始緩解。
但讨論“大包幹”，隻是把目光集中在土地上，真正的創舉卻是，農村的限制放開後，人民公社解體，隻允許在公社一級辦五小工業的束縛随之消失，農民獲得自主發展權，進入曾經的工業化禁區，解放的勞動力形成了鄉村工業。（蔡小川攝）我記得上學時在北京市裡的鑄造車間學工，那是最髒的地方。改革開放後，鄉下人給工廠負責人送點農産品，就把烘爐、鋼錠、鐵塊運到村裡，開起了鑄造廠。南方農村更齊全，原材料運來後，就地搭爐子，成了鑄件廠。再把輕紗車間搬來，就成了一個有生産鍊條的鑄造企業。勞動最密集的紡織業也是如此，村裡各家各戶把縫紉機集中，村幹部弄點布、線，周末請城裡企業的技術人員來輔導一下村民，一個縫紉機廠就有了。城市裡最髒亂的、勞動密集的企業，就此一步步搬到了鄉下。
整個農村工業化陡然興起，形成了2000多萬家鄉鎮企業。又因為工業相對要向城鎮集中，改革開放前的2800個農村城鎮，一下子變成3萬多個，平均每個縣都有10個能夠提供第二、三産業就業的建制鎮。城鄉差距因此迅速縮小，當年有句俗話，“搞導彈的，不如倒騰雞蛋的”。
這是改革開放活力的源泉，其中的經驗恰恰與簡單的私有化相反。工業發展得最好的農村，正是三級組織仍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在那些維持集體經濟的地區，可以統一調配自身資源。更重要的是，村民在大隊的工廠不拿工資拿工分。工業收益産生的“肉”爛在一個鍋裡，靜悄悄地完成了地方工業的資本原始積累，沒人有意見，沒有出現西方血腥的圈地運動。如果勞動力完全個體化後進入工業，會迅速造成兩極分化，老闆就是老闆、工人就是工人了。
但農村工業化的另一面是與城市工業的競争。城鄉之間搶原材料、搶資金，矛盾是對抗性的。那時原材料和資金都高度緊張，鄉鎮企業不用建廠房，連破産都不存在，經濟不景氣時，農民回家種地，貨放在倉庫裡，經濟恢複後再賣，企業運營成本極低。城裡的企業根本競争不過，相關的利益部門便有意見。而一個文件的出台，是不同利益群體博弈、談判的結果，這是1987年“中央一号文件”停發的更深層原因。
随後的10年，“價格闖關”引爆雙軌制下的政府部門與“官倒”公司結合産生的尋租成本，以及在暫時商品短缺的情況下，牟取暴利的市場化成本，導緻物價的惡性通貨膨脹，經濟緊縮，企業負債，随後大蕭條，引發社會動蕩，又招緻美國帶領西方的再度制裁。爾後，股市、期貨市場、房市，三大投機性極強的市場随之開放，吸納增發的貨币。鄧小平“南方講話”與之同步。在大規模走私的帶動下，内地迅速吸引外資，促進中國經濟複蘇。直至遇到1997年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
在那段以城市改革為主導的時間裡，農村的農産品賣不出去，鄉鎮企業也被壓住，農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大幅下降，群體性事件頻發，很多地方幹部都要住到農民家裡去。最重要的轉變是，鄉鎮企業被要求“兩頭在外”，讓出原材料和産品市場；而工業設備也大量由國外引進，導緻内地從冶金、成型、加工、工作母機，再到設備生産，整個上遊的産業鍊全都不需要了。由鄉鎮企業發展生發出的内需拉動型經濟，轉為依靠出口的外向型經濟。
我彼時在試驗區是業務骨幹，大部分項目由我直接參與項目設計和監測設計，大家一起做出了不少成果，不過也一直默默無聞。後來因我對農村資本交易表達不同意見，就“靠邊站”了。把我調到國務院體改辦下屬的雜志社做主編期間，我根據多年調查發了許多内參，被當時的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汪道涵注意到了。他把我叫去上海深聊，得知“三農問題”的嚴峻，向江澤民建議召開“三農問題”座談會，并舉薦我直接向中央彙報。
2001年末，中央開了兩天的“三農問題”座談會。我心想反正是“一錘子買賣”，不但把農村的嚴峻情況如實彙報，發言還超時了，惹得江辦主任抓我的袖子，說我講得太過。但江澤民把我的話逐句記下來，并明确表示會把我反映的問題提交政治局讨論；又說他快交班了，而“三農問題”将作為下一屆領導班子的重大問題提出；最後還說：“我原來以為農村情況不錯，沒想到是這樣。”
轉過年，“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出現統籌城鄉經濟的說法。也正是在世紀之交，為抵禦1998年經濟蕭條，中央大規模增發債務，把國内的生産能力轉向内陸建設，先後有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戰略，将過剩的産能用于區域、城鄉的再平衡，為拉動國内經濟提供基礎設施建設。這種把财政金融為國家整體戰略所用的方式，是中國發生的重大戰略轉變，從此中國開始跟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分道揚镳。中國借此熬過了2008年和2012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真正把“羅斯福新政”用活了。
數十年的調研經驗告訴我，唯有對原先改革政策的反思、調整才叫深化改革，隻沿着原來的思路繼續堅持，那是保守。而一個政策難有對錯、好壞之分，我國農村任何過去的、現在的和将來的制度安排，其實都是宏觀環境制約和要素結構變化的結果。
手記
杜潤生“我當年在9号院也管開車，北京的街道外地人不熟，我甚至幫着各地朋友開車進北京去送蘋果。一卡車送出去，大家一人分一網兜拿回家，連看大門的都能分上點兒。蘋果開路，其他東西能不能給人一些？那時候一籃子雞蛋都是福利，騎自行車從中南海出門，車把上挂着一筐雞蛋，大家都看得見。你說那叫腐敗，還是叫城鄉交流改善福利呢？直到後來，開轎車進城，直奔直管的官員，握個手就把東西送過去了，慢慢就變了味兒。”
一身老式軍服，挂在溫鐵軍家一進門的地方，那是他年輕時在部隊穿的衣服。如今他已67歲，撐不起英挺的軍裝。他向我回憶起在9号院時的趣事，社會變革時的複雜樣貌，林林總總從他的京腔裡徐徐展開。他身上9号院的烙印還在，但他身上的争議，卻令他無法像他的老師杜潤生那般左右逢源。“我記得當年陳雲老先生講，不唯書，不唯上，隻求實。”
溫鐵軍記得，有次在9号院裡讨論農資專用的問題，滿頭白發的老部長們來座談，老人們都認為必須專用，但年輕人實地調研後發現，專用就是壟斷，價格必然上漲，農民受不了。杜老的“手腕”令溫鐵軍印象深刻。杜老聽老部長們把話說完後，話鋒一轉，說還有些時間，請年輕人也說說話。旁邊的領導一捅溫鐵軍，他站起來就把老部長們批了一頓。話畢，杜老先“批評”小同志态度不好，又說既然年輕同志是從實踐中來，還要回到實踐中去，仍聽取溫鐵軍的意見。
這樣的行事方式在溫鐵軍心裡紮下根，既讓他對制定政策的艱巨深有體會，又養成不為權威所縛的性格。接受采訪時，每每回憶到關鍵的曆史節點，他總是向我強調，他不是在論對錯，抛開意識形态，他隻是在講事實。這種觀念投射到他的研究裡，使他把當代中國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放在國際框架和連貫的曆史序列中讨論，打破中外、中國1949年前後，乃至改革開放前後間的藩籬。比如，上世紀70年代，中國引進外國設備時，幾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步；又比如，上世紀90年代處理經濟危機的方式仍是50年代的放權讓利模式。這些觀點凝聚在《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世紀末的反思》《八次危機》等著作中，獲得廣泛關注，也得了“溫三農”的名号。
争議也由此而來。溫鐵軍在國際對比的視野下，将中國能否安然度過一次次經濟危機，仍然保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視為一個政策好壞的标準。批評者則認為，雖然溫鐵軍在9号院曆練過，又在農村改革試驗區待過多年，還有世界銀行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培訓經曆，但經驗并不意味着正确的認知，他的觀點有“将存在的解釋為合理的”之嫌。
但不論是“新左派”，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溫鐵軍拒絕任何标簽，他認為實踐中沒有它們的位置。采訪中，他告訴我，他仍堅持80年代以增進農民福祉為目标，讓農民獲得發展權的思路，推動城鎮化，使行政村和鎮兩級都變成農民創業創新的載體。
如今，溫鐵軍雖然已經退休，但他自90年代開始，幾乎月月出國、周周下鄉的情況仍未改變。“美國是farm和farmer，這與中國的事情不對應，我們的農民是peasant，我們的城鎮化不是urbanization，而是townlization，我在國外都這麼講，他們也聽得懂。”他一邊向外國介紹中國改革的情況，一邊又在村裡設計改革的方案。“我把資本市場的設計搬入農村改革，讓農民把自己的資産作股到村集體，村集體變成資産管理公司，大家都變成股東。然後設計出多種股權，在資本交易市場裡交易。用金融工具替代财政，引起各地極高的興趣，我現在到處被大家找去幫他們做設計。”
采訪當日，他剛從山西調研歸京僅兩日，待我們探訪完畢，他又連夜踏上了出差的路途。（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