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天，我23歲，剛考上西北大學經濟學研究生不久，全國首屆數量經濟學年會在西安召開，我們學校是東道主之一。導師何煉成那年隻帶了我一個學生，就讓我參加了這個會議，承擔一些秘書工作。
這是全國第一次舉辦數量經濟學會議。數量經濟學由西方傳來，我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來老批判數量經濟學，認為這是資産階級經濟學，後來才改變看法。那時剛改革開放不久，學術界蠢蠢欲動，數量經濟學用數學和定量關系闡釋經濟思想，回避了意識形态，因此很多研究現代經濟學的人都自稱是數量經濟學學者，會議自然也吸引了很多經濟學家、青年學者參加，包括楊小凱、田國強等。
整個會議分成若幹個小組，我在理論組當會務秘書，在小組會議上做了個發言，探讨馬克思主義和數量經濟學的幾個理論問題，反響不錯，代表小組作了大會發言，掀起不小的波瀾。
參加此次會議的楊小凱和我成為學術上的知己。我後來又認識了包括宋國青在内的一些同代學者，開闊了眼界。
這年秋天，我就在學校組織了讀書班，每周一次，系統自學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教材是從内部外文書店買來的，自己既當老師又當學生，這個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進行嚴格推導，搞明白了基本原理。到1983年，對市場經濟的信念已深深紮根在我腦海裡。
很快，我出事兒了。1983年5月，我在報紙上看到一篇豆腐塊大小的文章，批判“向錢看”，我就寫了篇反駁文章寄去發表，叫《為錢正名》。我寫道，在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裡，錢是社會的獎章，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多做貢獻。沒想到，文章發表後不久，全國掀起了反資産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我的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大批判，學校和導師承受了很大壓力，多次把我叫過去談話。我違心道了歉，覺得自己特别委屈。
其實在西安會議上，我的觀點就引起了很多老學者的不滿，說話也不夠藝術、委婉，上次數量經濟學會議理論組的一位知名學者為我做了很多調解工作。後來我到北京寫碩士論文，每有想法就去找他。那時我住海澱，騎車40分鐘到他家，一聊就聊到晚上十一二點。他工科出身，靠天資和智慧用數學方式推算資源的最優配置，這恰恰是後來我知道的微觀經濟學一些基本分析法。他當過火車司機，對價格很有研究，運輸、煤炭價格都很懂，喜歡計算價格扭曲會帶來多大的效益損失。那時他在鐵道科學院當研究員，外界信息接觸得多。世界銀行的英文雜志上，有篇印度經濟學家阿伽瓦拉寫的《價格扭曲與經濟增長》，用跨國數據系統論證了價格越扭曲、經濟增長越慢。他讓我譯成中文，我由此受到很大啟發，形成了關于價格改革的一些靈感。
那是1984年，農村改革已初見成效，改革重心開始轉入城市。城市改革，關鍵在于價格。那時的城市，有些行業是全行業虧損，比如煤炭。原因是價格定得太低，而輕工業等制造業卻賺錢很多，因為定價太高。價格扭曲造成産業結構失調和供需不平衡，随着鄉鎮企業的出現和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各種工業品黑市交易盛行，政府控制價格變得愈發困難——報紙上，國家隔段時間就會搞一次價格大檢查，打擊黑市交易，但越打越多。
閱讀了當時很多文章和報道後，我感覺自己對價格改革有了與當時流行觀點不同的想法，碩士論文就定在了這方面。到4月，我已形成基本思路，認為價格改革的目标模式隻能是市場價格，而且得用“雙軌制”完成由計劃價格到市場價格的過渡。花了兩三天，我寫了《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全文1萬多字，那時沒有打印機，我就用複印紙手寫了兩份，首先交給一位專家。其實我跟他的觀點有點不一樣，我不認為正确的價格是能計算出來的，但他看後很高興，把文章交給當時的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刊登在内部資料上。
那一年，北京有很多中青年經濟學者，活躍在《經濟日報》社等單位，他們想開一次中青年學者的經濟改革研讨會。為什麼是中青年？因為老一代人改革早期做了很多貢獻，他們用曆史唯物主義論證改革的必要性，比如說咱們生産關系太先進、而生産力跟不上等等。但怎麼改革？很多人說不出來，北京的年輕人就躍躍欲試。（蔡小川攝）會議由浙江省省長邀請組委會去莫幹山。莫幹山會議要征文，我就把價格改革的文章投去，1000多人投稿共有123人入選，有周小川、樓繼偉等。會後我看審稿單，對我的論文初審意見是“不用”，複審意見則是“此文很好”。後來聽說，複審的是石小敏，在會前我與他已相識。石小敏讀過此文後，還向高尚全推薦我到體改所（注：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本來按照分配，我會留在西安，但因《為錢正名》的緣故，我在當地挨了很多批評，就動了離心。去見高尚全前，石小敏還專門提醒我：“千萬别提《為錢正名》。”
莫幹山會議上，價格改革是争論最激烈的議題。當時中央一些部門也很重視，派了人來，由于意識形态緊張，新聞媒體在會議期間一律不準報道。報到當晚，會議就開了第一場，分成若幹小組開會。我在第一組，這組一開始叫宏觀經濟組，但可能是因該組最有影響的議題是價格改革，争論又很激烈，大家就把它叫價格組了。
當時，計劃價格仍是一個未受懷疑的神話。主流觀點是，市場價格是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價格必須由國家計劃規定。人們讨論的所謂價格改革，實質是價格調整，即通過行政手段把價格體系調整到“合理”水平，争論主要集中在“大調”“小調”和“中調”之争。
第一個發言的，是國務院價格中心主任田源，他所領導的中心買了大型計算機，用以靠投入産出表計算合理的價格體系。田源主要講了價格不合理的情況及調整的迫切性，還分析了“大調”“小調”的利弊。我接着田源就上台發言了，因為我不能同意其觀點，迫不及待地想講自己的。我特别批評了“調派”觀點，認為“調”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得放開市場價格。發言在當時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之前沒人從“放”的角度談過價格改革。
接着，我基本上是輪番應戰，就是所謂的“調”“放”之争。辯論持續到當晚11點，教室裡站滿了人。随着時間推移，我感覺很多人被我的邏輯說服了，其核心思路，就是價格改革不是解決價格水平，而是解決價格的形成機制。他們至少覺得我講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非本能排斥。那時關于調整，“調派”有很多争論。該怎麼調整、怎麼計算價格？去哪找那麼多信息？即使彙總所有數據算出來，等規定下來時，這些信息就過時了。當時按照投入産出表計算價格用的還是1981年的數據。
那麼，該怎麼放開？放開後成本上升，百姓不滿、财政收入下降怎麼辦？我的觀點就是逐步放開，也就是搞雙軌制，即原來計劃内配額固定，超出配額部分按市場價格定價。比如，一月一人30斤糧食、一個工廠3000噸鋼材，可按牌價供應，超出部分需到市場上買。此後逐步降低計劃指标，增大市場配額，最後漸漸實現完全的市場定價。完整思路在我提交會議的文章裡已表述清楚，講起來并不費力。
會議後期，大家讨論的是該如何給領導彙報才不會被反感。徐景安是會議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也是主報告的撰寫人。一天晚上，他告訴我次日下午去杭州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彙報，要我一起去。但第二天早晨又讓我别去了，理由是我說話太直，擔心領導聽了不舒服，把事情搞黃。會後留下一些人在杭州撰寫報告，我們也想了很多口号，讓“放開”好聽點，主要是歸納出“調放結合，以放為主”和“調放結合，先放後調”兩種思路，都未提雙軌制，但都有其影子。
1985年1月，國家正式出台文件：工業生産資料屬于企業自銷和完成國家計劃後超産的部分，價格全部放開，走向雙軌制改革道路。雙軌制有很深的認識論基礎，所有制度改革都是一個探索過程，雙軌制減輕了探索成本，在計劃的邊際引入市場，二者此消彼長，前者逐步被後者取代。
我特别喜歡舉一個例子，就是火柴價格改革。上世紀80年代早期，火柴定量供應，每月每戶大概隻有一盒，老不夠用。農民抽煙都用不起，就用燧石取火，然後互相對煙。城裡火柴也緊缺，一盒2分錢，成本就有3分錢，火柴廠連年虧損。這是個大問題，政治局開會好幾次讨論，都拿不定主意——不敢漲價，即使從2分漲到3分，隻要引起老百姓的不滿，就會成政治問題。
雙軌制後，市場有了新政策：新産品價格不受限。火柴廠就想了很多法子，将産品換包裝、換根數拿去賣市場價，減少老火柴的産量。慢慢地，大家都買新火柴了，老火柴就消失了。并未主動廢除什麼，火柴價格就完成了整個改革過程。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大部分産品已徹底放開了。
我一直認為，改革就是這樣，應該是一個自發的、漸進的過程。從這個角度講，很多事情是無法設想與設計的，我們所能預見的，隻是一個大方向。鄧小平最偉大的地方在哪裡？我認為，就是率先承認了我們的無知。改革開放，就是我們承認了自己無法知道、設計很多事情，所以才要搞市場經濟。正是因為我們的不懂、無知，所以才要摸着石頭過河。從認識論的層面看，改革開放的思路與通過雙軌制放開價格是一樣的。
手記
（東方IC供圖）2015年3月28日，在海南省瓊海市舉行的博鳌亞洲論壇開幕，張維迎（右）步入會場張維迎說，自己是典型的西北人，性格幹脆，喜歡直來直去，不拐彎抹角。這也體現在與他約訪中，忙碌的他一度通過多種方式都聯系不上，約訪信石沉大海，但就在我某一天試着最後一次嘗試後，他突然很快回複說：“要不就明天上午？”
了解張維迎的觀點并不難，他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市場經濟擁護者、倡導者，有人甚至冠以他“市場傳教士”的稱謂，研究主線包括所有制改革、企業理論與企業家精神、政府與市場關系等等。但我所感興趣的點更在于：張維迎是如何成為張維迎的？出身陝北貧困縣的農家、在自認信息閉塞的大西北求學，為何他日後的觀點卻帶有較強的精英主義色彩？
在1977年從廣播中聽到恢複高考的消息前，張維迎是村裡生産隊的會計。集體化實行後，即使是村裡最勤快的老農，也都變得懶惰起來。公地産量遠遠低于自留地，而對自留地最了解的農民，卻無權決定種植什麼，缺糧成了常态。但包産到戶後，很快，農村糧食變得過剩了。張維迎說，他在農村的所見所聞，是他思考的起點，也是他大學裡如饑似渴地渴求新知的原因。
縱觀其學思曆程，30餘年來，張維迎的觀點和立場幾乎從未動搖。他多年呼籲的企業家創新，在1982年那篇《為錢正名》中就初見端倪。後來在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期間，他對着一批批MBA和EMBA學員說，要坦承地、合法地賺錢。
從23歲開始，這個從大西北走出的青年就開始笃信市場的力量。他敏銳敢言，一度以多個“最年輕者”的稱号進入全國性舞台。“市場不會失靈，失靈的是市場理論。”張維迎說，“我相信一個東西，首先我得從邏輯上說服我自己。”
市場的邏輯給了張維迎價格雙軌制改革的靈感，即使其在後期呈現出一些負面效應：計劃與市場呈現出的巨大利益差，讓權力尋租變得可能甚至普遍，雙軌也成為中國制度安排的一種特色。張維迎坦承，這些問題确實存在，是制度變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在當時，可能也想不出比雙軌制更好的辦法了。
在複雜變革的中國，利益妥協似乎是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吳敬琏曾撰文指出，“雙軌制”的實行使部分能夠從中得益的官員比較容易接受改革，分散了改革風險，使得價格改革能夠得以順利推行。2006年3月，張維迎發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稱：“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優劣時，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
這篇文章将改革争論推向一個高峰，他頻繁地為民營經濟及改革合理性辯護，被人指責“背離了出身”。他則說，自己習慣被罵了。從青年時期開始，他的成名與成長離不開罵聲、争論與質疑，包括2003年的北大改革、2004年的“郎顧之争”，以及與林毅夫貫穿改革史的幾次大辯論。
曾經，他一直以戰鬥者的姿态示人，唇槍舌劍的影子中閃現着陝北人的執拗與直愣。但很多時刻，這位戰鬥者是孤獨的。在一個倡導強有力政府的國度，張維迎似乎漸漸意識到，他那近乎原教旨般的市場信念注定是非主流的。曾多次倡導、甚至親曆推進改革的他，如今卻開始說，他能做的，“隻是提升中國人對市場的認識，引導觀念的變革”。
“觀念變革才是根本的變革。”今日的張維迎，關注點也更為廣泛了，試圖從哲學和曆史維度去理解經濟學。采訪中，他花了很長時間，從曆史觀及認識論的層面說明為何強調市場的力量很重要：我們過于渺小，所以隻有相信“看不見的手”。他還以哥白尼舉例——或許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自喻——在托勒密“地心說”主導的年代，即使哥白尼去世後，“日心說”亦是經曆很長時間方得認可，“人類的新思想總是從少數人開始的”。（黃子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