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出生的，正好是改革開放的同齡人，所以我也算親身經曆了改革開放的每時每刻，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受益最多的一代人。
因為改革開放的紅利，我成為中國較早一批接觸電腦的孩子。那是1985年，我上小學二年級，當時學校裡辦興趣小組，我報名了書法小組。一年結業後，大家在操場上展出自己的作品，結果我發現有一個隊排得特别長，我就走過去看，發現那是一個黑白的電視機屏幕，它連接了一個小設備。屏幕上在玩遊戲，玩的是今天看起來特别粗糙的遊戲，叫“導彈打飛機”，其實“導彈”就是很大的一個白色光斑，用左右鍵控制它往上飛，打到另一個紅色光斑就算赢了。我當時就覺得特别癡迷，也知道了原來那台設備就是計算機。所以回家我就跟我媽媽說，我想報名計算機興趣小組，我媽就同意了。
那是我初次認識到計算機的神奇之處。在我看來，計算機是很神奇的東西，我能把我的思想用一種語言傳遞給它，然後它在我的思想下會産生一個預期的結果。
後來在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我就進少年宮開始學習LOGO編程語言，當時還參加了成都市面向中學生舉行的LOGO語言程序設計競賽，獲得了二等獎；初中時又多次獲得成都市及四川省的數學、物理和計算機編程競賽第一名。
在我看來，計算機編程其實和數學一樣，也是一種邏輯思考。你當然可以用它來玩遊戲、畫畫，但除此之外，計算機編程的這種“根據題目找答案”的模式其實和解數學題是一樣的，在當時都是讓我很感興趣的事，所以并不覺得枯燥。我當時還用LOGO語言把遊戲給改編了，在同學中也算是比較另類的那一個。
1994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我上高一，因為用“吳文俊法”首次在微型機中完成初等幾何命題的全部證明，獲得了由楊振甯頒發的“億利達青少年發明獎”。也是在1994年，中國正式接入了國際互聯網，一扇新世界的大門對我打開了。兩年之後，我家第一次安裝了程控電話交換機，那時候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電話鈴響，因為可以通過電話撥号上網。
其實我當時并沒有想到互聯網會對世界産生這麼大的影響，那會兒隻是覺得用互聯網上網特别好玩，就是你坐在家裡就覺得你和世界連在一塊了。之前玩電腦的時候，你隻是與機器在對話，現在你是跟整個世界在對話。
還是在1994年，我被選拔進入中國信息學奧林匹克比賽集訓隊，代表中國參加在匈牙利舉行的第十二屆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IOI96）并獲得金牌，之後進入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學習。“大三”的時候，我開始到互聯網公司實習，也在那時決定了将互聯網信息技術作為我日後人生的事業選擇。
研究生畢業之後，我正式加入搜狐公司，并在2004年正式推出了擁有獨立知識産權的搜索引擎——搜狗。但當時搜索的流量上不去，我們以為是産品做得不夠好，不過在做搜索的過程中，我們積累了大量的詞庫，反而具備了做輸入法産品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研發了搜狗輸入法。
那會兒也沒想到它後來能對搜狗未來的定位和品牌有這麼大的影響。因為輸入法剛推出時雖然市場反響很好，但是第一年市場份額隻有2%。這件事讓我開始反思，原來光有技術有産品是不夠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渠道也很重要。于是我們組建了商業推廣團隊，通過在不同渠道進行推廣，使得輸入法的市場份額持續上升，第二年就達到了40%，2009年達到了70%，并建立了“輸入法－浏覽器－搜索”的三級火箭模式。2010年，搜狗分拆獨立，從一個部門成長為一個獨立的公司，一直持續發展到今天。
兩年前，我們開始了對未來的布局。在2016年初，AlphaGo戰勝李世石的事件是非常清晰的人工智能爆發點。一方面，它用到了最新的深度學習算法；另一方面，這也是第一次用這種技術讓機器跟頂尖的人類直接進行較量。因為技術是最前沿的，而且比賽的結果是機器能夠在一個領域裡比人做得更好，這件事情就爆發了。
在他們比賽前，我就預測AlphaGo肯定會獲勝。我記得在AlphaGo獲得第三場勝利那天，我在公司内部發了一封郵件，将那天定為搜狗“狗勝節”，狗勝節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放假一天。所以我當時的心情是很歡慶的，因為這代表了一種技術的勝利，也代表了對工程師人群的一種祝福，所以我們整個公司在當時就像過節一樣。
我非常認同人工智能代表未來這一觀點。實際上，人工智能不是新詞，在60年代已經有了，隻是科學家們在今天找到方法，讓機器産生了學習的能力，也就是“機器懂得了套路”。
我記得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就想寫出一個下象棋的程序，但當時更多利用的是自己的編程技巧和算法能力來讓機器在做事情的時候更聰明。這麼多年之後，人工智能在今天的巨大突破在于，它是利用數據驅動，而非依靠程序員自己的聰明才智使機器變得更加有智能。現在的智能化機器是從以前的曆史數據中去學習，比如說人臉識别，可能機器要看100萬張圖片才能懂得怎麼去看圖片，而且這100萬張圖片還要做标記，告訴機器圖片上是什麼。通過對這種重複性套路的掌握，機器能幫助我們在這些領域裡做好決策，做好判斷，對世界有更好的認知。
對于搜狗公司和我本身來說，其實我們做輸入法和做搜索的時候，就已經用到了機器學習整個體系性的算法，那會兒我們還提出了“智慧”這樣一個概念，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做讓機器變聰明的事情。後來因為AlphaGo引起的反響特别大，所以當我們在叫“人工智能”這個确定詞的時候，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我堅信未來的颠覆性技術力量就是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桂冠上的明珠是對語言的處理，因為語言是AI中最難的部分，所以我們還是以語言為核心來做這件事。一方面幫助不同語言之間進行更好的交流，另一方面關注語言背後知識的計算能力，提升語言形成對話、問答、翻譯的能力。這樣能夠解決人機交互的問題，也能讓背後各個垂直領域的機器開始逐步具有智能化處理問題的能力。
在未來，我想有三件事情會發生。第一件事情是，以前我們隻能通過機器與人交流，在未來，人類可以用最自然的方法跟機器進行交流。第二件事情是，機器能夠開始學習人類曆史上沉澱下來的智慧，因為人類過往的智慧往往是通過語言和文字的形式去沉澱的，所以當機器能夠理解人類的自然語言之後，就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去整理和推理，使得人類積累的智慧更容易、更有效地被使用。第三個就是翻譯技術會有更大的突破，會使得跨國交流變得更加容易。
去年，搜狗在紐交所上市，成為中國赴美上市的AI第一股，這不僅對我個人是一個新的裡程碑，讓我自己能夠整理過去，開始新的裡程，也是對過去多年工作的一個總結。
回望這40年，我也是後來才知道企業家在之前那個年代是多麼艱難、冒着各種風險才成長起來的。當時在清華也有兩派，有的學院如果學生在外面創業是要被開除的，今天的學校已經包容和開明了許多。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其實是進入了比較好的、被保護的時代，經曆了幾代人沒有經曆過的更加快速的發展，我們在享受互聯網不斷變革帶來的刺激的同時，也在創造新的時代。
目前中國網民人數超過7億，中國早已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在行業的諸多領域都做到了全球領先，信息技術産業以其高附加值、低能耗成為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不斷提速升級的重要産業之一。而我們這些企業家依然是最具活力和創造性的一批人，仍将是推動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作為一家互聯網公司的CEO，我希望同他們一樣，用科技的力量繼續服務社會。
（東方IC供圖）2017年11月9日，搜狗在紐交所上市。圖為搜狗公司CEO王小川（左）和搜狐董事局主席張朝陽（右）一同敲鐘
（蔡小川攝）手記
與很多前輩企業家出身草根的勵志經曆不同，與改革開放同齡的王小川是真正的“神童”。當了他十幾年老闆的張朝陽評價王小川“在少年時期就是計算機天才”，小升初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成都七中，高中是保送，大學是特招，研究生也是保送，兼職到搜狐工作，畢業後直接進入搜狐，堪稱“人生赢家”。
這導緻王小川經常被人問一個問題：“你有痛苦的時候嗎？”
王小川當然有，隻不過他的痛苦隻能藏在深夜裡獨自承受。如果以用戶數計算，搜狗是中國第四大互聯網公司，旗下擁有中國第一大輸入法産品和第二大搜索産品。但從影響力的角度，他和他的搜狗與中國互聯網行業的那兩家一線巨頭相比仍有些差距。
在他創業的時代，他上一代的馬雲和馬化騰是難以翻過的大山，阿裡巴巴和騰訊的市值遠超其他公司；而更年輕的王興、程維、張一鳴則已迎頭趕上，比他小兩歲的黃峥隻用了3年時間就将公司帶上市。
然而，王小川用14年的時間換來了一個有關技術與堅持的好故事。他從搜狐公司的一位研發工程師起步，27歲時成為搜狐最年輕的副總裁，32歲時就已全面負責搜狗的戰略和運營管理，最終堅持到39歲公司上市；從搜索的艱難起家，到輸入法成為國民級應用，再到全面進軍人工智能，他選擇的産品方向一直遵循技術本身的發展方向；他是中國互聯網圈中為數不多的真正擁有“極客範兒”和技術情結的CEO，他不僅在AlphaGo與李世石比賽之前就大膽判定機器會赢，而且還在AlphaGo獲勝之後宣布在公司成立“狗勝節”來慶祝技術的勝利；他和搜狗曾多次面臨被收購的命運，但他沒有選擇脫身而去實現單純在财富上的自由，而是堅持獨立發展下來，終于成為了國内不可忽視的一支互聯網力量。
2017年11月9日，已經成立14年的搜狗終于在紐交所上市了，他帶着母親一起去紐約敲鐘的場景令人頗為動容。但王小川在緻辭時卻說：“今天到這裡不是一個夢想，我并不是夢想要到美國來敲鐘。”他說上市隻是對他之前14年甚至整個前半生的總結，往下還有更遠的路要走。
回顧過去前40年的人生，他說成為一個完整的企業家是他的追求，技術則是他立足的根本。在經曆了計算機、PC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這幾波浪潮之後，随着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王小川又找到了一個更令他興奮的新方向。在過去的兩年中，他成為了國内最先和最用力鼓吹人工智能技術的互聯網公司CEO，同時也率領整個公司在發展和宣傳方向上都轉向了人工智能。
去年，搜狗的智能機器人“汪仔”上了多個電視節目答題，他自己今年也在訪談節目上大談不同語言之間“智能翻譯”的未來場景。整個公司都将人工智能擺在了戰略上的首要位置。
不過，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公司在這一波波浪潮中跑得過快而失去了自己的“度”。他在公司内倡導“慢文化”，覺得“激進式的創新”或者“大躍進式的變化”會超越公司本身自然的速度，會給公司帶來過大的消耗，不如沿着自己的道路，以長跑的心态看待公司的運行。
這也從某種程度上回答了在互聯網人都追求速度的行業特性下，為何王小川選擇“十四年磨一劍”的問題，因為這才是他覺得企業健康發展的方式。
對于這位生于1978年的青壯派企業家來說，過去40年他走在了時代發展的最前沿，前20年充分享受到多項改革開放成果，後20年參與到急速發展的互聯網行業建設中去。未來的40年，如他所說：“要在一邊享受互聯網變革紅利的同時，一邊繼續去創造新的時代。”（王梓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