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大批異常活躍的、頗有建樹的學者大多都曾在西方國家留學或訪學，然後在80年代初回國就職。他們在國外學到了新興的觀念和方法，但都慢慢認識到，外國的理論不一定适用于中國的現實，他們需要自己構建理論。比如林毅夫，1986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87年回國時我信心滿滿，認為已經學習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理論，用這些理論可以指點江山。但是在1988年時，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沖擊，當年中國出現了18.5%的通貨膨脹……中國的發展和轉型中的許多現象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現象背後的道理，不能看到一個現象就簡單套用現有的理論。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現象背後的道理，自己構建理論來解釋，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能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2012年，在世界銀行擔任四年副行長以後，他開始提倡新結構經濟學。
法學方面，朱蘇力1985年赴美留學，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1992年回北大法學院任教。他在《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一書中說：“中國法治不能僅僅按照理論上論證的那種與市場經濟相适應的法律制度，或者外國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來建立。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種抽象的法治……中國的市場經濟建立的時空條件與西方曆史發展不同，當代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盡管不完全是一種自上而下推進的改革。這就必然帶來了中國法制之路的不同。”
社會學也已經發展和建立了一些相對完善和獨立的分支學科體系，這些分支學科包括：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社會心理學、發展社會學、農村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家庭社會學、性社會學、人口社會學、社會保障學等等。
王銘銘在《反思25年來中國人類學》一文中說：“25年來中國人類學的繁榮景象，國内同人相關著述已多有涉及，而美國的《人類學年鑒》也于2001年發表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家郝瑞教授的一篇長文，集中論述中國人類學研究主題之變及學科複蘇與中國改革之間的密切關系。海内外的學術回顧表明，25年來中國人類學的學術成就值得稱道……民族志經驗研究從地方制度的簡單拼湊，到具有深入的分析，是其成就之三；學科史研究從羅列和舉證曆史輝煌，到在承認曆史輝煌的同時反思其問題，是其成就之四；對外交流從望洋興歎，到初顯平等的對話，是其成就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