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北京國棉一廠工作的紡織女工
北京金水橋時裝表演（攝于1986年）
1978～1988破土
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改革開放”仿佛就在昨天。如果仔細分辨這40年翻天覆地變化的起點，應該要追溯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那個時候，26歲的美籍華裔攝影師劉香成正在巴黎準備拍攝法國新總理，他在當地報紙上看到毛澤東的整版照片，意識到這是比不久前唐山大地震更大的震蕩，主動請纓去中國拍攝毛的葬禮。他先到了廣州，憑着攝影師的敏銳，記錄下珠江兩岸人們肢體語言的變化：人們雖然帶着黑紗，但肩膀不是僵硬的，腳步不是匆匆忙忙的，臉上的表情也不算很傷心，反而有一種不尋常的平靜。他強烈地感覺到，一個新的時代即将到來。
可以說，毛澤東的逝世不僅是一個政治符号的消退，而且是10億中國人預料之中的震驚，人們花了遠超自己想象的時間從震驚中恢複過來，重新思考沒有毛澤東的未來。帶着充滿矛盾的曆史遺産，有些轉變是疾風驟雨般的，比如“四人幫”的被捕、“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以及鄧小平的複出；有些則是茫然無措的，比如經濟改革，沒有任何藍圖在手，也不知何處是目的地。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爛攤子。“文革”10年後，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占人口總數80%的農民人均年收入隻有區區40美元，人均糧食産量還不及1957年的水平。1976年12月，華國鋒在接任國家主席之後的第一次講話中，就強調了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新一代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但要開啟經濟改革，首先要面對的，是怎樣才能做到既維持國家穩定，又為社會松綁。
1978年5月10日，《理論動态》雜志發表了一篇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文章，第一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胡福明，随後被《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轉載，胡耀邦和鄧小平表示了支持。這篇文章旗幟鮮明地挑戰了當時風行的盲目崇拜毛澤東的政策，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标準的大讨論。這場讨論最終以實用主義的勝利而告終，将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态枷鎖放了下來。
召開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公認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正式宣言。74歲的鄧小平再次回歸，成為“改革開放”的主導者。在會議公報中，明确了“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迫切要求，而且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産力”，希望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一次“新的長征”和“廣泛、深刻的革命”。盡管公報裡幾乎沒有給出任何具體措施，但心态上已經開始整裝待發了。（本組圖片：視覺中國供圖）在北京動物園跳街舞的青年（攝于1985年）國企改革成為之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重頭戲。正如在三中全會公報中所寫的那樣，“經濟管理體制的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因此，政府嘗試讓“地方和工農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經營管理自主權”。而這一時期中國開始派出以副總理谷牧帶領的官方訪問團，密集出訪各國，一方面是結束在國際上的孤立，另一方面也是重新審視中國的經濟現狀。鄧小平本人也親自出訪，其中1978參觀日産汽車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道：“現在我明白什麼叫現代化了。”于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企業改革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焦點，而國營企業“放權讓利”更是重中之重，為此引入了經營承包責任制。原本以為，把在農村改革中一試就靈的“承包制”拿到國企中來就可以了，誰知道，其複雜程度遠遠大于農村經濟，中國企業改革開始陷入經濟學家高尚全總結的“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的循環中。
在國企改革陷入停滞之時，突破性的改變正在社會主義經濟的邊緣暗潮湧動。在這些“邊緣革命”中，最為重大的變革是在農村爆發的。當時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80%以上，但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中最為薄弱的環節。毛澤東去世後，農業政策仍然建立在中央計劃的基礎上，“農業學大寨”和“以糧為綱”是當時農業的指導思想，剝奪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自由。真正意義上的農業改革，“包産到戶”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是自下而上展開的。
1978年底，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秘密簽署了一份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公糧和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到豐收之時，這些農民所獲的糧食遠比他們的鄰居多得多。下一個耕種季節，鄰村的村民也加入其中。其實，“包産到戶”并非小崗村的新發明。自1956年大力推進農業集體化之後，中國至少經曆了“包産到戶”的三次回潮，但都被打壓下去。這一次，以小崗村為标志的“包産到戶”在政府内部經曆了一年多的激烈辯論，最終獲得默許。1982年1月，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在當年的“一号文件”裡創造性地提出“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概念，這一提法沖淡了一些擔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當時以學生身份參與到杜潤生的研究中，他闡釋，在這套制度下，集體的土地分給農戶，以農戶承擔一定的責任為前提。在開始的時候，農戶的責任通常聯系着“産量”——以相應土地面積的常年平均産量為基線，農戶承諾将交多少給國家、多少給集體，以此交換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很明顯，這是一個“增加的産量歸農民”的合約，對生産積極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戶的土地，并沒有改變“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它們還是公有的，隻不過按照約定的條件交給農戶使用而已。自此，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成為一條國策。
與“包産到戶”一起，另一項變革幾乎同時在農村上演，這就是鄉鎮企業帶領的農村工業化革命。1987年，鄧小平在與南斯拉夫官員會談時，将鄉鎮企業的崛起形容為一個驚喜：“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來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事實上，鄉鎮企業并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它們當中有很多是從原來的社隊企業發展起來的。正如杜潤生所說，取消公社，政企分開後，過去的社隊企業便能像經濟動物一樣行動，對市場需求做出反應了。在整個80年代，鄉鎮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部分。到8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的産值不但占據了全國農村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甚至達到了全國工業總産出的四分之一。而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對國營企業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也為它日後的衰落埋下伏筆。
中國城市的邊緣力量也開始萌動。随着“文革”的結束，城市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終止，到80年代初，大約有2000萬知青和工人回到了城市，形成了數量龐大的“待業青年”群體。而與此同時，城市裡存在着巨大的個體經濟需求，居民需要各種小飯店、便民店、修理鋪和小商店。著名經濟學家、時任國務院經濟顧問的薛暮橋在1979年7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督促政府開放個體經營，讓“待業青年”自謀出路。鄧小平像之前以饑荒為理由允許農民“自己找活路”一樣，在1979年也借城市青年日益增長的犯罪率，允許城市青年做“個體戶”，一時間，個體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決定，将個體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但一開始，雇工人數被嚴格限定在不能超過7人，理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著名論斷：“雇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不久，在安溪蕪湖，自稱“傻子”的個體戶年廣久就給經濟學家們出了一道難題。他以炒賣瓜子起家，炒出的“傻子瓜子”引來一片叫好聲，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就能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待業青年當幫手，一數，居然有了12個人。很快，一場大辯論在全國範圍内開始了——“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場辯論一直持續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雇用105人，他本人也成為中國第一批百萬富翁之一，但關于雇工幾個人的争論仍是塵埃未定。如何定奪小小一顆瓜子裡面的大是大非？
周其仁當時供職于杜潤生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他回憶，杜潤生組織了關于“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并把有關材料報到了鄧小平的案頭。傳回來的鄧小平指示上，斬釘截鐵就是“不要動他”四個大字。在1987年“十三大”上，關于個體戶雇工人數的限制正式解除了。這也是鄧小平改革方式的又一次勝利：不争論，先嘗試，見效之後再推廣。
在改革開放最初10年的諸多“邊緣革命”中，不可忽視的還有經濟特區的開辟和發展。最早的突破來自于臨近香港的廣東省保安縣，時任招商局董事長的袁庚走到了前台。1979年，袁庚剛剛接手招商局，就提出一份大膽的建議，要中央給招商局一塊工業用地，“這樣既能利用國内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于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最後劃定的蛇口工業區僅2.14平方公裡，但袁庚争得了兩個權力：一是可以自主審批500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二是被允許向外資銀行舉債。袁庚在螺蛳殼裡做道場，蛇口很快成為中國最開放的“工業區”，也是最醒目的制度試驗場，企業和人才紛紛湧入。在蛇口開發區籌建半年後，1980年5月，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正式設立。1984年，鄧小平在建立經濟特區之後第一次視察深圳，在目睹深圳的高速發展之後，他稱贊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樣闆。
新制度經濟學鼻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RonaldCoase）一直關注着中國的改革，他認為，四大邊緣力量——家庭聯産承包、鄉鎮企業、個體經濟和經濟特區，是80年代中國經濟轉型的先鋒力量。這些經濟試驗能夠破土而出，也正是因為它們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邊緣地帶進行的。到了1987年10月，随着“十三大”的召開，中國經濟總量已然是1978年的兩倍。政府宣布兌現了發展經濟的承諾，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我出生在80年代初，差不多可以算是“改革開放”的同時代人。我沒趕上這出偉大戲劇的開場，但我知道，對父母那一代來說，這是很多人的命運轉折點。1976年知青返城，1977年恢複高考……以此為開端，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才有了更多自主抉擇的機會。不久前翻看劉香成當年拍下的大江南北一幕幕日常影像，很多看似不可思議的場景似乎已經離我們很遠，但其實也不過40年而已：一個學生在校園裡毛主席雕像下滑冰，伸展着胳膊，如鳥兒一樣；高考剛剛恢複時，很多人家裡燈不夠用，學生們借着天安門廣場的路燈夜讀；上海照相館裡拍攝結婚照的新婚夫婦，為了省錢，這對新人隻身着西式婚紗的上半身；還有雲南思茅三個帶着廉價墨鏡的朋克青年，對着鏡頭擺出一副酷勁兒……這些從“文革”的影響中走出來、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國人，眼神中充滿了急切與新奇。
1978到1988年，如同共和國的青春期。在劉香成拍攝的圖景裡，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也是一個重建“常識”的過程，那是曾經暫時失去的意識。随後的80年代是充滿閑散的浪漫年代，人們充滿好奇地向“前”看，緩慢地抛棄過去，思考着随改革的深入而帶來的新事物。
（視覺中國供圖）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東側公園内的一位手風琴演奏者（攝于1994年)1988～1998深入城市
在即将退休之時，鄧小平決心攻克一個改革遺留問題——“價格闖關”。原來由國家規定和控制的物價，要放開由市場決定，這也是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此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價格雙軌制”，即按計劃指令生産的産品由國家定價，超計劃增産的産品則按市場供求決定價格。1984年提出并論證“價格雙軌制”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告訴我們，雙軌制是從計劃調節到市場調節的一個過渡階段，類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變為“疏”的思路，在當時避免了劇烈震蕩，但最終的目标是市場價格，是不斷地“放”，直到“放”完為止。80年代末，雙軌制已經顯現出越來越多的負面效應，同一個産品的“市場價”高于其“計劃價”數倍甚至十數倍，以至于“尋租”盛行，腐敗滋生。
周其仁指出，價格改革之所以被稱為“闖關”，是因為此前波蘭因放開食品價格，影響民生，導緻大罷工和波蘭共産黨下台。中國價格改革的代價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穩推進，誰都不能打包票。但在1988年，鄧小平義無反顧地決定取消物價管制，宣布在3到5年内完成物價改革。
但是，物價改革的時機可謂糟糕至極。當時通貨膨脹正在加劇，很多商品已經供不應求。8月19日放開物價管制的消息一公布，已經疲于應付通脹的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惶恐，引發了全國性的恐慌性購買。據報道，武漢的一個消費者購買了200公斤食鹽，南京則有人買了500盒火柴。8月30日，物價改革宣布終止，“闖關”失利。9月，政府啟動了一項緊急财政緊縮方案，中國經濟進入了長達4年的“治理整頓”期。這也是陳雲力主的，他描述為一種“鳥籠經濟學”：經濟“就好比一隻鳥，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隻能讓它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
在近10年的經濟強勁增長後，中國經濟改革遭遇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面危機。1989年，經濟進一步滑坡，政治氛圍緊張，鄧小平也在這一年的11月正式退休。而讓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他還将在3年後再次啟動中國經濟的引擎。
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類似的意識形态争論曾被抛在腦後，而90年代初，這種自我懷疑重被提起，甚至改革的大方向也有逆轉的危險。已經88歲的鄧小平決定出手拯救改革，但他當時已經沒有任何正式職務，不得不另辟蹊徑。1992年1月17日，他在子女的陪同下，坐上了開往南方的專列，要親眼看看市場化改革最為深入的地方，是什麼樣的景象。他在一周時間裡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間的講話被整理成文，形成著名的“南方談話”——“不改革開放，隻能是死路一條”，“發展才是硬道理”。對于長期困擾中國改革的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他的回答十分堅定：“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别。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于文國攝/視覺中國供圖）1992年3月，上海柴油機廠簽勞動合同大會，全廠職工由固定工改為合同工鄧小平深化改革的呼聲一經公開，最直接的響應來自私營企業和個人。此前不久，股票市場——市場經濟的顯著信号——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在上海和深圳開設。而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後，最令人矚目的現象當屬“下海”——政府官員、國企員工、科研院所學者扔掉了手中的“鐵飯碗”，辭職從商。據統計，1992年有多達12萬政府公職人員辭職，停薪留職從商的人超過了1000萬。而在1992年10月的“十四大”上，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标。
在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推動下，“價格關”也終于闖過。到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産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産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一個基礎。
為了應對價格扭曲和惡化的财政狀況，1994年，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啟動了稅制改革。科斯認為，新的分稅制帶來的最根本變化是，讓中國的企業擺脫了中央财政政策對其直接而快速的影響，同時将微觀經濟環境從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分離出來。長遠來看，它将地方政府各自為營的混亂局面轉化為一個高效的競争環境，刺激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價格改革和稅制改革為單一價格體系和全國市場的建立鋪平了道路。由此，國企改革也再次開啟。這次的新目标超越了“放權讓利”和經營責任承包制，要建立一個脫離政府幹預并由市場監管的現代企業制度。但這一改革目标的悖論在于，國家所有的企業如何能不受國家幹預，而變成自主逐利的商業企業？
當時的國企狀況不容樂觀。1994年，由九部委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上海、天津、沈陽、武漢等16個大城市進行調研，結果顯示，這些城市國企的虧損面已達52.2%。與此同時，國企在工業生産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到1995年隻有34%。
是什麼阻礙了國企的發展呢？科斯指出，産權界定是建立市場經濟的先決條件，這一基本思路也為中國的國企改革提供了便捷通道。
突破口來自兩個實踐。一是頗有争議的“諸城經驗”。1996年3月，經濟學家吳敬琏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參加一個視察組前往山東諸城，帶隊人是副總理朱镕基。在此之前，這個山東省的縣級小城已經悄無聲息地完成了一系列改制舉措，将轄區288個國企或集體企業中的272個變成了股份合作制企業，背後的推動者是市委書記陳光。因為政府無力繼續補貼國企的虧損，1992年12月，諸城國營電機廠被變賣給職工，成為第一家被改制的國企，新公司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進行了重新注冊。但在當時，股份合作制并未被正式承認為國企重組的手段。在陳光大刀闊斧的改革之下，諸城大多數國企要不轉為股份合作制，要不被直接關閉。“諸城改制”進入了決策層的視野，意味着有可能作為正面典型推廣，也有可能成為國有資産流失的反面案例。陳光日後回憶：“那時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币，連自己都不知道會翻到哪一面。”視察組調研了三天半，朱镕基對諸城的小企業改制的成效表示贊賞，陳光懸着的心終于放了下來。（視覺中國供圖）1996年9月1日，京九鐵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一次性建成雙線線路最長的一項宏偉鐵路工程對“諸城經驗”的肯定，與吳敬琏之前提議的“放小”路徑不謀而合。也就是說，那些沒有競争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将被“放掉”，政府将主抓那些有潛力、有實力的大企業和盈利能力強的産業。
另一個實踐來自上海。有着衆多大型國企的上海，走的是另一條改革之路。上海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代理部門——“國資委”（國有資産監督管理委員會），一改過去不同部門各管一攤的局面，統一接管所有國企。經過對不同類型的企業實施改制，國企的數量直接下降，保存下來的國企也不再受政府直接管控，取而代之的是國有資産管理公司。
諸城和上海的實踐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被正式接受。這意味着它們的策略——“抓大放小”、股份制等成為改革新手段，國企改革進入一個以所有權改革為主題的時期。在1997年召開的“十五大”上，總書記江澤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股份制公司也得到了正式的認可。
這一輪國企改革自1992年開始，幾乎覆蓋了整個90年代。從宏觀層面來衡量，産權清晰化是大勢所趨。而從微觀層面看，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也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劇。發生在最大工業城市上海的景象是一個縮影。從1990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進行“退二進三”的戰略轉型，大量工業企業被解體或者遷出城市中心區，這是一個十分艱難和痛苦的過程。其中1990到1995年，上海失業人口的平均增長速度高達13.75%。在很多工業城市中，“下崗”成為很多老國有企業職工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以至于在1994年北京的一次會議中，朱镕基向與會的12名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難題——如何在進行企業改革的同時，避免大規模失業的發生？用他的話說，任何人隻要能解決這個問題，都絕對有資格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90年代中期，随着越來越多的國企面臨虧損，地方政府開始放棄對它們的所有權控制，這一舉動從根本上改變了政府和轄區内企業的關系。當手中的國企成了财政負擔，地方政府便迫不及待地發展工業園，作為新的财政收入來源。
1992年以來，各種各樣不同級别的工業園——高新經濟區、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在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工業園區扮演的角色與80年代四大經濟特區、1984年14個沿海城市對外資開放，以及1990年的浦東新區類似，都極大地刺激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在區域競争中，為争奪資本投資，各地方政府可謂煞費苦心。所謂“政府搭台，企業唱戲”，政府紛紛打造良好的基礎設施環境和商業環境，确立各自的産業集群策略，以謀求企業青睐，從而增加就業，創造稅收，拉動當地經濟發展。但由于工業園無處不在，相互間競争異常激烈，也造成了重複投資，比如絕大多數外國汽車制造商在中國的合資企業都不止一家。不過，科斯認為，重複投資雖然導緻了有形資本的浪費，但它對生産技術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制造能力——包括實體投資、個人技能及管理水平——無論在速度還是規模上都得到了驚人的提高，這也被公認為中國全球制造業大國崛起背後的驅動力。另一方面，在區域競争中，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大實驗室，不同的經濟實驗遍地開花，還發展出很多以地方命名的發展模式。科斯認為，中國空間上的優勢因此被直接轉化為經濟發展的速度——“空間換時間”，這也是理解為什麼中國市場轉型速度如此驚人的關鍵所在。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去世。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裡寫道：“鄧小平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裡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們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标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系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改革開放的前20年，呈現了不同尋常的高速發展，也釋放了最大的改革紅利。随之而來的問題是，當中國的經濟規模越來越不容忽視，中國日益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它将如何處理和世界的關系？（嶽傑攝/視覺中國供圖）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成功，中央電視台内頓時成為歡樂的海洋1998～2008中國與世界
1998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張朝陽将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搬上了他剛創辦的網站。他當時還沒想好這個網站具體要做什麼，但沉浸在尼葛洛龐帝描繪的未來裡：“信息技術的革命将把計算機解放出來，使之成為我們能夠交談、撫摸甚至穿戴的對象。這些發展将變革我們的學習方式、工作方式、娛樂方式——一句話，我們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的1995年，中關村大街上立起了一個巨大的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還有多遠——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路人當作路标，實際上，通向的是一個叫瀛海威的小公司，也是中國最早的互聯網公司。到了1997年，搜狐、網易以及新浪的前身四通利方集體起步，開啟了門戶網站、搜索引擎、風險投資等全新商業概念，這一年也被公認為中國的“互聯網元年”。那個時候，美國的互聯網行業剛剛破繭而出，當中國第一代網民們在一個無限開放的信息世界中暢遊的時候，他們感到世界從未如此觸手可及。
互聯網向世人顯示了魔力，也在不久之後展現了它的虛幻。2000年，IT泡沫破裂，納斯達克指數應聲而落，新浪、搜狐、網易等幾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也不能幸免。不過，也因為中國的IT産業剛剛起步，受到的打擊相對較小。
讓中國更切實地融入世界的，是2001年11月10日，中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裡，“入世”不是一個旦夕生成的結果，而是一個持續而漸進的過程。從90年代開始，美國和中國就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到1999年美國表示支持中國加入WTO，再到2001年最終“入世”，這一企盼已久的結果标志着中國進入了全球自由貿易的賽場，也意味着中國開始了全球化之旅。（視覺中國供圖）2015年10月13日，工作人員在靈州至紹興±800kV特高壓直流輸電線路工程黃河山西運城段施工。該工程是“西電東送”重點工程“入世”不僅是在談判桌上發生的，更多是按照WTO的開放市場時間表，在實踐中一步步達成的。1998年初朱镕基當選國務院總理時，其承諾之一即是“用三年時間讓國有企業擺脫困境”，而在此之後國企産權改革的深化便是應對“入世”的重大戰略決策。從1998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數量從23.8萬減少到15萬，減少了40%。尤其有标志意義的是壟斷企業的主動變革：一是大規模整體海外上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石化等先後成功上市；二是基于打破壟斷、增強競争的大跨度拆分重組，中國電信一分為五，中國石油、中國石化重新分家。2003年3月，國務院宣布成立國有資産管理委員會，接受管理總量17.84萬億元的國有資産，标志着中央政府對國有資産的新型管理制度成型。
這一輪國企改革的特征被普遍解讀為“國退民進”。據2000年的統計數據，國有企業數量大為減少，但效益飛速提高，全年共實現利潤2000多億元，創下90年代以來盈利水平的最高紀錄。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法制監管缺位、政策界定混沌的問題，為日後關于國有資産是否流失的争論埋下伏筆。
2004年，關于國企改革産權之争，爆發了2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論戰，起因是“郎顧之争”。這一年，香港教授郎鹹平點名指責格林柯爾董事局主席顧雛軍在收購科龍、美菱等幾家公司中使用了欺騙手段，席卷國有資産，顧雛軍強硬回應，結果引火燒身，以入獄告終。争論背後并不僅僅是針對某一家公司或個人，更是對“國退民進”的不同觀點：一派認為國有資産流失、經營者分食了盛宴；另一派則認為盡管改制中存在種種灰色行為，但是改革的總體方向和積極效應是不容置疑的。
針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複雜局面和深層矛盾，2005年的全國“兩會”上，經濟學家吳敬琏指出：“中國變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每前進一步都會觸及一些人和一些部門的既得利益，遭到現有利益格局的反對，因而必然遇到阻力，延緩改革的進展。”深水區，成為人們對下一步改革的共識。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面臨巨大的經濟下行及人民币貶值壓力，朱镕基決定在1998年放開房地産市場，以刺激内需。國務院叫停了已經實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允許住房抵押貸款，推行住房貨币化。房改之後，被壓制已久的住房需求随之釋放出來，私人資本最為雄厚的浙江及珠三角地區市場很快升溫，随後蔓延到上海。此外，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釋放着持續性投資需求，形成地方政府對土地财政的路徑依賴，其狂熱一直延續至今。中國經濟的參照系之一——2007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可作為注腳，當年榜單的前四位均為地産商，分别是碧桂園的楊惠妍、世茂集團的許榮茂、複興國際的郭廣昌和富力集團的張力，而前100名中有39人從事地産業。
如果說房地産打開了閘門，成為拉動内需的第一驅動力，那麼，“中國制造”則啟動了外貿市場的引擎。2002年，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決定把亞洲采購中心從香港搬到深圳，它當年在中國的采購商品總額為12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貿易總額。2004年，中國外貿規模突破了萬億美元大關，超過了日本，“中國制造”取代“日本制造”“歐洲制造”成為世界制造業代名詞。
房地産和“中國制造”的雙重拉動，讓加入WTO後的“中國崩潰論”不攻自破，甚至在2003年遭“非典”入侵幾個月之後，中國依然是當年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是“中國崩潰論”的提出者之一，他也轉變了觀點：“我現在成了中國經濟繁榮論的最積極的鼓吹者。未來10年，世界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與一個強大的中國相處。”
盡管世界因2001年的“9·11”事件而對全球化産生了疑慮，但短暫的放緩之後，全球化在新世紀的前10年裡依然勢不可當。2005年，托馬斯·弗裡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形象地描繪了全球化對世界的席卷，他認為，柏林牆的倒塌、個人電腦的普及、離岸經營、開放源、供應鍊等，共同将世界“抹平”。這是一個樂觀的全球化宣言，中國當然也是重要的參與者和推進者。
在中國向世界邁進的過程中，有一些标志性的共同記憶：2001年7月，北京獲得奧運會主辦權；2001年11月，中國加入WTO；2002年12月，上海赢得世博會主辦權；還有2004年底，聯想并購IBM的PC業務，“以市場換品牌”，被認為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勇氣與冒險并重的一步。
2008年北京奧運會，讓中國的全球化進擊達到高潮。8月8日晚，從永定門開始沿着北京城中軸線一路向北，藝術家蔡國強設計的29個“大腳印”焰火踏響在夜空中，一步步跨入“鳥巢”上空。曾經的“體操王子”、後來的企業家李甯從天而降，在歡呼中點燃火炬。以至于印度裔美國學者法瑞克·紮卡利亞在《未來屬于中國嗎？》一文中斷言：“中國的崛起不再是一個預言，它已經是一個事實。”（秦憲安攝/視覺中國供圖）2003年10月15日中國第一太空人楊利偉在返回艙内
（視覺中國供圖）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簽字儀式現場
（視覺中國供圖）上海浦東新區夜景2008～2018新經濟
近10年開端的2008年注定不尋常。在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高強度沖擊着人們的情感，同時也考驗着國家的應對之後，9月15日，次貸危機波及下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全球金融海嘯席卷而來，中國經濟政策也随之大轉彎。在此之前，中國已經連續5年GDP增速超過10%，而到2008年11月，出口卻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負增長，經濟政策開始從緊縮轉為擴張，全力“保8”。11月9日，中央政府宣布将啟動拉擡内需計劃，
兩年内擴張投資4萬億元，其中最大比例部分1.5萬億元，都用于鐵路、公路、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4萬億”強心劑立竿見影，中國經濟出現了V型反彈。不過，這一刺激政策也給未來經濟留下了後遺症。民衆體會最深的是房價，在政策的拉動下，“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房價增幅均超過100%，核心地段的房價增幅超過200%，房子成為每個人在未來10年生活中繞不開的關鍵詞。而随着人口紅利消失，“城市化”速度放緩，房價泡沫的隐憂浮現，外延式發展模式開始不可持續。
房地産狂飙的另一面，是實體經濟的低迷。“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和規模優勢逐漸喪失，面臨轉型的拐點。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在2010年左右爆發出新的紅利，這一輪是由互聯網帶來的。
回溯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史，在此之前已經經過了兩次浪潮的沖擊。第一次浪潮是自1997年開始，伴随着丁磊創立網易、張朝陽創立搜狐、王志東創立新浪，三大門戶網站成型。第二次浪潮是“BAT”（百度、阿裡、騰訊）三足鼎立局面基本确立：1998年馬化騰創立的騰訊，将“人”和“人”進行了連接；1999年馬雲創立了阿裡巴巴，将“人”和“商品”進行了連接；2000年李彥宏創立百度，将“人”和“信息”進行了連接。第三次浪潮，則是自2010年開始至今，從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在BAT一統江湖下，各種創新模式層出不窮，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改變着人們的日常生活。
“隻要站在風口，豬也能飛起來。”這是雷軍總結的“風口理論”。事實上，自2010年開始的這些年，互聯網的風口變換特别快，而隻有勇敢者和幸運兒才能在風口上飛起來。2011年，雷軍站在了他認為的風口“智能手機”上，與喬布斯發布iPhone如出一轍，發布了小米手機，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手機産品。下一個風口是團購，也是在2011年，吳波的“拉手網”成功獲得融資，在幾個月内引發5000多家團購網站入場，堪稱“百團大戰”，盡管一年後硝煙散盡，最終隻有1%活了下來，“美團”和“大衆點評”形成對峙，依然讓人們見識到“O2O”（線上到線下）被激活的魔力。之後是微信，2012年，騰訊的微信朋友圈功能上線，僅僅一年多後，用戶數即破億。微信迅速颠覆了之前的博客和微博模式，它讓傳播變得更加有效，也更加碎片化，極大地改變着媒體和商業生态。還有2012年張一鳴創立的“今日頭條”，以算法精準推送新聞，程維的“滴滴打車”，改變着出行方式。而這些風口，都建立在移動互聯網的基礎上。
移動互聯網時代，BAT把控着互聯網最重要的三個應用入口——百度坐上了搜索引擎的頭把交椅；阿裡利用淘寶和支付寶重新定義了消費；騰訊則借助微信占據了社交媒體制高點。而另一方面，2016年以來，各種新玩法仍層出不窮：共享單車、直播、快手、抖音……往往是掀起一股狂潮之後，就被更新的産品取代。可以說，互聯網颠覆着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認知邊界，而反過來，它也颠覆和重新定義着自身。
無疑，互聯網驅動下的“新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如果說在互聯網時代，中國互聯網公司還隻是模仿者和跟随者；那麼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昔日的模仿者們則摸索出了本土化的生存方式和盈利模式，而且已經從虛拟經濟繼續滲透到了實體經濟的方方面面。2016年，李克強總理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新經濟”：“當前正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必須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他強調，要依靠“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推動形成新的經濟模式、新的業态，為中國經濟提供新的動力。
大約從2014年起，改革進入“下半場”形成共識。如果說“上半場”的驅動力是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下半場則轉向供給側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事實上，從2012年起，中國的GDP增速開始回落。中央政府在2014年提出“新常态”，認為這是經濟增長階段的根本性轉變，中國已經告别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因此，需要“改變一切向錢看的增長方式”。
四十不惑。從1978到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曆經40年，對于經濟、政治和文化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轉型。這不僅僅是經濟體制從“計劃”向“市場”轉型，也意味着一個幾千年來占人類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的農業社會進入到現代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
轉型已經發生，也将在未來面臨更多的挑戰和不确定性。周其仁說，如果說前40年的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那麼，現在水面上已經露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石頭，很多石頭露出很久了，能否去面對和跨越這些“石頭”，是下一步改革的關鍵。
比如制度建設的挑戰。在改革的後半程，學者們一直保持着對制度滞後的警惕。1991年，經濟學家吳敬琏就提出“制度大于技術”，之後更是充滿憂患地呼喚法治市場經濟。而2003年，在兩大經濟學家林毅夫和楊小凱關于“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著名論辯中，楊小凱的警告發人深思：“落後國家可以在制度不夠完善的條件下，通過對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将産生很高的長期代價。”
還有中國在世界的角色。在目前全球化逆轉的危機下，中國似乎成了唯一在推進全球化的大國。在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看來，中國融入國際秩序經曆了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是第一個階段，中國實行“請進來”政策；第二個階段是90年代，實行“接軌”政策，以加入WTO之前的努力為代表；第三個階段則是從本世紀初開始的“走出去”政策，再一次積極出擊，“一帶一路”将創新出一種新的經濟全球化模式。
對身在其中的每一個親曆者來說，對下一步改革的期待也是多元的。一方面，不同代際、不同階層的人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做大蛋糕之後，怎麼分蛋糕又構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而且，影響不僅是物質層面的，也是精神層面的，特别是當我們面臨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空氣污染等社會問題時。正如80年代初拍攝中國的劉香成所說，如果說西方國家經曆的現代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一步接着一步，那麼，中國經曆的現代化就像是高速前進的二手車。40年改革開放是中國專注彌補“失去的幾十年”的一種方式，人們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尋求一個物質上安全的未來。如今巨大的變革已經發生，但一個個裡程碑式的成就和問題是交織在一起的，“中國夢”在精神層面還在延續。
（參考書目：《變革中國》，（英）羅納德·哈裡·科斯、王甯著，中信出版社；《激蕩四十年》，吳曉波著，中信出版社；《鄧小平時代》，（美）傅高義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不确定的未來》，鄭永年著，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