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就是，我大清什麼也不缺，沒興趣和你們做買賣。以清朝當時的國力來看，乾隆确有驕傲的資本。按後世經濟學家的推算，當時清朝的經濟總量占全球比例大概1/3。這是什麼概念呢？今天的美國占全球GDP的比重大概是1/4，也就是說，僅從經濟總量來看，當時清朝在全球的地位比今天的美國還高。而當時的英國雖然已經成為西方的第一大帝國，而且已經将中國的鄰國印度納入殖民版圖，但從經濟總量來看，乾隆時期的清朝大概7倍于當時的英國，也超過了當時的整個歐洲。
不過，乾隆盛世的巅峰，其實已經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後的餘晖。僅僅幾十年之後，在工業革命滋養下成長的西方列強，很快就用堅船利炮轟開了清政府的大門，外強中幹的清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衰敗。到1911年清朝滅亡時，其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經從巅峰時期的1/3下降至不到9%。
不過，封建帝制的落幕，并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好運。民國以來，戰火連連加之國民黨的統治無能，使得中國經濟實力繼續萎縮，到共和國成立時，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隻有4.6%。
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經濟終于止住了持續萎縮的勢頭。雖然經曆了“大躍進”和“文革”等事件，但在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催動下，中國經濟還是開始實現了恢複性增長。從1952到1978年，2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兩倍，如果以鴉片戰争為起點來看，這大概是100多年來中華民族難得的一段經濟增長期。到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回升到5%。
蘇聯的經濟模式雖然短期内幫助中國經濟實現了恢複性增長，但是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也很快顯現出來。20世紀50年代中期，不僅知識界對這種模式提出了批評，毛澤東本人也對此有深刻反思，認為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重點讨論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内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産單位和生産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等。
以此為開端，中國在1958年開始了第一次經濟改革，改革的主要重點是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但由于向地方政府放權并不等同于向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放權，并沒有觸及計劃經濟的本質，加之“大躍進”也幾乎同時拉開了序幕，中國的第一次經濟改革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中國重新回歸計劃經濟。
毛澤東逝世兩年之後，中國再次開啟了新一輪經濟改革的嘗試。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中國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由此啟航。
現在來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無數驚人的成就，但是重回曆史現場，改革開放的進程并非一帆風順。由于改革開放并沒有現成的藍本可作參照，加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帶來的意識形态之争，改革開放在很長時間裡仍是摸着石頭過河。
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1956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是建立在《論十大關系》之上的，改革的重點也還是以下放權力為核心。不過，和1958年毛澤東主導的經濟改革不同的是，當時的分權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權，而1978年的這一輪改革，主要是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表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
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改革很快就提高了企業的積極性，但是負面效應也很快顯現出來，由于當時仍處計劃經濟時代，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形成，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并不能形成資源的優化配置，反而引發了很多矛盾。由于企業可以自己保留利潤，政府的稅收減少，财政赤字和通脹水平雙雙上升。這一輪以國企放權讓利的改革逐漸銷聲匿迹，改革開始重新尋找新的方向。
盡管政府主導的這一輪改革并不成功，但幸運的是，改革的活力還是在其他地方萌芽并且茁壯生長，農村成為當時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農民對包産到戶的積極探索，讓政府重新看到了農村經濟複蘇的希望。1980年，中央正式批準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充分釋放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緊随其後，鄉鎮企業也開始蓬勃興起，在國企改革陷入困境時，鄉鎮企業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也為日後中國民營經濟的興起埋下了種子。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表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很多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
在經曆了改革開放頭幾年的各種經驗和教訓之後，中國對于改革開放的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确定改革的重點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更重要的是，這次會議首次确認了商品經濟的地位。“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确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隻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适應複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
正式确認商品經濟的地位，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座裡程碑。鄧小平對于十二屆三中全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全會結束的第二天，鄧小平表示：“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此後，中國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雖然仍有争論，但總體上仍是朝着市場經濟的大方向前進。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确提出要在20世紀末建立起新的市場經濟體制。
改革開放之初的活力主要在農村綻放，随着思想解放的力度越來越大，對改革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改革的活力開始在更大範圍内釋放出來。經濟特區的建立，使得中國經濟重新打開國門，熱情擁抱外國資本，而在本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使得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都帶來了深刻改變。
放在曆史的坐标下，引入外資和加入WTO，意味着中國在封閉了數百年之後，開始重新打開國門擁抱世界。從古代曆史來看，在相當長時間裡，中國其實一直是一個相當開放的國度，和外界保持着積極正面的交往，漢朝時期就開辟了“絲綢之路”，和中亞各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對外貿易，唐朝之後，對外貿易的重點轉向海上，宋元時期也繼續延續了海外貿易的繁榮，廣州、廈門、泉州等著名港口城市的興起，就是當時中國對外貿易最好的例證。到了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成就了中國古代曆史海上力量的巅峰，但也就此成為絕唱，明朝的統治者開始推行海禁，對于海外貿易毫無興趣，重新回歸到自給自足的農耕時代。中國海上力量的主動收縮，也為後來歐洲國家的海上探險留出了廣闊的舞台，15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等海上霸主相繼崛起，最終在19世紀來到中國海岸，轟開了清朝的大門。
改革開放意味着中國結束了數百年的閉關鎖國，重新回到世界舞台，而僅僅用了40年的時間，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978到2017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5%，從總量上看，中國的GDP實現了34倍的增長，占全球經濟的比例躍升至15%，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鴉片戰争以來，中華民族從巅峰跌入谷底，民族複興成為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夢想。從孫中山率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号，到《十九大報告》提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複興之夢貫穿了中華民族100多年的曆史。在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華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複興之夢。
鴉片戰争之前，中國曾經在1000多年的曆史裡保持着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如果将恢複全球頭号經濟體視為民族複興的重要部分，今天的中國離這一夢想已經并不遙遠。2017年中國的GDP大約為12萬億美元，美國約為19萬億美元，假設中國的GDP增速比美國每年高出3%，大約15年之後中國的經濟總量将可以超過美國，這個時間點大緻對應着2032年，假設中國的GDP增速比美國每年高出2%，大約需要23年，這個時間點大緻對應着2040年。
這也就意味着，如果未來20年中國經濟不出現大的波動，将很有可能重新成為世界頭号經濟體，這将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性一刻。《十九大報告》其實也暗含了這樣的願景：“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那時，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将大幅躍升，跻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不過，經濟總量重回全球第一，并不意味着中華民族已經完成了複興之路。經濟總量隻是意味着國強，在我國大規模的人口基數之上，國強并不完全意味着民富，隻有國強民富兩大目标雙雙實現，才算真正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我國的經濟總量雖然已經高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的排名并不樂觀，去年的人均GDP将近9000美元，雖然已經跻身中上收入國家水平，但在全球排名隻在70位左右，遠遠不能和中國經濟總量的地位相匹配，也不能和中華民族曆史上曾經的輝煌相比。
今天我們談論中華民族的複興，總是難免會提及曆史上曾經的中華盛世。如果從人均GDP這個指标來看，按照經濟學家的測算，在公元1世紀初，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西歐的人均GDP高于中國，當時大概對應着漢朝。但羅馬帝國崩潰之後，中國的人均GDP長期領先于西歐，尤其是唐宋時期的經濟保持了較長時期的繁榮。如果将人均GDP理解為民富的指标，這也就意味着，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國人民也一直是這個星球上最富足的人民，而今天我們的生活水平還隻能勉強跻身全球中上水平，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複興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言，實現國強隻能算是完成了第一步，隻有實現民富才是真正全面複興。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國強固然重要，但如果隻有國強而沒有民富，國強的地位也很難長期維持。從中國自身的曆史來看，清朝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國強民不富的時代，而這種國強民不富的結構導緻清朝隻是外強中幹，對于西方列強的入侵毫無還手之力。
18世紀末的乾隆時期，這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盛世”，雖然當時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高達1/3，達到了中國曆史上占全球比重的巅峰，但從人均GDP來看，當時的中國不僅大大落後于西歐，甚至已經落後于全球平均水平，當年馬戛爾尼訪華時的副使曾有記載：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褴褛，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和同時期的歐洲列強相比，歐洲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而中國還處在相當封閉的農耕時代，不僅人民富足程度不及歐洲，經濟質量也遠不及西歐諸強，看上去強大的大清帝國，隻不過是外強中幹。
當時大清帝國的貌似繁榮，也在很大程度上誤導和迷惑了西方列強，英國國王派出馬戛爾尼訪華時，主要目的是為東印度公司開拓貿易市場。當西方列強遠渡重洋轟開中國國門之後，其實遠遠沒有得到預期中的貿易紅利，當時的中國除了廣州之外，對外貿易的程度相當有限，到19世紀末，中國的進出口規模還停留在相當有限的水平上。也正是由于經濟結構的脆弱，從乾隆盛世到大清滅亡，中國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從1/3迅速瓦解到不到9%。
今天的中國所進行的民族複興事業，對于國強民不富的表面盛世顯然已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十九大報告》安排了兩個15年的奮鬥目标，來實現中國經濟從國強到民富的複興路徑：“綜合分析國際國内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安排。”
“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階段的任務如果完成，中國将大概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意味着中國将完成國強的目标。不過，中國的民族複興事業并沒有僅滿足于此，在實現國強之後，《十九大報告》還有更高的目标。
“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我國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華民族将以更加昂揚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第二階段的目标能夠實現，中國的人均GDP将跻身世界前列，意味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實現了國強到民富的目标，唯有如此，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事業方可算得上真正成功。
不過，所有這些美好藍圖，都是建立在中國經濟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基礎之上，世界經濟發展的真實曆史，同時也展現出另外一幅殘酷的畫面——能夠長時間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國家隻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在保持了一段時間的高增長之後就難以為繼，在很長時間裡止步不前，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世界銀行曾經對1960到2008年的全球主要經濟體做過研究，1960年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到了2008年進入高收入的隻有十幾個國家，包括日本、以色列、韓國、新加坡等，其他絕大多數國家在将近半個世紀裡始終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無法繼續向上突破，尤其是很多拉美國家更是頻繁陷入動蕩之中。
按照世界銀行的标準，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就可以算得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實現1.2萬美元，就算進入了高收入國家之列。我國人均GDP在2010年超過4000美元，正式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去年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開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同時也開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殘酷考驗。
改革開放40年之際，中國經濟來到了一個相當關鍵的十字路口，過去40年的高速積累，為中國的民族複興事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甚至可以說，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幾乎已經是觸手可及。但與此同時，這個階段的中國經濟又是風險重重的時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距離民族複興之路越來越遠。
回首過去的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改革開放之初的第一次嘗試，國企放權讓利的改革就以失敗告終，80年代末的通貨膨脹壓力，90年代初的中央财政危機，90年代末的國企改革帶來前所未有的職工下崗潮，以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幸運的是，一切困難都沒有阻止中國改革開放前進的步伐，中國經濟這艘大船成功穿越無數的驚濤駭浪，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
未來30年，是中華民族實現全面複興的關鍵時刻，即将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比過去40年隻多不少。對外，中國已經成長為藏不住的大象，面臨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成長空間越來越小；對内，在經過了4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過去不合理的發展模式積累下來的矛盾也越來越多，可以利用的紅利越來越少。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複興的最後階段，如何避免功虧一篑，還需要這一代中國人表現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氣，将改革開放推向更高的層次。
（參考資料：《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安格斯·麥迪森著；《世界經濟千年史》，安格斯·麥迪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