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十年中，許多美國大型企業不約而同與城市作别、而将總部設在廣闊的遠郊地區。但最近的趨勢似乎在顯示，情況已大有不同。
今年早些時候，通用電器（GE）集團宣布将其總部移師波士頓的決定可謂在業界帶來不小震動，畢竟，GE總部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一直設在康涅狄格州的費爾菲爾德，至今已逾40年。GE管理層的首批175名成員——包括首席執行官傑夫·伊梅爾特在内——計劃于8月22日在波士頓臨時總部基地開始辦公；待所有裝修工程在2018年完成之際，約有800名員工将在此辦公，而另外數百位包括人力資源、法律、财務等部門的員工将分散至GE現有在辛辛那提、康涅狄格（諾瓦克）和紐約（斯克内克塔迪）等地的辦公點上班。
卡夫亨氏（KraftHeinz）集團伴随着遷址還進行了“瘦身”：其将總部從伊利諾伊州的諾斯菲爾德遷往芝加哥市中心，建築面積将有75%的巨幅縮減，總部辦公人員也從2200人降至1500人。另外，宣布總部搬遷至芝加哥市中心的，還有大名鼎鼎的麥當勞（原先總部均在伊利諾伊州的城郊地區：包括奧克布魯克、諾斯菲爾德、紹姆堡等）和康尼格拉食品公司（英文名為ConAgra，最新遷移出700個職位至新總部，分别從原先的奧馬哈總部和芝加哥郊區辦公室）。
另一個變革的形态，則是在位于城市的總部原址實行複興計劃。科慕（Chemours）公司就是一例：這家2015年剛從杜邦公司拆分而出的、從事高性能化學品大宗業務的集團在慎重考慮總部選址（此前，其差一點就決定遷往新澤西州南部或費城郊區）後，極可能留在與杜邦家族具有深厚淵源的特拉華州威爾明頓市，在繼承杜邦百年建築的情況下對原址實行複興，目前此項工作正在進展之中。
哈佛商學院戰略學教授戴維·J·科利斯在解釋巨頭企業總部遷址潮流時表示：“如今的大城市相比30年前無疑吸引力是上升的：因為她不僅提供更多的稅收優惠，而且在吸引年輕人才方面也是遠郊地區難望其項背。”
GE遷址中的财政激勵動因便是不可忽視的一例。據初步估算，GE從波士頓政府方面獲得了共計1.45億美元的财政扶持——其中包括1.2億美元的州政府補助金、2500萬美元的不動産退稅——從而間接促使GE公司婉拒了來自紐約州、羅德島、佐治亞州、德克薩斯州的橄榄枝……誠然，對此的質疑聲也從不缺失，一是認為市政府或州政府可能永遠也回收不了這樣的投資，二是覺得像GE這樣市值高達2500億萬美元的巨頭公司還在以“這種方式”被激勵，是否有點LOW?
當然，旨在吸引新世代的人才也是總部遷址重要的考量。《福布斯》雜志今年4月調查了美國20個最大城市在2010～14年期間的人口增長情況發現，總人口僅增長了4.9%，但年輕人（25~34歲）增長率卻達8.8%，其中有本科以上學曆的年輕人更是增長了19.6%。為了靠近乃至吸引更多美國東部大學的人才，凱迪拉克集團已将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班底從底特律遷到了曼哈頓的一處新址。
“千禧一代的群體喜歡城市環境，習慣能随時搭載公共交通、能容易地擴大自身的活動半徑，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局限在公司周邊範圍，最多也就是逛逛辦公室樓下的餐廳或隔壁的購物中心，”科慕公司首席執行官馬克·瓦格諾也表示，“面對這種人力市場的變化，我們當然希望搬遷到能夠更好吸引人才的地方去。”
哈佛商學院的科利斯教授還指出，另一值得關注的趨勢是傳統上的企業總部如今也經曆着重要的“解構和重組”。“例如，最高行政班底可能在某一市中心，但你依然可以在科羅拉多州建立總部後勤功能，也可能在瑞士駐紮金融投資團隊，在英國設置稅務部門……”他解釋道。
先進的現代通訊工具也助推企業比以往更容易地分離出相關運營部門，實現遠程協作；而每一個“部門地址”越來越凸顯其功能的獨特定位。知名咨詢企業安永公司的報告也表明，随着遠程共享服務中心的更多投入使用，大型公司的管理結構也日益精簡化、流線型。2015年，在總就業人口增長2.3%的背景下，全美在“企業總部”工作的員工人數卻下降了2%。
在“城市回歸潮”中悄然搬家的不僅僅是大型企業。多倫多大學教授、同時也是身為城市理論學者的理查·佛羅裡達表示：“除了GE、麥當勞、卡夫亨氏……如今我們還可以看到衆多的風險投資商、甚至初創企業也在回歸城市中心的大潮中，在北美西海岸，這樣的現象尤為明顯。”
佛羅裡達教授在今年8月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企業總部‘偏安’于市郊或者邊緣城市的時代已經漸漸落幕。但我原先以為，至少技術型初創企業還将繼續逗留在所謂‘Nerdistans’(極客聚集的地方)，諸如産業園、技術孵化園等”。然而他的一項最新研究結果卻表明，超過半數的風險投資如今也在流向中心城市：例如，僅在舊金山一地，就有兩個郵政編碼地區各自吸納了超過1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駐紮。
當然，如果說如今企業總部“唯中心城市是瞻”或許言過其實。安永公司計量經濟與統計學咨詢業務合夥人、同時也是該公司《美國投資監測報告》作者的安德魯·菲利普斯指出，盡管有越來越多公司選擇了市中心，郊區辦公園區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選項——比如，UTC低調宣布從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中心搬遷至費爾菲爾德的辦公園區，以減少近1億美元的企業辦公開銷；德國零售商巨頭利德爾(Lidl)公司則選擇了位于華盛頓特區的市郊作為其美國總部；MovementMortgage公司的總部則選擇了南卡羅來納州市郊的夏洛特。
總體上，即使選址在郊區，如今各公司也越來越注重通勤的轉換便利，以迎合步行、騎自行車或選擇公共交通上班的員工之需求——這是因為非駕車員工數量在過去十年增長了10%，其中絕大部分正是雇主緻力于吸引的年輕人。
如果我們以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大型企業的總部搬遷，那麼由其折射的——同時也極可能加劇的——地區間不平等、工作崗位消失、産業生态變遷等，都是值得關注的。美國“福克斯商業”媒體今年早些時候就刊文分析了被GE公司“舍棄”的費爾菲爾德地區将有哪些機構和人士淪為“受害者”，其中不乏大量的中小服務型企業——可包括房地産經紀公司、比薩餅店老闆、機械師；也包括日常提供設施保養、清洗、個人護理、生活配送、運輸等服務機構；還有GE員工曾經光顧的商店、餐廳，甚至是曾受GE公司員工或董事會支持贊助的慈善和社區組織等。另外，整個康涅狄格地區，間接受到GE公司總部遷走打擊的其他商業和機構也将影響到多達6.5萬雇員的工作。
從積極的角度來說，總部遷址對于企業，則是一個“引領而非跟随”的機會。企業清晰地了解自身需要怎樣的人才、員工也清晰地了解自己想要怎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通過協同彼此的發展需求，公司既可以吸引到所需人才、也可以為創造一個個富有生機的社區而貢獻己力……與此同時，大型企業與周遭社會“關系的變遷”也可在他們總部的新設計中可見一斑：本文開頭提到的GE公司，在波士頓新總部的規劃中甚至未預留出一個停車場、更不用說為高層領導預留的獨立(隔離)的辦公席位；此外GE公司還将打造類似“開放博物館”的設施，向公衆展示諸如3D打印技術等最新技術，用GE波士頓總部運營與發展總監安·克利女士的話來說，所有這一切旨在打破曆來形容大企業總部的“與社會區隔開來的高冷感。”
【鄭冰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