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

2010年9月15日，在天津梅江會展中心達沃斯廳，美國基辛格顧問公司執行董事喬舒亞·拉莫（JoshuaCooperRamo）主持“如果美國在2011年複蘇時沒有産生新的就業”專題研讨會。1989年，陷于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内經濟改革。為了共同商讨解決方案，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當年在華府舉行了一次著名的研讨會。這次會上群賢畢至，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财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紛紛出席。會議期間，各個機構基于自由市場、減少政府幹預、促進金融自由化等基本觀點形成了10條政策“共識”，稱作華盛頓共識。

西方人講“共識”，中國人講“緣分”。理念不合、路徑不一便“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是中國人長期以來的緣分哲學。但是華盛頓共識則意在改造與推廣，用同一張藥方試圖将東歐轉型與拉美改革一劑而愈。面對既成的現實失敗，以及改革開放30年多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大批西方學者“開眼看中國”。

在大學裡本來學拉丁經濟的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在提出“北京共識”的幾年前還享有《時代》周刊最年輕的國際新聞記者和主編的美譽。由于自己的專業背景，雷默在工作中逐漸對中國事務産生了興趣，并由此開始學習中文。說到底，雷默是與中國有緣的，功夫不負有心人，2004年雷默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适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為了體現這是自己對“華盛頓共識”的困局提出另一條路徑，雷默巧妙地将自己的文章取名為《北京共識》（TheBeijingConsensus）。

“北京共識”既涉及經濟變化，也涉及社會變化。它描繪了在中國正在發生的現實，即通過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治理實現社會民生的改善。雷默認為，“北京共識”的三個核心是對于改革創新和不斷試驗的承諾；對經濟可持續性和财富平等分配的重視；對政策自決和金融主權的強調。

在雷默看來，管理不善和腐敗與“華盛頓共識”一起在近10年裡破壞了十幾個國家的經濟，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發現，現代金融業的高速發展和貪婪為各種不穩定提供了渠道。

當前，金融危機的餘波尚未完全散去，面對全球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疑慮，中國模式抑或“北京共識”内含的目标恰恰是20世紀90年代華盛頓共識沒能實現的願景。中國的發展和富強道路誠然不能由任何其他國家照搬，一部分學者幹脆認為北京沒有“共識”，但中國确有自己的發展模式。

如果今天我們無法否認創新、自主和有效監管在全球化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的話——毫無疑問，“共識”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