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于1928年從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來到中國，擔任在華頗有影響的《密勒士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代理主編，兼《芝加哥論壇報》駐華記者。日本挑起“九·一八”“一·二八”事變，斯諾赴實地采訪，撰文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贊頌中國人民同仇敵忾抵抗外敵的愛國精神。事變過後，他撰寫了生平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該書于1933年9月出版。
斯諾在中國聽到各種各樣關于紅軍的傳聞，種種“恐怖故事”在他的“腦際萦繞”。正在這時，英國《每日先驅報》和美國蘭登出版社約他寫一本關于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書。為了解真實情況，探明紅色中國這個“未知之地”，斯諾于1936年春專程到上海，向宋慶齡表達了訪問蘇區的願望。這與中共中央的想法不謀而合，斯諾于是得遂心願，開始了改變他命運的紅色中國旅程。
1936年7月6日，斯諾到達延安，7月8日到達白家坪，見到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用英語向斯諾打招呼，斯諾感到很驚奇：紅軍中竟然有人懂英語。7月9日到10日，斯諾采訪了周恩來，斯諾在和周恩來的初次接觸中得出結論：“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緻的純粹知識分子，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7月12日，斯諾來到當時的“紅都”保安（今志丹），第一次見到毛澤東。7月16日晚，斯諾被邀請到毛澤東居住的依石崖鑿出的窯洞中進行了第一次正式談話。
在接下來的十多天裡，斯諾成了毛澤東家裡的常客。經過多次交談之後，雙方開始熟悉起來。斯諾也向毛澤東敞開心扉，他說：“我到中國來是為了‘撞大運’，想寫一本暢銷世界的書，成為一個作家。”毛澤東聽罷鼓勵斯諾說：“你将我們紅區的一切，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向全世界如實報道出來，就是一本世界上最暢銷的書，這不就是撞上大運了麼。”後來《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後轟動世界，斯諾也因此一舉成名，步入世界著名作家、新聞記者的行列，應了毛澤東的預言。
毛澤東同斯諾談了十幾個日日夜夜，向他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曆程和自己的身世，詳細闡述了中共的對内對外政策。毛澤東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科學地分析了日本侵華導緻的太平洋地區國際關系的變化，進而表示，“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是有遠見的，形勢注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希望并且相信，他們将同中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戰線。”毛澤東還指出，美國可以從兩個方面體現對中國的援助：一方面向中國抗日力量提供借款，出售軍需品，一方面對日本進行封鎖。
毛澤東高瞻遠矚，展望戰後的局勢說，如果中國赢得了獨立，中國人民不僅将同蘇聯，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關系，到那時，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将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毛澤東的這些談話深刻而及時地闡明了中共對國際抗日統一戰線和中美關系的看法，實際上是他通過一位美國記者向美國人民和政府發出的呼籲。
從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諾在陝甘甯邊區訪問了92天，途經10多個縣鎮，行程千餘裡，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和紅軍的重要将領進行了多次長談。斯諾說這是他一生中經曆過的最不尋常、最寶貴的采訪。
1936年10月，斯諾在結束訪問、離開蘇區之前來向毛澤東辭行，毛澤東對斯諾蘇區之行予以高度評價：“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而成了世界名人，你發現了共産黨的真谛，揭開了紅軍這個不解之謎，你的發現和哥倫布的發現都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客觀存在，你們探索尋求的精神，将為世人共仰。”斯諾來到中國多年，第一次聽到中共領導人對他的評價如此之高，無比高興和感動。
同年10月底，斯諾風塵仆仆地再次返回北平。11月初，為了揭穿國民黨散布的他已被槍決的謠言，他在美國大使館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介紹他在蘇區的見聞，展示他在蘇區拍攝的照片。一時間，斯諾的西北蘇區之行在美國國内成了一條爆炸性新聞，多家媒體紛紛報道。
1937年7月，斯諾完成了他記載蘇區之行的專著《紅星照耀中國》（舊譯《西行漫記》），10月即由英國戈蘭茨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中，斯諾真實地記錄了他在蘇區的所見所聞，把與國民黨關于中共的歪曲宣傳截然不同的畫面展現在讀者面前。書中的蘇維埃社會是廉潔的、平等的，紅軍是紀律嚴明、堅韌不拔、不可戰勝的，中共領導人是真誠樸實、相信人民、足智多謀的群衆領袖。
該書所受歡迎的程度是斯諾本人“始料不及的”。甫一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在數星期内就銷售了10萬冊以上。紐約蘭登出版社翻印此書的數量，比任何關于遠東的非小說作品的銷量都大。不久，該書又相繼被譯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幾種文字出版，紅色中國這個題材引起了全世界的興趣。
學術界和出版界對此書給予高度評價。這部書被公認為報告文學的典範之作，是“美國新聞記者所建樹的最偉大的功績”。甚至《紐約先驅論壇報》具有反共傾向的遠東問題專家甘露德也接受了斯諾的絕大多數結論，并承認，斯諾是“西方關于中國共産主義的權威”。
總之，《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對于美國人了解中國共産黨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斯諾的報道和著作第一次向美國讀者提供了關于中共的翔實可靠的材料，在美國公衆中喚起了對中共事業的同情，為塑造中共新的形象奠定了基礎。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說：“在以贊同的筆調描述和解釋中國共産黨人，他們的原則和目标方面，沒有一個美國人比斯諾做得更多。”
斯諾的作品不僅影響了美國公衆輿論，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決策人物。美國駐華外交人員自己對中共和紅軍并無真正的了解，再加上一些外交官的政治成見，美國政府根本不可能得到有關中共的真實信息。斯諾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些不足。美國内政部長、羅斯福總統的親信伊克斯通過閱讀《紅星照耀中國》熟悉了中共的活動方式。羅斯福接受伊克斯的建議，也讀了這部書，并且很快成為“斯諾迷”，以緻在以後數年中，羅斯福幾次邀請斯諾到白宮讨論中國政治問題。
斯諾與毛澤東的交往也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直到斯諾去世。遵照其遺願，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國，地點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斯諾逝世後，毛澤東立即發去唁電：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将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1938年夏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武昌珞珈山寓所接見埃德加·斯諾（左一）。1939年，宋慶齡在香港會見埃德加·斯諾（左）。20世紀30年代，埃德加·斯諾（右一）在中國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