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女郎出遊圖民國瓷繪名家毛子榮所制粉彩時裝人物雙耳瓶之局部。（左圖）
■畢竟全身無色相，善如龍女雨相随。毛子榮所制粉彩時裝人物帽瓶，高47厘米。（右圖）民國時裝人物粉彩瓷器，将時代新女性予以理想化的形象運營，一洗傳統古裝美人瓷繪之程式化形象。它的出現，标志着瓷繪藝術由傳統轉向現代的審美求變意識，開啟了瓷繪藝術關注現實世界的新篇章。隻可惜生非盛世，在戰争頻仍的年代，景德鎮瓷業蕭條，時裝人物粉彩瓷器僅僅盛行18個春秋即告夭折，猶若流星劃空，迅速退出了曆史舞台。同時，也正是由于其生産時間短暫，加上經過戰争及“文革”的破壞，使得它的存世量尤其稀少，所以也彌足珍貴。■不愛濃妝巧畫眉，天生美質世間稀。民國瓷繪名家洪步餘所制粉彩時裝人物雙耳瓶之局部。（左圖）民國“摩登女郎”的經典形象
民國初年，西風東漸，追逐新潮的海派服飾成為新女性公認的時尚。随之，在瓷都景德鎮的彩繪瓷器上，也前所未有地出現了一批以“摩登女郎”及其生活為裝飾題材的時裝人物粉彩瓷。它一洗傳統古裝美人瓷繪的程式化形象，将現代新女性的現實生活予以理想化，通過誇張大膽的筆觸，将時裝形象融于瓷繪藝術。同時，通過新粉彩技藝的運用，結合西洋水彩畫技法，讓人物面部勾線與服飾暈染能細微地表現明暗層次，色彩鮮明豔麗，極具現代繪畫的氣息。
粉彩時裝人物瓷器的出現，體現了中國瓷器繪畫由傳統轉向現代的審美求變意識，開啟了瓷繪藝術關注現實世界的新篇章。這些瓷畫藝術家将目光瞄準時代進步的最前沿，畫面描繪了頗具時代氣息的女性服飾裝扮。尤以勾畫摩登女性的時尚生活為主，着意表現國門初開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孕育的市民階層的審美趣味，記錄了新舊交替時期人物與時裝變遷的曆史信息，體現出變革時期的社會思潮與審美特征，同時也鼓舞着新式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熱情，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民國摩登女郎，1920年南洋兄弟煙草有限公司發行的月份牌，周柏生繪。（右圖）
與傳統仕女瓷繪不同的是，民國時裝粉彩瓷器上的女性，都一律身着文明新裝，畫中人物身份、服飾、器具及背景建築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即以時裝區别于古裝，以摩登女郎取代傳統仕女，以現代西式洋房取代傳統台榭樓閣，這些特征幾乎反映在每一件時尚女性彩繪瓷器上。随着西式建築與現代器具介入畫面，時裝人物瓷器便記錄了濃郁的東方詩情與西式浪漫，将現實氣象與古典想象熔于一爐。在民國早期的景德鎮，有很多著名畫師（如“珠山八友”的王都）參與了時裝人物瓷繪的創作，在藝術創新上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如洪步餘的典雅、毛子榮的清新、潘肇唐的飄逸、梯青室的玲珑、益友齋的素靜和桐華居的明豔，有如春蘭秋菊，各擅其芳。在中國現代藝術史上，時裝人物瓷繪與月份牌堪稱雙峰并峙，代表性地塑造了民國初期時尚新女性的經典形象。
■比玉香猶勝，如花語更真。這對“三百件”撣瓶，系民國時裝人物瓷繪大家洪步餘所制，作于民國五年（1916年），畫面人物衆多，畫工極其精湛，系洪步餘早期瓷繪代表作。（左圖、右圖）在一幅幅充滿時代氣息的時裝人物瓷繪作品前，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前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以及融合後給當時國人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帶來的巨大影響，到處可見的“洋”物無疑成了那個年代“時尚”的代名詞。在這些瓷繪作品上，洋人、洋房、洋車、洋裝、洋傘、洋犬、洋樂器、洋家具、洋擺設……連同呈現出這些豔麗色彩的瓷畫顔料—洋彩，也大都是剛剛從德國和日本進口的化工釉料。這些數不勝數的時髦“洋玩意兒”和畫面上諸多傳統的中國文化元素完美搭配，創造了獨具特色、氣質迷人的新一類瓷畫品種。畫面之外的題款詩句，既有傳統書畫作品中常用的古典詩詞，又有與畫面上的現實生活主題相符的帶有舶來文化元素的題句，畫意與題句珠聯璧合，相映成趣。
隻可惜生非盛世，在戰争頻仍的年代，景德鎮瓷業蕭條，民國粉彩時裝人物瓷器也于上世紀20年代末退出了曆史舞台，成為中國陶瓷史上一現的昙花。但是，作為中國瓷繪藝術的一枝奇葩，民國人物粉彩瓷恰似劃空的流星，短暫而耀眼，承載一個時期的曆史信息特别豐富，是了解民國早期時尚女性生活的生動剪影，亦是特定時期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産。■可人如玉粉彩時裝人物雙耳瓶，民國，高23厘米。
迎合了當時城市青年的審美意趣
民國瓷器中最具文化特征的當屬時裝人物畫瓷器，這類瓷器展現了民國初期的新時尚，在瓷繪上采用了豔麗而豐富的新粉彩技藝，使中國瓷器人物畫展現了劃時代的新面貌。
時裝是近代出現的服裝現象，約在17世紀，巴黎成為時裝中心，以後由歐美蔓延到亞洲，中國的時裝從産生到現在隻有近百年的時間。随着清王朝的覆滅和中華民國的建立，中國人從古裝的禁锢中走出，作為東方大都會的上海最早出現了時裝熱，時裝人物畫瓷器也應運而生。時裝人物畫瓷器的興起，與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密切相關，新文化運動對舊禮教進行了深入的批判，瓷器上原先畫的古裝人物等舊題材，日益不受新顧主的青睐。時裝人物是新文化運動洪流中的弄潮兒，他們是以時裝為群體的共同表記，時裝和時裝人物也在瓷器上留下了時代的印迹。
蘇州大學博物館館長張朋川先生最早對民國時裝人物畫瓷器引起注意并進行研究，是從看到一件塗滿紅油漆的大瓷瓶開始的。這件塗着紅漆的瓷瓶下部剝落出小塊畫面，露出一些女子穿的裙褲。出于好奇心，他買下了文物商店的這件瓷器，用香蕉水慢慢洗掉了瓷瓶上的紅漆。随着瓷瓶上畫面的逐步顯露，瓶腹的正面出現一個女子坐在椅子上拉手風琴，四周還有女子、小孩在圍觀和傾聽演奏，這在當時是時髦新鮮的事情。瓷瓶的肩部畫着兩面交叉放置的旗子，一面是五色旗，這是中華民國早期的國旗。另一面是18顆星旗，經查證，這旗上的18顆星原代表全國18個行省，也曾臨時作為中華民國最早的旗幟，在1912年則成為中華民國的陸軍旗，這是民國早期陸軍旗的珍貴資料。畫面左上方有行書題款“美色清華。己未夏洪步餘作”。為1919年（民國八年）夏天的作品，時值“五四運動”正蓬勃開展，也是新文化運動高漲之際，這件繪着女子奏手風琴畫面的瓷瓶，透露出時代新潮的氣息。
民國時裝人物畫瓷器有着各種器型，主要的樣式有從清代觀音尊演變而來的雙耳大瓶，也被稱作撣瓶。也有器形較小的瓷觀音瓶，還有花觚、蓋罐、帽筒等等。這些瓷器都是成雙成對的，繪着圖像相同的時裝人物畫，但一對瓷器上的圖像作左右朝向，這是傳統藝術中寓意和合成雙的富有特色的表現手法。除了以上成對配置的器形外，還有鑲于木挂屏上的彩畫瓷片，瓷片的形狀有八角形、葉形、菱花形等，更有茶壺、小杯、肥皂盒、粉盒等小件容器，偶爾還有塑有時裝人像的瓷花插。瓷器上的時裝人物圖像以鮮豔亮麗的粉彩繪成，有着多層次的濃淡變化，透出現代繪畫的氣息，稱作新粉彩瓷畫。
■燕爾之喜民國瓷繪名家楊青山所制粉彩雙耳瓶之局部，該件作品是迄今所見唯一繪有民國婚禮場景的粉彩瓷器珍品。粉彩民國時裝人物畫瓷器主要作為婚禮嫁妝和喜遷新居的陳設品，這類瓷器的使用者大多應是青年人，他們最易接受新事物，也崇尚新事物，成了購買時裝人物畫瓷器的主要顧客群。在瓷器上繪制形形色色時尚人物的生活和活動場景，迎合了民國早期城市青年的審美意趣。■帶子同玩賞，紅顔十八春。粉彩時裝人物蓋罐，民國，高38厘米。
■生成美色畫難成，秋波輾轉動人心。粉彩時裝人物将軍罐，民國，高34厘米。
■玉人如花月，美色正清華。粉彩時裝人物罐，民國，高28厘米。
■佳人多趣樂。粉彩時裝人物茶壺，民國，高13厘米。（上圖）
■有美人兮顔如玉。粉彩時裝人物雙耳瓶，民國，高23厘米。（左圖）反映了民國早期的時尚習俗
民國時裝人物畫瓷器在收藏價值上雖然不能和官窯瓷器相比，但是作為保存一種特有文化形态、反映民國早期特有時尚習俗的媒介來看，其意義又非其他瓷器可以比拟。在漫長的曆史中生産過數不清的物品，唯有反映各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典型物品才有保存意義。
民國以前的瓷器，多繪山水、花鳥和吉祥圖案，人物畫相對較少，人物畫的主角是文人雅士、道釋和戲曲故事人物，很少表現家庭生活，更少畫現實生活中的家庭婦女。在瓷器上畫身穿時裝的摩登女性，在中國陶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隻有在民國初期這段時間裡才集中地制作生産出來。這類瓷器大多數是有題跋紀年的，筆者曾見一幅珍貴的時裝瓷繪圖片，實物為1912年生産的時裝人物瓷器，可以說明時裝人物瓷器的繪制始于民國元年。這件瓷器，器型為粥罐，罐身正面繪一身着高領長襖的小腳女人手牽幼童，信步于庭院中，畫面為典型的時裝人物題材，繪制細膩，設色淡雅，尚有幾分晚清淺绛彩的遺韻。該罐背面題款為“壬子冬月永康氏作于漢臯”，壬子即1912年，此為時裝人物粉彩誕生于民國元年的明證。■汗濕紅妝花帶露，雲堆綠髻柳托煙。民國粉彩時裝人物罐局部。
耐人尋味的是，這件時裝人物粥罐，雖為典型的景德鎮所産瓷器，但其彩繪卻在異地，如其作者在題款中言明作于“漢臯”，漢臯即武漢的漢口，與武昌皆是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地，可謂開啟中國現代史的先聲之地。第一件時裝人物粉彩瓷在民國元年繪于漢口，也充分折射出它賴以滋生的時代背景。該罐彩繪作者據稱為永康氏，對于這位畫師畫風的了解，苦于其作品傳世極少，難以窺知全豹，唯另有一件繪于丙辰年（1916年）的直筒提梁壺，繪畫題材同為時裝人物，畫法、設色與前者略同，而其款識的“丙辰春月永康公司作”，大抵可知作者同系“永康”。因此，這位姓氏不詳的“永康氏”，其于民國元年繪制的時裝人物粥罐，即時将民國新女性的時尚姿容繪制在瓷器上，堪稱民國時裝人物瓷繪的先驅。■嬉生蓮步穩，情惹柳絲牽。粉彩時裝人物帽筒局部。（左圖）新風時尚不可遏止地蓬勃發展，社會上興起移風易俗的熱潮，新生的市民階層孕育着新的審美觀念和追求，追逐時髦漸成沿海城市市民的風氣。作為東方大都會的上海率先掀起時裝新潮，他們厭棄畫着陳舊内容和古裝人物的瓷器，這給飽經動亂而日益凋敝的景德鎮瓷業帶來新的商機，時裝人物畫瓷器就是為了适合新市民的欣賞趣味而産生的。
這股時尚新潮一直延續至抗日戰争的前夕，在這前後十餘年間，正是民國早期時裝人物畫瓷器最興盛的時期。在筆者的時裝人物畫瓷器研究資料中，題記年代最晚的為1929年，也就是民國十八年。這件時裝人物畫瓷器，是畫着《遊園圖》的深腹蓋罐，圖中婦女的服飾已擺脫了古裝的模式，發型變短，衣服領口放低，袖短露上臂，裙高露小腿，不再把身體包得十分嚴實，時裝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曆史舞台。■半榻有詩邀月共，一生無事為花忙。粉彩時裝人物雙耳瓶，民國，高23厘米。
■粉彩時裝人物帽筒，民國，高28厘米。雖昙花一現卻風華不泯
時裝人物畫瓷器隻是在民國時期的十多年中昙花一現，卻多姿多彩地描繪了時裝人物初生乍起時的衆生相。這些瓷器上的時裝人物畫有着豐富的題材内容：有的繪時髦女子卓立于人群在演奏手風琴；有的繪衆女休閑賞玩籠中學舌的八哥鳥；有的繪新式女子對鏡觀看新剪短發；有的繪兩個姑娘在頭上插花，相互比看妝扮。在兩件瓷器上還各畫有女魔術師表演的新穎别緻的場面，女魔術師們的額發梳成劉海兒式，上穿坎肩，下着馬面裙，手提“文明”棍（拐杖），有的将手伸進作為魔術道具的大布包裹中，以娴熟的手法演變魔術，當時女子變魔術是作為體面風光的事繪在瓷器上的。
《摩登女郎出遊圖》是時裝人物畫瓷器常見的畫面題材，有的描繪婦女們在夏日下手持綢陽傘結伴出遊，也有描繪婦女手推坐着兩個小孩的藤車，前有少年背繩拉車，攜童在街上漫遊的情景。還有描繪全家女眷和孩童跑前随後地在花園中玩遊。《嬰戲圖》是瓷器人物畫的傳統題材，孩子們有的頭戴貝雷帽，有的手搖五色旗，有的吹奏小洋号，有的提着小花籃，已經散發出現代生活的氣息。
民國時裝人物畫瓷器還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穿時裝的紳民們的生活環境，時裝人物的活動多以花園洋房為背景，精心地畫出水泥做的尖頭塔形柱、起伏有緻的圍牆、蜿蜒伸展的長廊和有着花飾柱頭的廊柱、制作精巧的石質或木質的欄杆、圓形過道門、懸挂在粉白牆上的各式壁燈、細巧而互相疊合的百葉窗、五色斑斓的彩色玻璃窗、垂吊着紫藤花的棚架。花園中綠柳、紅桃、青松、翠柏等樹木參差掩映。但室内陳設卻處處遺存着舊文化的樣式，置于案頭的線裝書、鼓形镂空瓷凳、長方形的漆枕、精緻的紅木家具、飾有團花的錦繡窗簾、荷葉形的瓷盤和有着紅木托座的橙色瓷花盆、樹根制成的高腿花盆架，都盛貯着往時的氣息。洋式用品也占有不少位置，歐式木躺椅和藤編圈椅、帶着各式玻璃罩的壁燈、鐵管制成的折疊椅和放置花盆的高架、西式獨腿三足圓桌、以鐵條盤出弧形花紋的鐵門，又透露出西方文化的風采，在摩登家庭中處處能看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特殊現象。時裝人物畫瓷器反映出這一時期的時尚風俗的演變，也展現了民國瓷器的特色。
■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都是看花人。毛子榮所制粉彩時裝人物雙耳瓶之局部。時裝人物畫瓷器又是一部民國早期的時裝發展演變史，可以看到現代服裝在中國初始階段的狀況。民國初年留存至今的時裝人物照片已很稀有，過去被忽視的民國時裝人物畫瓷器，對于研究民國初年的風俗演變和時裝發展的情況，難得地提供了大量具體的形象資料。在1916年繪制的時裝人物畫瓷器上，婦女的發髻低平、寬鬓長垂，她們身穿高領緊身長襖，這種式樣的服裝有“文明新裝”之稱。在丁已年（1917年）的瓷器上畫的女子，許多梳着燕尾式前劉海兒的發型，這是民國初年青年女子流行的發式之一。
■玉人如花月，美色正清華。粉彩時裝人物罐，民國，高28厘米。(圖1)
■古硯不容留宿墨，清瓶如意插新花。粉彩時裝人物雙耳瓶，民國，高23厘米。到了己未年，也就是1919年，正值新文化運動高漲之際，爆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有着“己未年夏月”題款的一件腹深蓋罐瓷上繪制了《梳妝剪發圖》。圖中有一女子坐于方桌前，手執玻璃小方鏡，細看剪過的頭發樣式，新剪出發型是變化了的前劉海兒式，順着額頭分開下飄兩縷輕盈的鬓發。衣領開始放低，衣袖也微向上收，已不再忌諱露出臂腕。而戊辰年（1928年）的瓷蓋罐，上面畫的女子已是現代的裝束，頭發已剪得很短，隻在腦後紮兩個下垂的小發髻；衣袖很寬大，露出半截小臂，上衣變短，下緣收至腹部；衣裙也變短，裙擺剛能遮膝，露出的小腿上，穿着各色的長筒襪子，女孩還穿寬而短的褲子。這些充滿青春氣息的時裝，宣示着與古裝時代的徹底告别。
美人如畫，妙手丹青，正是那些知名與不知名的畫師，造就了民國時裝人物粉彩瓷别樣的藝術風采。作為中國瓷繪藝術之苑中的一枝奇卉，民國時裝人物瓷器的制作時間不及同時代的月份牌廣告畫長久，它隻經曆了短短的18個春秋即告終結，其原因雖關乎時政、經濟等社會因素，卻未免不令人深感遺憾與費解。
時裝人物粉彩瓷存在的18年，正是民國早期戰亂分裂的時代。無論政權如何更替，生活終将繼續，隻是孩童手中的北洋政府五色旗變成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旗，才讓人想起那個風雲變幻的動蕩年代。百年時光，倏忽而逝，曾經的新潮時尚與流行趣味，早已化作昨天的記憶。但是，對美的向往，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對和平安甯的渴望，這些人類共同的情感，依舊穿越時空，撥動着你我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