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其他帝國，塞爾柱帝國在人們的認知中是相對陌生的，但相信通過對它的介紹，我們會發現原來與其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進而對自身所處的當下産生更為深切的理解。
塞爾柱帝國
曆史上，對于從伊朗到安納托利亞之間地帶的統治，最有成效的政權之一就是塞爾柱帝國及其後代，他們的統治時間從公元1038年至公元1307年，統治範圍則包括了東至興都庫什山脈，西至安納托利亞即亞洲中部和西部的廣闊地帶。
塞爾柱人原是突厥遊牧民族中的一支。為理解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生活的曆史，懂得它的語言是最基本的研究工具，但對深入了解突厥而言，這是困難的，因為突厥人的遊牧曆史，有關他們的文獻資料大多數都不是用突厥語寫成的：在東亞，特别是在蒙古境内生活的突厥人的曆史，幾乎隻有靠漢語資料才能知道；而遷往中亞西部和受到伊斯蘭文化影響的突厥人，則需要通過阿拉伯文資料和波斯文資料才能了解。目前考古發現的、突厥人自己寫自己曆史的資料主要是一些碑文，如鄂爾渾碑文、葉塞尼碑文、貝加爾碑文、阿爾泰碑文等，但這些碑文記載的時間和事件往往隻涉及一個時間段，如鄂爾渾碑文涉及的時間段就是公元8世紀前後——這種既定的事實構成了解和說明塞爾柱突厥的客觀背景。
根據有限的史料，關于塞爾柱突厥的起源，目前主要的說法有三種：第一種說法是他們的祖先曾在吉爾吉斯斯坦西北部、天山山脈北側的伊塞克湖（Issykkul）邊支搭帳篷，公元8世紀中葉，由于居住在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葛邏祿人（Karluk，中亞古代遊牧民族，最早遊牧于今額爾齊斯河上遊與阿爾泰山西南）的崛起，與居住在伊塞克湖一帶的突厥人發生了沖突，導緻許多突厥人向西遷徙，其中一部分到達了中亞的鹹海和裡海一帶，塞爾柱突厥則在錫爾河北岸停留下來。
不過因為史料的缺乏和各種解讀方法的不一緻，所以第二種觀點多是直接從他們在鹹海和裡海一帶，作為存在于中亞的諸多遊牧民族中的一支講起的。公元10世紀，中亞被由波斯人建立的、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薩曼王朝（公元875年～999年）統治着，很多伊斯蘭教徒通過經商的方式在中亞一帶傳教，在頻繁的通商接觸中，塞爾柱突厥人皈依了伊斯蘭教遜尼派——這成為塞爾柱突厥人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首先，是使他們與其他的突厥族部落區别出來，以自己部落首領塞爾柱的名字命名為塞爾柱突厥，其次，則是在争奪生存資源的過程中，逐漸從一個善于征戰的遊牧部落發展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
■馬立克沙戴着王冠，坐在精心設計的中國式寶座上，其上的藍色墊子是用阿拉伯花紋裝飾的，更上面的王冠用一根彩帶系在下面的王冠上，這種形式來自當時的薩珊傳統。位于馬立克沙左側的是五個朝臣，其中兩個跪着、一個坐着、兩個站着，他們的頭飾各不相同：一個穆斯林的頭巾、兩個寬邊帽、一個蜂巢帽和一個典型的蒙古帽。右側是一個跪着的、戴着穆斯林頭巾的抄寫員，他的前面是一個伊斯蘭風格的筆盒。在中亞地區複雜的權力争奪中，塞爾柱突厥一開始是作為雇傭兵出現的：他們隻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善戰換取不受攪擾的遊牧生存空間；但形勢的發展打碎了這一看上去單純的願望，公元1040年著名的丹丹坎戰役中，擊敗由突厥裔薩曼王朝原奴隸将軍阿爾普特勤之女婿蘇布克特勤創建的伽色尼王朝（公元963年～1187年，因都城伽色尼而得名，伽色尼即今阿富汗加茲尼）的軍隊，占領呼羅珊（這個名稱源于波斯語，意思是“太陽初升的地方”，位于今伊朗東北部）全境，建立塞爾柱帝國。
但這兩種說法并不能滿足人們更深的求知欲，因為關于塞爾柱突厥起源的研究牽涉到人類的起源與歸宿等重大命題，所以雖然充滿困難，仍有學者從語言學與宗教的層面披荊斬棘，提出第三種說法，即根據《聖經》中的記載，大洪水之後，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各随他們的支派立國，在全地上分為邦國。突厥人有可能是挪亞的小兒子雅弗的後代，大洪水之後分散全地的過程中，他們從巴勒斯坦一帶起程，跨越多瑙河，沿歐亞大草原一路向東，經葉塞尼河一帶之後向南發展，經曆了中國古書中記載的古突厥人時期，并在東西突厥分裂後，西突厥向中亞遷移、皈依伊斯蘭教、繼續一路向西的故事，實際是應驗了聖經中關于天下萬國被救贖的子民終必歸回、歌唱來到錫安的預言。不過這種觀點最大的吊詭之處在于，塞爾柱突厥人皈依的是伊斯蘭教，他們一路向西的征服之旅，造成的首先是拜占庭帝國的一蹶不振和安納托利亞地區基督教的衰落與伊斯蘭化——如何解釋這種矛盾，是第三種觀點要解決的問題。
■羅姆蘇丹國統治時期，首都以哥念（即今天的科尼亞）繁榮的城市生活，巴紮市場上充滿了珠寶商、雜貨商、屠宰商、烘烤商（從左至右）等各行各業的商人。占領呼羅珊後，塞爾柱軍隊開始了西征，在短時間内占領了包括今伊拉克、叙利亞和土耳其安納托利亞東部在内的西亞的廣袤領土，某種程度上統一了原本分裂的原伊斯蘭東部世界——之所以強調是某種程度上的統一，是因為塞爾柱帝國控制下的廣大地域并不是一個統一的帝國，而是由塞爾柱帝國控制下的不同分支和他們的繼任者羅姆蘇丹國（RumSeljuqs）、阿爾圖格王朝（Artuqids）、贊吉王朝（Zangids）以及其他一些附屬國所組成的。
遊牧民族的這種統治方式可能和他們早期的一些觀念有關，根據鄂爾渾碑文記載，公元6～8世紀的突厥遊牧民族在正常生活條件下是不追求政治上的統一的，每一個人在當時的氏族生活條件下，通過各氏族的生活和習俗所形成的關聯與滲透中為自己找到充分的滿足，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契約和建立統一的統治機構——不過，這種傳統随着帝國與所征服之地在政治與文化等多方面的融合，逐漸得到了改變，其中帝國在伊朗境内的維齊爾（vizier，伊斯蘭教國家高官）制度就是明顯的一例——由于沒有統一的統治機構，統治者的繼承也沒有固定的規定，這些都是構成帝國分裂的因素。
當時，輔佐蘇丹、出任維齊爾的是波斯人尼紮姆·莫爾克（Nizamal-Mulk，公元1018年～1092年），面對飽經戰亂的局面，他整頓朝綱、推行新政、發展生産、改善交通，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逐漸恢複了繁榮。值得一提的是，莫爾克這些青睐文治、崇尚學術的做法與塞爾柱突厥人的尚武傳統是很不相同的，他在自己的著作《政治論》一書中闡述了治國之道，影響甚廣，足以與西方學者馬基雅維裡的《君主論》相媲美。
總的來說，塞爾柱帝國統治時期，伴随着統治疆域的征服，一方面是文化和語言的高度波斯化，另一方面是塞爾柱人一路向西，把伊斯蘭文化帶到當時已經有基督教廣泛傳播的安納托利亞地區，在突厥-波斯的文化傳承上起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過這種繁榮，在不同地區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伊朗，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對科技的推廣，對藝術的贊助，以及奢侈品市場的形成。與此相反，塞爾柱帝國繼任者王朝統治下的安納托利亞和賈茲拉（Jazira，位于今伊拉克西北、叙利亞東北和土耳其東南交界處）則是另一番景象：藝術在皇家的贊助扶持之下得以發展，伊斯蘭肖像被介紹給基督教占主導地位的區域。■公元13世紀的法國繪畫，描述的是公元1097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塞爾柱突厥人包圍了安納托利亞城市尼西亞的城牆，尼西亞後來成為羅姆蘇丹國的首都。（左圖)曼齊刻爾特戰役
在塞爾柱帝國一路向西的征服過程中，統治安納托利亞的是千年帝國拜占庭（公元395年～1453年），通過曼齊刻爾特一戰定乾坤，塞爾柱帝國戰勝拜占庭帝國，統治了安納托利亞大部分地區，對日後的曆史産生深遠的影響。
公元1071年8月，塞爾柱帝國的統治者阿爾普·阿爾斯蘭（AlpArslan，公元1063年～1072年在位）在亞美尼亞凡湖以北的曼齊刻爾特戰役中，擊敗由拜占庭皇帝羅曼努斯四世（公元1067年～1071年在位）率領的軍隊，占領了安納托利亞大部分地區。據曆史記載，在經過一番名垂千古的對話之後，阿爾斯蘭非常大度地釋放了羅曼努斯四世——阿爾斯蘭：“如果我被你俘虜，你會怎麼做？”羅曼努斯：“我也許會殺了你，也許會把你拉到君士坦丁堡大街上示衆。”阿爾斯蘭：“我對你的懲罰更嚴厲，我将饒恕你，你将獲得自由。”——在簽約以重金贖身、并向塞爾柱突厥人納年貢後，羅曼努斯四世獲釋。
被塞爾柱帝國占領後，安納托利亞地區在宗教上經曆了從信仰基督教到信奉伊斯蘭教的轉變，以及語言上從希臘語向突厥語的轉變，公元12世紀，被内戰與衰落的夢魇糾纏着的拜占庭帝國雖然試圖重新恢複在這一地區的控制和統治，但塞爾柱帝國在這一地區的統治步伐已經不可阻擋了。
就在曼齊刻爾特戰役的同一年，公元1071年，塞爾柱突厥人從當時的伊斯蘭教什葉派法蒂瑪王朝手中奪取了耶路撒冷、麥加和麥地那——對伊斯蘭教而言，這是同一宗教内部遜尼派對什葉派的勝利；對基督教而言，則是聖城的被擄。所以，當時的拜占庭帝國皇帝阿萊克修斯一世（公元1081年～1118年在位）向教宗烏爾班二世（公元1088年～1099年擔任教宗）發出了求救。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克列芒發表激動人心的演說，号召民衆前往聖地，将耶路撒冷從突厥人手中解放出來，由此導緻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兩個塞爾柱突厥戰士，以哥念（即今天的科尼亞）浮雕，公元13世紀。（右圖）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前，由于皇室内讧和軍事封建主割據稱雄等原因，塞爾柱帝國分裂為若幹小國。其中由基利傑·阿爾斯蘭一世（KilijArslanⅠ）統治的安納托利亞的羅姆蘇丹國，是分裂後存在時間最長的小王國。■一群風塵仆仆、載着豐富的物資剛剛到達商隊客店的旅人。羅姆蘇丹國
羅姆蘇丹國是塞爾柱帝國的延續政權，在公元1077年～1307年間統治安那托利亞，初時的首都在尼西亞（Nicaea，又稱伊茲尼克），後遷至以哥念（由拉丁語Iconium音譯而來，即今天的科尼亞）。羅姆（Rm）一詞出自阿拉伯語，指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因為塞爾柱人征服的地區，長期以來被視為東羅馬帝國的統治區域，隻是後來被信仰伊斯蘭教的塞爾柱人征服了，所以稱之為羅姆蘇丹，可見這一地區宗教文化的多元與複雜，在一些較古老的西方文獻裡，羅姆蘇丹國有時也以其首都為标志，被稱為科尼亞蘇丹國或以哥念蘇丹國，以示區别。
對于羅姆蘇丹國在曆史上的地位，有史料這樣描述：“穆斯林在曆史上第一次深入到小亞細亞，在那裡建立了先以尼西亞、後以科尼亞為首府的‘羅姆塞爾柱王國’，這個王國在衆多塞爾柱小國中壽命最長，影響最大。從此在拜占庭帝國的土地上獲得了永久性的立足地；一直延續到1300年，才被它的近親奧斯曼土耳其所取代。”對于塞爾柱人在這一地區的更進一步的發展，英國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有更為細緻的描述：“塞爾柱帝國在小亞細亞的分支比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帝國的主體有更頑強的耐力。塞爾柱人的羅姆王國經受住了第一次十字軍的風暴；1176年，它挫敗了拜占庭帝國為時已晚的重新征服該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戰敗于蒙古人之後仍幸免于滅亡，盡管它不得不服從于蒙古人的宗主權。羅姆在小亞細亞建立了一個定居的說突厥語的社會，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蘭教文明。”■婦女們在家中進行紡織勞動，以哥念（即今天的科尼亞），公元1220年。(下圖）
公元12世紀末～13世紀初，羅姆蘇丹國發展興盛，穆斯林、基督教的商人，以及來自遠東從事貿易的各方來客經常彙集在那裡的市場——幾乎整個世界貿易的中間路線都在那一地區集中，伴随着十字軍東征而來的，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增長，而且是歐洲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安納托利亞通商路線的促進，于是，維護商路引起了有遠見的蘇丹們的重視——維護商路是統治者鞏固身份和統治的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一種是藝術贊助。
為維護商路，在安納托利亞地區，塞爾柱人建立了大量的商隊客店（caravanserai）——在波斯語中，商隊客店這個詞是由Kārwān（商隊）和sara（有封閉庭院的建築）組成的——為從東方來經中亞運往沿海港口的貨物提供通商便利的同時，形成羅姆蘇丹國時期建築藝術的重要特色，而且影響深遠。商隊客店建在商人們（caravaners）歇腳的地方，主要是用來滿足安全、舒适、消費、清洗等各方面的需要——蘇丹利用他們的軍事優勢，通過委派商隊領導和向導指揮下的衛隊，為運輸貴重物品的商隊提供保護——迄今為止發現的商隊客店有一百多個，其中九個是由蘇丹親自指揮興建的，所以又稱“蘇丹罕”。
最早的“蘇丹罕”建在阿克謝希爾（又譯阿克薩賴）至開塞利的路邊，為基利吉·阿爾斯蘭二世所建，以“阿來罕”（AlayHan）著稱，建築上飾有最古老的幾何裝飾圖案；最大的“蘇丹罕”則是公元1229年建于科尼亞至阿克謝希爾的路上、占地500平米的商隊客店—羅姆蘇丹的權力和威嚴在其布置和裝飾上進一步體現出來：完全石砌的恢宏、方便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駱駝出入的高大圓柱門廊、精心制作的浴缸、圍廳、定期舉行儀式的清真寺、華麗的裝飾和院内的許多門，以及出售補給旅人繼續行路所需物資的商店—不過有時候，商店也會從旅人那裡進購自己需要的商品，看來商業興盛帶來的商品交換是無處不在的。
貿易的繁榮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礦山得以開采，礦物被運到歐洲，安哥拉山羊毛早在公元13世紀就開始運到英國和法國制造布匹和帖子，以及用于出口的其他物品和地毯。商隊沿路的科尼亞、開塞利等城市彙集了來自亞洲、歐洲、北非等地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以及包括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内的各種宗教和文明，人口最多時超過十萬，城市裡專門開辟了意大利人、法國人和猶太人的貿易區和領事館，還有教堂和酒吧滿足人們精神和物質方面的不同需求。
不過好景不長，公元1243年，在克塞山（位于今土耳其境内錫瓦斯與埃爾津詹之間）的一次決戰中，塞爾柱軍隊被蒙古大軍擊潰，兩年後，蘇丹去世，塞爾柱的獨立就此告終，從此以後，所有的塞爾柱統治者都成為蒙古人的傀儡或藩屬。即使仍有一些精明有力的統治者為保存蘇丹國的完整性而努力，但羅姆蘇丹國的勢力在13世紀末還是冰消瓦解，并在14世紀徹底消失。
在羅姆蘇丹國統治的最後十年裡，境内出現了許多酋長國，其中就包括了後來由奧斯曼人建立的奧斯曼帝國的前身——由于奧斯曼人曾在一次戰役中為羅姆蘇丹國提供過幫助，所以得到一塊瀕臨馬爾馬拉海峽北部的、既不富裕也不令人羨慕的封地，但恰恰是這點使得這些奧斯曼人在遊牧民族的傳統之外得以熟悉海戰并接觸到當時最先進的作戰武器——火炮，于是逐漸崛起并取代了羅姆蘇丹國的地位，于公元1453年攻陷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建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為應對蒙古大軍的入侵，塞爾柱帝國境内東部的很多藝術家從伊朗移民到了帝國西部的安納托利亞地區。這些移民造成了顧客、消費者和藝術家來自不同的文化、宗教和藝術背景這一更為多元的局面，産生了獨特的藝術生産和繁榮的景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祖居阿富汗巴勒黑的波斯人賈拉爾·丁·魯米（Jalalal-Dinal-Rumi，公元1207～1273年），迫于蒙古西征的壓力，他移居羅姆蘇丹國都城科尼亞，從事詩歌創作，堪稱最偉大的蘇非派神秘主義詩人，代表作長詩《瑪斯納維》甚至被譽為“波斯文的古蘭經”。
東方和西方的蘇丹
世界曆史上，影響東方與西方交流互通的，既有通商的方式，也有帝國征服的方式。通商方面，最著名的莫過于絲綢之路。中國學者傅斯年“夷夏東西說”關于中國古史“隻有東西之分，并無南北之限”的認識是“天才的”，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等資料也說明，早在漢武帝（公元前157年～前87年）之前，中國（東方）與西方有着我們難以想象的密切聯系：華胥氏、西王母、搜渠國、奇肱國、泥離國、越裳國……至漢帝國時期，通過絲綢之路與當時羅馬帝國的聯系，在商業和文化方面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
如果說在漫長的曆史時期中，絲路通商的主要作用是通過貿易交流使當時在東西方世界盛行的佛教、景教、伊斯蘭教、祆教等各種宗教傳播到中亞一帶，并相互影響，那麼塞爾柱帝國興起并從東向西一路征服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結束各種宗教并存的狀态、實現中亞和西亞地區的伊斯蘭化，并最終通過奧斯曼帝國對其遺産的繼承，至今依然發揮着影響。
■祖居阿富汗巴勒黑的波斯人賈拉爾·丁·魯米，迫于蒙古西征的壓力，他移居羅姆蘇丹國都城科尼亞，從事詩歌創作，堪稱最偉大的蘇非派神秘主義詩人，代表作長詩《瑪斯納維》甚至被譽為“波斯文的古蘭經”。（右圖）
事實上，在塞爾柱帝國踏足伊朗、伊拉克、叙利亞和安納托利亞，再次連接起東方與西方之前，在阿拔斯哈裡發軍隊和遊牧民中的突厥雇傭士兵已經産生過短暫和微小的影響，在這種影響之下——公元1055年，托格洛爾（公元1055年～1063年9月）打敗了伊拉克境内的由波斯人建立的伊斯蘭教什葉派王朝——布韋希王朝後，哈裡發嘎義木把托格洛爾“當作一位救星”迎入巴格達城内，并賜他“七件光榮袍和七個奴隸，象征哈裡發國家的七個區，還替他佩上二柄劍，以示任命他為東方和西方的統治者”。就像馬哈穆德在他所主編的世界首部突厥語辭典的序中所寫到的那樣：“我看到真主令帝國的太陽在突厥人家中升起。”
有一種說法是，塞爾柱帝國的統治中心在東部的中亞，這種說法對于人們厘清塞爾柱帝國統治的地域特點有所幫助，但就帝國在東西方的不同統治特點而言，是有失全面的。何況中亞在曆史上一直都是東西方接觸的舞台。
對于帝國統治時期東、西部表現出來的不同特點，更客觀的說法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由來已久，在這種基礎上，遊牧民族在政治上征服一個地方時，在文化上并不具備優勢，所以大多數情況下是與當地的文化進行融合，而這種融合本身形成的特點必然與當地原有的文化産生密切關聯，造成塞爾柱帝國在東方和西方統治的不同特點：
在伊朗，即帝國的東部，原有的中央集權文化必然使塞爾柱政權形成相應的對自我确認的方式——統治者的名字和頭銜出現在硬币和建築銘文上，并且是塞爾柱帝國身份的唯一直接表達，除此之外，在伊朗，來自宮殿的雕塑意味着塞爾柱帝國的存在。然而，在安納托利亞的羅姆蘇丹國，即帝國統治的西部，由于原先的基督教文化已經在當地廣泛普及，而塞爾柱帝國對這一地帶的征服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傳播伊斯蘭教，所以建築清真寺、興辦穆斯林學校（宗教律法學校）、宮殿、奢華金屬飾品、紡織品以及刻有他們名字的手稿等文化方式被大量采用。事實上，安納托利亞地區在公元11～13世紀期間的伊斯蘭化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叙利亞和賈茲爾，塞爾柱帝國繼任者通過在華麗的金屬制品上銘刻自己的名字和誇大的頭銜來彌補偶爾的政治波動。
宮廷興衰
關于帝國統治時期宮廷生活的奢華景象，有曆史學家記載說：“蘇丹伊策丁·凱考瓦斯盤腿坐在四張快樂墊上，用大酒杯飲酒，來自和田的寵妾陪他度過冬日，他們欣賞琵琶彈奏，通宵達旦地暢飲，才飲過夜酒就開始喝晨酒……在盛大的宴會上笛鈴和手鼓聲響徹天空。”
不過這隻說出了部分事實，實際上，從遊牧生活向城市定居生活的過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着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塞爾柱帝國所到之處，一方面從當地原有文化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另一方面自身遊牧民族傳統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仍然保留着。例如，公元1077年征服科尼亞時，蘇丹并沒有進城，而是在城外支搭帳篷，保持着遊牧習慣，即使在13世紀已經熟悉了城市定居生活後，還是會在夏天到草原上去。
公元12世紀，蘇丹宮廷的形象是通過伊朗的陶瓷和金屬物品裝飾的。統治者即位的場景、花園派對以及獵人和音樂家的描繪，無不顯現出塞爾柱帝國國王和他們的臣子對輕松和娛樂的追求；而絲綢長袍、香水瓶和洗浴刀等日常生活物品的生産則顯示出他們對着裝和妝扮的重視。即使這些物品的擁有者是富有的商人，而非朝廷官員，他們依然在試圖模仿宮廷品位和禮儀。
塞爾柱帝國的繼任者在安納托利亞、賈茲爾和叙利亞這些擁有不同宗教背景的地方建立的王朝，依然通過他們的陶瓷、金屬和紡織品展示宮廷形象。在蘇丹定制的金屬制品上，花飾的出現與特殊事件和高級階層的出現有關。
科學、醫學和工藝
一些偉大的塞爾柱帝國統治者資助著名的科學家。歐瑪爾·海亞姆（UmarKhayyam，公元1048年～1122年），雖然現在更多是作為一個詩人被人們熟知，但在他的時代卻是一個主要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在馬立克沙（MalikShah，公元1072年～1092年）的宮廷裡，他幫助設計了精确的日曆，确立春分，即類似于波斯新年的納吾肉孜節。其他著名的天文學家設計了星盤以确定一天中不同的時間、麥加的方向和特定的恒星與地球的距離。
塞爾柱帝國時期的醫學是探索與實踐并行。醫學世界也激起了當時人們的好奇，保存至今的一些醫學手稿中，包括有針對毒蛇咬傷的詳細的治療方案和藥劑制作技術，顯示出文化交流之地對源自希臘的醫學的強烈興趣。此外，《古蘭經》中提到的基于實踐的先知醫學和傳統療法在塞爾柱帝國統治時期也十分盛行。
塞爾柱帝國時期，醫院被稱作“達魯西發”，蘇丹阿爾普·阿爾斯蘭（公元1063年～1072年）時期，在内沙布爾（Nishapur，位于伊朗東北部）興建了第一所醫院。藥房裡，放置藥品的，是一個複雜的藥品裝置，内置獨立的隔間，麝香、樟腦及其他藥物都放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上，方便查找。據說十字軍入侵時見到這種設施，就仿照其樣式在地中海的羅得島興建了同樣的建築。事實上，醫院連同經學院和陵墓的建築形式，都為後來更為輝煌的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建築打下了基礎。
■羅姆蘇丹國時期的袖珍畫，以哥念（即今天的科尼亞），公元1220年。前往也門前，瓦爾克（Varka）與愛人古麗夏赫（Gartih）道别，以他們的愛情故事為主題的袖珍畫是帝國統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成就。技術領域，一些重要的工藝技術也發生了顯而易見的進步。其中包括石膏（stonepaste）和高石英含量的陶瓷纖維的出現。當時，伊朗北部發達的陶瓷塗釉彩繪技術，可以使人們在各種陶瓷盤子上清晰地描繪出各種文學主題，以至于流傳下來的一些著名的圖畫，最先出現的地方不是圖書，而是各種盤子和碗盞。
一個時代創新發明的興盛，必然會催生一些博學之士的産生，來自13世紀早期的一份名為《TheBookofKnowledgeofIngeniousMechanicalDevices》的手稿，展示了博學而富有創造性的天才伊本·拉紮茲·賈紮裡（Ibnal-Razzazal-Jazari）的一些奇特發明，他的創新領域涉及鐘表、水輪和自動機等方面。
對宇宙的興趣、占星術和動物世界
由于戰争帶來了颠沛流離，缺乏從事學術研究所需要的和平環境，所以塞爾柱人在學術上沒有多大的發展，當時曆史學家加裡波裡·艾裡指出：安納托利亞塞爾柱突厥人在文化方面對伊斯蘭世界有影響的學者較少。但是塞爾柱人對宇宙充滿興趣，他們幾乎照搬了《古蘭經》的宇宙論，在觀察天體方面很勤奮。
這種對宇宙和天空的興趣與探究，既是地上戰亂引發的自然結果，也是人們對及時行樂終歸虛空的自然反應，這都與伊斯蘭教宇宙論強調的兩大方面相關：一是強調曆史發展的最終主宰和歸宿，二是強調精神與物質之間的差異與彌合——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塞爾柱帝國為當時的曆史和人類提供了宗教的安慰。
早期的伊斯蘭星盤除了用于占星，另一個主要功能是可以指明麥加的方向——及伊斯蘭信徒們禱告的方向。
藝術方面的一個決定性特征，在塞爾柱帝國時期表現為動物形象在陶瓷、金屬、紡織品和建築領域的廣泛應用。現實的、奇異的和混合的動物形象出現在塞爾柱帝國統治者及其繼任者控制的每一個區域的藝術中。通常情況下，這些動物代表着權力和保護。
公元12世紀出現的、對動物想象的增長，可能來自特殊的、不能控制的自然事件和周期性的災難：日食和月食，盡管可以預測，但仍然給人們帶來恐懼；與此同時，彗星被認為是不好的預兆。這一時期，僅在叙利亞一地就發生了25次具有破壞性的、可怕的地震——既然會發生在叙利亞，那麼就可能也發生在伊朗或安納托利亞。那麼如何解釋那些災難及其帶來的死亡？人們轉向占星家的預言——神奇的碗和護身符被認為能夠對動物和昆蟲叮咬以及流行病産生有效的治療，而神奇的野獸則可以在災難面前提供安全和力量。其中，在安納托利亞和賈茲拉一帶，雙頭鷹被當作統治者的象征；人面鳥身的Harpies、人面獅身且有時帶鳥兒翅膀的Sphinxes等組合形象也頻繁出現。
這些重要的發展和創新讓塞爾柱藝術獲得了廣泛的聲譽。從12世紀下半葉開始，用銅、銀和金等貴金屬鑲嵌青銅或黃銅裝飾的藝術，在伊朗東部的霍拉桑省日益成為一種潮流。這些物品經常裝飾有阿拉伯文題寫的“動畫”腳本：其中字母被轉換成人和動物的形象——當代藝術中依然可以看到這些創新的影子，不過在技術方面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可以說，對宇宙和天空的仰望，以及占星和對動物的想象，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前者偏向形而上，後者側重形而下，在現實面前，人們渴望一種平安與和諧，但事實上，仍不可避免的處在分裂中，所以，當所有這些因素同時出現在一件藝術品上面時，人們會發現一種奇妙的、混雜着真實、神話與想象的綜合描述。
在皈依伊斯蘭教之前，塞爾柱突厥人信仰的是薩滿教，所以即使在皈依伊斯蘭教之後，原先薩滿教儀式中的跳舞、音樂等被用來刺激宗教狂熱的元素，仍變成伊斯蘭宗教儀式的一部分，深深影響着穆斯林突厥人的宗教程序和派别。如果說薩滿教對宗教禮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宗教藝術創作領域；那麼統治者的政治抱負對宗教的影響可以從他們對宗教的非常實際的看法中略窺一二：“王權和宗教像兩兄弟。每當國家發生動亂，宗教也會遭殃，異教和異端就會出現；每當宗教事務無序，國家也會處于混亂之中，罪犯就會掌權，緻使王權軟弱不振，異教盛行，叛亂者出現。”宗教與世俗政權的關系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哈裡發的尊重。帝國建立之初，統治者不但接受哈裡發的冊封，承認其作為伊斯蘭世界最高宗教領袖的地位，而且把哈裡發的名字刻在帝國的鑄币上。其次，塞爾柱人首創的不允許哈裡發參與政治，隻允許哈裡發的宗教權威服務于蘇丹權力的制度，在伊斯蘭世界有着深遠的影響，為伊斯蘭文化脫離純粹的阿拉伯文化變為共同宗教下的各民族文化提供了外在條件。第三，在伊斯蘭教内部，為對付北非的什葉派法蒂瑪王朝，帝國興辦了一些宗教學校，尼紮姆·莫爾克興辦的尼紮米亞大學（theNizamiyahmadrasah）通過發展遜尼派的教義，增強對對手的競争實力，這種做法引起了伊斯蘭教其他教派的紛紛效仿，興起一股辦學熱潮，客觀上促進了伊斯蘭教各教派的長足發展，形成伊斯蘭文化史上一個百家争鳴的時期。第四，在與基督教的關系方面，帝國維持着一種表面上的寬容與友好。當時的一些上層貴族會與拜占庭女子聯姻，格魯吉亞公主在塞爾柱宮廷裡有自己的牧師和教堂。但這并不意味着不同宗教之間有着深刻的交流。在這種并無深刻交流、但無法避免的相互影響中，由于統治者信奉伊斯蘭教，所以穆斯林對基督徒的影響更大一些，像亞美尼亞的國王被授予穆斯林官職就可以說明這一點。與此同時，基督徒以保留其信仰為條件，向蘇丹繳納稅金。
據史料記載，當時的宗教學校有裝飾美麗的大門，上面雕刻有阿拉伯文字和幾何圖案，在生活用房裡除雕刻有花卉外，還有動物形象，這一點使塞爾柱建築和阿拉伯建築完全區别開來。在尼紮姆·莫爾克的庇護和贊助下，伊斯蘭教教義學家穆罕默德·安薩裡（Algazel，公元1058年～1111年）完成了神學名著《聖學複蘇》（Ihya'ulumal-din），作為詩人的歐瑪爾·海亞姆完成了文學佳作《魯拜集》（Rubaiyat，漢譯又名《柔巴依集》），這些都在客觀上促進了對紙張的使用和書籍的生産——有些書籍難得一見、裝飾精美——紙張對于伊斯蘭世界的文化，特别是對其藝術的發展，有極大的助益。
與此同時，在安納托利亞、叙利亞和賈茲拉，帝國的統治者們建造了清真寺和有着華麗門楣的陵墓，在以基督教為主的地區宣告伊斯蘭教的存在。在整個塞爾柱帝國，伊斯蘭教蘇非派的神秘小屋都有建造，作為信徒進行靈性教誨和教導的地方。
但其他宗教并不是徹底消失，安納托利亞地區含有基督教聖像的禮拜用具仍在制作。現存的一件來自格魯吉亞的、刻有希伯來語銘文的宗教用具也證明了猶太人的存在，以及他們仍然持守的猶太教會堂崇拜。
事實上，塞爾柱帝國時期的文學藝術對後世的影響，遠超過帝國的政治影響。文學方面，不同階層之間的文學趣味存在明顯的差異，上層和下層沒有共同點。藝術方面是細密畫。最典型的一例細密畫是阿拉-凱庫巴特統治時期留下的一份名叫《瓦爾克（Varka）和古麗夏赫（Gartih）》的手稿，這個波斯兩行詩的愛情故事現藏于托普卡帕博物館内。随之而來的一個難題是：對于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蘭教而言，如何理解描繪人物形象和塵世生活的繪畫的興盛呢？對此，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FeritOrhanPamuk，1952年～）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紅》中以相當大的篇幅介紹了細密畫及其藝術本質：“安拉創造了塵世，因此，繪畫首先就是要追尋安拉的記憶，要以安拉所觀來觀塵世。”
不過由于同一個藝術家經常服務于不同的宗教團體，一種風格和傳統不可避免地與另一種風格和傳統産生交錯，形成多元交融的特點，這種現象本身正是戰亂、移民、征伐與宗教傳播的結果。
葬禮藝術
突厥人相信人死後能夠複生。突厥人死後多采取土葬，其中，帶拱頂的陵墓是突厥移民帶到安納托利亞的，這些陵墓建築不但豐富了伊斯蘭教藝術中的幾何圖案，而且成為安納托利亞的一種象征。随着時間的推移，石塊變成陵墓的主要建築材料，陵墓的窗戶有時候朝向麥加。
陵墓建築與突厥人的社會政治曆史密切相關，最好的陵墓建于他們開始定居并接受伊斯蘭教的時期，外形很像帳篷，後來的清真寺和經學院都采取了這種形式。
根據伊斯蘭教傳統，穆斯林的屍體在埋入墳墓之前，需要進行清洗，然後用三塊白色棉布包裹。盡管在早期，塞爾柱帝國采用了伊朗的葬禮習俗，但他們并沒有嚴格地遵照伊斯蘭教習慣進行，像在伊朗賴伊（Rayy）出土的屍體上所着的絲綢長袍所證明的那樣——大衆習俗和官方的實踐并不相同。
公元13世紀，帝國西部的安納托利亞一帶部分遵循了伊朗的習俗，用石頭而不是磚建造圓形或多邊形墓塔的陵墓。與此相反，賈茲拉和叙利亞的帝王陵墓，經常被合并到宗教學校或是王朝紀念碑中。大多數人沒有條件建造墓塔，隻能訂購刻着《古蘭經》經文和他們的名字及死亡日期的墓碑，其中，一些被設計成安在一堵墓地圍牆上，另一些則豎立在墳墓前——這可能與突厥人在漫長的曆史時期中形成的喪葬風俗有關：“外面排木為牆（或籬），裡面封建墳茔；（同時）建造祠廟”——所以，死者的墓地，也可能是宗教祭祀的場所，而墓地圍牆的主要作用是将墓地（或祭場）與外界隔離開來。
對現代社會的影響
塞爾柱帝國統治時期，雖然政權變更不斷，在經曆了短暫的統一後随即陷入分裂，但在帝國東部，突厥-波斯這一多元融合的文化藝術形成的深遠影響持續至今。帝國西部，當許多民族的故鄉、各種文明的舞台、連接着三大洲的安納托利亞地區被帝國占領時，這一地區的種族、宗教、語言和文化藝術進行了重組，實現了伊斯蘭化，孕育着後來奧斯曼帝國的雛形，到公元12世紀末時，這裡已經在西方史料中被稱作“土耳其”了。
這一切不但在當時、而且在現在依然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并且發生着影響，了解過去，會更理解現在。
編輯:劉麗萍設計:劉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