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取經、回國路線圖。金陵世德堂書坊：《西遊記》首發
公元1592年，大明萬曆二十年，南京一家叫做金陵世德堂的書坊忽然熱鬧起來。書坊主人站在台階上，殷勤地招呼着熙熙攘攘的顧客，顯然他此時已無暇一一回答來客的詢問，隻能不時指指牆上的招貼。隻見上面寫道：本店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遊記》，百回廿卷，今日起恭迎各路客官。下面還有“王府花費血本購得”“十年付梓今始刻成”的進一步說明以及“欲購從速”“随送大禮”之類的吆喝。讓主人比較寬心的是：書一包一包地發售出去，客人還一撥一撥地進來。瞅個空，他擦了擦額頭上的汗。
這就是我們今天對吳承恩《西遊記》一書首發儀式的想象—是想象，但不是虛構。根據我們的所知猜度，這樣的首發式是完全可能有的。
書坊主人叫唐光祿，是南京刻書行中唐氏家族的後起之秀。像中國絕大多數行業一樣，古代刻書這一行也具有家族特征。元代以來刻書行當最繁盛的當屬福建建陽，其次則非南京莫屬；而南京大大小小數十家書坊中，唐氏家族又占有半壁江山。稱得上唐氏家族的後起之秀，對于唐光祿來說實在是一種榮譽，其地位相當于某大型出版社的年輕老總。但這天打開店門之前，也算得上久經商場的唐光祿還是有點忐忑不安—這樣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唐僧取經本不是新鮮故事，市面上到處見到演戲的劇本、說唱的寶卷、說書的平話，甚至沿街乞讨的都會來幾段蓮花落，但這一百回本的《西遊記》卻是破天荒第一次見到。當書稿出現在他的案頭時，他有一種莫名的興奮：這本《西遊記》構思、文筆俱佳，遠非時下市面上林林總總、粗糙簡陋的取經故事可比，從經營的角度看是一次難得的商機；當然出于職業的敏感，他也發現這部書稿的篇幅之巨，實屬罕見，當時市面上唯有《水浒傳》和《三國志演義》可以比肩。刻印這樣一部書，需要雕出足可塞滿自家所有庫房的數千塊書版，需要數年時間，這對書坊的财力是極大的考驗—必須有足夠的錢。這讓老闆頭上直冒汗：傾全力出版這部面目陌生的《西遊記》，何異于生死一搏？
我們現在隻知道世德堂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堂号，但對于它的規模究竟有多大卻并不了解，對唐光祿也所知不多，但這位書坊主人最終做出了讓後人慶幸的決定：斥資購下據說是從某王府流出的書稿，冠以“官版”字樣，并以當時的豪華樣式“大字”“出像”雕版，再以宋代理學家邵雍《清夜吟》一詩的二十個字—“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為卷号，分二十卷付印……四百多年過去了，叫世德堂的書坊早已悄然湮滅，但百回本的《西遊記》傳了下來，并從誕生的那天起，就給人們留下了無數的話題。
首先是文學的影響。金陵世德堂刻書之後的三四十年間，至少又有三家書店刻印了《西遊記》，而且覆蓋市場到了“婦孺皆知”的程度。與此同時，随着《金瓶梅》的問世，《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四大奇書”一說不胫而走，直至《金瓶梅》的地位被《紅樓夢》代替，“四大名著”的說法流傳至今。不但如此，《西遊補》《續西遊記》《後西遊記》等數種《西遊記》的續書也開始在市面上出現，雖然從純粹的文學角度來看，這些續書的可讀性大都比較差，但在文學傳播的意義上卻表示了對原著的一種肯定。其中《西遊補》的作者董說是晚明一位小有名氣的文人，他的《西遊補》其實是一本有相當深度的曆史諷刺小說，其寫法也很新穎，被認為是當代曾經流行的意識流小說的先驅，但其作者卻願意借用《西遊記》的情節，不能不說是《西遊記》影響廣泛的一個例證。
中國版的《唐僧取經圖》，此圖還有歐洲版和韓國版的。
其次是文化的影響。《西遊記》問世以後被改編為戲劇、曲藝、電影、電視、漫畫、卡通畫等等幾乎所有的藝術形式，其中改編《西遊記》最多的當數京劇，現在保留下來的京劇相關劇目有幾十種之多，隻有三國戲、包公戲可與之媲美。
再次是《西遊記》影響的地域範圍。吳承恩的《西遊記》最早傳出國門，是到了韓國，時間離世德堂初版非常近，應該不會超過20年。正式的翻譯開始于日文，1758年，日本著名小說家西田維則着手翻譯，于1831年完成了日本版的《通俗西遊記》。時至今日，日譯本《西遊記》已不下30餘種，還有難以計數的改編本。1987年10月，日本将《西遊記》搬上電視屏幕，和原汁原味的央視版《西遊記》風格迥異。英譯本最早的是1895年由上海華北捷報社出版的《金角龍王，皇帝遊地府》，是現在通行本“唐太宗入冥”一節的選譯本。以後陸續出現了多種選譯本，由于選取的章節不同，所以書名五花八門，有譯為《聖僧的天國之行》的，有譯為《一個佛教徒的天國曆程》的，有譯為《猴》《猴王》的，還有譯為《猴與豬神魔曆險記》的。其中以阿瑟·韋利翻譯、于1942年由紐約艾倫與昂溫出版公司出版的《猴》最為著名。由安東尼（華裔學者俞國藩的英文名）翻譯的全譯本《西遊記》四卷，則是權威的英譯本，1977年至1980年間分别于芝加哥和倫敦同時出版，得到了西方學術界的普遍好評。除此之外，《西遊記》還被譯為法、德、意、西、世（世界語）、斯（斯瓦希裡語）、俄、捷、羅、波、朝、越等十幾種語言，世界主要語種和東亞、東南亞的各語種均已有了較為完整的譯本。在中國走向世界的幾部名著中，《西遊記》可謂走得最遠。
《西遊記》無疑是屬于世界的。
唐太宗遊地府：取經故事從此開始
關于唐僧取經的緣起，《西遊記》裡有交待，即第九回至第十二回的“唐太宗入冥”一節故事。長安城外打魚砍柴為生的張稍、李定在争誇自己所處山清水秀、過得逍遙自在時，張稍說出了賣卦先生相助，自己打魚百下百着網網不空的事；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草叢裡探知的夜叉趕快報告龍王。事關水族的生死存亡，龍王豈能不管？于是有了龍王親自出馬，找賣卦先生算賬一節。龍王逞強，惹來殺身之禍，想到找唐太宗求救；太宗不明就裡以為魏征不過一臣子，救龍王之命也隻是片言之勞；誰知正與太宗下棋的魏征借打盹的機會，眨眼之間夢中砍下老龍王的頭，吊在京城的十字街頭。老龍王陰魂不服，驚吓了太宗，太宗于是在陰曹地府裡走了一遭與龍王當面對質。
唐太宗在陰間幸遇曾在陽間任小官但現在卻在陰間握有實權的判官崔子玉，崔悄悄地為唐太宗增加了20年陽壽；但在送太宗回陽間的途中卻遇到了太宗的兄弟、當年玄武門之變的冤鬼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崔的幫助下，唐太宗雖得以脫身，但他借了相公相婆在陰間積存的一庫金銀打發冤鬼，答應到陽間即如數歸還，答應給十殿閻王送點南瓜，又許願大赦天下，做一場水陸大會，超度六十四處狼煙、七十二處草寇的無主孤魂。
唐太宗入冥這個故事不是吳承恩創造的，早在敦煌變文裡就已經可以見到這個故事了。敦煌變文比較可信的時間是晚唐五代，也就是在公元1000年之前。這個故事的出現涉及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唐武德九年，也就是使用貞觀年号前一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門之變。
說到唐代都知道唐太宗和他創造的“貞觀之治”，但唐朝的紀元并非從太宗的貞觀開始，唐太宗也不是唐代的第一位帝王。唐代的第一位皇帝是高祖，也就是李世民的父親李淵。在隋末的動蕩中，作為一方諸侯掌握一定軍權的李淵，與他的三個虎狼之子在六十四處狼煙中脫穎而出，建立了大唐帝國，用年号武德。在選取繼承人的問題上，李淵的三個兒子—老大即太子李建成、老二秦王李世民、老三齊王李元吉—在輔佐自己建立唐朝的過程中，都有卓著的軍功，但他們也都各自擁有軍隊，且都籠絡了一班謀士與将領，這是一種相當麻煩的局面。更麻煩的是，這弟兄三人相處得非常不好，互相勾心鬥角，勢同水火。李淵按照禮法立長子李建成為太子，但這并不解決問題，仍然沒有避免皇位的争奪。相比較而言，矛盾比較多地集中在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李世民建立大唐出力最多、功勞最大、實力最強、才能與威望也最高。而據史書記載，建成及元吉均是酒色之徒，好色貪功。太子建成自知威信比不上世民，于是與元吉聯手，多次陰謀暗害李世民，李世民屢屢遭劫九死一生。清代宮廷戲劇畫《女兒國》（上圖）。這裡所說的史書記載，很容易被懷疑不夠可信，因為最後的勝利者是李世民，所謂的曆史記載他是可以幹預的。加上中國傳統上就有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意識，為失敗者臉上抹點黑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在父子、兄弟之間矛盾無法回避的情況下，李世民發動了一次宮廷政變—玄武門之變。據說，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安排他的親信埋伏在玄武門，利用李建成與李元吉上朝的機會伏擊，親自射殺了李建成，又讓部下尉遲敬德射殺了李元吉。三天後，李淵立李世民為太子，宣布國家大事一概交由太子處理；一個月後，李淵又宣布傳位于李世民，自己為太上皇。次年，改元貞觀。
李世民後來将自己的才能發揮得淋漓盡緻，“貞觀之治”就是很好的說明。但玄武門之變畢竟是一次于禮法有礙的違制奪權、于人倫有礙的骨肉相殘，因此曆來都有史家批評李世民的皇位來路不正，說他那種弑兄、殺弟、逼父的篡權行為令人發指。明代哲學家王夫之曾經說過：“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兇極惡，而人心無毫發之存者也。”這種思潮漸漸地就演變出“太宗入冥”的故事，在陰間的環境裡對李世民進行道德審判，讓李世民表現出内疚，承受一定的恐懼與痛苦。這就是《西遊記》裡所寫李世民遇見李建成與李元吉等一衆冤鬼而不得不加以安撫的來由。
由于李世民的忏悔，需要做一場超度亡靈冤鬼的水陸大會，于是就有了尋找有道高僧的事；衆官推薦了玄奘法師（唐僧），于是就有了取經的事。《西遊記》的取經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甘肅省張掖市民樂縣民聯鄉童子寺石窟《西遊記》故事壁畫，明末清初繪制，第十回“二将軍宮門鎮鬼，唐太宗地府還魂”。
以玄奘法師為依據：唐僧形象的真假虛實
玄奘法師是真實的曆史人物，和唐太宗李世民是同時代人（稍晚），為追求佛教精義，他獨自一人赴印度取經，前後曆時17年，行程5萬餘裡，經曆無數艱難困苦，百死而餘一生。在印度期間，周遊100多個城邦小國，廣泛鑽研印度佛教各家各派，取得“三藏法師”的稱号，學成歸國。回國後，在李世民及其子唐高宗李治的支持下，玄奘一直在優裕的條件下譯經，直至去世，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空前的貢獻。
玄奘在以佛教徒身份修撰的《大唐西域記》中，追述了親身經曆的110個和傳聞得知的28個城邦、地區、國家的情況，内容十分豐富，山川地形，城邑關防，交通道路，風土習俗，物産氣候，文化政治等等都有記述，文筆樸質嚴謹、簡明扼要而所述諸物無不曆曆在目；涉及的地區異常廣闊，從我國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東岸，南達印度半島、斯裡蘭卡，北面包括今中亞南部和阿富汗東北部，東到今印度支那半島和印度尼西亞一帶。由于這部書的記載，中世紀中亞、南亞等國的概況躍然紙上。而這一地區的古代曆史和地理的文字資料向來留傳下來的很少，《大唐西域記》因此顯得格外珍貴，近代從事中亞、南亞曆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學者，無不把《西域記》作為一份重要的基礎資料，許多國家都有這本書的譯本（英、法早在19世紀中葉起就有譯本，日本在20世紀初也開始翻譯）。皮影戲《西遊記》（上圖）。由于《大唐西域記》偏重于記錄西域各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交通狀況，很少談到玄奘本人，對于崇拜玄奘的普通百姓和他的弟子們而言，未免過于嚴肅；所以在玄奘逝世後，他的另兩名弟子慧立、彥将他的生平及西行經曆的許多細節編纂成一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法師傳》初為慧立所撰。慧立原為幽州照仁寺住持，後被召到京城參加玄奘主持的譯經工作，以弟子身份與玄奘朝夕相處達20年之久。玄奘逝世後，為表彰其師功績，慧立便将日常聽到而未見之于《西域記》的玄奘取經事迹，從玄奘的家世到玄奘回國，彙集成書，共五卷（即今所見本書的前五卷）。初稿完成後，慧立怕有缺失遺漏，影響玄奘聲譽，将書藏在地窖裡秘不示人，直到自己生命垂危時，才叫門徒取出公布。其後這五卷有所散佚，玄奘的另一名弟子彥受衆之托，對這五卷傳記重新作了整理，并将玄奘回國後譯經的過程及逝世後的情形又寫成五卷（即本書的後五卷），兩者合一形成了完整的玄奘傳記。我們今天對玄奘的了解更多的是來自這本傳記。
《西遊記》說唐僧為尋求大乘佛教的經義而赴西天取經，臨行時唐太宗親自送行，并賜唐僧法号“三藏”，還與唐僧結為異姓兄弟，稱“禦弟聖僧”，這完全是文學的誇張。
玄奘法師當年确是為了學習而去印度取經，但他并不是先學小乘後改信奉大乘，而一直就是學的大乘教。玄奘當年赴印度取經之時，正遇朝廷封鎖西域關卡，玄奘曾上書朝廷請求批準但被駁回，法師求學心切，于是冒犯朝廷禁令，私自出關，為此還受到朝廷的追捕。我們不知道如果當年玄奘被捕會有什麼後果，但顯然不會被唐太宗親熱地稱為禦弟，最好的待遇也可能就是押送回内地，不予追究。明代《釋氏源流應化事迹》插圖之“玄奘取經”。《釋氏源流應化事迹》根據報恩寺沙門釋寶成《釋迦如來應化錄》改編而成。全書共四卷，是先圖後文的勸善書，有彩繪四百多頁，主要叙述釋迦如來生平故事，以及佛教在印度和中國的傳播史，相當于一部圖說佛教簡史。
陳奕禧題《西遊記》圖冊，以圖畫配上簡單的文字表現《西遊記》中的故事情節。陳奕禧（公元1648年～1709年），海甯（今浙江省海甯縣）人，工詩擅書。玄奘确有“三藏法師”的稱号，但這不是唐太宗的賜号，而是在印度自己憑學識掙來的。三藏，是佛教的專有名詞。藏，包藏、蘊含的意思，佛教認為經文可以包含一切，因此統稱佛經為大藏經；由于佛經分為經、律、論三大類，所以又稱佛經為三藏。印度佛教規定，懂得經、律、論各若幹部的可以分别得到相應的稱号，而最高的稱号就是三藏法師。玄奘在印度學習期間，由于學識出衆，因而被封為具有至高榮譽的三藏法師稱号—如果一定要作一個比喻的話，那就是相當于現在的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等等—回國後，唐太宗倒是經常稱玄奘為三藏法師，但那是尊稱，與賜名無關。
十萬八千裡：取經途程
玄奘出發時，并不知道印度在什麼地方，隻知道佛是從西方傳來的，極樂世界在西方，所以他相信一直向西走就會到達印度。就像《西遊記》裡的唐僧，相信一直往西走，就會到達佛國靈山雷音寺。
如果将“十萬八千裡”作為确切的數字來描述玄奘取經的行程，似乎有點誇張。玄奘去印度取經往返用時17年，實際在途的時間約為3年，行程計5萬餘裡。這個數字雖然少于“十萬八千裡”，卻絕不意味着此行輕松簡單。毫不誇張地說，當年玄奘的取經，也如《西遊記》裡的唐僧步步履險，生死往往懸于一線。不同的是，《西遊記》裡唐僧面對的危險來自于妖魔鬼怪，而玄奘面對的主要是自然環境之險。玄奘在大約3年的時間裡，實際上經曆了除海洋外的所有地質類型及其自然氣候，遭遇常人不能想象的艱難險阻，其中許多都成了取經故事書中的基本素材。
在甘肅的安西和新疆的哈密之間，有一片熱風彌漫、寸草難生的大戈壁，号稱東西橫亘八百裡。它在地理學上有一個專門的術語，稱作莫賀延碛，但在曆史上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名稱叫“八百裡大流沙”—大戈壁為《西遊記》帶來了最早的取經故事：
第一是流沙河。《西遊記》第八回說到沙僧皈依之前做妖怪住在流沙河，“徑過有八百裡之遙”“鵝毛也不能浮”。沙和尚就待在這條河裡吃人度日，據說已經吃了九個取經人，還把骷髅串起來挂在脖子下，“閑來拿來玩耍”。
似乎有點超出人們的常識，有寬達八百裡的河嗎？其實這就是玄奘穿越的八百裡大流沙。自古以來對于絲綢之路上的旅行者，大流沙無疑就是恐怖的代名詞，正如獨孤刺史所說，途中常可見堆堆白骨；也正如玄奘後來證實的，腳下的路就是沿前輩取經人的白骨延伸的。對大流沙的恐怖記憶當然會反映出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對這一段的記載已經非常詳細；後出的取經故事中，就出現了由大流沙演化而來、專吃取經人，還把骷髅串起來挂在脖子下的深沙大神。當然，最早編織故事的人生活在西域，知道大流沙的厲害和本來面目，而後來改寫《西遊記》的人在内地土生土長，無論如何想不到會有流動的沙，大不了認為水流湍急卷起了渾濁的泥沙，因此想當然的把原來戈壁中狂風、幹熱、缺水、迷途的兇險都形容成“洋洋浩浩，漠漠茫茫”之類的漫天大水。
第二就是深沙神。玄奘在戈壁中迷路生還，科學解釋是老馬識途，馬聞到了随風飄來的青草的芳香。但玄奘顯然更願意歸功于大神的提示，這種宗教情愫可以理解，何況人在極度疲憊、極度寂寞時真的會有幻覺出現。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就說到，在大流沙中“時聞歌嘯，時聞号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這裡出現的身高數丈的大神，學者們認為即是西域一帶普遍尊崇的深沙神。玄奘正是在絕境中想到了深沙神而出現了幻覺。深沙神崇拜出現的确切時間我們不得而知，但他至少在唐代已經是一位不太陌生的密宗神，後來演變為《西遊記》裡的沙和尚。古印度神話：猴神哈奴曼營救悉多（Sita）。哈奴曼在蘭卡國羅伐那的宮殿要塞裡，找到了關押悉多的地點，叫悉多做好營救準備。在回到羅摩身邊之前，哈奴曼破壞了羅伐那的快樂園，後又用自己的長尾巴引火燒了蘭卡國。孫悟空的身世：中國淮水水怪？印度雪域神猴？
“五四”運動之後，魯迅出于對現實的失望有點心意消沉，轉而潛心學問，在北京大學開講他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在談到《西遊記》時，他首先将《西遊記》定性為神魔小說，又探尋孫悟空的身世來源，認為唐代一個叫李公佐的人，在一篇叫作《李湯》的傳奇故事裡，寫到大禹治水時将猿猴一樣力大無比的淮水水怪無支祁鎮壓在龜山下面，這個故事後來又被附會到僧伽大師身上，于是被吳承恩采納寫成了《西遊記》裡的孫悟空。
胡适對于孫悟空原型的假設意見也非常大膽。他采納了俄羅斯學者鋼和泰的意見，認為孫悟空和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裡的神猴哈奴曼相似，并在著名的長文《西遊記考證》中作為正式的學術觀點提了出來。胡适說，《羅摩衍那》在印度家喻戶曉，哈奴曼有和孫悟空一樣的地位，而《羅摩衍那》要比《西遊記》早得多，中國與印度有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印度人來中國的不計其數，偉大的哈奴曼故事不會不傳入中國。
但魯迅随即反駁了這個觀點，他認為哈奴曼在印度雖然有名，但沒有迹象說明《羅摩衍那》的故事已經傳入中國，我們在中國的佛經中沒有見到類似的故事。而《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并未看過佛經，卻非常熟悉唐人小說，所以還是說孫悟空襲取無支祁比較合适。
一場延續至今、長達近百年的讨論，便由此開始。
魯迅的理由并不僅僅停留在這裡。無支祁還是隻猴，魯迅很大程度上還是從猴的角度去看無支祁的，他将無支祁視為中國古代猴文化的代表。中國古代關于猴的傳說還有很多，在魯迅之後的研究者，基本上已經将中國的猴故事梳理了一遍。傳說中的猴精愛搶人妻，與《西遊記》中孫悟空經受佛誡，不近女色，經得起嚴格考驗的形象差别很大，這主要是因為吳承恩在小說中有借此諷刺現實的目的。
《羅摩衍那》是古印度的著名史詩，在印度有着至高的地位，每天晚上都有千萬百人聆聽《羅摩衍那》的故事。在結婚喜宴、宗教儀式、節日慶典等場合中，每當祭完衆神，歌舞盡興之後，都會有一位受尊崇的婆羅門走上前來，手執一束寫有字迹的棕榈葉，開始款款輕聲地唱那古老的贊詩。那張揚正義、神通廣大的神猴哈奴曼，最終幫助王子取得了勝利，因此是印度人心目中勇敢正直、無所不能的英雄。1982年在印度新德裡舉辦的第九屆亞運會，吉祥物就是這位長尾巴猴哈奴曼。悉多和羅摩的兄弟羅什曼那一起，觀看神猴哈奴曼崇拜羅摩的情形。無論在外形還是性格上，哈奴曼與孫悟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處。但讓大家接受孫悟空“印度進口說”并不容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羅摩衍那》雖然著名，但它是婆羅門教的史詩，與佛教不僅無關而且互相抵觸，雖然印度的佛教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羅摩衍那》的影響，但《羅摩衍那》并沒有伴随佛教進入中國，我們在漫長的中印文化交流過程中始終沒有找到《羅摩衍那》曾經進入中國的證據，中國大衆了解《羅摩衍那》，還是受近幾十年孫悟空研究的影響。季羨林先生直接從原文譯出的足本《羅摩衍那》，直到1984年才全部問世。
但也有學者提出，為什麼不考慮雪原上的中印文化交流？由于特殊的文化聯系和交通關系，在西藏廣袤的冰峰雪原上，中國與印度兩大古文明的往來千年來未曾中斷，由無數人開辟的蜿蜒小道雖然行走艱難但一直開放，無數的文化交流就像雪山上淌下的涓涓細流，每天都在向大地浸潤，就像遍布古道的駝蹄馬迹，一層一層堆積着曆史的印記。以《羅摩衍那》在印度的地位影響，不可能不向周邊滲透，對于我們來說，需要的是發現的眼光。
這條通道終于被發現了，那就是穿過青藏高原，從雪域延伸而來的麝香之路—通過麝香之路，藏傳佛教進入了敦煌，在珍貴的敦煌寫卷中，人們發現了五個編号的藏文《羅摩衍那》—我們終于發現，印度神猴哈奴曼的身影，完全可能通過雪域高原慢慢地延伸過來，延伸到了敦煌。
公元645年，玄奘取經歸來，僧侶與信徒們在長安的寺院前迎接，馬隊上馱着來自印度的佛教畫像與經書手稿。豬八戒：國産豬？進口豬？
《西遊記》裡豬八戒的身份要高于沙和尚，戲份也要多得多。這不僅因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二，而且因為他比較好色，在投奔唐僧之前，就多出了一段高老莊的豔史，在取經途中也因為這個毛病而屢屢出鏡。但是他在取經故事當中的資格卻未必比沙和尚更老，沙和尚在唐代的取經故事中已經出現，而豬八戒卻要晚到宋代以後才能見到。豬八戒，原是天庭的天篷元帥，因調戲嫦娥犯了天條被貶下凡，不想錯投了豬胎，變成豬的模樣。關于他的出身，《西遊記》裡已有詳細交代，但如果追溯原型，那他也和孫悟空的原型一樣，有國産、進口兩說。
台灣的學者在豬八戒原型問題上比較一緻地認為：豬八戒來自佛經中的金色豬，根源在豬八戒的自我介紹。
元代《西遊記》雜劇中的豬八戒出場時曾自我介紹說是“摩利支天部下禦風車将軍”。摩利支天是位女神，帝釋之妻，是佛經《佛說摩利支菩薩羅尼經》裡的一個菩薩，這部經正是玄奘從西域帶回來并譯成漢文的。佛經中說到，摩利支天手持金剛杵，憤怒時頭上有三張臉，每張臉上有三隻眼睛，可以變出八條胳膊，念誦這位菩薩的名号，就可以防火避毒，敵不能侵。而這位菩薩胯下的坐騎，正是一頭金色豬。
敦煌資料裡發現一張唐人繪在經幡上的圖像，繪的是大摩利支菩薩，菩薩的腳前，是一頭金豬。在唐人的筆下，金豬是豬頭人身的形象，兩手架開，奔走飛快，造型非常活潑，正是法力無邊的樣子，也完全可以看成是《西遊記》中豬八戒的雛形。
不過，大陸學者多持異議，不少學者承認這個金色豬對豬八戒的出現有一定的促進或啟發作用，但豬八戒的性格還是紮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的，是中國文化孕育出來的。
中國古代豬精的故事為數不少，資源也比較豐富。《山海經》《淮南子》裡是為非作歹的怪物，《太平廣記·李汾》裡豬精的故事比較具體，雖然形象有點惡心但并未害人，但另一則《安陽書生》裡的豬精就不那麼可愛了……這些特點和豬八戒已經有點相似，從傳統的豬怪發展到豬八戒，應該是一個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過程。
玩世不恭之寓意：社會批判指向
20世紀20年代，胡适在《西遊記考證》裡說：“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這部書起于民間的傳說和神話，并無微言大義可說；指出現在的小說《西遊記》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詩酒，複善諧谑’的大文豪作的，我們看他的詩，曉得他确有‘斬鬼’的清興，而絕無‘金丹’的道心；指出這部《西遊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并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這點玩世主義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們也不用深求。”魯迅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西遊記》“故雖述迷幻恍惚之事，也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皆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玩世”是一種很有意味的定位。吳承恩這類人都是儒生，接受的是王道、仁政、民本、愛人等孔孟學說，追求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但儒生的境界有兩種，一種是動手的仁人志士型，注定要擔負兼濟天下的重任，魯迅說他們“為民請命”“舍身求法”，都是中國的脊梁；一種是動口的憤世嫉俗型，在獨善其身的同時，擔負着對社會批判的責任。吳承恩屬于第二種。
吳承恩塑造的那個“嚴整有序的天上世界”不但是《西遊記》的首創，也是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朝廷映像，符合儒家的尊卑标準，尤其是玉皇大帝形象的塑造，實在不敢恭維，似乎他隻關心金丹禦酒，臣下一有奏本，就隻會說“依卿所奏”，處理事務一無主見，出現危機也隻會派兵剿殺，與百姓心目中英明的天下主宰大相徑庭。薩孟武先生在《<西遊記>與中國政治》一書中也說到這個問題，他認為這是皇帝的禦權之術。
在《西遊記》這個特定的環境裡，玉帝的一無所謀與“依卿所奏”，正是吳承恩所生活的嘉、萬兩代的朝風，還有那個無事不管、處處當家的太白金星，像極了嘉、萬朝的首輔。
公元1265年，日本奈良千年古刹東大寺僧侶快圓一筆所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史學家們都認為，中國近代的衰弱落後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并非一人一事之禍。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成熟而走向沒落的轉折期，标志之一就是它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經極為完善，已經達到不要皇帝，官僚機器照常運轉的程度，嘉靖、萬曆兩朝皇帝幾十年不理朝政而朝政并不紊亂，就是明證。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由萬曆十五年發生的幾件事入手，深刻分析了萬曆帝為什麼由一個早期還算勤勉的皇帝，演變到後來幾十年深居後宮而不理朝政—萬曆皇帝早期也想有所作為，但朝廷這部自行運作的大機器實際上已經不需要他了，實際當家的是首輔大臣。秩序嚴謹而毫無生氣的天宮，表象至尊而毫無決斷的玉帝，正應脫胎于吳承恩所看到的現世朝廷。盡管他可能是不經意而為，對其中更深刻的東西未必了解，但他有藝術家的眼睛—會看，就足夠了。
西安大雁塔與玄奘塑像。蔡鐵鷹淮陰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西遊記》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遊記>的前世今生》一書被央視科教頻道“子午書簡”等欄目廣為介紹。
編輯:劉麗萍版式:傅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