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亞曆山大大帝東征，公元前4世紀，希臘化的巴克特裡亞王國（theGreco-BactrianKingdom）建立，這座城市位于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Kunduz），與撒馬爾罕古城相鄰，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巴克特裡亞都是中亞地區希臘化的焦點。
亞曆山大大帝正在閱覽撒馬爾罕信使帶來的消息。
最早記載撒馬爾罕城的貝希斯登銘文。在銘文第一欄的第12至20行，波斯王大流士說：“波斯……花剌子模、巴克特裡亞、索格底（Sughdo）……總共23個地區歸我所有……”其中索格底所指地區就是撒馬爾罕，漢譯粟特。
撒馬爾罕城的緣起
最古老的撒馬爾罕城是何時出現的，它叫什麼名字呢？對此，撒馬爾罕城并沒有留下任何有關其起源的傳說故事，它留名史冊的第一頁就是恥辱——最早記錄撒馬爾罕城的是波斯人。
1835年，英國人羅林森（1810年～1895年）在從哈馬丹到巴比倫的古商道旁的克爾曼沙城東30公裡的一個村子（今伊朗境内），發現了一塊高8.6米、寬15米有餘、刻在離地面大約150米高的、難以攀登的山崖上的石刻。石刻由銘文和浮雕組成，銘文約有1200行字，用三種楔形文字（古波斯文、巴比倫文、埃蘭文）刻寫——這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貝希斯登銘文。羅林森将銘文制成拓本帶回家，經過12年的苦心鑽研，1847年，他釋讀了銘文中的古波斯文，向世人揭示了波斯帝國血雨腥風的一幕。
波斯帝國是公元前6世紀末在伊朗高原上形成的大國。據記載，波斯國王居魯士二世（公元前549年～前529年在位）在公元前545年至公元前539年間發動了對中亞的戰争，迫使中亞居民向帝國納稅。在波斯國王大流士統治時期（公元前522年～前486年），帝國發生了高墨達政變，政變期間，波斯帝國的臣屬各地起來反叛。貝希斯登銘文頌揚了大流士一世鎮壓高墨達和平息各地反叛的偉大壯舉。
在貝希斯登銘文第一欄第12至20行，大流士王說：“波斯，依蘭（胡齊斯坦）、巴比倫、亞述、阿拉比亞、埃及、沿海諸地、薩狄斯（呂底亞）、愛奧尼亞、米底、亞美尼亞、卡帕多細亞、帕提亞、德蘭吉安那（錫斯坦）、阿裡亞（赫拉特）、花剌子模、巴克特裡亞、索格底（Sughdo）、犍陀羅、塞卡（西徐亞）、撒塔巨提亞、阿拉霍西亞、馬卡（馬克蘭），總共23個地區歸我所有，靠阿胡拉·馬茲達之佑，我成了他們的國王。他們向我交納貢稅。凡我給他們的一切命令，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他們都遵行不誤。”
在上述地名中，索格底（Sughdo）所指地區就是撒馬爾罕，漢語譯為粟特、粟忒。希羅多德在他的《曆史》一書中沿用此名，将澤拉夫善河流域這一城市所在地寫作Soghdo，以後的古希臘、古羅馬學者稱它為Sogdiana，因此，漢語“粟特”又譯為索格底亞那。在大流士一世統治期間，索格底亞那、花剌子模、帕提亞和阿列歐伊四個地區被劃歸波斯帝國的第16區，該區居民每年向波斯帝國繳納的貢稅是300塔蘭特銀币。
事實上，建立波斯帝國的波斯人與索格底亞那的粟特人本是同根，大約公元前10世紀以前，他們共同生活在歐亞草原上，靠飼養牲畜為生，說着彼此都熟悉的東伊朗語。公元前10世紀，他們一起從歐亞北部草原南下，分别來到伊朗高原、鹹海西南岸、澤拉夫善河流域和阿姆河上遊。來到伊朗高原的畜牧者後來建立了米底、波斯兩個王朝；而來到鹹海西南岸、澤拉夫善河流域以及阿姆河上遊的畜牧者分别以花剌子模人、粟特人和巴克特裡亞人的身份被記錄下來。可見，在草原畜牧或遊牧時期，波斯人與粟特人本是同根同族的自家人。
在波斯國王居魯士二世的中亞戰争中，粟特城沒有遭到破壞，居魯士二世攻下巴克特裡亞之後，粟特人就投降了。以後，居魯士二世在澤拉夫善河流域建築了一些帶有城堡的邊境據點，古代作家稱之為城市，居魯士城就是其中之一。
其實，将波斯帝國時期的粟特（或索格底亞那）說成是撒馬爾罕最好的城市還是有些勉強的，從後來古希臘人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的粟特指一個範圍較大的地區。考古發現，在波斯人來到之前，粟特地區并非隻有粟特一座孤城，在它附近還有蘇對沙那城，在古希臘史書中，蘇對沙那城的居民也被稱為粟特人。
公元前4世紀，希臘人把粟特地區的撒馬爾罕城稱為瑪拉幹達。瑪拉幹達城有圍牆、城堡、宮殿，這在古代絕對算得上是一個标準的城市了。亞曆山大東侵之時，瑪拉幹達是粟特地區的政權中心，即皇城。居魯士大帝，波斯帝國創建者。波斯人與粟特人本是同根，約公元前10世紀以前，共同生活在歐亞草原上；公元前10世紀，一起從歐亞北部草原南下，其中來到伊朗高原的畜牧者建立了米底、波斯兩個王朝；來到鹹海西南岸、澤拉夫善河流域以及阿姆河上遊的畜牧者分别以花剌子模人、粟特人和巴克特裡亞人的身份被記錄下來。公元前530年，居魯士大帝進攻中亞，被馬薩革泰皇後托米麗司殺死，将其頭顱浸在盛血的革囊裡。居魯士大帝的遭遇與亞曆山大大帝形成鮮明對比。屈辱與反抗
公元前334年春，亞曆山大大帝向波斯人宣戰：“你們的前輩入侵馬其頓和希臘的其他地方，無故加害于我們。我被任命為希臘人的統帥，要進軍亞洲報仇雪恨，因為你們是頭等大敵。”三年間（公元前334年～前331年），亞曆山大通過格拉尼卡斯、伊薩斯和高加米拉三大戰役消滅了波斯帝國。懷抱建立大帝國的理想，亞曆山大繼續向東進軍，于公元前329年初進攻阿姆河南岸的巴克特裡亞。粟特城太守斯皮塔米尼斯趕來支援，但巴克特裡亞最終陷落，希臘軍隊北上渡過阿姆河進入河中地區。公元前329年，粟特地區的政權中心瑪拉幹達城被希臘人攻占。
瑪拉幹達城被攻占之時，居民退入一些易守難攻的岩寨堅持抵抗，它們是奧克夏特、西濟密特、阿利馬劄和何爾門岩寨，其中，奧克夏特岩寨最為著名，被稱為“索格底亞那之磐石”。亞曆山大實施了拉攏地方貴族等外交措施，使粟特貴族對希臘人的态度發生轉變，公元前328年，奧克夏特岩寨投降，亞曆山大迎娶該寨寨主奧克夏特之女羅克珊為妻。奧克夏特促成了其他岩寨統治者的投降。公元前327年，所有岩寨都投降了，亞曆山大完成了對索格底亞那的征服。
粟特城太守斯皮塔米尼斯之女阿帕瑪嫁給了亞曆山大手下大将塞琉古·尼卡托，這一聯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他們的兒子就是在西亞和中亞實施統治的塞琉古國王安條克一世。
建築文化與新曙光
有學者認為，亞曆山大的到來，不僅标志着埃及城市的新希望，也标志着世界城市的新希望。确實，亞曆山大下令在中亞修複和興建城市。亞曆山大在占領粟特地區之後，曾經在粟特地區新建了一些城市，并組織希臘移民遷移到這些城市。由此，“千城之地”一名流傳到了西方。
粟特地區城市建設在希臘人統治的一兩百年間（公元前4～前2世紀）得到迅速發展。在安條克統治時期，瑪拉幹達城居住區得到了擴展，成為粟特地區最大的政治經濟中心，建築了帶有通道的防護牆。據公元1世紀時期的羅馬曆史學家昆圖斯說，瑪拉幹達城外城周長70斯泰迪阿（約合13公裡）。大約在公元4世紀，撒馬爾罕的古城牆内又建造了一道城牆，即所謂的第二城牆，圍起來的面積為66公頃。據說，當時并沒有足夠的人力防禦長達6公裡的古城牆。城内居民的住宅是分開修建的。房屋由夯實的黏土（黃土）或泥磚建成，屋頂是用泥磚或用木頭做成的拱形圓頂，在上面抹一層黏土。亞曆山大迎娶羅克珊（Roxane，公元前340年～310年）。羅克珊是亞曆山大戰場上的敵人、索格底貴族的女兒。在對中亞的征服過程中，除軍事征服外，亞曆山大大帝還實施了拉攏地區貴族等措施，使粟特貴族站在希臘人一邊，最終實現了對索格底亞那的征服。希臘王朝的統治者使撒馬爾罕城的文化面貌發生了變化。在瑪拉幹達城遺址上發現了希臘形制的陶器，最常見的是白色高腳容器，以及一些表現希臘文化元素的藝術品，如赫拉克斯、美杜莎的陶塑和浮雕。這些物品雖然不多，但卻是粟特人受到西方宗教和文化影響的物證。
被亞曆山大征服之後不久，粟特人開始擁有了自己的文字。粟特人使用的文字在中國史書中被稱為粟特文或窣利文，是以阿拉米字母為基礎創造的。與粟特幾乎同時擁有文字的是花剌子模人，他們最初也是用阿拉米字母書寫花剌子模文，這些文字是寫在羊皮或木闆上，刻在錢币上，但至今尚未被解讀。粟特文和花剌子模文創立的時間雖然被确定在公元前3世紀，但成熟文字的出現往往要經曆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粟特文和花剌子模文出現的時間應該在公元前3世紀以前。撒馬爾罕大使廳（HallofAmbassadors）西牆壁畫，描繪的是在波斯曆新年（Nawruz）節日裡，各國使臣在突厥武士、吐谷渾人、新羅人陪同下，慶祝粟特國王拂呼缦接受唐高宗冊封的場面。公元658年，拂呼缦傾國投靠大唐帝國，唐朝把粟特九姓國稱為唐的臣屬藩國，總稱“康居都督府”，這一史實在此後唐玄宗手書的《阙特勤碑》上也有提到。
公元前2世紀，希臘人的統治被推翻，希臘文化的影響力在中亞也逐漸消失，然而，在此後的800年中，撒馬爾罕城并未獲得新生。在公元前2世紀以後，撒馬爾罕城先後成了康居行國、貴霜帝國、哒汗國和波斯薩珊帝國的屬地。
公元前2世紀，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和錫爾河中、下遊一帶遊牧的“目深而鼻高”的康居人崛起，最晚在公元前2世紀後期，他們建立了以部落名命名的遊牧國家（行國），都城卑阗城在今天的塔拉斯河畔。公元元年前後，康居國達到極盛，其疆域東起錫爾河以北，西至阿姆河以西的廣大地區，河中地區和花剌子模綠洲都是它的屬地。張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時來到大宛國，大宛國派向導和翻譯将他送到康居。據《漢書》載，康居有五個附屬小國，有學者認為五屬國中的蘇薤國的都城蘇薤就是今天撒馬爾罕城的所在地。蘇薤國和蘇薤城在史書中沒有留下更多的記載。
公元前2世紀末，漢代河西走廊一帶遊牧的月氏人被匈奴驅趕，西遷到粟特地區，推翻希臘人建立的國家後，月氏五部（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的首領瓜分了土地。公元1世紀末，貴霜部酋長丘就卻消滅其他四部，一統天下，建立了貴霜帝國，并在強盛時期将康居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當然，撒馬爾罕城也成了貴霜帝國的屬地。以後，貴霜帝國的統治中心南移，放松了對北部屬國和屬地的控制，粟特地區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出土的錢币反映出撒馬爾罕城與貴霜帝國的經濟交往是密切的。公元1世紀或2世紀，撒馬爾罕城開始發行銀币，銀币的正面為國王頭像，反面則為射手。最初，銀币上的銘文兼有粟特文和希臘文，後來，希臘文逐漸消失，最終完全被粟特文取代。據考古發掘，這一時期粟特銀币的重量呈減輕趨勢，由4克減至1克，這說明一方面銀币已經成為當時流通的主要媒介，需求數量大以至于供不應求，另一方面是粟特地區貿易發展迅速，制造銀币的銀的開采量趕不上實際需求。
正是在此時期，粟特人在東西方貿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與中國的貿易。在今甘肅敦煌發現了一批年代在公元4世紀左右的粟特語信件。其中一封提到，來自撒馬爾罕城的100名自由人居住在敦煌。據學者W.B.亨甯推算，生活在敦煌的粟特人（包括家屬及家奴）總數當有1000人之多。這些信件反映了移居中國境内的粟特人與故鄉撒馬爾罕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其中一些信件還透露了當時部分商品的供求價格的信息。
公元3世紀，貴霜帝國衰落。撒馬爾罕城先後處于哒汗國和波斯薩珊帝國的統治之下。大約在公元4世紀，撒馬爾罕城建築完備，有城牆包圍，城牆内有帶花園的宮殿、長官的府邸，也有監獄。公元5世紀，撒馬爾罕城出現分開建築的居民住房，公元6至7世紀，整個城市的每一個區域都是建築在完整的地坪上，并且出現了兩層樓的房子。
公元6世紀，撒馬爾罕城的發展從面向西方轉向東方，與唐代中國建立了密切的聯系。6世紀以後，中國史書以不同的譯名對撒馬爾罕城有了記載：《魏書》名其為悉萬斤；《唐書》名其為薩末革建、飒秣建；宋代名其為尋思幹；《元史》名其為薛迷思堅；《明史》名其為撒馬兒罕。
巴克特裡亞遺址發現的原始遺存，具有非常明顯的希臘、波斯風格。
唐朝時期絲綢之路上的駱駝和音樂家，其中粟特藝人經常在唐朝的宮廷裡演出。
英勇的魯斯塔姆，片治肯特遺址壁畫。波斯史詩《列王紀》中對其有更完整的描述。法國學者葛樂耐研究指出，粟特本土的壁畫中，粟特人的自我形象是貴族武士形象，但在中國北朝的粟特墓葬中，卻表現出他們穿越絲路的艱辛。這可能與粟特本土從薩爾馬提亞人霸權時代繼承的重視戰時武士和貴族的價值觀念有關。康國獻金桃
公元6世紀，粟特人以撒馬爾罕城建立起了自己的國家，中國史書稱其為“康國”。
康國形成的确切年代衆說紛纭，但公元7世紀的康國是東西方聞名的強國卻是不争的事實。途經撒馬爾罕的中國高僧玄奘曾記載，康國号稱“千城之國”，大小城池星羅棋布，有大城三十，小堡三百。有關撒馬爾罕城的布局還不清楚，不過，在撒馬爾罕城以東大約60公裡的米國都城缽息德如今已經完整地重現天日了（地址在今塔吉克斯坦品治肯特市附近）——米國在6世紀末至7世紀初尚未建國，康國國王派其支庶作為城主統治米國。
關于康國的起源，《隋書》記載：“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蔥嶺，遂有其國。”《舊唐書》也有一段與此相同的記載，不過，事隔300年之後的劉不知為什麼将魏征所說的“被匈奴所破”改為“為突厥所破”。其實，與月氏人一起活躍在中國西部地區的應該是匈奴人，而不是突厥人。西遷河中地區以後的昭武九姓臣屬于遊牧大國康居。康居滅亡以後，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綠洲城邦國家——康國興起。
據玄奘記載，康國國王在粟特文中的尊号是“粟特王薩末主”，“薩末”指撒馬爾罕，可見撒馬爾罕城主是粟特地區的霸主。中國史書也記載說，康國“名為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曹國“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史國、何國、烏那曷國、穆國國王都是康國國王的支庶。撒馬爾罕本土的片治肯特（Penjikent）遺址，公元8世紀上半期。片治肯特也被稱為“索格底亞那的龐貝”，古城面積占地15公頃。康國王室還以聯姻的方式加強與中亞城邦國君的關系，各國王室間通婚的現象相當普遍。比如，康國國王把女兒嫁給了安國（布哈拉城邦國）國王，安國沒有後宮不許幹政的禁令，安國王後是可以參與朝政的，安國國王“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由此，康國國王也可以影響安國國王的決策，其霸主地位得到加強。
100多年以後，突厥人的到來使撒馬爾罕城喪失了獨立，康國成了西突厥的屬地。《隋書》記載，大業年間（公元605年～617年），“康國王屈術支娶西突厥葉護可汗女，遂臣于西突厥”。在這種局面下，尋求盟友成為康國的主要國策。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康國遣使唐朝，請求臣屬。然而，唐朝皇帝不受其臣。唐太宗認為，如果将康國納入藩屬，那麼，唐朝将為康國的安全負責。其實，康國的指望非常簡單：名義上臣屬于一個國君，由于相隔遙遠，這個國君實際上不可能享有任何實際權力，這顯然比臣屬一個近鄰要有利得多。雖然遭到拒絕，但一次拒絕怎能攔住粟特人呢？在商海波濤中成長起來的粟特人是頑強的，他們相信自己能夠感化這位東方巨人。于是，向唐朝宮廷進貢的康國使臣接踵而至，擔負這一使命的金桃也來到了中國，移植于唐宮廷花園内。朝聖者使用的、繪有中亞舞者形象的水瓶，中國，北齊（公元550年～577年）。這款水瓶的形狀和裝飾都顯示了外來因素的影響：形狀受到來自西亞的朝聖者使用的水瓶的影響，而旋轉的舞者正在表演的舞蹈來自粟特文化。
唐三彩鴻雁紋盤，中國，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從這款盤子的風格來看，可能是受到波斯薩珊帝國（公元224年～651年）或與粟特之間貿易的影響。從唐代典籍中，可以找到許多關于粟特商人在唐都長安西市尋寶的故事。據說，有一寺僧曾帶宰相李林甫贈予他的一件寶物到長安西市出售，被一位粟特商人買去。“商胡見之大驚，以一千萬市去，僧人問實為何物，胡人曰：‘此骨寶也。’”此類故事的流傳，透露出長安西市有不少經營珠寶的胡商。今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妹尾達彥根據考古和文獻資料制作了一幅9世紀前半葉的長安西市圖，逼真地再現了長安西市的社會風貌，圖中粟特人在各行中均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粟特商人在唐代長安購買的商品除了寶物外，主要的是絲織品。在離撒馬爾罕城不遠的穆格山城堡中曾發現300餘件遺物，其中大約有150件絲織物、毛織物和棉織物被蘇聯學者确認來自中國。此外，唐朝的鑄币給予粟特人一些啟示，表現在粟特币上是呈圓環方孔，與開元通寶形制無異，唯錢币上的王名镌以粟特字母。據說，粟特币上的王名有許多可與漢文文獻記載的昭武九姓王名相印證。
康國臣屬于唐朝所獲得的好處還有文化方面的，比如繪畫。1965年至1971年間，蘇聯考古學者對康國王宮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在1号房屋的遺址中，發現了保存較完整的壁畫。西牆壁畫的主題是獻禮圖，其中數人為唐裝使臣，有一人手托織物三疊，一人手托絲。人物頭戴唐初盛行的幞頭，身穿窄袖長身袍，系腰帶，垂鞶囊，佩長刀，都是典型的唐初官吏形象。北牆壁畫正中繪有一條河流，畫面分成了東西兩部分，西側為唐裝仕女泛舟圖，東側為唐裝騎士狩獵圖。東牆壁畫殘損過甚。南牆壁畫為出行圖，其線條勾勒與中國壁畫相似。據研究，以上壁畫完成的時間當在7世紀末至8世紀初期的15年間，正好發生在康國臣屬于唐朝期間。穿着寬大袍衣的粟特人俑，中國，北齊，公元7世紀晚期～8世紀早期。善馬與葡萄酒之鄉
康國“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強諸國”。所以，在康國的貢品中，金桃并不重要，唐朝更在意的是康國的良馬。
馬的馴化是在中亞北部草原上完成的。從公元前兩千紀起，中亞北部的獵人、漁民和采集者就逐漸轉變為以蓄養為生的牧人，完成了由狩獵向畜牧的過渡。馬的馴化也是在此期間完成的。考古發現，中亞北部草原出現了原始籠頭骨镳，說明馬被用作交通工具，馬拉車已經出現。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期間，馬勒的發明顯示出馬已經被馴化成為乘騎工具。公元前3世紀，中亞大宛國（今費爾幹納）以馬聞名于世，特别是貳師城的汗血馬。
汗血馬因疾速奔跑之後肩膀部位慢慢流出像血一樣的汗水而得名，在中國史書中有“天馬”之稱。漢武帝在獲得汗血馬之後寫下一首《天馬詩》：“天馬徕兮從西極，經萬裡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幾百年以後的撒馬爾罕馬屬大宛國馬種。據《唐會要》記載：“康國馬……是大宛馬種，形容極大。”《冊府元龜》記載，撒馬爾罕馬“精力異常”。7世紀，撒馬爾罕馬遠近聞名：“凡諸胡國，此馬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則取。”——唐朝希望獲得撒馬爾罕馬。
撒馬爾罕進貢的馬匹大大地影響了唐朝的馬政。唐初馬匹缺乏，耕畜嚴重不足，“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鸠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公元618至626年間，康國向唐朝獻馬4000匹，有力地解決了唐初缺馬的困難。良馬的引進改良了中國西北地區的馬種：“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在較長時間内，唐朝對撒馬爾罕馬的需求都是迫切的，一直到唐德宗時，官馬“猶是其種”。
撒馬爾罕人不僅培育出金桃和良馬，還釀得一手優質葡萄酒。有學者認為，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323年，亞曆山大東征把希臘文明帶入中亞，從此種植葡萄、釀造葡萄酒和酒神崇拜，開始在粟特人中流行。張骞出使西域，在撒馬爾罕以東的大宛國見到“左右以葡萄為酒”。神獸與擺滿美酒佳肴的筵席桌，粟特貴族安伽墳墓墓門上的雕刻，中國，北周，公元557年～581年。2000年，在西安北郊未央區大明宮鄉發現了安伽墓。公元前3世紀，撒馬爾罕的葡萄酒就很有名了。據《後漢書》記載：“（索格底亞那）出名馬牛羊，葡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可見首次記錄下來的并不是金桃，而是葡萄和葡萄酒。公元7世紀，康國用葡萄釀酒的情況很多史書中都有記載，這些記載已經被考古資料證實。7至8世紀的葡萄酒坊遺址在中亞分布廣泛，現已在品治肯特、花剌子模和塔什幹等地發現。如今，在天水發現的粟特墓圍屏和在太原發現的虞弘墓石椁的圖像上，有胡人釀酒的圖像，從踏踩葡萄到把釀好的酒裝到酒甕中，以及搬運酒壇的情形都有所反映。1979年，在撒馬爾罕之東不遠的蘇對沙那城遺址上發現了一個位于小丘之上的酒坊，通過管道與酒槽相連，容器陶缽也同時出土。13世紀，到過撒馬爾罕的耶律楚材說，撒馬爾罕釀造的葡萄酒“味如中山九醞”。
撒馬爾罕葡萄酒的生産和消費量都很大。公元前2世紀，中亞地區葡萄酒已經大量生産，據《史記》記載：“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在離撒馬爾罕不遠的品治肯特的遺址中發現了一土堆，是為酒窖，可儲葡萄汁1400公升～1450公升。穆格山文書第69号木筒是一份酒賬，共8行，上記11名胡人從窖藏中取酒的數量，每人三、四、五卡皮赤（卡皮赤，粟特文，1卡皮赤的容量約為10升）。
随着園藝業的發展，葡萄釀酒從中亞腹地向東推廣。巴爾喀什湖以南地區的釀酒情況被中國人記錄下來。金代著名詩人元好問在其《葡萄酒賦》的序中，談到中亞葡萄酒及其釀造方法時說：“餘亦嘗見還自西域者雲：大食人絞葡萄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逾久者逾佳，有歲藏至千斛者。”目前，七河流域的考古發現了多處這一時期釀造葡萄酒的作坊。
正在演奏的樂人，粟特貴族安伽墳墓墓門上的雕刻，中國，北周，公元557年～581年。2000年，在西安北郊未央區大明宮鄉發現了安伽墓。絲路明珠與粟特商人
撒馬爾罕城處于絲綢之路的北道和中道上：“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在古阿拉伯文獻中，撒馬爾罕城被稱為“東方璀璨的明珠”。
粟特商人最中意的中國商品是絲綢，據《陀拔紀念》所記，公元706年，阿拉伯人兵臨中亞畢國沛肯城下，畢國人與阿拉伯将軍底波媾和，獻出中國絲綢5000匹。粟特商人利用自己的商業地位，将中國的絲綢轉售到西方。為了滿足西方的需求，中國絲織業開始為西方市場生産，公元6世紀的絲織品上出現了西方圖案。撒馬爾罕的使者每次入京都要采購大批絲織品而歸。此外，中國的銅鏡和錢币也是粟特商人中意的商品，這些商品在粟特地區都有發現。
粟特人除進貢馬匹和水果外，還将東羅馬的大氍毹和拂狗、印度的郁金香和生石蜜、波斯的鐵俞石和越諾布傳到中國。鐵俞石是中國古代對黃銅的稱謂，黃銅在中國的用途很廣，據《唐六典》記載，唐代八品、九品官員的服飾：“服用青，飾以鐵俞石。”鐵俞石之稱是伊朗語借詞，來自婆羅缽語的rod（黃銅），該名也是通過粟特人傳入中國的。一些粟特人甚至在唐王朝做了官，安祿山就是粟特人。鐵爾梅茲古城武士壁畫殘片，達爾維爾津-帖佩遺址。康國國人可分為三個階層：貴族、商人和工作者（農民和工匠）。據《舊唐書》記載，康國人“善商賈，争分铢之利”。穆格山文書研究表明，康國商人自成一個階層，他們控制着中亞地區的内外貿易，富比王侯。
在長達千年的曆史中，商業文化已經成為粟特人文化的重要特征。自幼，父母就注意向其子傳授經商知識，“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據《舊唐書》記載，康國人“生子必以石蜜納口中，明膠置掌内，欲其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粘物”——與其他行業相比，能夠運用“甘言”可能是商人最重要的素質，也是成敗的關鍵。
除甘言外，遇事沉穩的心理素質使他們可以擔當一些重要的政治任務。隋末，利可汗派康國的康鞘利以市馬為名，去太原與李淵商議借兵之事。西突厥汗國以粟特商人為使者奔走于薩珊王朝、東羅馬帝國之間，他們出色地完成了汗國的外交任務。13世紀初，成吉思汗出使花剌子模帝國的使者也是粟特人。
胡樂、胡舞與胡服
粟特人并非隻是拼命賺錢一族，粟特人自古享受生活，這從他們愛好音樂和擅長舞蹈方面就可以看出來。音樂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婚禮喜宴、節慶典禮、宗教禮拜和喪葬儀式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納爾沙喜的《不花剌史》、費爾多西的《列王記》、魯達基、達吉基的詩歌都反映了音樂在中亞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情況，可以看出粟特人對音樂的愛好，已達緻鐘情的地步。
據韋節的《西蕃記》記載：“康國人……其人好音聲。”據說，隋代中國人對撒馬爾罕城的了解首先是從音樂開始的，這一點雖無從具體考證，但在《隋書》所記康國的十五處文字中，有四處與康國的音樂有關。其中兩條記載了康國的曆史，一條說“其後帝娉皇後于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隋初音樂“并用胡聲”；另一條說，開皇初年，隋之《七部樂》，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隋炀帝在定九部樂之時，有《康國》一部，唐朝在隋朝九部樂的基礎上定的十部樂中也有康國樂。
粟特人愛好音樂的習俗還從種類繁多的樂器上反映出來。據《文獻通考》記載，康國“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康國出了一些世界著名的演奏家，他們不僅在本地演出，還到唐朝中原地區表演。唐代著名樂器家中就有很多是粟特人，其中，康國的琵琶高手康昆侖有“長安第一手”之稱。
遺憾的是，蘇聯時期，包括撒馬爾罕城在内的中亞傳統樂器幾乎都被改造，因為它們奏出的音調“顫抖”“哀怨”“悲歎”，反映了“封建時代”的情感，不适合表現蘇維埃的時代精神。
公元6至7世紀，中亞舞蹈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其中胡旋舞和胡騰舞最為有名。胡旋舞由女性表演，以旋轉快速、動作剛勁著稱。白居易的長詩《胡旋舞》曾雲：“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搖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已無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據《新唐書》記載，當時康國、史國、米國等，都向唐朝進貢胡旋女，然而，以康國人最擅長，唐有“胡旋女，出康居（即撒馬爾罕）”之說。胡旋舞傳到中原，成為唐代最流行的舞蹈之一。
胡騰舞是男性舞，以雄健迅疾、剛毅奔放又柔軟潇灑、诙諧有趣的特點表現了豪放質樸的性格。李端《胡騰兒》詩曰：“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胡騰舞流行于北朝至唐代，深得當時中原貴族的賞識，風靡一時。
九姓胡音樂、舞蹈和戲曲的流行，在中國内地掀起了一股胡化風潮，終唐一代，曆久不衰。唐玄宗以後，胡化更甚，詩人元稹描寫道：“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鹹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火鳳聲沈多咽絕，春莺啭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
在澤拉夫善河上遊，距撒馬爾罕70公裡處的品治肯特Ⅵ号遺址第42号室中，發現了屬于8世紀的壁畫，其中有唐裝女樂形象；在該遺址的第13号室中發現了樂人手中所持的排箫，排箫起源于中國内地。這一發現表明在胡樂對唐朝音樂發生重大影響的同時，中亞也吸收了中國音樂的成分。
在澤拉夫善河上遊，距撒馬爾罕70公裡處的品治肯特Ⅵ号遺址第42号室中，發現了屬于8世紀的壁畫，其中有唐裝女樂形象。（上圖）藍琪貴州師範大學教授，專攻中亞各國史、突厥史、蒙古史，譯著有《中亞文明史》（第五卷），專著有《金桃的故鄉——撒馬爾罕》等。
編輯：劉麗萍設計:劉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