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爾德裡克墳墓的寶藏蜜蜂，公元五世紀，黃金與石榴石。1653年5月27日，一名工人在圖爾内聖布萊斯教堂墓地邊上拆遷一所宅邸時發現了一個地洞，内有多種珍貴的文物：一把禮儀劍、胸帶、首飾黃金、鑲有石榴石的掐絲琺琅、金牛頭和一個寫有“國王希爾德裡克”（ChildiriciRegis）字樣的金戒指，以及300個金蜜蜂裝飾。希爾德裡克在圖林根的時候以金蜜蜂為裝飾，那是圖林根人臣屬于匈奴時的風俗。
克洛維一世（ClovisⅠ，公元466年～511年），法蘭克王國和墨洛溫王朝奠基人。
蘇維彙人（拉丁語：Suebi或Suevi），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在導緻西羅馬帝國滅亡的蠻族入侵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一個古代與中古時代的世界
自公元4世紀起，羅馬帝國就遭受到匈奴人的入侵，人民被向西驅趕。這一入侵活動使撒克遜人到達了布列塔尼地區（今天的英格蘭地區），使西哥特人、蘇維彙人（拉丁語：Suebi或Suevi，其族名可能來自于原始日耳曼語swēbaz，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在導緻西羅馬帝國滅亡的蠻族入侵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以及汪達爾人（古代一個東日爾曼部族，在民族大遷徙中于公元429年占領今北非突尼斯一帶，建立了汪達爾王國）進入了伊比利亞半島，使阿拉曼人（又譯阿勒曼尼人，Alamanni、Allemanni或Alemanni，這個名稱源自位于美因河上遊區域的日耳曼部落同盟，最早出現在文獻中，是公元3世紀時，羅馬皇帝卡拉卡拉宣稱擊敗了阿拉曼人）和勃艮第人（屬于東日耳曼民族的部落，可能是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移居到丹麥的勃恩霍姆島，勃恩霍姆島在古丹麥語中稱為勃艮第霍姆，就是勃艮第島，然後又向歐洲大陸遷徙，古代關于維京人的詩歌說他們是從“勃艮第”來的，因此被稱為勃艮第人）在阿爾卑斯山地區定居下來，使哥特人進入羅馬，并且使法蘭克人在高盧定居下來。
因此，古代世界并沒有經曆激烈的動蕩就向其他文明敞開了文化的懷抱，并對這些文明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皈依基督教就是其中最壯觀的文化交流的表現之一。在整個西羅馬帝國時期，君士坦丁王朝（公元306年～363年）在行政管理、經文、建築與藝術作品的傳播中起着主導作用。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被廢黜，但這并不意味着一個世界的結束。
權力及其表現
自希爾德裡克（法語：Childéric，Childericus是其拉丁文形式）統治時期至墨洛溫王朝的末代國王被廢黜（公元751年），一共有三個世紀見證了中世紀在永恒的羅馬帝國理念中的誕生，傳統的曆史文獻把克洛維的登基作為墨洛溫王朝時代的開端，這就形成了中世紀的開端——其中，公元451年卡塔隆平原戰役（BattleoftheCatalaunianPlains）是一象征性的時間節點，戰争中由羅馬将軍埃提烏斯帶領的“文明”與由阿提拉率領的匈奴“野蠻”之間的沖突，宣告了西羅馬帝國領土的改變。
如果說王室的特征在墨洛溫王朝時代突顯出來，那麼現在留存給我們的文書與物品則是權力在某些物質性和象征性方面的表現。在達戈貝爾特（Dagobert）王位的周圍，聚集着權力的行使、文憑、法典、印章、貨币以及華麗的武器等代表性作品。在古代世界以及拜占庭世界裡，王位的形象及其相應的象征物可以作為遺産在君主制的表現形式中予以繼承。王宮中奢華的物品用最高貴典雅的材料裝飾。金銀與源自印度的石榴石鑲嵌結合在一起，紫色烘托着羊皮紙文稿，象牙制品與君士坦丁堡的絲織品激發着藝術家的靈感。
在人間與在冥間
公元6世紀至公元10世紀期間，基督教是藝術創作的核心。作為權力的代理人，主教在行政結構（該行政結構重新采用羅馬行省的網格結構）中起着突出的作用。基督教的建築采用便于進行禮拜儀式的設施，設施上的裝飾全部都具有象征的力量：十字架無處不在，聖子受到祈禱書的贊頌。聖人的生活擁有大量的趣聞轶事，因此，圍繞着對聖骨的崇拜以及建立在他們的奇迹之上的希望，也激發了一種新的笃信宗教的形式。
在冥間的旅行似乎使人們感覺到這一時期的開始與結束之間巨大的差異。如果考古學家在此前的墳墓中發現了大量的陪葬品，那麼他們就會注意到：公元7世紀時，陪葬品逐漸消失了——這表明人們在畏懼死亡的方式上發生了變化。一些法蘭克人與西哥特人的石棺與城市大型公墓，證明在擔憂死後靈魂是否得救的世界中葬禮藝術的地位。
文字
墨洛溫王朝的修道院的抄寫室嘗試過各種書法探索，在這些書法探索中，幾百份擁有古老傳統的安色爾字體與半安色爾字體以及草體的手抄本與殘卷存留了下來。這些抄寫室中最古老的抄寫室位于羅馬影響力最大的地區，在南部以及羅讷河河谷地區（裡昂），而其他抄寫室被建在高盧的整個領土範圍内：科爾比、圖爾、弗拉維尼、布爾日、弗勒裡、聖·梅達爾·德·蘇瓦松，每個抄寫室都會制定自己的字體，例如：呂克瑟伊的角狀拉長的小寫字體、謝勒的所謂的az字體、又或者是拉昂的斷斷續續的書寫法。傳播的文書主要是聖經及其評論、教堂裡的教父的作品以及法典。但是，字體的使用不僅僅局限于書本上，還應用到掌玺大臣公署的實踐中，以及刻寫在各種類型的物體上的、或多或少容易被辨認出來的墓志銘以及碑文中。這些文字遊戲采用的形式有：祝願、字謎、虛假文本、交織字母，就像聖拉德貢德的指環上的交織字母（将他的名字中的字母交織成一個圖案），或者還可以采用巫術的樣式，例如：重複說的“驅病咒語”（阿蔔拉克薩斯），就像洛桑的十字架上寫的字體。
無論是鑽研神學還是普及教育，都離不開圖書這一知識傳播工具，故而這一時期的修道院大多設立了謄抄皮紙抄本的抄寫室和保存皮紙抄本的圖書館。其中，聖·阿曼德、圖爾、科爾比、富爾達、切爾斯、聖高爾等修道院均為當時法蘭克帝國讀寫文化發展的重要基地。
公元451年，卡塔隆平原戰役（BattleoftheCatalaunianPlains），戰争中由羅馬将軍埃提烏斯帶領的“文明”與由阿提拉率領的匈奴“野蠻”之間的沖突，宣告了西羅馬帝國領土的改變。
墨洛溫王朝的輝煌
在技藝與圖案的輝映下，各種藝術形式都在這裡展現出來。與雕刻和繪畫相關聯的建築藝術開啟了墨洛溫王朝輝煌的全景。受到拜占庭世界的激發，象牙制品的藝術作為插圖出現在今天高盧東部收集到的作品中，這些作品以聖·呂皮桑的福音書為主。出現在手抄本中的顔色同樣也是建築物上的顔色。在火焰藝術領域，玻璃雕刻匠精湛的技藝令人稱奇。金銀匠與鐵匠精湛的技藝通過珠寶商的景泰藍，以及“帕爾曼”夫人珠寶上精美的金銀絲細工或者金銀絲嵌花術表現出來。肖像學的研究使得可以考慮運用某些受歡迎的主題，例如：在昂代讷聖龛上伸展的绠帶飾，以及在克萊普索的胸針上無限組合的動物形狀的裝飾圖案。
結束描繪人物圖像的作品選集，就是質疑在墨洛溫王朝時代盛行已久的信仰。因此，加洛林文藝複興是以連續而非中斷的形式出現的，而墨洛溫王朝的藝術在這裡借助聖馬克西曼（Saint-Maximin，法國的一個市鎮）的平台發展到高潮，成為了中世紀最高的藝術。
走向一個新的王朝
如果說公元751年矮子丕平（PépinleBref，公元714年～768年）的加冕禮标志着法國社會進入了加洛林文明時代，那麼墨洛溫王朝藝術的主要表達方式繼續在公元8世紀下半葉表現出來。
但是，他的統治見證了新的政治與宗教傾向的出現。新王朝與羅馬教廷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系：矮子丕平的加冕禮就體現出這種密切的聯系得到了落實。同樣，他實施的宗教改革使人們采用了羅馬的禮拜儀式并制作了新的禮拜式書籍。甘多尼斯福音書或者熱洛諾聖禮書都屬于這種禮拜儀式更新的結果。這些手稿說明墨洛溫王朝時代的藝術形式具有真實的連續性，并揭示出墨洛溫王朝時代的藝術形式在聖象領域的演變。克洛維一世帶領士兵跨越阿拉曼尼人（又譯阿勒曼尼人，Alamanni）的主要區域，後來，曲爾皮希戰役中，克洛維一世在其他法蘭克部落的幫助下，戰勝了阿拉曼尼人。
公元493年，克洛維一世與勃艮第公主克洛蒂爾德（Clothilde）成婚。在其勸說下，公元496年，克洛維一世受洗歸入基督。
加哈紮寶藏的許願十字架，公元7世紀中葉，黃金、藍寶石、純綠寶石、紫水晶、岩石結晶、珍珠、珠母以及玉石。
勃艮第公主、克洛維一世妻子克洛蒂爾德（Clothilde）。法蘭克王國
不過，一直以來，對墨洛溫王朝都有一個誤解：在教科書的裝飾圖案上，懶洋洋的君主躺在牛車拉的床上——這一場景象征着墨洛溫王朝的國王是一個被稱為懶惰的王朝的代表，很快就要被一個更加具有活力的家族——加洛林王朝所取代。
自19世紀以來，法國的曆史對于墨洛溫王朝很少有溫情：在危險的王後與厚顔無恥的國王當中，我們找不到一個體面的人物形象。事實上，自19世紀30年代開始創作的、奧古斯汀·蒂埃裡的《墨洛溫王朝時期的故事》，向大衆傳播了粗暴的、懶惰的或放蕩的墨洛溫王朝的神話。總而言之，野蠻人不适合管理有組織的王國，加洛林王朝取而代之是合理的。
根據蒂埃裡的觀點，這種不可救藥的野蠻狀态與日耳曼的血統有着内在的聯系。入侵者表現出無法與見多識廣的高盧-羅馬階層融合的狀态。第三共和國的學校同樣也注意到對墨洛溫王朝的“偉大分享”喝倒彩：将其領土劃分給每一位繼承人的國王沒有國家觀念，也沒有民族觀念。總而言之，墨洛溫王朝時期不能構成中世紀法國的起源，卻構成了國家叙事的某些不光彩的内容。
如果我們能夠正确地對法國曆史上的法蘭克王國進行讨論，那麼從前人們對他們進行的大多數判斷都是值得推敲的，這其中不是沒有民族主義的因素。因此，蒂埃裡描繪的所謂“征服者的種族”無疑在羅馬世界裡有更多的文化根源，而非在日耳曼。自公元4世紀起，許多來自法蘭克的戰士在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中服役，并且有些戰士還身居要職；馬格嫩提烏斯皇帝（公元350年～353年）與阿博加斯特将軍就是出自這一階層。同樣，在軍隊的調動中，法蘭克各獨立的部落與帝國達成聯盟，這使得這些部落于公元5世紀中期在高盧北部的定居變得合法化。
事實上，如果我們追溯書本上以及考古學上的成果，就會發現最早的墨洛溫王朝的人們呈現出被極大地羅馬化的形象。因此，希爾德裡克一世（ChildéricI，公元440年～481年）在公元481年安葬時，有一個帶有圖章的圓環形拉丁碑文。他的兒子克洛維（Clovis，公元466年～511年），在公元508年獲得了名譽執政官的頭銜，并且他的孫子們與君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保持着定期的通信關系。公元6世紀40年代，憤怒的國王特奧德貝爾一世宣布他了解到拜占庭人仍然把法蘭克人當作羅馬的傳統敵人；帝國同意将法蘭克人從侮辱性的名單中撤消，如果不是以平等的态度，至少也要用比對待其他人民更加尊重的态度來對待法蘭克人。公元7世紀，墨洛溫王朝毫不猶豫地再次提高其羅馬屬性。編年史作者弗雷德蓋克因此聲明：羅馬人的祖先與法蘭克人的祖先是從特洛伊逃離的兩個王子的後代；兩國人民同出一源，應該追求同樣的榮耀。
事實上，墨洛溫王朝的日耳曼身份是一個不符合邏輯的問題。如果王朝的統治者自稱“法蘭克人的國王”，并且其統治區域被稱為法蘭克人的王國，那麼這一民族的定義掩蓋了某些真相。法蘭克人民有一項最遠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紀的舉措，那時，許多力量薄弱的小部落集結成了一個松散的聯盟。此外，在克洛維（公元481年～511年在位）統治結束前，法蘭克人沒有統一的王權。另一方面，與高盧-羅馬人的族内婚很早就被證實了，并且很可能有許多民族身份的變化。事實上，在大約公元400年的時候，他們越是在高盧北部表現出“羅馬”的樣子，在一個世紀之後就越像一個“蠻族”：法蘭克的地位表現出衆多的司法與稅收優勢，這種情況下，種族認識得到發展。公元7世紀末，盧瓦爾河北部所有人都是法蘭克人，除非有人提出其根源是本土的還是遷移過來的問題。此外，“法蘭克人的王國”還包括隸屬于墨洛溫王朝的勃艮第人、阿拉曼人、圖林根人以及巴伐利亞人。政治與民族認同很少隻适用于中世紀。
此外，公元6世紀40年代的一位主教慶祝提烏德貝爾特一世（Théodebert，公元500年～548年，533年～548年在位，是墨洛溫王朝的奧斯特拉西亞國王）成功統治了一個這樣的人類社會：“如果你的權杖是獨一無二的，那麼你的臣民就是衆多的；如果你的人民是多樣的，那麼你的統治就是統一的；如果你的王國是穩固的，那麼你的統治權就要延伸”。總而言之，墨洛溫王朝很大一部分采用了古老的統治管理實踐，無論這些管理方式是墨洛溫王朝直接從羅馬學到的，還是從勃艮第人、西哥特人以及東哥特人（東哥特人羅馬化的程度高于墨洛溫王朝人民的羅馬化程度）那裡接受的。因此，自公元6世紀30年代起，墨洛溫王朝擁有一個幾乎可以稱作是國家的結構。在這個結構裡，統治者頒布法律、領導軍隊并建立稅收制度。從羅馬城市地圖上獲得的大部分領土不但被劃分成許多區域，而且在這些領土上，國王對擁有公爵、貴族稱号或伯爵等古老頭銜的重要行政官員進行任命。這些官員仍然受到皇宮的密切監視，并且很容易就會被撤職或被調動職務。任命、提拔以及罷免官員使得國王能夠控制整個政治社會。同樣，同時代的人從不會揭露墨洛溫王朝統治者的“懶惰”，但是卻會揭露墨洛溫王朝過分濫用權力！至于拜占庭人，他們表現出欽佩的樣子，公元6世紀80年代，編年史作者阿加斯亞寫道：“從本質上而言，法蘭克人擁有羅馬人的政治制度，他們遵守相同的法律，在涉及到契約時，他們又有相同的習俗……法蘭克人在他們的城市中有一些法官……并且，對于一個野蠻的民族，他們讓我覺得他們的文明程度很高并且非常有教養。”克洛維的孩子正在練習作戰技術。
達戈貝爾特一世（公元602年～639年），公元623年至639年在位。作為一位有作為的國王，達戈貝爾特一世曾與拜占庭帝國訂立友好條約；打敗過布列塔尼人的侵犯，東征斯拉夫人，并将首都從奧斯特拉西亞遷至巴黎。達戈貝爾特一世去世後的一百多年裡直至墨洛溫王朝結束，朝政由宮相掌握，被稱為墨洛溫王朝中的“懶王時期”。法蘭克的傑出人物在羅馬法律下接受嚴格的學校教育，養成了對文字的興趣愛好。此外，國王頒布了許多文書-任命書、贈與證書、命令、判決書等等，并且等待收到相應的回複。在這種背景下，在墨洛溫高盧存在一種官僚主義的心理，這種心理促使人們保存檔案資料并進行旨在使新文本的設計更加便利化的文件收集整理。不幸的是，直至7世紀中葉，收集整理的文獻資料都是莎草紙；文件經常丢失，由此導緻的檔案資料的空白使行政管理不完善的法蘭克王國變成了神話。
相反，加洛林王朝時期保存下來的大量的耐用的羊皮紙文件，則有可能使人們高估查理曼大帝的管理能力。
公元500年左右，皈依天主教的墨洛溫王朝表示其領導了一個基督教的王國。自克洛維統治結束起（公元511年），王室增加了教堂、修道院或慈善機構的設立。不但如此，墨洛溫王朝的國王與王後還作為羅馬教皇所在地的重要對話者出現，并就公認的教義、教會紀律或向遙遠地方的人民傳教布道等問題進行對話。羅馬教皇格裡高利一世（PopeSaintGregoryItheGreat，公元590年～604年出任教宗）的書信集就記載了法蘭克統治者對此類宗教事務的重視。盡管存在一些局部的緊張形勢，但是教會還是給予了墨洛溫王朝國王特殊的地位，因為國王有責任拯救其所有的臣民，主教們很樂意宣布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根據公元7世紀20年代末在克利希召開的主教會議，克洛泰爾二世（ClotaireII，公元584年～629年在位）設立了一個“預言部門”。
達戈貝爾特的王位座椅，公元8世紀末～9世紀初，鑄造的以及雕刻的銅合金、鐵制器具、鍍金。一代人之後，一位高級神職人員給達戈貝爾特國王的一個兒子寫道：“你是上帝的使者，上帝授予你這個神聖的職位是為了讓善良的人看到你的仁慈和藹，讓罪惡的人知道你能夠強有力地審判他人。”在更加實際的方面，教會贈予國王一件能夠控制領土的補充性工具。事實上，自克洛維時代起，國王保留了在其整個王國内任命主教的權力。通過選擇能夠經受住忠誠考驗的人物，或者通過利用地方候選人之間的對抗競争，精明的統治者就可以占據最難以管理的城市。隻要伯爵與主教是仇人，墨洛溫王朝就能确保兩個地方性代理人相互監督。
羅馬文化、良好的行政管理人員以及信仰基督教的王子，墨洛溫王朝的統治者的确表現出驚人的繼承性實踐。在公元511年、561年、595年以及639年，幾位重要的國王的過世導緻其各自的兒子對王國的領土進行了劃分。國王去世後，為了支持年輕的王子，人們經常看到領土邊界的重新談判、領土的提前劃分，尤其是局部的重新統一。
根據公元7世紀20年代末在克利希召開的主教會議，克洛泰爾二世（ClotaireⅡ，公元584年～629年在位）設立了一個“預言部門”。圖為聖埃利古斯（St.Eligius）在克洛泰爾二世面前。
小神殿的環飾，公元6世紀中葉，黃金。卵形的胸針，公元5世紀末～6世紀初，石榴石、黃金、玻璃制品。
聖傑羅姆（SaintJérôme），對以賽亞書（Isaïe）的評論，公元8世紀末，羊皮紙文件。墨洛溫王國内部的戰争非常頻繁，競争者們毫不猶豫地處決或者暗殺各自的敵人，由此導緻領土的長期變更，這也使法蘭克王國整個版圖的精确繪制變得非常困難。然而，日耳曼的古老傳統不一定是這種分割領土做法的根源。
自公元3世紀末起，羅馬帝國本身經曆了領土的分割，在四分省（古代希臘、羅馬将省或地區一分為四）時期，經常在王朝的基礎上出現領土的分割，在暴力的作用下，領土的變更幾乎一直在發生。至于在王朝清除異己方面，康斯坦丁及其繼承人毫無憐憫地大開殺戒，以避免觊觎王位者增多。
總而言之，從羅馬皇帝的血腥曆史的角度來看，死于暴力的墨洛溫王朝的國王的數量仍然是可以被估量的。
在羅馬帝國後期領土分割的大背景下，墨洛溫王朝領地的分割也用于保護地緣政治利益：領土是廣闊的，自比利牛斯山至薩克森，自北海至多瑙河，必須加強指揮領導以便更好地控制或擴展領土。在這一點上，墨洛溫王朝的成功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的确，通過消滅繼承人或者剝奪繼承權的方法，領土分割絕不會導緻領土的喪失。
自公元6世紀70年代起，法蘭克王國的地理版圖圍繞着三個或多或少穩定的實體穩定下來，這就是我們有時候所稱的“泰爾和斯”——強大的奧斯特拉西亞王國集中了東北部的領土、利熱爾區域的多個城市、奧弗涅以及一條朝向地中海的狹長地帶；紐斯特利亞王國位于西部地區，它紮根在巴黎盆地中，但是卻控制着北部阿奎丹的一些城市。最後，羅讷山谷和索恩山谷被勃艮第王國占據着，這個王國一直延伸到現在的瑞士以及歐斯特峽谷。理想的情況是：每一個王國都擁有多個權力區，一個能夠實施良好的财政稅收政策的富人區，多個需要控制的區域以及一個用于防禦或者擊退敵人的有效邊界。此外，自公元6世紀末起，這些亞王國使得區域内的傑出人物能夠支配一位常駐國王或從中獲利，以便捍衛自身的利益。但是，領土分割從未違背法蘭克人根深蒂固的統一觀念。即使存在一些自稱為“奧斯特拉西亞人”“紐斯特利亞人”或“勃艮第人”的大貴族，法蘭克王國仍然是最強的統一的象征。最好的标志就是貴族們毫不猶豫地占有各自“泰爾和斯”的财産，沒有人對亞王國的分離感興趣，否則他們就會失去很大一部分的财富。
公元717年之後，墨洛溫王朝的王權遭遇了一次危機。在這次危機中，奧斯特拉西亞的一個偉大家族從中獲利。這一家族很快被稱為加洛林王朝，他們成功地掌握了皇室權力，然後在公元751年奪取王位。
為證明新政權的正當性，新到來的王室的托詞是墨洛溫王朝政治無能、粗心大意。在查理曼大帝的宣傳者的颠倒是非的有效作用下，這個罪惡的傳說變成了曆史的真相。甚至在今天，墨洛溫王朝三個世紀的曆史仍然經常在加洛林王朝的帝國形象面前顯得黯然失色，盡管加洛林王朝的帝國形象也如昙花一現般短暫。
古爾東的聖餐杯，公元5世紀後半葉，黃金與石榴石。
聖龛聖骨盒，公元7世紀上半葉，白銀、石榴石、彩色玻璃小飾物、木制品以及銅制品。
克洛維二世（ClovisII，公元633年～657年），公元639年至657年在位。對墨洛溫王朝藝術的定義
在羅馬帝國與加洛林文藝複興之間，墨洛溫王朝藝術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種包含着延伸和改造的過渡。過去，人們認為它是“野蠻的藝術”“黑暗時代的藝術”或“原始藝術”，但是今天，這種認識被重新評估。
事實上，20世紀後半葉以及21世紀初對墨洛溫王朝藝術史的研究充滿了建築物考古學的新技術以及在整個歐洲大量古代文物的出土，尤其是在有墓地被發掘的農村地區。
其中，構成希爾德裡克寶藏的金銀制品所采用的金色與紅色的交替，是墨洛溫王朝審美觀念的基石。同樣，公元780年前後高盧北部的手稿表現出幾十年前的藝術規範的持久性：來自科爾比修道院的聖傑羅姆和他的雙盲拱廊，這個雙盲拱廊裝飾有绠帶飾，以及趴在飛禽上的小人物。
在畫像領域，有許多作品都是墨洛溫王朝的藝術家們繼承地中海遺産的表征，例如：茹阿爾修道院的聖-保羅地下室的阿吉貝爾的石棺（公元7世紀後半葉）的頭闆處裝飾有一個被四個享受永生的人環繞的正面端坐的基督聖像，在石棺前面裝飾有一個獲得最後的審判的神靈啟示的浮雕場景，如果這些作品所屬的用圖形及建築來表現的傳統使這些作品成為了這一時期藝術景觀的特征，那麼這些作品也見證了高盧對古代文化遺産的繼承，這種繼承也通過屬于早期基督教文集的繪畫主題表現出來。
法蘭克王國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的政治交往自然也對藝術創作産生了影響，某些表現形式的永久性在東方世界裡交替出現着。聖呂皮桑（Saint-Lupicin，是法國汝拉省的一個市鎮）的可折合的雙連記事闆修改了君士坦丁堡時期創造的可折合的雙連記事闆的模型，聖呂皮桑的可折合的雙連記事闆的中間的闆上有基督與端坐的聖母結合的東方圖，但是這種文藝作品的表現手法很可能是默茲畫派的。在意大利，拉文納成為東方與西方的連接點。阿雷貢德墳墓的陪葬品，公元6世紀末。
裝飾有伊旦埃姆的盤子，公元6世紀，白銀。
墨洛溫王朝蘇瓦松主教聖德羅森的石棺，公元6世紀，大理石制品。然而，某些高壇闆與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教堂的木質家具之間，存在一些形式上的巧合。例如：始于公元4世紀或5世紀的開羅聖巴布教堂的門（開羅，科普特博物館）上有湧出的聖器的裝飾圖案，而在由兩個天使舉着的花環上有一個基督的半身像，還有一些托着福音書的人物陪伴着這兩個天使。此外，紡織品的國際貿易也自這一時期起維系着歐洲北部。與聖巴蒂爾德及特裡爾的聖日耳曼相關的織物就屬于這種情況。
墨洛溫王朝的藝術作品中的另一個現象是：适應了羅馬帝國邊界之外的人類文明的技術與裝飾圖案。事實上，在歐洲中部發現的帶有陪葬品的墳墓使人們可以在貴金屬藝術領域采用某些技術訣竅的發展成果。
在摩爾達維亞的柯爾克市，一座始于公元4世紀的雕像上的裝飾品證實了包含石榴石與珍珠的鑲嵌的景泰藍技術的運用。柯爾克卵形胸針也表現出對自公元5世紀中葉起擴展到整個大陸的裝飾圖案的運用。
正是在這種非常多樣的考驗磨煉中出現了标志着中世紀藝術發端的原始藝術。根據各種宣傳工具，生産場所的全貌提供了一個多樣化的地圖。手稿的上色是在主要位于勃艮第及紐斯特利的多個中心進行的：因此，我們可以辨别出呂克瑟伊修道院、科爾比修道院、謝勒修道院、拉昂修道院以及弗拉維尼修道院。在這些修道院中，增加了一些文獻資料不太齊全的抄寫室，尤其是在蘇瓦松以及布裡。建築元素或者石棺的比利牛斯起源，使我們能夠确定繼高盧-羅馬藝術家之後，在高盧西南部存在一些雕刻家的雕刻室。在普羅旺斯，公元5世紀至7世紀的作品也深受古代文化的影響。由于在達戈貝爾特身邊的特殊地位，聖埃盧瓦被視為墨洛溫王朝時代的唯一一位藝術家，他既是皇家貨币的雕刻師，又是禮拜儀式服務上的高級金銀匠。因非凡卓越的起源以及稀有性而變得十分珍貴的聖埃盧瓦的某些知名作品，無論是聖丹尼的祭壇十字架的殘存部分，還是重現現在已經消失的謝勒聖餐杯的雕刻，都證明了他精湛的技藝。
墨洛溫王朝時代的所有藝術技巧都以追求壯觀的效果（這種效果首先是通過形式的純粹來獲得的）為目的。通過為增強基督教的影響力而放在作品中的基督教的象征元素以及對裝飾的使用，我們可以感覺到主導藝術家的表現力的範例。
總之，如果要對墨洛溫時代的藝術下一個定義的話，可能就要提到象征的力量并汲取托名的丢尼修的作品在這方面的論述，他在《天階體系》中認為《聖經》的象征表現了神聖的真理和美——它們隻能通過具象來表現：“因為我們的悟性隻能用物質相宜的事，引導升至那非物質的和沉思的天上聖品等級，即以有形物的美麗作為無形莊容的影像……以物質的光線作為非物質的照明……還有别的恩賜，為天上衆靈所超自然地領受的，我們是必須用象征來領受……其實聖言借用許多詩意的比喻，來表示無形的聖事……”（德甘·狄拉克，《基督教的起源》，巴黎，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