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當我們借助旅行的直觀體驗，重新審視曆代詩文名作時，文化的脈絡裡就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不管是“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的壯闊，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婉約；不管是“執手霜風吹鬓影”的悲切，還是“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喜悅，發生的場所都是廣義的旅途中。而我們為了重溫經典，與其守着故紙舊編，在字裡行間沉吟爬梳，倒不如啟動行程，按照作者的蹤迹尋訪一番。把杜甫《望嶽》詩背誦得再熟，恐怕也沒有親自登臨泰山一次，更有助于領會原詩的意境——在旅行者的腳下，原本就藏着一條通往文化經典的捷徑。
當然，“文化”二字所指的也不一定是藏諸名山、傳諸後人的大經大典。朗朗上口的通俗樂曲、百看不厭的電影作品，本身都是優秀的文化産物；與傳統的經典著作相比，這些流行文化作品征服受衆的力量毫不遜色——正是通過某首歌中的一個疊句、某個電影中的一段對白，我們才更好地理解了自身，發現了屬于自己的給世界命名的方式。大概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本期雜志的報道《感悟朝聖之路》和《影像覆蓋的海洋》中，我們的作者在介紹法國-西班牙之間的“聖地亞哥之路”以及歐洲地中海地區時，不約而同地選用了大家耳熟能詳的電影作為報道的出發點。古人所謂“天道遠，人道迩”，借助電影這條切近、生動的文化之路，報道讓我們如同身臨其境般地感受到了異域世界的魅力。無論是從親身的旅行體驗出發，重溫和感悟文化經典，還是從熟悉的文藝作品出發，感受與認知作為旅行目的地的世界，往返文化的兩條路徑總在一點交彙：它們幫我們更好地理解自身——在與往昔、與異域傾情相遇的過程中，旅行者最終找到的是面目一新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