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日，台灣著名電視綜藝節目《康熙來了》在進行了最後一場錄像後，打開了兩年來從沒對外開放的攝影棚，供媒體采訪留念，并于2016年1月14日播出最後一集後停播。至此，這檔風靡兩岸三地的電視談話類綜藝節目宣告壽終正寝。它的停播标志着與之相似的《魯豫有約》、《藝術人生》等電視訪談類綜藝節目時代的謝幕，也代表了我國電視觀衆從“看電視”到“參與節目”的需求嬗變。
《康熙來了》原名為《奇怪十點鐘》，後來分别取兩位主持人姓名的第二個字改為《康熙來了》，節目以兩位主持人對明星嘉賓的訪談為主，嬉笑逗侃，活潑輕松，不少當紅藝人以能夠成為該節目嘉賓為榮，甚至連馬英九、呂秀蓮等政治人物也曾選擇參加這檔節目的錄制以博取人氣，節目受歡迎之程度，可見一斑。相比之下，更早面世的香港鳳凰衛視的訪談節目《魯豫有約》雖然沒有走到停播的地步，仍在使用安徽衛視的平台繼續播出，卻也已經是江河日下，與當年的無限風光不可同日而語了。而代表最具權威性的中央電視台的《藝術人生》則已經走過巅峰，少人問津。各家電視機構紛紛改弦易轍，投向新的形式和平台。
在筆者看來，上面所談到的三檔綜藝訪談節目堪稱電視綜藝訪談時期華人節目之翹楚，尤其以《康熙來了》為典型。從節目制作方面來看，它沒有明顯的硬傷，而其退出曆史舞台也就顯得更富有行業潮湧的特征，殊少旁支緣由的幹擾。以實驗者的用語調侃一句，就是樣本比較清潔。那麼我們就以這個節目為例來略作分析。
以往，我們認為，電視娛樂節目的勃興完全是受衆不斷提升和電視制作技術不斷進步的結果—即從早年間限于技術條件，唱歌、遊戲、競賽、戲劇等單一娛樂要素各自為戰的節目呈現形式向遊戲、競賽、猜謎、益智、短劇等各種因素混合與拼盤式的電視娛樂節目形态轉變。①但我們一直忽略社會文化更疊以及社會人文需求的變化對于電視娛樂節目的影響。以《康熙來了》為代表的名人綜藝訪談之所以取得成功，源自觀衆對于“名人”的獵奇。在《康熙來了》的節目中，各路紅人（包括政壇明星）紛至沓來、放下身段、供人娛樂，嬉笑之間，觀衆假借主持人之力，與這些平日地位懸殊的名人仿佛有了交流的可能，不必仰頭觀望，可以滿足一點好奇心。而如今，從硬件上看，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攝制技術的進步，攝制的門檻降低，周期縮短，傳輸便捷，大範圍監控式的節目攝制已經成為可能。從社會心理需求上看，全球電視市場進入了一個“秀自己”的時代，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追求個性與“存在感”到了钜細靡遺的地步。電視觀衆已經不滿足于通過别人進行溝通交流，特别是與“明星”們的交流，而希望建立直接的聯系，甚至讓自己就成為所謂的“明星”，“娛樂秀”更成為幾乎是唯一的表現自我的渠道，這就誕生了平民化的真人秀一類的節目。
真人秀泛指由電視節目制作者制定規則，由社會成員以普通人身份參與，并全程錄制播出，從而獲得商業性收益的電視節目。真人秀是一種貌似“平等”的“競争遊戲”，在這種遊戲裡，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似乎被邊緣化了，參與者回歸一種“返璞歸真”的狀态縱情才藝，或者完成任務。特别是在“完成任務型”的真人秀節目中，社會各階層宛如褪去外衣、剝去面具。參與者們回到童年嬉戲的狀态，原本的社會階層也似乎在此坍塌，迎來一個短暫、虛幻、人造的“平等”的小型社會。從本質上來說，電視文化中的平民主義精神才是“快樂”得以産生的基礎。②在這些節目裡，明星不再被當作“明星”來對待，而是被當作“平民”對待，既滿足了觀衆的窺私欲，也滿足了“平民”的“平等心”，雖然他們每個人獲得的酬勞遠遠高于普通人，這也是他們“放下身份”抛頭露臉的回報。如此看來，需要借他人之口來旁述過去式故事的綜藝訪談怎麼能如自己親眼看着即時進行中的這些平日裡難得一見的“特殊平民”的生活玩樂來得真切、細膩、痛快呢。因此，電視明星類真人秀淘汰一部分明星綜藝訪談節目不但是節目拓展、進化的需要，更是社會平民文化發展的需要。在這個事實上無法一起“愉快地玩耍”的階級社會裡，“藝術的社會作用是通過人的意識的潛移默化的作用而實現的，藝術先影響人們的意識而後影響實際社會生活”。③真人秀的興起不僅僅表現在作為大型節目的電視台裡，也表現在作為“微型節目”的自媒體網絡傳播中，它們集中表達的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傾訴、表現的欲望，并且，這往往是一種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尚未成功實現的訴求。在這些真人秀節目中，“營養”顯然不如以往的綜藝訪談，但它卻極大地滿足了觀衆的窺私與視覺快感，以及心理層面的極大滿足。而這一切，是《康熙來了》等節目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它們逐漸被平民化的真人秀節目取代也不足為奇了。
以湖北電視台制作的明星戶外探險真人秀節目《一起出發》為例，節目以“尋寶探秘”為主題，不能免俗地以明星為看點，邀請了當紅明星李易峰跨界出任制片人，知名網絡小說作者南派三叔擔任節目策劃并全程友情出演。在節目中，這些已經具備知名度的參與者和打算通過節目提高知名度的演藝新人一起旅行、穿越、競技、闖關，既有風光，又有曆險，觀衆很容易在觀看的過程中将自己代入到他們的任務中去，仿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在這個節目中，遊戲是否真的好玩已經退居其次，參與并“友好”地與“明星朋友”共同經曆成為吸引觀衆的主要因素。這種情感體驗指向的娛樂内涵可以追溯到巴赫金的狂歡理論，作為一種在社會關系中的與身份、認同等相關的複雜的情感體驗。④但是，如果僅僅這樣策劃就會缺少獨特性，與其它電視台的明星真人秀沒有區分度，《一起出發》設置了一個與衆不同的，由高顔值新人組成的“兄弟團”固定班底，由他們對每次任務進行評判、評選，在他們指點每一次旅程是否精彩的同時，觀衆仿佛也獲得了指點江山的快感。何況，這幾位“兄弟團”成員非常“養眼”，不太容易産生“審美疲勞”。他們是剛開始奮鬥的藝人，還沒有達到最大收視群體“眼熟”的境地，距離真正的普通人如此之近，以至于觀衆願意忽略他們也是正在努力脫離“普通人”身份的演藝新人的身份。這些“美少年”為電視觀衆帶來的“心理需求”是卓有成效的。節目播出不過一年，就獲得了“中國電視滿意度博雅榜”的“衛星頻道娛樂類欄目十強”。獎項不能說明節目質量真的已經達到了國内領先水平，但對于創新那麼“一點點”的嘗試無疑是一種肯定。這“一點點”的嘗試證明，離開全明星陣容和大規模海選的模式，走少量明星帶隊的“僞平民化”道路，也是可以成功的，這類真人秀節目正是代表了娛樂電視節目發展的平民化趨勢。
其實，作為大衆消費産品的電視節目天生就具有平民化的色彩。從事新聞工作的電視人從來都知道要在鏡頭上“平等”對待達官貴人以及“平民百姓”的道理，以至于擁有了一個雅号“無冕之王”。隻不過，随着電視業門檻的降低，這種色彩變得更加濃郁、更加強烈了。在這個“看别人不如看自己”的個性化時代，精英文化在大衆傳媒的娛樂場裡走向式微，邁向另一個小衆化、封閉化的平台，而作為大衆的電視觀衆勢必“将娛樂進行到底”，以實現自我意識的徹底釋放。在這一點上，電視綜藝節目的媚俗、淺層次化也日益凸顯，使未成年人習慣于接受從而放棄了思考和追問本質的思維能力，電視的形象化傾向會誘導青少年用“看”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世界，習慣于生理感官上淺層次的滿足，而排斥精神層面上深層次的思考。⑤這也是電視節目在抛棄“文化精英”們對内容進行“反刍”、讀解、引導，把現象直接放到公衆面前提供“赤裸裸的閱覽”的後果。盡管如此，随着由互聯網帶來的信息對稱以及現代政治文明帶來的社會進步的不斷延伸，電視節目平民化是大勢所趨，無論是依托于常規電視機構還是新興的媒體平台進行播出，它的制作方式将鐘情于越來越趨向把電視本體的功能發揮到極緻。
注釋：
①段鵬：《社會化的狂歡—台灣電視娛樂節目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②鄭欣：《平民偶像崇拜—電視選秀節目的傳播社會學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頁。
③孫朝陽：電視記錄時代的脈搏，《南方都市報》（網絡版），1999年5月27日。
④殷樂：《電視娛樂：傳播形态及社會影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頁。
⑤胡申生：《當代電視社會學》，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頁。
（作者單位：湖北廣播電視台總編室/責編：丁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