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後引起了大衆的廣泛熱議。這部制作成本僅150萬元、拍攝與後期剪輯共耗時5個月、隻有3集的紀錄片，重點講述了故宮中書畫、青銅器、宮廷鐘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寶鑲嵌、宮廷織繡等稀世文物的修複過程與修複者的生活故事。與以往單向度“戀物”式表現珍寶的紀錄片有所不同，《我在故宮修文物》巧妙地采用兩極化叙事手法，即人物謹小慎微與随其所宜的并置呈現、穿越古今的時間對話、變與不變的雙向抗衡等藝術處理方式，型構出豐富駁雜、極具張力的視覺文本。兩極化元素在同一事物上的疊加，從某種程度而言颠覆了傳統受衆認知中的二元對立機制，更加符合年輕觀衆認知中的多元化表達，而這也是小成本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走紅的重要因素。
一、人物：謹小慎微與随其所宜的并置呈現
《我在故宮修文物》第一集開篇解說詞中寫到：“他們視自己為普通的故宮工作人員，但其實，他們是最頂級的文物修複專家，是給這個國家最頂級的文物治病的醫生。”在社會系統中，如果将個人作為觀察的中心，那麼個人所占據的位置決定了他的角色與地位：角色是他人對自己所預期的行動的整體，而地位則是本人對自己所預期的行動的整體。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其人物塑造包含角色與地位兩部分。就角色而言，他人對故宮文物修複者所預期的行動整體亦即精益求精、謹小慎微，故宮文物修複者在職業身份層面完成了他人的行動預期。影片中導演多采用小景别鏡頭，包括大特寫、特寫與近景鏡頭。小景别鏡頭的使用可以有效放大人物的細微特征，例如導演在表現鐘表修複技藝時，多處采用特寫鏡頭聚焦工匠們正在修複極其精密的鐘表零件的手，這種鏡頭所表現的細部特征正是主體精神世界的外化，與觀衆潛意識中的角色期待相吻合，因而産生“情理之中”的效果；而就地位而言，其對自己所預期的行動整體卻又歸于凡人，因生活中的随其所宜拉近了人物與觀衆之間的距離。紀錄片中随處可見老師傅們雲淡風輕地說上一句：“上壽康宮”、“去慈甯宮”⋯⋯閑暇之餘他們或是拿着貓糧喂食宮廷禦貓的後代，或是養花栽樹；文物修複場所用電十分嚴格，每天早上師傅們都要集中去開水房提上一天的開水。這些看似與工作無關的生活常态恰恰使得承載故宮文物修複責任的社會身份在受衆接受環節中，因與觀衆存在潛意識的角色期待有所不同而産生“意料之外”的效果。
人物謹小慎微與随其所宜的并置呈現，為觀衆帶去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雙重體驗。實際上，此種人物的兩極化叙事手法更在本質上完成了階層的想象性彌合。中國工匠文化源遠流長，在古代，工匠又分為官匠與民匠兩類，前者固定服役于官府手工業作坊，後者則服務于主家或自行制作用于售賣。故宮文物修複者顯然屬于前者，相較于民匠有許多不同。例如紀錄片中文保科技部的辦公地點位于“西三所”，這裡是慈甯宮大佛堂北面的院落群，清朝時是先帝嫔妃的居住地，至今仍屬于故宮未開放區，普通民衆是無法進入的。而在修複技藝方面，官匠的要求更為嚴苛，例如對于故宮文物修複者而言，藝術創新隻能針對于修複手法，而不能施加于文物本體。長久以來的官本位原則不僅為皇家住地與禦用精品增添了神秘的色彩，連為皇帝工作的官匠也被蒙上了面紗，人物随其所宜的形象刻畫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官匠與民匠的階層差異。而從宏觀層面來看，無論是官匠還是民匠，伴随西學東漸和現代工業的興起，機械化生産代替了工人勞作，傳統工匠技藝逐漸走向衰落乃至失傳，工匠的社會地位與職業威望亟待提升。《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對人物謹小慎微的形象刻畫将工匠精神發揚光大，從而打破了集體意識中“農本工末”、“奇技淫巧”等對于工匠的傳統偏見。
二、時間：穿越古今的對話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素材選擇主要圍繞故宮的稀世珍寶展開，然而每一件稀世珍寶又與曆史和現實生活有着緊密的聯系，能夠反映出過去與現在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工業、農業等多個領域的狀況。例如該片在講述陶瓷組修複唐三彩馬的片段中，觀衆得知唐三彩馬作為陪葬品在唐代非常盛行，從而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文化的絢麗多彩；木器組修複的木雕佛像經千年歲月的沖刷洗禮，金漆雖已剝落殘存，木胎肌理裸露，然而遼金時期的宗教文化可以由此窺見一斑。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通過對器物本身以及修複工作者技藝傳承的刻畫，展現了對真實探求的時間跨度。當下的文物修複者與上一任修複者之間憑借流傳下來的修複技藝得到有效對話，貫穿古今。通過文物修複的過程，觀衆得到一種穿越感，這種穿越感的營造沒有借助于玄幻曆史架空，而是來自修複技藝與生俱來的特性—師徒傳承。如修複者借助現代儀器對檔案進行整理和研究時，發現了當年的修複者為蒙騙皇帝，冒着殺頭的危險用别的舊畫上的殘片縫補清代著名畫家郎世甯畫的《乾隆惠賢皇貴妃朝服像》這一秘密；如在修複一副貼在門扇上的清朝大臣的畫時，書畫修複科科長楊澤華從漿糊抹的深厚程度推測出上一個修複者一定是高高大大的匠人。這些穿越時空的對話，使故宮匠人的生命因文物修複技藝而延長。
三、變與不變的雙向抗衡
故宮遵循嚴格的文物保護制度，采取朝八晚五的工作時間。每天早晨，文保科技部的師傅們要打開7道大門才能進入工作場地。而所有早來的人都要在推門後大喊一聲“走着”，此時空蕩的故宮還沒有大量遊客，回音飄蕩在偌大的院牆之内。青銅組的王有亮師傅向觀衆解釋，大喊一聲是為了在開門的時候防止黃鼠狼、野貓“噌”地一下竄出來，這種規律的作息短時間看來是不會改變的。故宮内外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如果說故宮文物科技部所固守的是不變，那故宮院牆外的世界則在快速地變化，一份不變的工匠精神在浮躁快速變化的外界看來，就成為一種極為珍貴的品質。導演試圖在片中進行變與不變的對比：王津和亓昊楠出差來到廈門參加海峽兩岸鐘表珠寶博覽會，海景、變換的紅綠燈、摩登紅人的封面、街角的百貨商店⋯⋯導演有意地使用抽格鏡頭來凸顯腳步匆匆的來往行人，用高速攝影360度仰拍覆有玻璃幕牆的高樓大廈，扶梯上的王津隻是說了一句：“真熱”，他們在急速流動的外部世界表現出了明顯的不自在。在這次展覽會上，他們巧遇了華人鐘表圈中的著名鐘表收藏家黃嘉竹，有超過一千場拍賣經曆的他與王津和亓昊楠并不屬于同一個世界。當黃嘉竹炫耀着故宮沒有的維多利亞女王的懷表時，王津微笑着解釋道：“可能還是想跟故宮比試比試吧”。這兩個不同時空中的人，一個是在市場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資本壟斷，通過拍賣等方式獲得稀缺資源的富人；另一個則是在甯靜莊重的故宮之内韬光養晦，沉穩大氣的手工匠人。
故宮相對獨立、閉塞的不變環境使得身在其中的文物修複工作者不必害怕外界變化對其帶來的影響，工匠精神在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顯。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這是工匠精神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人們逐漸意識到，快餐文化正在逐漸腐蝕各個行業，工匠精神亟需被人們重視，而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采用兩極化叙事手法，藝術性地喚醒了缺失已久的工匠精神，手工匠人耐心、專注、堅持的品質與師徒之間的情感交流與行為感染，為現代工業化生産背景下成長的年輕一代樹立了典範。
本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培育項目《紀錄片對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傳承和傳播研究》階段性成果2015PY18
（作者單位：重慶師範大學傳媒學院/責編：倪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