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到1980年間，在中國中西部地區開展了一場被稱為“三線建設”的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三線建設的實施迄今已有50年，被稱為距離我們最近的工業遺産①，而長達17年的共和國三線建設的曆史記憶資源繁浩豐富，理應融入當代文化生産之中。通過考察發現，三線建設的曆史記憶在當代文化生産領域表現出旺盛的文化再生能力，在文學、藝術創作和文化生産領域，表現出文藝作品層出，藝術形式多樣，文化樣式多元的特征。在三線建設題材的影像表達方面，紀錄片創作最早也最為活躍。據統計，50年來，三線建設題材的紀錄片創作共有28部，多達100多集，其中8部拍攝于上世紀60、70年代，7部拍攝于上世紀80、90年代，13部拍攝于2000年以後。從影像形式上看，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是電影紀錄片，80年代以後，随着社會的發展，電視機廣泛進入家庭，電視作品越來越豐富，電視紀錄片數量也逐漸超過電影紀錄片。本文主要以叙事學的理論視野來考察50年來三線建設題材紀錄片的叙事變遷。
紀錄片以影像為載體，影像除了記錄現實和呈現曆史，也表現人們的思想觀念，同時也反映人們觀察和思考社會生活與曆史變遷的方式，以及行為和感知的方式。②因此，三線建設題材紀錄片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結構，一個叙事文本，是在一定的曆史情境中被制作、傳播，同時也在不同的曆史語境中被闡釋和理解，是考察曆史面貌和社會變遷的一扇窗戶。50年來，三線建設題材的紀錄片在叙事形式、叙事内容和叙事視角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早期作品緻力于呈現共和國建設史上這段恢弘的曆史畫卷，着重對曆史的記錄和對建設事業的禮贊，更強調作品的思想動員作用和政治宣傳功能。80年代以後的作品，則更加注重對曆史變遷中人的關懷，甚至還流露出某種曆史反思和文化反思的色彩。這些叙事變遷，成為我們觀察社會曆史變遷的重要窗口。
一、叙事方式：從畫面加解說到采訪加解說，再到口述訪談加文獻
就三線建設紀錄片而言，從形式上看，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是電影紀錄片，80年代以後，随着社會的發展，電視機廣泛進入家庭，電視作品越來越豐富，電視紀錄片數量也逐漸超過了電影紀錄片；在叙事方式上，則經曆了從畫面加解說到采訪加解說，再到口述訪談加文獻三種不同的方式。
拍攝于上個世紀60、70年代的電影紀錄片，拍攝目的主要是為了向中央領導彙報建設情況以及作為建設部隊、建設單位内部的宣傳動員資料，因此更強調作品的思想動員作用和政治宣傳功能。這一時期的電影紀錄片，采用的是當時紀錄片的典型叙事模式—格裡爾遜式的畫面加解說的“形象化政論”模式，《成昆鐵路》就是其中的樣本。在紀錄片《成昆鐵路》中，解說詞貫穿作品始終，既叙述事件背景和發展經過，也描述人物内心活動，同時還抒發主觀感情，揭示事件的現實和曆史意義，可以說這些解說詞在影片中占有絕對主導權，明确地對畫面進行描述和引導，發揮着叙事話語的絕對權威。
這種叙事方式往往是主題先行，創作過程也是按照确定主題—撰寫解說詞—拍攝畫面—後期補拍的流程來完成的，創作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宣傳教育和思想動員。因此，這一時期的紀錄片作品大多作為内部資料放映，隻有較少的影片有機會公開放映。作為為數不多公開放映的紀錄片，《成昆鐵路》從三線建設伊始就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跟随建設兵團拍攝而成，前後持續6年多時間，到1974年才公開發行。其間，也以新聞紀錄電影的形式，作為内部資料定期向中央領導人彙報建設情況，如系列紀錄片《西南鐵路簡報》（1970年以前）、《攀枝花工業基地在建設中》(1970)、《鐵道兵戰鬥在成昆線上》（1970）、《軍民戰鬥在成昆線上》（1970）。除了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了反映成昆鐵路建設的《戰鬥在萬水千山》(1971)和反映襄渝鐵路建設的《襄渝鐵路》(1974)，珠江電影制片廠拍攝了《襄黔鐵路》(1974)等，均是這種類型的紀錄片。
80年代以後，三線建設題材的電視紀錄片開始逐步擺脫畫面加解說的套路，嘗試采訪加解說的叙事方式，利用原有的曆史影像資料，加上對親曆者的采訪，補充曆史細節，佐證曆史事件，豐富影像的表現力，構築起三線建設的真切曆史和曆史參與者的獨特經驗。這一時期的紀錄片主要有《祖國不會忘記》（1988）、《熱血豐碑》（1996）、《難忘的三線》（1996）、《三線·創業者的歌》(1987)和《三線學兵連》（1998）等。在這些紀錄片中，解說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人物采訪僅占次要地位，但是，解說貫穿始終的方式被打破，親曆者的聲音開始得到顯現。
之後，特别是2000年以後，口述訪談與文獻的結合成為一種新的叙事方式，最突出的是口述曆史紀錄片。盡管有學者并不認可這種類型的紀錄片，但口述訪談加文獻的叙事方式越來越被更多的編導所喜愛。在這類作品中，親曆者的口述訪談往往貫穿叙事的始終，并占據叙事的主導地位，文獻史料僅僅作為印證或補充，從而突出了曆史事件中的個體經驗，呈現曆史叙事的多元景緻。這一時期的紀錄片主要有《三線學兵》（2009）、《永遠的鐵道兵》（2014）、《遷徙的人：關山行》（2007）、《三線往事》（2010）、《血色青春:我在三線學兵連的故事》（2010）、《千山紅樹萬山雲—“小三線”青春記憶》（2015）和《枝柳線1972-1975》（2009）等，都是以口述曆史訪談為主的電視紀錄片。口述訪談加文獻的紀錄片在叙事方式上将曆史親曆者放在叙事的主導位置，更加強調作品的社會反思和人文關懷的特質。親曆者以見證者的身份發言，輔以文獻史料的充實，主觀表述與客觀呈現相互推進，既富有曆史的真實性，同時又充滿生動感人的人性力量。
二、叙事内容：從重點關注的紀實性到細部挖掘的故事性
紀錄片是對曆史與現實的真實再現。紀實性是叙事的生命，故事性則是強化情節的叙事呈現，二者都是叙事内容的主要方面。從叙事内容上看，50年來三線建設題材紀錄片經曆了從重點關注的紀實性到細部挖掘的故事性的叙事變遷。
上世紀60、70年代的三線建設題材紀錄片主要關注宏大題材和重點事件，突出叙事内容的紀實性方面，像成昆鐵路、襄渝鐵路、襄黔鐵路這樣的重大鐵路建設項目和攀枝花工業基地建設都是這一時期拍攝的重心。西南鐵路建設是三線建設的重中之重，攀枝花是西南戰略後方的中心，當時的口号是“建好攀枝花，讓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可見攀枝花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同時，為加速修建以成昆鐵路為中心的西南鐵路，中央專門成立了西南鐵路建設指揮部。據《成昆鐵路》的攝影師王映東回憶，當時根據西南三線建委的意見，最先執行拍攝任務的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決定“先集中力量拍成昆鐵路和攀鋼，完成兩部長片”，③這就是後來的《成昆鐵路》和《攀鋼在建設中》兩部紀錄片。這一時期，為配合政治宣傳、思想動員和向中央領導彙報的目的，叙事内容上，事件的重大意義和影響力、人物的典型性、場景的恢弘是拍攝選題的首要考慮因素，這三方面共同促成了這類紀錄片的紀實性特征。情景模式被簡化為單一的政論風格，使得增強故事性的曲折情節和戲劇性沖突被最大限度地淡化處理。
80年代以後，随着電視受衆的劇增，題材選擇的關注面逐步擴大，從宏大選題逐步過渡到細部挖掘，叙事内容的選擇也從注重紀實性向注重故事性轉變，很多之前被“遮蔽”的具有傳奇性色彩的曆史事件開始浮出水面，進入選題視野。如三線國防軍工和航天建設、小三線建設、三線學兵連和鐵建知青等等這些長期處于保密狀态、不為大衆所了解的曆史都紛紛成為選題對象，被紀錄片編導青睐，拍攝制作成一系列極具故事性的電視紀錄片，赢得了廣大電視觀衆的喜愛。長期以來，因為保密原因，三線建設時期的國防科技工作對外界是秘而不宣、充滿神秘色彩的，《祖國不會忘記》（1988）、《熱血豐碑》（1996）、《龍騰東方》（2009）和《軍工記憶（三線風雲）》（2015）這幾部反映三線國防、軍工和航天建設的紀錄片，在再現軍事國防發展曆程的同時，也書寫了幾百萬三線國防科技人員“願為事業獻青春，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兒孫”的人生三部曲，突出了奉獻與忠誠、攻堅克難與艱苦創業的三線精神，從側面勾勒出三線軍工人背井離鄉奔赴大西南、大西北，進深山峽谷和大漠荒野，與國家同命運共沉浮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在進行西南、西北“大三線”建設的同時，國家在一二線省市腹地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小三線”建設。2015年9月，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欄目播出6集紀錄片《千山紅樹萬山雲—“小三線”青春記憶》，聚焦“小三線”建設跌宕起伏的曆史。
三線學兵連和鐵建知青是波瀾壯闊的三線建設曆史中的獨特現象，因為獨特而神秘，頗具故事性，也成為紀錄片關注的主題。1970年到1973年間，由25800餘名陝西籍初中生組成的141個“工程學生民兵連”奮戰在修建襄渝鐵路的工程線上，他們年齡隻有十六七歲，身份特殊—被列為鐵道兵編制，卻不享受軍人待遇，是民兵、民工、學生三種身份的混合體。3年時間裡，在襄渝鐵路線建設工程中，114個三線學兵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三線學兵連》（1998）、《三線學兵》（2009）、《血色青春:我在三線學兵連的故事》（2010）和《永遠的鐵道兵》（2014）等4部紀錄片紛紛聚焦三線學兵連群體，為三線學兵連揭去神秘面紗，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鐵建知青也是枝柳鐵路建設隊伍中的特殊群體，這支由3600名長沙知青組成的兵團按照民辦編制組建，全部由來自湖南長沙的15至19歲之間的初高中畢業生組成，俗稱“娃娃兵”。他們遠離家鄉，在偏僻的湘西山林中奮戰三年，成功修築了柳枝鐵路線。系列紀錄片《枝柳線1972-1975》就以“出征”、“鐵姑娘”、“磨煉”、“風波”、“舞台”5集構成，因為題材關注神秘的鐵建知青的工作和生活細節，頗具故事性，後被選入獻禮祖國60周年華誕的精品紀錄片《故事湖南—共和國深處的曆史記憶》，在湖南衛視、湖南經視綜合、金鷹紀實三個頻道同步播出後，受到觀衆的青睐。
從宏大選題逐步過渡到細部挖掘，很大程度也歸因于20世紀80年代以前三線建設尚處于保密狀況，檔案文獻資料均未公開，因而三線建設的研究和三線建設曆史記憶的發掘、整理、保護和有效利用遲遲未提上日程。時至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随着一系列檔案文獻的解密、圖書資料的出版和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出台，三線建設這一曆史事件逐漸成為社會大衆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加上這一時期，許多國防軍事建設項目也因為“軍轉民”調整改造不再是國家“機密”，從而不再成為紀錄片拍攝的“禁區”，使得數以百萬計的三線移民和三線建設者數十年“集體”命運的沉浮成為窺見社會變遷的一面窗口，正好成為紀錄片反映曆史變遷、反思曆史事件和表達社會關懷絕好的題材，也滿足了優秀紀錄片的兩個最重要的要素：紀實性與故事性的結合。
三、叙事視點：從全知全能的宏大叙事到自我表達的個體叙事
謝爾蓋·愛森斯坦曾說：“一部電影使用什麼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來的故事片還是一部紀錄片，不重要。一部好電影要表現真理，而不是事實。”如何通過影像達成對真理的表達，是紀錄片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而叙事視點因為聚焦的差異，對于如何表現事實，進而實現對真理的表現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為視點也即視角，是看待某一事件的不同角度和立場，叙事視點的變遷，實際上反映出不同的價值立場和價值取向，因為價值立場決定了彰顯真理的可能性。
從叙事視點來看，60、70年代的影像主要關注宏大曆史事件，以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表達某種意識形态化的“真理”；而80年代以後則開始越來越集中關注到曆史中的人，讓普通的三線建設者親曆者出場，讓他們開口講話，以第一人稱自我表達的内聚焦叙事表達普通曆史參與者的曆史記憶和曆史心性，從而折射出某種曆史的真實面貌，進而實現對飽含個體生命體驗的“真理”的表達。突出自我表達的個體叙事在最近幾年以口述曆史的方式進行的人物訪談紀錄片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越來越多的人物講述開始成為推動紀錄片叙事進程的主要方式。在這一過程中，也體現出三線建設題材紀錄片從宏大叙事的紀實性到個體叙事的人文性的過渡。
1987年5月，鄭興光編導的10集電視系列紀錄片《三線—創業者的歌》首次以“三線人”即三線創業者為叙事主體，将曆史叙事的視線從曆史事件轉移到曆史的參與者身上。鄭興光說，這部紀錄片的主題從最初以介紹三線建設的“見聞”形式調整為“三線建設贊”，最後決定落腳到“三線人”及“三線精神”，因此該片的總題目也從最初的《三線紀行》《中國西部的崛起》，到最後确定為《三線—創業者的歌》。④吳镝編導的《遷徙的人：關山行》（2007）是采用口述曆史的形式拍攝的紀錄片，分别以漢中航空工業、四川錦江油泵油嘴廠、九院、攀枝花鋼鐵廠等三線建設内遷單位親曆者的講述為主。過去幾年，口述曆史訪談類的紀錄片開始越開越多，這種結合口述與文獻的紀錄片叙事方式在大衆化和生活化之外，包含着對普通個體的尊重與肯定。口述曆史以第一人稱回憶的内聚焦視點追憶曆史，飽蘸着個體的生活經驗和人生際遇，最大程度地尊重了曆史參與主體的真實體驗和思想認知，體現出創作者的人文關懷，也反映出曆史參與者和創作者的曆史反思。此外，鳳凰衛視長達10集的系列紀錄片《三線往事》（2010）、央視的《銘記》（2014）、彭州電視台的《錦江歲月》（2014）和成都電視台的《我是三線人》（2015），以及正在拍攝中的《大三線》，均是立足個人視角的曆史叙事，以三線建設親曆者口述曆史的方式來呈現三線建設的曆史記憶的紀錄片。
總體來看，50年來三線建設題材紀錄片在叙事方式、叙事内容和叙事視點上發生的變遷,反映出三線建設題材紀錄片中“人”的回歸，即通過個體生命曆程的追憶來呈現宏大社會曆史的變遷，最大程度地尊重曆史參與者的生命體驗和思想認知，讓曆史參與者真正成為曆史的主體，從而體現出曆史反思和人文關懷的雙重特質。
基金項目：四川省社科規劃項目“工業遺産與文化創意産業融合研究”（項目編号：SC15XS011）
注釋:
①陳東林：三線建設：離我們最近的工業遺産，《中國國家地理》，2006年第6期，第96-113頁。
②[美]羅伯特·考克爾著，郭青春譯：《電影的形式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頁。
③單萬裡：《中國紀錄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頁。
④許川、盧子貴：《〈三線·創業者的歌〉創作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頁。
（作者單位：四川理工學院人文學院/責編：丁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