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與“政”
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建設中居于主流的文化價值形态，内容涉及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了以推己及人、修身養性、經邦濟世為主的倫理哲學。劇中，山西永甯書院先生邢濟堂講授孔子“為政以德”思想。“天人合德”既是族群宗族倫理綱常的本質屬性，也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和行為規範，符合“天”的生生之德，社會才能保持穩定和諧。面對圈地暴政，邢濟堂以孔孟之說應對，這顯然不是功利主義的經世之法。功利主義的經世之法在于以器以物、變弱為強，其出現應該是晚清的事情了。1905年，康有為發表了《物質救國論》，認為中國文明過于偏重倫理道德，近代已是物質競争的時代，東方的道德應該讓位于西方的文明，也就是說蒸汽電化比農牧漁桑強。面對永甯守備喀爾齊等人跑馬圈地，于成龍并沒有組織鄉民準備槍械器物反抗暴政，因為這不符合孔孟的仁德之說。在電視劇中，雙方的對白是很值得思考的，川口村老農質責：“你們是群豺狼，搶占我們的土地，害死我們的孩子！”永甯州守備喀爾齊下令：“你們是群鄉野草民，統統給我抓起來！”川口村是民，守備是官。民鬥官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而民之“群”與官之“幫”之間的矛盾則顯然淡漠了政治色彩，具有極強的倫理邏輯。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轉換。“在語言狀态中，一切都是以關系為基礎的”。影視作品的舞景布置、服飾搭配、表意語言都是可以表達出别樣的文化意義，“豺狼”成為失德寡政的象征物。不僅如此，導演在設置電視畫面的時候充分考慮到了“人物服飾”的矛盾對比問題。守備八旗軍永甯百姓，亮盔白甲破衣爛衫，高頭大馬赤足空拳，構成了一組組鮮明的語言，将失德暴政與政治緊密扭結在一起思考。
許紀霖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中曾談到一個命題“知識分子死亡了嗎？”，他認為“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①從語義上來理解，于成龍當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的真正獨立，還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但從于成龍出仕謀官的曆程來看，他依傍王權德性原則關注社會公共（民生）問題的同時，還保持着一種清醒的批判性良知，敢于對權勢說真話。知識分子存在的方式，“或者是作為德性的存在，或者是作為知性的存在。”于成龍在永甯書院求學，習得儒學，也就獲得了社會的基本話語權，儒學成為于成龍知識分子身份賴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是其他社會階層所不具備的。于成龍對“圈地”這一社會基本問題的關注，不是以自己的個體或群體利益進入的，而是從孔孟先哲的儒學原典所形成的知識良知和理性原則出發，做出事實判斷和價值分析的。接下來，于成龍的擔當更妙，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現在，喀爾齊的人在土地裡插旗，如果大家貿然行動，無疑是以卵擊石。先讓他們圈地，他們能圈多少，我們就能拔多少。”“責任由我一個人承擔，決不會連累大家。”儒學的仁德思想與民衆的道德判斷結合在一起，産生了話語的價值判斷。在這一點上，“于成龍”是一種不死的精神元話語。
為了進一步理解于成龍作為知識分子的文化品格，我們要理解他在借助儒學仁德之說來發言的時候，依據是什麼？憑什麼别人相信他呢？
于成龍三獲“卓異”之名，生活簡樸，隻吃青菜，為官隻做一身朝服，接人待物也是按照“文化”的尺子丈量。更為關鍵之處在于，于成龍與康熙之間的互相承認。“承認”，源自于黑格爾的“為承認而鬥争”。筆者并不想在此探讨這句話背後的哲學緣由，隻是想借用“承認”來梳理這對君臣“承認”背後的文化焦慮。梁治平在《禮教與法律》中探讨了晚清王朝的社會變化背後的文化心理，認為“承認帶來的，恰好不是同一性的肯定和擴展，而毋甯是自我否定，是其同一性的逐步消解。”②換句話說，具體到于成龍這個形象上來看，這個形象是具有矛盾的。一方面，定位于廉政形象的于成龍在曆史上确有其人，晚年出仕，不愧民心。另一方面，導演對于“承認”的思考顯得略有不足。在圈地案、科場舞弊案、前朝藩田案、招撫麻匪案、福州通海案、直隸貪腐案等中，都存在着康熙對于成龍的“承認”，對該官吏在政治、制度、文化等各個方面的認同。此時，于成龍的為民而治會偷換為屈服于王權統治而改弦更張，并不惜拿烏紗甚至生命以求證君王之明。現在看來，王權背後的承認是有缺陷的，因為君對臣的“承認”，如康熙訓斥群官：“隻有那于成龍懂得朕！”，認為私開保定皇糧庫是于成龍心中有個“民”字，極易導緻曆史悲劇、社會矛盾。于成龍的為政為德也就被偷換成為君為政了。這很顯然是導演不願看到卻無法避免的結果。
二、“吏治”與認同
從實際的曆史情形來看，清朝初年依然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時代。一方面，社會陷入蕭條冷落，民衆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仍，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繁榮表象之下，是西方文明急速崛起、中國急速衰敗的形勢。作為文化的主題，清王朝始終是一個自負的個體，缺少文化的焦慮精神。清朝統治者始終未能處理好兩個政治問題：一是政治腐敗，宰相明珠、索額圖廉恥都喪、貨利是趨，其關系網已經鋪遍整個朝野，可以說于成龍也是這“網”中之人。二是制度落後，康熙年間，官僚行政體制與官吏铨選混亂，主要體現在捐赀納官上，捐納的官員素質德行不高，惟知以本求利，雖有相應的嚴刑酷法懲治貪官污吏，但效果極差。此外，文字獄、三藩暴亂、少數民族平叛、江南三大案等表明清朝的社會政治遭遇着正當性危機。
“吏治”的整頓是于成龍乃至整個清朝政府政治正當之旅的關鍵。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指出：“國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頒布《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将所開“積弊盡行痛革”。制訂了《新民官自省六戒》，倡導“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
“吏治”之外，康熙及于成龍更注重的是文化認同。滿清入關，經曆着身份上的尴尬，即“夷人”能否為天子的問題。滿人能否做主漢人的問題。滿清通過尊儒重道，以儒道之說教化官吏，赢得漢人好感的同時，換取漢人對清政府的文化認同。
在儒家的理解中，君權的正當性來自“天”。孔子談仁，也涉及“天”，認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天”和仁德之間的關聯是密切的。孟子與孔子稍有不同，“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在我”。可以看出，在儒家思想的源流中，“天”與“君”同一化。天道與王權是合一的。“天”乃是社會政治合理合法的根源。很顯然，儒家思想對于滿清政府求“正”心理具有很好的闡釋作用。電視劇《于成龍》中還表現了類似的尊儒行為，如尊崇山西永甯書院、推行經筵日講、設南書房、重用儒臣等。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這次南巡的目的有兩個：首先，安撫長期戰亂造成的社會蕭條。康熙繼位以來，社會一直動蕩不安，毀南明永曆、定三藩割據、收複台灣，雖康親王戰績輝煌，卻難以掩飾清初蕭條潦倒的社會局面。其次，“觀覽民情，周知吏治”。南巡之地山東、江浙等，封建經濟文化興盛。康熙拜谒明陵，祭孔子，自稱“朕今親詣行禮，務尊崇至聖，異于前代。”③拉攏漢族文人的用意很明顯。
現在看來，康熙三次嘉獎于成龍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用意的。康熙贊譽于成龍“天下廉吏第一”，加贈太子太保，并禦書“高行清粹”為其祠額。從康熙的嘉獎中，我們可以看到吏治整頓是康熙固邦守政的重要渠道。重視“高”“清”之美德，不重視“武”“兵”之力。儒學評價體系已成為政治秩序的權威，帶有神聖性和道德色彩。通過對儒學的認可，康熙成功地解決了政治正當性危機，在廣大儒生之中得到了“德政”的認可，接續了自晚明以來斷裂的曆史、禮法等，清朝政府因獲得了漢儒文化的确認而具有了合理性。
本文為“文化視阈下山西文學世界中人生形态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
②梁治平：《禮教與法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頁。
③劉修橋：《清聖祖實錄·卷117》，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版。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商務學院/責編：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