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節目現象”分析
在我國，文化是個極其寬泛的概念，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吃穿住行用無不是文化。民俗文化、政治文化、藝術文化、科學文化等都博大精深。對于“文化節目”始終沒有一個完善的概念，但節目中的“文化”二字無疑是與“娛樂”相對而言的，它以傳播知識、傳統文化、風俗習慣、主流的價值觀和情感為内容，形式上不拘一格。伴随着中國電視的發展，文化節目出現在不同的年代，它們在堅守文化品質、弘揚主流文化價值觀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例如中央電視台的《電視詩歌散文》、《讀書時間》、《文化視點》、《探索發現》、《走進科學》、《讀書》、《科技之光》、《人文地理》、《文化大百科》、《風華國樂》、《百家講壇》等，都堅持着文化節目自身的精神品質和美學品格。但很多早期的文化節目，由于形式單一、說教感強、話題嚴肅等不利因素，一直在電視節目中處于近乎“邊緣”的位置。2006年開始，人們對傳統文化回歸熱潮，《百家講壇》推出的《品三國》、《論語心得》等催生了“國學熱”，一度引發了對電視創意趨勢和電視文化的讨論，這種現象随着時間也慢慢冷卻。從2015年開始，在娛樂節目高速發展的宏觀背景下，開始了“限娛”的政策，使得競演、真人秀等“模式化”制作的娛樂節目開始減少，客觀上留下了文化類節目再次興起的空間。例如，浙江衛視的《中華好故事》、貴州衛視的《最愛是中華》、河北衛視的《中華好詩詞》、陝西衛視的《唐宋風雲會》、河南衛視的《漢字英雄》和《成語英雄》，再加上中央電視台的《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謎語大會》等。但這些節目大都作為一種點綴出現，除個别節目有短暫的影響力之外，還不成規模。2016年中央電視台推出的《中國詩詞大會》以其精緻的制作、央視綜合頻道平台的力推、多媒體的宣傳、衆多知名學者的加盟、選手的個性化表現等，引起人們的關注。緊接其後的《見字如面》和《朗讀者》則強化了“文化節目”的概念，合力組成了熒屏的“文化節目現象”。
二、文化節目的内容選擇标準
文化節目的概念是從其内容屬性出發的，從十幾年前流行的《百家講壇》到2017年的《朗讀者》、《見字如面》，文化節目都遵循着“以内容為王”的原則。成功的文化節目都在内容上獨辟蹊徑，選擇某種與當下流行娛樂節目差異大的内容，甚至是冷門偏門。如《百家講壇》中的曆史、《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的漢字，《中國詩詞大會》中的詩詞、《見字如面》中的“讀信”、《朗讀者》中的朗讀，這些在互聯網時代少有人關注的内容和行為成了文化節目的新資源。這些文化節目開始由關注作品、人物、事件轉向了一種對“意識”的關注。中國厚重的文化底蘊，加之近現代複雜的社會經曆開始在物質文明的漸漸穩定中呼之欲出，人們的文化情結需要一個更加合理的出口，這也成為文化節目再次異軍突起的社會條件之一。
同時，人文積累帶來了資源整合力。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的葉郎教授把娛樂分為兩個境界：觀衆沿着感受力的光譜深入而靈活地做出的反應，謂之“審美的娛樂”，與之相對應的是“純粹的娛樂”，那就是“逃避現實生活和調節世俗心理之目的”的娛樂方式。在娛樂風潮中，審美與純粹的娛樂交織在一起，在審美中娛樂，在娛樂中審美。人文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人們開始對審美産生較高的訴求，也有了新的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選擇。
文化節目的内容選擇标準非常特殊，它區别于以往按照熱點人物、作品、事件等标準選擇，不追逐“眼球效益”，而是尋找和發現能代表當下精神世界的内容和具體的困惑。例如，焦慮、壓力、對自我的隐憂、對未來的不确定等，從而一下切中痛點，點燃人們缺失的某種精神，制造出發自心底的“關注”。例如，《朗讀者》第一集中6個人物各不相同，沒有所謂的熱點人物和宣傳任務，每個人講述的内容都是時代的主流精神，這些精神很少被提起，但從未被忘記。例如，柳傳志在兒子婚禮上的發言看似有趣，講得卻是“做好人”的家風；許淵沖老先生淵博的學問，一生執着的精神讓我們忘卻他正是耄耋之年；濮存昕對往事感恩，對恩人念念不忘；人到中年的“鮮花谷夫婦”突破世俗，追求純真的愛情；年輕的女戰地醫生大無畏的精神在理想中綻放；張梓琳美麗背後的母性等。這些看似不是熱點的真谛，在浮躁中被再次提起，借助那些美麗的文章和朗讀者的個體故事，顯示了節目的文化内涵和包容性。《朗讀者》實際上有“三層”内容存在，第一層是朗讀的人，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身份和情感顯而易見；第二層是作品本身，那些經典的作品經過時間的沉澱，被重新演繹和解讀時産生了新的含義；第三組内容是經典作品背後的作者，那些作品背後或是文學巨匠，或者朗讀者自己，文字書寫時候的背景體現着作者的價值觀，诠釋了文化的含義。在《朗讀者》每小節後，會有一位專家簡單介紹作品和背景，三言兩語卻像一個索引，引導着觀衆對更深層次内容的探究興趣。我們對文學作品經常有一句評價：該文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今天這句話用到文化節目中也非常适合。好的文化節目帶給人的不僅是稍瞬即逝的快感，更多的是思考想象的空間。由此可見，文化節目每個内容都應該有其可挖掘的深意，内容看上去通俗易懂，卻不僅僅是表面文章。因此，文化節目在确定内容選題時，需要制作者對社會深層次的精神有一種洞察力，需要對中國曆史、文化、經典作品具有深厚的學養功力，知道如何将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對接，尋找那些對當下有共鳴的内容，形成新的表達。
三、文化節目的形态創新
新晉的文化節目除了内容上的獨辟蹊徑，在節目形态上也突破了以往文化節目的單一形式。以往的文化節目由于受到資金、制作能力等限制，節目本身顯得粗糙。如往往設置成簡單的演播室或外景采訪，節目缺乏“儀式感”；嘉賓大多是專家、學者，以“說”、“談”、“講”為主，使節目像課堂，猶如在教育觀衆；談論的話題往往直接表達，沒有相應的電視環節配合，使得節目的可觀賞性不強，觀衆的接納度不高。當下許多異軍突起的文化節目都合理借鑒了綜藝或娛樂的形态，競賽、真人秀、才藝表演、訪談等方式都在文化節目中運用，遊戲競賽的環節緊張有趣，也催生出了新的“玩法”。例如《中國詩詞大會》以競賽的形式為主線，雖然題目都有标準答案，但專家點評的空間非常大，專家點評的内容也成為節目的看點。不同于選秀節目評委的“毒舌”，文化節目的點評者是信息的提供者，通過解讀，使蘊含在标準答案下的文化張力展現出來，評委也因其淵博的學識和風趣幽默的表達受到歡迎。共同參與的環節既可以助陣選手，也激起了大家的互動性。電視機前的觀衆和網絡觀衆都可以通過互動方式參與，答對這樣的詩詞題目不僅為了得到小獎勵，更重要的是激發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例如，《中國詩詞大會》中的“飛花令”，與電視機、電腦前的觀衆産生了良性的互動，後期還可以整合成網絡小遊戲，形成再次傳播。而《見字如面》簡單明了，隻運用了一個娛樂元素—明星，卻用到了極緻，不僅出現了演藝界公認的優秀表演藝術家，還出現了一些偶像明星。明星帶着角色感讀信，對信中主人公進行角色化的演繹，“台詞”就是信的内容，明星的語調、表情都成了看點，還原了信中人物的情懷。信本是私密之物，存在于關系密切的兩人之間，但今天卻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見字如面》以信中描述的真實生活、真實感情、真實情懷為基礎，勾勒出一個與衆不同的精神世界，這是一種娛樂心靈的新境界。
四、塑造新的主流價值觀代言人
一檔節目的成功，都需要一批适合的“人物”，如同電影中的角色。我國悠久的曆史文化，也是由無數個人物串聯起來的。因此，尋找适合的“文化代言人”也是節目努力的方向。
文化節目非常注重人物的塑造，無論傳播哪種類型的文化，文化節目都不是直接傳授知識，而是将文化融在一個具體的人物身上，看到抽象的“文化”在一個人身上顯現出來的樣子。無論是《中國成語大會》中的“白話靈犀”，《中國詩詞大會》的選手武亦姝，評委蒙曼、康震，《朗讀者》中的柳傳志、許淵沖、徐靜蕾、倪萍、張梓琳，都是用他們身上的“非娛樂”元素去吸引觀衆。文化節目中的人物無論是名人還是普通人，大多數都非常平和、不浮躁，他們有才華、有情懷，娓娓道來，沒有搞笑的任務、才藝的誇張展示，而是直接将他們自身的特質挖掘出來，這些特質正是當下人們缺失的某種品質或性情，如耐心、沉穩、安靜、有趣、執着等。人物的遴選既是節目的“導向”，也通過他們強化了對主流價值觀的表達。他們的效應不是由本人外在的長相、才藝引發的，而是一種内涵、思想，通過他們身上的氣質表達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台灣著名學者韋政通先生曾經說道：“一個有悠久傳統的社會，在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生活上的一個理想情況，應該是傳統價值觀念與逐漸擡頭的新價值之間能相互融合，這樣一方面不緻陷入心理上無所歸屬的狀态，另一方面又可使新的價值指南在漸變中達到更新的目的。”這些人物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和自己身份故事的融合，正是傳統與當代的融合，由此使他們成為了文化節目的代言人。
五、文化節目的未來走向
文化節目不是一種新的類型，卻随着時代幾經沉浮，它的發展與人們内心的精神需求相呼應。文化節目近期的“火”并不代表一種節目類型的穩定确立，文化節目的創意、策劃有着自身不可違背的規律，而受衆群體對于文化節目的态度很有可能從“新鮮”迅速轉化為“疲勞”。因此，筆者認為，文化節目正在經曆一個“過渡期”，要想成為屏幕上的常青藤，乃至完成文化傳承的責任，還需細水長流，不可盲目地複制擴張。“火爆”隻是階段性成果，不是最終目的。筆者認為，文化節目的未來發展需要以下工作。第一，培養一批對文化有傳承能力的制作人才，在相關藝術院校的專業學習中，加強編導制作人才文化素質的培養，向曆史和文化要内容，向現代和科技要形态。第二，發掘一批适合傳播文化的“代言人”，任何有效的傳播都離不開“人”的因素，那些深藏在民間，有着豐厚學養和人格魅力的人才應該成為文化節目的新明星、新資源。第三，重視文化節目形态的原創性，中國的文化内容需要“中國式”的表達方式，在借鑒優質節目模式基礎上，要根據内容打造新的形态。近十年來，節目形态經曆了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現在有回潮為“簡單”的趨勢，那些可以“一句話”講明白的節目有着非常大的傳播力。第四，重視宣傳推廣和受衆的培育。文化節目短期目的是普及知識，引領人們的價值走向，而最終目的是傳承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文明。因此，順應潮流，利用自媒體、社交媒體，用“互聯網+”等方式，将文化的意義、精神傳播出去，培植未來文化的土壤，讓一代年輕人形成文化自覺，讓傳統文化與當代緊密結合，文化節目一定會慢慢走出“文化苦旅”的困境，成為一種新的風尚。第五，文化傳承是社會大義，要号召全社會重視文化的傳播。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文化節目應該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經濟支持，應該有強大的物質基礎。文化節目是傳播文化的“先鋒隊”,國家和社會應該樹立崇文尚義的新風尚，各級有關部門應該給予大力的支持。
綜上所述，“文化節目”不應是“昙花一現”的某種現象，它的本質應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号角；文化節目不應是一時火爆的文化商品，應是傳承文化的“代表作”，是傳承文明的“裡程碑”。
（作者系中央電視台《藝術人生》欄目主編、中國戲曲學院導演系教師/責編：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