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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一個視角看曆史

時間:2024-10-30 11:44:34

對于一些為人熟知的曆史老題材,紀錄片怎樣才能從中做出新意,讓人眼前一亮,國際紀錄片創作中有一種好的手法:局部題材用全局視野,曆史事件用當今眼光,中國的題材以全球視角。藉此,創作者可以跳出舊有時間、空間和思維框架的限制,引入陌生人的眼光,換一個視角看曆史。

201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央視軍事頻道創作播出的八集紀錄片《震撼世界的長征》獨辟蹊徑,以國際視野挖掘展示長征在世界範圍的影響,以全世界人的視角評價長征,這在全球化的今天,給人以耳目一新的震撼。

本文拟以此紀錄片為主要對象,來對這種創作手法進行介紹和分析。

一、陌生化創作—挖掘新鮮感的藝術手法

“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引入陌生人的視角來發掘尋常事物中的新意,産生獨特的審美體驗,這在文藝理論中有個專門的概念—“陌生化”。

“陌生化”是俄國形式主義的核心概念,代表人物克洛夫斯基提出:對于熟悉的事物,我們的感覺趨于麻木,僅僅是機械地應付它們,我們并不留意觀察事物與它們的特征。因為我們的感覺已經成為一種習慣與無意識。①對這種感知的無意識,他稱之為“自動化”。

而要打破這種“自動化”,就要引入“陌生化”,需要使事物不斷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人們的面前,重新喚起人們對周邊世界的興趣,帶着驚奇的眼光和詩意的感覺去看待事物,這樣,原來毫不起眼、毫無新鮮感的東西就會煥然一新,變得異乎尋常,從而引起人們的新穎之感和專心關注。②

“二萬五千裡長征”在曆史上具有裡程碑的意義,“過雪山草地”、“四渡赤水”、“飛奪泸定橋”等英勇事迹,伴随着《長征組歌》、戲曲、詩歌、電影電視等多種形式的長期宣傳,已經讓我們耳熟能詳。所以我們對“長征”意義的理解,已經局限在由此形成的一種單向維度和思維定式,也就是前述的“自動化”趨勢。

而《震撼世界的長征》就是要打破“自動化”定勢,引入“陌生化”視角,“以一種國際化視角與當事者視角交互印證,從而清晰地顯影、解讀‘長征’這一恢宏史詩。”“為更加真實客觀地表達人類共同認知的長征精神,我們沒有采訪中國史學家,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太多這樣(傳統)的長征表達”。③

二、國際化的“長征”—豁然開朗的新視角

縱觀八集紀錄片,筆者認為其在三個方面做到了“國際化”。

1.采訪人物選擇的國際化。筆者統計了八集紀錄片的采訪人物,包括正式采訪、引用已故人物叙述、曆史人物聲音等。

外國人士40人台灣香港人士4人中國政府有職務的官員3人紅軍老戰士19人見證者(普通群衆)4人親曆者、見證者的後人、親屬11人可見,采訪對象中外國人士占多,由他們整體叙述和體驗了長征過程,老戰士和見證者、後人主要是補充親身的感受和轉述。

40位外國人士中,身份有左翼傾向的隻有8名,更多的是沒有明顯政治傾向的曆史研究者,如引述數量最多的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是一位自由派資産階級作家,他在中國采訪期間堅持吃飯住宿自己掏錢,嚴守作為一個中立記者的職業規矩。而像美國前情報研究副助理國務卿陶涵、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教授克裡夫,這些都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對立陣營代表。

另外還有幾位台灣的曆史學者,他們依據對立陣營國民黨方面的曆史資料開展研究。

2.采訪地點選擇的國際化。這個紀錄片幾乎到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進行采訪,既有原來共産主義陣營的前蘇聯,也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德、日等,還有中立的瑞士、新加坡,以及保存國民黨資料最多的台灣、香港等地。

選擇這些曆史上意識形态完全對立、今天也有着不同政體和信仰的國家和地區進行采訪,充分體現了節目的國際化。

3.采訪資料選擇的國際化。采訪人物和地點的國際化,帶來的是采訪資料的國際化。節目中引用的曆史資料,有前蘇聯珍藏、首次面世的史料,也有其他國家左翼政黨的資料,還有《衛報》、《洛杉矶時報》、《路透社》、《朝日新聞》等資産階級報紙、通訊社的曆史報道,甚至還有傳教士薄複禮的錄音、英國政府駐華機構的秘密報告等,還有台灣國史館和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曆史資料。

更有意思的是,片中出現了很多各國民間對中國長征的報道、宣傳和創作作品,如法國《英勇報》出版的《中國之子》連環畫,日本著名漫畫家、機器貓作者藤子不二雄·A創作的連環畫《毛澤東傳》,西班牙著名畫家達利為毛澤東詩詞專門創作的繪畫《太平山》等。

這些極其豐富的曆史資料,不僅讓節目内容有了厚重的曆史佐證,也讓表述有了相當多的國際化視角和維度。

三、長征的“國際化”—提煉曆史事件的新意義

80年的時光足以消除各種偏見與誤會,讓真相呈現。今天,我們可以更冷靜地審視長征的意義,分析其中的得失,在節目中,意識形态水火不容的沖突已經有所淡化。

大量不同政治立場和傾向的曆史研究者,給我們習慣于單一維度理解長征的人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和觀點,在深度挖掘長征世界影響的同時,還把“長征精神”升華為人類共同認知的一種克服困難、堅韌不拔、不屈不饒的崇高精神财富。

筆者認為,節目在三個方面提煉了長征的意義和價值,讓我們對“長征”在橫向和縱向都有了更新更深的認識。

1.長征在世界上的影響。在長征時期,中國的長征是20世紀初席卷全球的共産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當時的蘇聯共産國際影響着中共的決策,法國、德國、日本、瑞士等國家左翼組織在關注中國紅色革命,也有英美日等資産階級主流媒體在傳播着中國紅軍的消息,還有接觸過紅軍的民間人士(傳教士薄複禮)向西方講述自己的感受。

抗戰初期,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等國際著名左翼記者、作家進入延安采訪,開始把長征系統地傳播到西方世界。

新中國成立後,長征的故事更随着我們大量的宣傳影響了世界各地的人們。

2.各國學者、記者和普通人對長征和紅軍的評價。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評價:“長征是軍事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與長征比較起來,漢尼拔跨越阿爾卑斯山在‘曆史的小劇院’中失掉了光彩。”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評價紅軍過雪山草地:“一切達到了人類所能忍受的最低限度”。法國連環畫收藏家亨利·費力比尼6歲時第一次接觸長征故事:“在當時我孩童的視野裡,這是一次超出尋常勇氣的曆險。”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教授克裡夫評價紅軍過雪山草地:“如果沒有那種(堅強的)心理狀态,就無法經曆磨難,取得勝利,就不可能取得長征的勝利。”德國波恩大學教授提爾曼·邁爾:“中共通過長征成功地存活了下來,中共最重要的部分保留下來了,長征在政治層面對中國共産黨有一種凝聚作用”。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1934年中國革命的長征不是象征,而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

3.長征對世界曆史進程的影響。索爾茲伯裡說:“長征對現代中國很重要,在長征中崛起了重要的領導人,形成了重要的政策等,沒有長征,中國也将不同,也許是因為經曆了長征,才有了今天的中國。”

德國海德堡市檔案館館長彼得·布魯姆認為:“在情勢看來完全沒有出路時,紅軍還要尋求可能的解決辦法,并将其付諸實踐,這便是戰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這種精神也持續影響着中國的命運”。

在所有對長征的評價中,要數美國楊百翰大學教授埃裡克·海爾最為全面和深刻:“長征過程中體現了人類精神的共性。縱觀人類的曆史,以色列的孩子們從埃及跑到‘應許之地’,這是一種‘長征’;美國的先驅們從密蘇裡轉輾到了猶他州,這也是一種‘長征’,紅軍從江西出發轉輾來到延安,這也是一種‘長征’;長征中人們經曆了很多磨難和苦難,有的人承受不了就放棄了,當你最終完成這次長征時,你發現是人的意志完成了這次長征,是強大的領導力,是人們相互協助、同甘共苦的精神,這些經曆讓他們變成一個團結統一的整體,作為人類戰勝自我的一次遠征,長征不僅僅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

這樣的評價,對我們這些習慣用傳統維度和視角來理解“長征”意義的人來說,确實有振聾發聩之感。顯然,也正是引入了這衆多“陌生的眼光”、獨特的思考和理解,跳出了傳統的語态語境和思維定式,才能對長征有如此高度和深度的理解。

注釋:①陳健:異地采訪陌生性的魅力,《新聞傳播》,2004年第4期。

②張益:俄國形式主義“陌生化”理論評析,《江海學刊》,2002年第6期。

③我們為什麼不用中國史學家寫長征?http://www.js7tv.cn/news/201610_64994.html,2016年10月16日。

(作者單位:杭州電視台綜合頻道/責編:胡斌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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