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文化”為表達重心
現代學術界對于“文化”(Culturel)一詞有多達140餘種界定方式，不同學術背景、文化背景的學者，對“文化”的界定各有不同。總體來說，人類文化内容指的是族群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工具、附屬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同時，經由後人創造的精神成果也應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之一，即人們所熟悉的文學藝術、規範、規律、制度、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精神圖騰。當我們試圖從文化視野來考察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時，應以中國文化的獨特性來界定“文化視野”。
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文化，就是人們的生活方式。”①此種界定方式可以溯源至傳統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典故，也可以與西方文化人類學家給予“文化”的定義相佐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與“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相對應，其本意是人類可以通過觀察天道運行的方式，獲得對天道規律的認識，從而獲得掌控時節的能力。同時，人們也要根據天道的運行規律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從而貫徹人事倫理道德，使其成為教化天下、惠澤蒼生的理念。“文化”的概念在現代社會則更加具體、更加豐富，它被給予了用以厘分不同群體的标識。由此可見，從文化視野來審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首先需要作出調整的，是紀錄片以何種呈現方式才能為觀衆提供理解“故宮”以及“故宮”所承載文化信息的恰當方式。
有學者指出：“紀錄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社會學、詩的和技術的。”②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主創團隊正是由于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才做到了沒有落入傳統紀錄片的叙事窠臼。故宮作為特殊時代、特定文化語境的産物，它凝聚着傳統社會豐富的文化信息。為了能夠拉近故宮文物修複師與普通受衆之間的精神距離，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采用了大膽的創新技術。比如，主創團隊在拍攝過程中充分借鑒BBC紀錄片的拍攝手法，以穿插的方式介紹主人公的背景資料。不僅可以使觀衆對紀錄片主角獲得更多的認識，也實現了持續吸引觀衆注意力的目的。
二、詩意化的呈現方式
“文化視野”的考察方式啟示我們，解讀一部紀錄片的方式絕不應僅停留于拍攝技法層面，還要從它所蘊涵或浸潤的文化信息層面展開分析。一部人文紀錄片應以詩意化的方式呈現。
詩意化的呈現方式，首先體現在紀錄片主題的選擇上。在拍攝《我在故宮修文物》之前，以“故宮”為表現對象的紀錄片作品已有很多，較具代表性的如《故宮》、《故宮100》。此類紀錄片主要采用了傳統紀錄片的拍攝手法，以突出和彰顯故宮的宏偉氣勢為主要特征，又或是重點表現故宮中豐富的館藏内容。《我在故宮修文物》采用了一種全新的叙事視角，它以故宮中的文物修複師為主要表現對象，“立足微觀視角，以小切口引入，近距離展現文物修複師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采用微末叙事的手法，以濃濃的生活氣息和平民視角體現出文物修複工作的複雜與文物修複師的精細，表現出文物修複師對自己工作的熱愛和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從而構成了紀錄片最終傳達的主題。”③微觀視角的選擇，為觀衆提供了一種更為細膩的觀察視角，宏大、古老的故宮與普通人的距離感在此消弭。
詩意化的呈現方式還體現在紀錄片所選擇的切入視角上。文物修複師們在古老的故宮中，堅守了傳統的記憶、古老的傳統，他們所守護的絕不僅是一堆文物，而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精神财富。傳統的紀錄片多采用官方化的語言，試圖通過文物自身來向觀衆呈現故宮豐富的文化信息。《我在故宮修文物》一片則另辟蹊徑，它将文物修複師們的日常生活、野外采集生漆、工作閑暇之餘的活動都納入到紀錄片中，盡可能地為觀衆呈現樸素、平實的生活。文物修複師們就如何修複文物展開的讨論、完成某一件文物修複之後的喜悅之情，都在鏡頭下得到了淋漓盡緻的呈現，從而激發了觀衆的情感共鳴。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正能量”。④追溯這一呈現方式的邏輯起點，必須将故宮還原到日常化的生活中。故宮作為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從文化的角度考察故宮，必然要求宏大的視野。但厚重的曆史絕非是某一個人所能承擔的，它需要一個又一個的生命個體參與其中。故宮中的文物修複師正是聯系起古今曆史的生命個體，以他們作為表現對象，才是最為恰當的選擇。小切口入手，展現小人物的故事，将普通人物、事件與曆史文化相結合，就成為了紀錄片能否脈絡清晰又血肉豐滿的關鍵所在。
詩意化的呈現方式更要契合普通受衆的視角。将《我在故宮修文物》同以往以故宮為表現對象的紀錄片相比，我們會發現，專家的嚴肅講座、理論闡釋，雖然實現了信息表達的準确，卻很難令受衆獲得親近感。鑒于此，《我在故宮修文物》的主創團隊，更傾向于将聚焦點定位在現實生活。他們深刻意識到，隻有将古老的故宮和現代人的生活聯系在一起，才能讓古老的文物修複和當下的社會生活統一起來。在這一過程中，不同性情的人們找尋到了精神的契合點，最終實現了一部紀錄片詩意化的呈現方式。
三、讀圖時代提供的傳播契機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選擇了電視台播放和網絡平台播出同步推進的方式，後一種播出方式的選擇，充分體現了讀圖時代紀錄片的傳播契機。随着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視覺影像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播方式，正在深刻地影響和改寫着我們的社會。一方面，現代人更熱衷于選擇一種迅速的閱讀方式，力求實現在較短的時間跨度内獲取足夠豐富的信息；另一方面，現代傳媒産業為了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争中獲取市場份額，也紛紛采用圖文相配的編輯樣式。一種新的，被稱為“眼球經濟”的社會力量和“注意力”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
“讀圖時代”的突出特征是圖像傳播侵蝕文字傳播，作為人類文明傳承工具之一的圖像，也是文化信息的承載者。“人類視覺文化曆史的演變經曆了三種形态：第一種是口傳文化，口傳文化是民族文化中具有很強生命力的文化形式，比如神話故事的流傳，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在傳承的過程中容易發生變化并且容易丢失大量信息。第二種是印刷文化和讀寫文化，紙和印刷術是非常偉大的發明，是中國在人類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史上所作出的十分重要的貢獻。第三種是電子媒介文化，電視、電腦、手機等等各種電子産品通過圖像來傳遞信息。現代科學技術更深層次地介入了文化發展，影像文化傳播時代已經來臨。”⑤通過回溯人類視覺文化的發展曆程可知，“讀圖時代”并非是互聯網時代的産物，它有着悠久、漫長的曆史。因此，我們不應對互聯網時代的“讀圖”持太過嚴苛的批判。一方面，它在漫長的曆史發展中承擔着極為重要的責任，曾為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之間的人實現信息溝通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圖像作為主要傳播手段的時代在進入到文明程度較高的社會發展階段之後，會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讀圖時代”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認識方式。關于文物及文物保護的題材不斷被搬上電視或電影，人們由此也獲得了親近古老文化的機會。生活在快節奏、高強度的現代社會的讀者，很少有足夠的時間和平和的心境來理解文物的豐富信息。故宮和故宮中的文物，無疑是前“讀圖時代”的文化産物，并且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難以用“讀圖”的方式被呈現。而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正是抓住這一契機，敏銳地捕捉到人們的訴求，通過紀實影像，将古老的故宮推到這股時代浪潮中。
四、結語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能夠在學術界和普通民衆中引發廣泛的讨論，是令人欣慰的。一方面，它充分說明人們的文化素養正在不斷提高，對傳統文化有着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它也折射出紀錄片是能夠在“娛樂至死”的消費文化語境中占據一席之地的，為今後的紀錄片拍攝積累了經驗。
2016年河北省軟科學項目“‘互聯網+’背景下壯大我省戰略性新興産業研究”（16450306D）；2015年河北經貿大學教學研究項目“融合新聞環境下新聞傳播類專業人才核心能力培養研究”（2015JYQ05）
注釋：
①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頁。
②周雷：《本草中國》以初心和匠心重修本草，《傳媒評論》，2016年第11期，第88頁。
③王琬妮：小切口揭示大主題在宏大叙事紀錄片中的應用—以《我在故宮修文物》為例，《現代視聽》，2016年第12期，第75頁。
④陳夢熊：從“正氣”到“正能量”，《内蒙古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第34頁。
⑤王倩：“讀圖時代”之我見，《新聞世界》，2009年第2期，第122頁。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責編：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