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再現曆史中抒發曆史哲思
影視劇是文化文本，能夠體現一定時期的社會文化心理、時代意識和思想觀念。新世紀以來，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不再僅僅注重政治教化與宣傳，而是以載入史冊的重大革命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作為曆史坐标的橫軸與縱軸，于曆史的空白與縫隙處介入曆史，通過合理的想象與演繹去努力挖掘曆史背後所蘊含的情理與哲思。電視連續劇《長征》不刻意回避曆史的嚴峻性，在真實再現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的史詩壯舉，讴歌紅軍将士不畏艱難險阻、不怕流血犧牲、浴血奮戰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的同時，也不掩飾長征是一次迫不得已的戰略大轉移，不回避當時紅軍領導人在對敵軍事鬥争中的路線之争和意見分歧，不忌言源于教條主義的錯誤決策給紅軍造成的巨大損失。《開國元勳朱德》正面描述了“八月兵敗”“東江失利”等曆史事件。《紅色搖籃》對當年“富田事件”的再現，實現了對曆史禁區的突破，并巧妙地将難點轉化為懸念，成為作品戲劇性的推動力。以史為鑒、以史為鏡，正視中國共産黨人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走過的彎路，根據最新的史實研究成果，深度挖掘曆史，深刻反思曆史，讓觀衆了解中國革命走過的曲折道路，深切地感受中國共産黨創業之艱難，是新世紀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的創作亮點，體現了時代的進步。
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寫道：“藝術始終是曆史性的，作為曆史性的藝術就是對作品中的真理的創造性保存”。作為曆史叙事，叙事者不僅要對曆史進行叙寫，揭示曆史發展規律，更要立足于當下，緊扣時代脈搏，打通曆史與現實之間的精神通道。《尋路》回首當年仁人志士探尋中國革命正确道路曆經艱難坎坷的曲折過程。《毛澤東》展示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領導人在對待主權問題上的強硬态度。這些作品都不約而同地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回望曆史，對今天正在緻力于實現“中國夢”的中國人仍有深刻的警醒和啟示意義。黑格爾曾說：“藝術作品應該揭示心靈和意志的較高的志趣，本身是人道的有力量的東西、發自肺腑的東西”①。觀衆觀看曆史劇不僅僅為了獲取曆史知識，他們關心曆史人物的命運，希望從曆史人物身上獲得某種生活的啟示和審美的感受。運用曆史理性精神進行藝術創作，通過客觀評價曆史，抒發對曆史的哲思，讓曆史之光照進現實，激發受衆對個體生命與人生信仰的探問，對民族、曆史、文化的思考，從而産生獨特的認知，成為新世紀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創作的起點。
二、在再現曆史中注重塑造人物
新世紀的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特别是在革命領袖傳記劇創作中，不再單純追求宏大的叙事體系，而是更加注重以人帶史，把“人”作為曆史叙事主體，寫人，寫不同曆史境遇下人的命運，寫人性的光芒如何洞穿苦難的黑暗之夜。《陳赓大将》、《上将許世友》，《劉伯承元帥》、《粟裕大将》、《毛澤東》、《陳雲》、《聶榮臻》、《開國元勳朱德》、《曆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彭德懷元帥》、《毛澤東三兄弟》等革命領袖傳記劇以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為主角展開曆史叙事，将他們的人生軌迹與中華民族的曆史進程相交織，突出了曆史必然，在創作上都采取了以人帶史、以史托人的創作手法，體現了新世紀的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寫史中注重寫人，強調以“人”為創作主體的新特點。《毛澤東》将主人公置身于宏闊的曆史背景下，将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這種手法貫穿全劇。在頗具深意的平行蒙太奇中展開了叙述。如一邊是即将召開開國大典，一邊是英艦引發紫石英号事件。如通過毛澤東與孫女的對話，回轉到毛澤東幼年時期的1901年，一邊是清政府與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一邊是父親領着八歲的毛澤東去南岸私塾發蒙，毛澤東問先生：“‘君’是個什麼東西？”等等，最後以毛澤東在天安門前莊嚴宣告新中國成立為全劇畫上一個圓滿的句号。這期間借由毛澤東的人生曆程，繪制中國革命曆史的全景畫面，突出的是人與曆史的雙重選擇。
在以曆史事件為叙述中心的新世紀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創作中，同樣體現出沒有主流意識形态的居高臨下、身段向下、以平視的角度塑造領袖人物的創作風格。如《井岡山》、《長征》、《延安頌》等劇均采用宏大的叙事體系再現中國革命曆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再現了毛澤東思想由形成到成熟，進而成為全黨指導思想的過程。這些劇在再現複雜革命鬥争的同時，創作者沒有忽略對人物的塑造，通過真實揭示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突出人物性格和事件發展的相互推動作用，将複雜曆史境遇中的人物性格、情感呈現得豐富飽滿、淋漓盡緻。如對毛澤東形象的塑造，不僅展現了毛澤東的大智大勇、豐富的鬥争經驗和卓越的指揮才能，還表現了他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在逆境中堅持對革命真理的執着追求，最終帶領紅軍走出困境的堅定信念。又用了較多筆墨呈現毛澤東的兒女情長與喜怒哀樂，如對妻子賀子珍的疼惜和柔情，對兒子毛毛的疼愛與不舍，與朱德的生死之交，與老區人民的水乳交融，被邊緣化後的苦悶無奈等等。這些作品叙寫了作為領袖的毛澤東偉大中的平凡、平凡中的偉大的人格魅力，塑造了一個完整的、豐滿的、更易被感知的毛澤東藝術形象。
新世紀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通過具體曆史人物進入對曆史的宏大叙事中，無論是以人帶史、以史覓詩，還是以史托人、人史合一，都不再是對曆史事件的簡單描摹，而是重在表現由人創造的曆史和創造曆史的人。劇中既有國家的、民族的曆史脈絡，更有創造這一切的人的命運和人的精神。當一個個曾在曆史中存在過的人，連同他們的人生經曆、人格精神為受衆所了解、所感動時，中國革命曆史的整體面貌、中華民族的奮鬥精神、中國共産黨的光輝形象也一一呈現出來。
三、在再現曆史中追求藝術思維的強化與審美表達的創新
曆史劇以曆史作為創作題材，是一種兼具曆史性、藝術性的藝術文本，決定了曆史劇具有自身特殊的創作規律和創作要求。曆史劇以故事的方式切入具體的曆史情境，并不全然等同于曆史，也不允許任意的想象、虛構。以重大革命曆史事件與革命領袖人物為表現對象的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在發展過程中，一度陷入概念化、程式化的窠臼，形成了以高高在上的說教、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千篇一律的叙事方式為特征的僵化、固定的表現範式，制約着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創新發展。著名導演翟俊傑認為“重大革命曆史題材創作不能一味地以‘曆史生動的教科書’作為創作目标，隻是全面展示曆史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而忽視了藝術化的表達”②。
“曆史思維與審美思維，是人類把握世界和曆史的兩種不同方式⋯⋯曆史思維發現了曆史的骨架，審美思維充實了曆史的血肉。”③曆史學家通過綴合曆史碎片來還原曆史的本來面貌，藝術家則是在汲取曆史研究的科學成果、把握曆史精神的基礎上進行提煉，經過藝術想象與藝術虛構，構築起一個與曆史世界相通的藝術世界。新世紀以來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創作者們力求将史實叙述與藝術創作巧妙結合，在強化藝術思維與創新審美表達方面下功夫，尋求曆史的宏大叙事到聚焦個體的微叙事的結合，實現大景别的俯仰到平視的轉變，探索引入類型元素，努力進行叙事結構的創新創造，做到叙事的新穎和與曆史精神的深化并駕齊驅。《領袖》塑造了處在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緊要關口上—遵義會議前後的領袖群像。作品将其時殘酷的戰争态勢、複雜的路線之争、紛亂的國内局勢和紅軍命運攸關的前途作為戲劇情境。嘉娜·沙哈提導演運用偶像劇的手法打造了“紅色青春勵志偶像劇”《恰同學少年》。李舒導演的《毛澤東三兄弟》則将家庭倫理元素嫁接進革命曆史劇，講述了毛澤東、毛澤民、毛澤覃三兄弟的革命成長故事，以毛澤東的兄弟情感、夫妻情感、家庭生活為主線展開的叙述，讓觀衆就像看待鄰居的兄弟關系一樣看待領袖與他的兄弟們之間的關系。《恰同學少年》、《毛澤東三兄弟》嘗試以更接地氣的方式塑造偉人，着力表現倫理親情、愛情、友情，青春氣息、美好情感成為接駁曆史與當下的最佳甬道。顯然，新世紀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創作，以豐富的細節描述曆史，以細膩的手法捕捉曆史，用溫潤而充滿張力的叙事呈現曆史，推動了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創作理念的變化，帶來了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叙事結構、叙事視角、叙事方式的創新，讓觀衆在藝術欣賞中感受到曆史的溫度，觸摸曆史的脈動。
新世紀重大革命曆史題材電視劇以其深刻的曆史理性與深厚人文關懷、創新的藝術思維、豐富的表達形式，大力弘揚了重大革命曆史事件中所蘊含的、革命領袖人物身上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充分發揮主流意識形态引導作用的同時，也帶給受衆以強烈藝術審美的感受。
基金項目：江西省藝術科學規劃課題“文化産業化生産機制下江西地域影視劇的文化價值觀研究”（課題編号：YG2013150）
注釋：
①[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54頁。
②翟俊傑：重大革命曆史題材不能忽視藝術化表達，《光明日報》，2013年4月24日，第2版。
③仲呈祥：略論電視劇《延安頌》的标志性意義，《中國電視》，2004年第1期。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責編：王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