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愛情的附麗與自由的個體
從《渴望》到《我的青春誰做主》，都明确倡導啟蒙意義的“自決自由”，即“我自己覺得什麼東西與我有關，而不是被外部影響左右的時候，我才是自由的，我不受他人的幹涉，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①但是，與情愛先驗的道德純潔性伴随着的還有生存本能與社會滲透，它們在現實層面并不與情愛本體的崇高意義直接對抗，而是在藝術叙事中将人生的多層意義或生活的殘酷一面與情愛并置，從而在審美觀念中作出對自由主體的重新限定。現代婚戀觀所确立的自由戀愛關系及個人的主體地位，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包辦婚姻沒有了現實土壤，但與理性主體相關的情感主體卻總是在依附于一種道德或物質的力量。
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青年》是在為現代都市的擇業觀、奉獻觀作出世俗化的意義闡釋；上世紀90年代的《渴望》又成了道德模範和傳統偉大女性的現代解讀。當這種曆史與道德指向在愛情中逐漸隐退後，并不意味着制約情愛主題的其他元素的消隐，現代都市的物化強調使得物質追求再次成為情愛中的制約因素。如《蝸居》中的海藻因為生存的困境而産生了情愛的依附，在依附中，海藻的情愛才成長為超越物質利益的情感迷戀，以至于後來轉變為可以為愛放棄物質。
《歡樂頌》一度設想将愛情從物質中拯救，卻恰恰印證着消費社會的身份認同。22樓的五個女孩子在時尚外衣“撞衫”與都市趣味“相投”下掩蓋身份的差異，繼續将物質與愛情劃上等号。安迪的愛情隻能在富豪魏渭或包奕凡之間發生；小地方來的邱瑩瑩遇到的隻能是“猥瑣男”；而樊勝美“撈女”夢的内心陰影解除之後，事業剛剛起步的王柏川才是她的最佳配對；關雎爾與趙啟平擁有再多的“文藝共同語言”，也隻能無果而返。在此我們看到，當情愛的神聖崇高與金錢崇拜、不擇手段的卑下并置時，愛情的聖潔不可侵犯的本質立刻體現，而當情愛的高尚與另一種高尚如國族、利他相并置時，情愛的讓位變得可以理解。王柏川是因道德層面的幫助正義才赢得了樊勝美真心；關雎爾與趙啟平的愛情如昙花一現，與其說是抵不過曲筱绡的“死磨硬泡”，不如說是自動退出。這無形中将情愛主題分成了可依附與不可依附兩類，雖然自由地選擇愛情已經确立，但都市中的情愛主體雙方始終難以擁有平等的對話權。
二、性愛的世俗化消減了情愛的永恒
情愛與性愛的身/心二元性在藝術作品中常互為補充，情愛作為性愛的精神升華，性愛作為情愛的肉身感應。電視劇的大衆傳播特性使其在性愛觀的表達上是含蓄甚至回避的，這也從另一個層面增加了情愛的神聖性及神秘感。用傳統性愛倫理觀對待感情世界的做法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都市世俗中逐漸被淡化，維爾納·桑巴特認為：“所有的文化，由于是自然的分離物，其自身就帶有瓦解、毀壞乃至滅亡的病菌”②，當兩性的性愛形式與感覺發生變化時，社會生活的方式也就随之發生了變化。國内學者劉小楓将其總結為：“性愛不再是婚姻（作為一種聖事）的一種補充，而是具有單獨的自在目的⋯⋯性愛世俗化的社會基礎是城市生活的形成。”③《奮鬥》、《心術》中的都市未婚青年同居一室，性愛不需為情愛的永恒性佐證，将愛情的自由進一步向前推進。《歡樂頌》将曲筱绡與趙啟平的婚前性愛描寫為都市愛情的一種生存方式，是從身體交流到精神交流再到談婚論嫁的現代人婚姻愛情的步驟流程。
世俗化既導緻了對情愛神聖性的消磨，也導緻了對性愛和肉體的松綁。在這種情愛的祛魅中，性愛成為了重要表征及導火索，由此而産生了一系列此類主題的都市劇—《來來往往》、《牽手》、《讓愛做主》等。在這些作品中，道德的高尚與倫理情操被現代人的現實境遇所取代，無論是王純還是林珠都不再是人格上的卑下者，她們同樣被還原為血肉情感完整的個人，而鐘銳和康偉業的身心出軌也不是道德敗壞，而是家庭的平庸和事業的孤獨。對于情愛主題中性愛的審美态度既是社會文明開放程度的體現，也是審美現代性在傳統與現代的糾葛中借以表達新觀念的藝術手法。因為一方面，都市意識的逐漸成熟帶來了市場經濟的自由意識，進而導緻了情愛的凡俗化；另一方面，都市也把孤獨、疏離等現代性情感和陌生人自由碰撞的機會帶給人們。當都市中兩個完全平等的情感主體之間的情愛成立後，它還要面對現代性的焦慮與孤獨等不安全感對情愛的沖擊。也就是說，在前現代的觀念中，一旦婚姻成立，即使婚前沒有愛，或婚後沒有了愛，也必須維系婚姻，因為婚姻的權威已經被認可了，不能因為沒有愛情而背棄權威；在現代，如果兩個人沒有愛情，這個婚姻是不成立的，因為我們對愛情的認定不是基于權威，而是基于對自身的真誠，忠實于自己，沒有愛就不可以結婚，婚後沒有愛也無需要維系。顯然，一個不斷處于變動中的情愛主題在都市題材電視劇中逐漸浮出水面，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過度忠實于自己也是泰勒所說的現代性隐憂之一：個人主義的片面化發展，導緻放任的社會，道德視野褪色以及孤賞自戀。④愛情的根基被現代自由主義沖擊得相當脆弱。
三、都市愛情的複魅與秩序重建
對于婚外戀情的書寫是現代社會愛情體驗的藝術想象。情愛與性愛都是現代生活的一個部分，是表意主體傳達現代情緒的一個載體。“愛情被書寫成性的吸引、欲的滿足，以及孤獨的現代人之間的互相取暖慰藉，有着本能、暖昧、飄移的面目⋯⋯将愛情置于更加可疑與不利的位置。”⑤現代交往方式産生出現代的男女友誼，它極易在彼此獨立人格的承認與尊重基礎上由男女友誼轉變為男女愛情，其根源則是現代都市流動的陌生人所帶來的純粹平等主體的碰撞，以及現代都市碎片生活和不安全感所産生的兩性間的欣賞與吸引。不再依賴于任何利益關系的情愛主體可以擁有情愛的神聖含義，這意味着戀愛的不确定性，同時也刺激着現世男女，令其困惑不已。《空鏡子》中孫麗放縱卻不斷收獲新的愛情，孫燕每每克制欲望卻總難發現真愛。正像孫燕對着鏡中自己追問那樣：“多數時候，我們看不見自己，像個盲人行走在世界上。”
在《中國式離婚》中，宋建平酒後擁抱親吻了肖莉，讓單位的人誤以為肖莉是宋建平的妻子，以至于宋建平不敢把真正的妻子介紹給同事，這讓宋建平懊惱不已，劉東北将其解釋為男女間的三種背叛：身體的背叛，心的背叛，身心的背叛。這段都市人對現代“身/心”關系的重新體認，解釋了都市中自由觀念的現代性。宋建平看似酒後的身體背叛，其實是内心的靈魂背叛。面對妻子，他已經心力交瘁，卻隻能苦苦支撐。也許是因為憐憫，也許是不忘舊情，但這種背叛是劉東北所不認可的。在劉東北的眼中，現代的身體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可以随意支配卻不用背負道德的歸罪；而心則不同，隻能在有限的空間活動，決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心出現了變動，就應該讓心重新尋找新的空間。劉東北在現實中遵從着他自己的背叛理論，不斷制造婚外情、一夜情。通過兩性身心關系，我們可以看到都市主體的迷失是身心雙向的，理性主體的精于算計或是感性主體的欲壑難填帶來的都是現代人的無根之感。如何在宋建平式的極度壓抑與劉東北式的極度放縱之間尋求平衡點，成為電視劇表意實踐一直極力嘗試回答的問題。
近年來的當代都市題材電視劇意圖超越現實困惑而賦予愛情以終極意義，“一個有序的世界既是現代性的承諾，又成為個體面對現代性的矛盾性時的必然選擇。這樣就出現了邏輯上的悖論：婚前可以盡情選擇，婚後必須天長地久。要想解決這個悖論，隻能付諸愛情的神秘性、純潔性和神聖性。如果愛情是理性的、可計算的、可比較的，自然也就是可變遷的。如果愛情是神秘的、神聖的，那麼自然就不會變遷。”⑥審美現代性對于道德和人倫的現代性救贖，通過《金婚》、《父母愛情》等劇中跨越世紀的情愛故事将愛情重新複魅，而其核心思想仍然來自古老文化中的相濡以沫、白頭偕老。佟志、文麗攜手走過50年，這當中也曾出現過旁逸斜出，在兩性主體分别面對李天驕、小夏的感情沖擊時，表意主體并非用道德譴責和污名的方式，而是用瑣碎與庸常為愛情神秘化，使陌生異性喪失了在愛情和婚姻中的不确定性和遊走性，秩序和确定性得以建立，愛情守住了。
四、結語
《歡樂頌》因其真實的都市生存刻畫而被今天的網絡一代所推崇，劇中人物各自的生存方式本不應該成為高低貴賤的評判标準，其開放式的結局為愛情的産生、存續提供了多樣化的基礎。無論明确結果或展示生存狀态，經濟的繁榮改變了人的精神世界，刺激了人們的欲望與沖動，對愛情的闡釋也出現了兩極化：一是愛情理想化，用烏托邦式的浪漫想象追問愛情的意義，探讨人生的終極價值；二是愛情世俗化，探讨商品社會環境中，愛情怎樣與金錢物質共生。有學者認為，正是在現代以來的故事作品中，現代性倫理、現代性社會才有了被激發的個人反省⑦。承認現代性的多樣性與建構審美現代性對社會現代性的糾偏并不矛盾，在情欲分離與兩性和諧的愛情書寫中，審美現代性對工具理性的不斷侵蝕所導緻的物欲橫流、金錢崇拜等行為觀念始終保持着警醒，讓媚俗與欲望在可控的範圍内無法突破底線。特别是大衆文化時代的到來，真善美不再是簡單的道德審判工具，而是與現代性中缺少敬畏之心的盲目消費觀、金錢觀進行抗争。
本文系文化部文化藝術研究項目“網絡小說改編劇的互文性研究”（16DC24）的階段研究成果
注釋：
①④［加］查爾斯·泰勒著，程煉譯：《現代性之隐憂》，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頁、第5頁。
②［德］維爾納·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譯：《奢侈與資本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頁。
③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75頁。
⑤王梅：在通俗與現代之間，《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第61－62頁。
⑥張傑：不确定性、陌生人與現代性的矛盾性，《江蘇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第236頁。
⑦劉小楓：《沉重肉身—現代性倫理的叙事緯語》，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作者單位：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責編：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