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女性與現實社會的矛盾
電視劇《歡樂頌》打破了傳統女性電視劇作品的叙事模式，這也是該部電視劇獲得廣泛好評的關鍵。一方面，《歡樂頌》設定了五位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情感經曆、不同家庭生活、不同社會身份、不同人生追求的女性角色，她們代表着為了理想而漂泊在大城市的現代女性，這就與以往講述白領女性個人奮鬥故事的影視劇作品拉開了距離。前者以多視角、多維度的叙事策略，構築起廣闊的叙事空間；後者則主要圍繞某一位女性的職場經曆展開叙事，相對單薄。另一方面，《歡樂頌》褪去了以職場女性個人奮鬥為叙事主線的影視劇作品的虛構性，在加入大量社會現實的同時，使觀衆産生極高的情感參與，為情感共鳴創造了條件。正是由于前述兩種因素所營造的共存關系，《歡樂頌》才取得了較高的收視率。
對于很多觀衆而言，他們在《歡樂頌》中看到的不僅是幾位女主角的人生，也是自己的人生。強烈的帶入感混雜着對明星的追慕之情，共同奠定了作品的成功。正如布洛所說：“在創作和鑒賞中最好的是最大限度地縮短距離，但又始終有距離。距離過度是理想主義藝術常犯的毛病，它往往意味着難以理解和缺少興味；距離不足則是自然主義藝術常犯的毛病，它往往使藝術品難以脫離其日常的實際聯想。藝術須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它在本質上是形式主義的和反寫實主義的。”②《歡樂頌》的主創團隊巧妙處理好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問題，在運用情感沖突、劇情突轉等常見手法來展現五位女性主角個人奮鬥曆程之艱難的同時，還以直接鮮明的旁白設計，将劇情中不易被察覺的細節一一點出。對于觀衆而言，此種處理手法不僅有助于從更為全面、更為宏觀的視野來審視作品的藝術内涵，也有助于他們在穿插叙事中獲得對作品更為全面的理解。
這一創作優勢在《歡樂頌2》中得到了很好的繼承，稍有不同的是，《歡樂頌2》選擇以當下社會中女性更為關注的焦點問題作為現實社會的矛盾載體。如邱瑩瑩與應勤之間圍繞處女問題的争論，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情感沖突。劇中将應勤的處女情結作了較為誇張的處理，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推動劇情的發展，也是為了反映中國現實社會中男權話語和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之間的沖突。圍繞這一問題的讨論逾越了電視劇的藝術屬性，并在網絡空間中引發了激烈的争論。對于現代女性而言，她們的奮鬥不僅是為了争取個人經濟地位的獨立、思想的獨立，也需要與傳統的男權社會以及思想展開鬥争，這就使得《歡樂頌2》設定的“處女情結”具有了普遍意義。
單純從影視劇作品的角度來說，“處女情結”是表現人物矛盾的切入點，也是推動劇情發展的叙事元素，但它同時還蘊涵着更為深廣的現實意義。作為一部講述現代女性在社會中拼搏奮鬥的作品，“處女情結”實則闡述了邱瑩瑩與應勤二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不匹配。在走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婚姻模式之後，現代女性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選擇自己的配偶。《歡樂頌2》試圖對這一問題展開深入讨論，但受中國觀衆追求“大團圓”式結局思維慣性的限制，所謂的“處女情結”問題并沒有在整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現，而是以邱瑩瑩與應勤的和解而告終。這無疑是《歡樂頌2》的一個敗筆。
二、現代女性的隐性憂慮
《歡樂頌》的成功得益于它的現實主義創作策略，通過貼近生活的叙事策略和有質感的畫面呈現，将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現實撕開一角。居住在歡樂頌小區中的五位女性，她們在追求人生夢想的同時，也在不自覺地被裹挾到殘酷的現實社會生活中。正是由于這種被裹挾到現實中的真實感，“有的人甚至把《歡樂頌》當作人生寓言，認為與其把‘五美’看作各自代表了某一類人，毋甯把她們看作分别代表了人生的某一階段，青澀懵懂時亟需職場的人情練達，大齡未婚時渴望對象的甯缺毋濫，功成名就時困于内心的命運隐痛，當如上種種與真實人生有了重疊，一部男人拍出的女人戲，竟好似面向女性觀衆的一場人生交談。”③
這種來自于現實的沖擊最為集中地表現在樊勝美的身上。樊勝美的母親以及由她一手制造的家庭悲劇，在引發觀衆強烈反響的同時，也迫使觀衆從更為開闊的視野來考慮現代女性奮鬥過程中可能發生的與原生家庭之間的矛盾。“原生家庭是指父母出生和成長的家庭，父母現在的家庭又是孩子的原生家庭。孩子在家庭中長大，父母的動作、行為、言語以及如何處理問題、如何對待孩子，都将影響孩子的成長和其未來為人父母之後的親子相處方式。”④《歡樂頌》中的樊勝美出身社會底層，始終無法擺脫自己與原生家庭之間的聯系，嬌美容貌和職業是她唯一可以依憑的“資本”。她所遭遇到的問題，已不能單純用“剩女”來解答。在“污名化”的背後，樊勝美所代表的絕非是單純的物質女性，亦或是愛慕虛榮。
在推動電視劇《歡樂頌》取得較高收視率的諸多因素中，樊勝美以及她所反映的特定社會現象發揮了重要作用。樊母對兒子的偏袒源于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思想，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将男性視為家庭中心、社會中心的思想。進入到現代社會之後，以《歡樂頌》中五位女性為代表的現代女性的個人奮鬥曆程，就是與這種傳統思想作鬥争的曆程。但她們又無法從根本上摒棄男性本位思想對自身的束縛。以樊勝美為例，她對戀愛婚姻的虛榮心理，其中也包含着對男性的“依附人格”。“文化是人精神的構成，除了重男輕女，還有順從。順從文化，人才會有安全感。樊勝美對父母的孝順和對重男輕女的默認、屈從，都成了她身上重重的殼……所幸最終，樊勝美終于清醒地劃分了自己對家庭的責任界限，父母是她的責任，而哥哥不是。”⑤
對于從社會底層走出來的樊勝美來說，她的所有行為和抉擇都帶有鮮明而強烈的原生家庭痕迹。一方面，苦難的童年經曆使得她渴望外部世界的美好、炫麗，但又無法用自身所擁有的财富去獲得這一切。因此，她堅強的外表之下跳動的是一顆苦難的心。另一方面，父母兄嫂吸血式的索取，使得她在面對職場選擇時更多地考慮當下的現實利益，而無法看到更為長遠的發展利益。二者的結合共同造就了樊勝美式現代女性的悲劇，并最終成就了受衆群體對此類人物的複雜心态。對于現代女性而言，消費時代的享受和消費時代的生活成本共存，她們必須要在二者之間努力掙紮，唯有尋求到二者之間微妙的平衡點，方能獲得自身的歸屬感。而樊勝美的痛苦則不限于此，她不僅無法在現實中獲得壓力的釋放，也無法從根本上釋放内心的意識沖動。
三、女性的人生定位
《歡樂頌2》在單純的情感叙事之外，還為現代女性奮鬥中遭遇的困惑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女性的人生定位。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的職場女性而言，隻有找到自己的社會角色，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價值。電視劇在表現這一主題時采用了分點叙事的策略，為劇中的五位女主角賦予了不同的使命。
樊勝美是對傳統思想中女性依附思維的有力反駁。她雖然在現實中一再選擇短期利益，并對自己的男友寄托了快速發财的“夢幻”，但這一切都是現代女性自我奮鬥的隐憂所緻，并非樊勝美本人的原始訴求。與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安迪，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着獨立、成熟的人格，對自己的人生定位有着較為清醒的認識。二人的對比，實則為觀衆塑造了當下社會中兩種形象的女性—前者渴望擺脫自己的原生家庭，卻始終受其影響，最終當樊勝美認清問題的本質之後，她的選擇卻是當下社會中很多女性難以做到的；後者清醒地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什麼，并始終如一地堅守自己的追求。
現代女性奮鬥中的困惑，借由《歡樂頌》呈現給普羅大衆。五位女主角上演的一幕幕情感大戲，實則是當下社會中女性都需要面對的問題。她們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時，來自基因、家庭、父母、戀人、社會的諸多考驗同時降臨。一部電視劇或許不能完全展現她們的人生困惑，卻為廣大觀衆提供了一個了解現代女性的良好契機。她們隻有認清自己想要的是什麼、自己擁有的是什麼、如何去認識自己，才能真正開啟自己的人生旅程。正是基于對女性人生定位的深刻描寫，電視劇《歡樂頌》才取得了成功。
我們将上述如此沉重、複雜的問題交由一部電視劇來完成，或許顯得過于沉重，其内容表述方式也會略顯浮誇。但現代女性奮鬥中的困惑将一直存在。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它的解決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根據自身的現實境遇給出答卷。生活的意義正在于我們能夠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未來，而不是沉淪于當下的困惑。
注釋：
①倪紫璇：從角色定位角度探析電視劇《歡樂頌》的熱播原因，《當代電視》，2016年第8期，第8頁。
②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各種悲劇快感理論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8頁。
③李曙光：鏡與燈：從反映現實到引領現實—論電視劇《歡樂頌》，《福建藝術》，2016年第6期，第40頁。
④袁成金：對原生家庭負面影響說“不”，《中國教育報》，2017年4月16日。
⑤邵慶春：樊勝美與中國當代女性的困局，《書屋》，2016年第12期，第94頁。
（作者單位：大連民族大學設計學院/責編：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