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檢察官》于2016年在央視一套首播，該劇根據多起真實案例改編，通過雙線叙事的手法，對檢察官執行公訴、偵查、受訪等任務進行了場景再現。為了客觀地展現檢察機關人員的工作風貌，創作者緊抓二元對立關系，深度發掘正、反面人物的内心活動與情感軌迹，不僅強調了群體形象，更是以差異化的眼光看待每個角色。這種在共性中尋找個性的人物塑造手法，将主旋律作品的主題表達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性格鮮明的角色也從側面烘托出了法制建設與檢察工作的複雜性、多樣性，在弘揚時代正氣的同時，也直擊着背後的民生疾苦與人情冷暖。
一、女性角色的差異化表達
随着女性社會主體意識的逐漸強化，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将目光投向了女性群體，但部分作品仍然以男權的話語體系來诠釋女性，導緻人物缺乏獨立精神和時代創新。《人民檢察官》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則實現了較大突破，以夏靜茹為代表的女檢察官，不僅在司法領域大放異彩，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承載着當代女性追求自我的嶄新價值觀，以一種積極向上的姿态綻放着自己獨特的個性。
該劇的女主人公夏靜茹，便是對傳統思維中女性形象的一個挑戰。出身警察世家的她，是一個成熟的事業型女人，父親在抓捕罪犯的過程中英勇殉職，這件事一直埋藏在夏靜茹的内心深處，造就了她身上最可貴的品質—堅持。為了18年前的王順案能夠沉冤昭雪，夏靜茹不顧丈夫的勸阻，查閱了當年所有的卷宗，并多次下鄉尋找線索，做通王婉蓉的思想工作。她深入龍潭虎穴，内心卻巋然不動，能夠達到這種境界，是因為職業的責任感、使命感，多年的工作經驗讓她深刻體悟到了“公平正義”四個字的份量。夏靜茹的成熟，在家庭關系的處理上也有所表現，面對性格不合的丈夫，她成全了對方，也給彼此留下了最後的尊嚴和體面，這樣的情節設定不但沒有削弱人物的正面形象，反而增添了一抹淡然、知性的人格魅力。小事精益求精，大事舉重若輕，具有這種特質的女性，在以往的影視作品中并不多見，該劇敢于在夏靜茹身上放大這樣的品格，就是為了表現女檢察官“巾帼不讓須眉”的職業素養和道德擔當。與夏靜茹不同，另一位女檢察官周雯雯則體現了個體的成長。初出茅廬的她，有大學生活所賦予的青春時尚，喜歡自拍、時裝，在取證的過程中也不忘關注現場時髦的衣物。她的出現化解了正劇的沉悶，使得年輕人更容易在劇中找到共鳴。最初的周雯雯是一個被上訪婦女無理糾纏便委屈得落淚的姑娘，随着經驗的不斷累積，她逐漸掌握了刑偵審訊、心理攻防的策略，成為了能夠獨當一面的檢察官。這個角色所反映的成長過程，是各行各業年輕人的必經之路，在拓寬受衆來源渠道的同時，也頗具現實啟示與教育意義。
該劇對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并非停留在拿捏性格、設置情節的表層，而是深入社會現實，關注着我國國情下女性真實的生活境遇。作為該劇着力刻畫的群衆角色之一，王婉蓉代表着救贖與新生。因為殺人犯女兒的身份，她習慣了自卑與偏見，即使丈夫濫賭、家暴，王婉蓉依舊默認着命運的蹇劣，相比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她的法律觀念極為淡薄，缺乏一定的維權意識和反抗精神。直到夏靜茹的出現，她才逐漸明白了申訴的重要性，即使遇到人身威脅和巨款誘惑，她依然堅持為父親洗清冤屈。王婉蓉的出場次數不多，卻令人印象深刻，女性内心自我與自尊的覺醒，被其诠釋到了極緻。這也正是《人民檢察官》将女性角色塑造得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她們不僅有着追求自由的思想共性，更有着鮮明的個人傾向。在這種差異化的表達模式下，女性角色得以從修飾作用中獨立出來，成為了主旨思想強有力的發聲者。
二、反面人物的泛情化處理
《人民檢察官》采用了典型的雙線并行叙事，其一是夏靜茹主持的王順案申訴工作，其二是方大慶等人負責的金銘山貪腐案，分别對應着檢察機關的公訴、偵查兩大功能。兩條主線所涉及的人物、道具、線索均有交叉，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系網，共同推進着情節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為了凸顯檢察官的正面形象，創作者強調了人物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深度挖掘了反面角色的内心情感變化。絲絲入扣的人物心理刻畫，揭露了腐敗分子的犯罪動機，對表現主題起到了有力的推進作用。
劇中腐敗分子的形象較為一緻，無論是馮路、劉海泳等級别較低的官員，還是他們的幕後主使金銘山，都是内心沖突激烈、人格極為複雜的角色。例如，逃亡海外的劉海泳，一邊尋求着同僚的庇護，一邊買通蛇頭進行偷渡，從市裡有頭有臉的人物，最終變成了銷聲匿迹的逃犯，創作者将角色内心的恐懼、煎熬和極大的心理落差表現得淋漓盡緻。伴随着最後一絲僥幸的消散，劉海泳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選擇了投河自殺，這樣的結局可悲可歎，卻并不值得憐憫，在内心貪欲的驅使下，冒然越過法律的邊界，最終的毀滅可以說是自作自受。
設置劉海泳這個角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揭露貪官的矛盾心理，而金銘山的存在，則代表着更為複雜的人性影射。其少年時代家境貧困，因為一個補丁被當衆嘲笑，許多細節将這一角色诠釋得十分感性，符合創作者的整體思路。泛情化的人物塑造是指主人公的性格、命運和行動的環境所得到的社會評價都以個人情感為中心而被感情化。正是通過泛情化的處理，觀衆才得以深入金銘山的内心世界，理解他控制欲與物欲的情感來源。走上腐敗道路之後，金銘山逐漸習慣了僞裝自我，在家人和晚輩面前扮演着好好先生的角色，背地裡卻不擇手段地斂财，甚至不惜動用暴力。他看似深謀遠慮，實則目光短淺，隻看到萬人簇擁路上的風光，卻忽視了道德與良知的譴責。随着夏靜茹漸漸掌握證據，金銘山也最終成為了同僚們避之不及的對象，面對空蕩蕩的飯桌，金銘山隻得邀請服務員入席，觥籌之間，他回憶起自己警察時代的一身正氣，最終幡然悔悟……腐敗現象的滋長，有個人品質的原因，同時也受客觀環境和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兩面三刀、大奸似忠的金銘山，是官場害群之馬的縮影，他的犯罪動機、堕落過程乃至背後的情感變化，都能夠給予觀衆許多啟示。
以往的反腐題材作品，大多以數字、實物等形式大力渲染腐敗分子的狂妄與貪婪，這樣的手法固然具有感官的沖擊力，卻隻是在刻闆地列舉罪行，缺乏戲劇感及心理剖析。《人民檢察官》獨辟蹊徑，将刻畫的重點由手段、結果轉向動機，以泛情化的手法處理反面人物，從而整理出一系列層次各異的因果關系，引導觀衆去深度思考腐敗這種社會現象存在的原因，真實地反映出反腐工作的複雜性與多面性。
三、檢察團體的集群式特征
《人民檢察官》涉及豐富的司法細節，從偵查追蹤到起訴量刑都有專業層面的理論支撐，為表現檢察官群體可貴的職業擔當奠定了基礎。
創作者從工作内容、個人生活兩方面入手，抓住了檢察機關人員的整體特征，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延伸出角色的人格高度與深度。檢察長趙軍、副檢察長陸揚雖外表嚴肅，但在實際工作中卻不乏靈活性與調度能力，與下屬的對話也不是高高在上、發号施令的姿态，而是力求口語化，呈現出平易近人的領導形象。這樣的人物塑造，就避免了性格扁平化的弊端。
角色性格的突破，在男主人公方大慶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身為反貪局幹部的他，擅長利用信息化手段，實現遠程追蹤偵查，在指揮、問訊等方面均具有優秀的領導才能。同時，方大慶還将生活中的經驗帶入工作，在問訊任務進入瓶頸時，他靈活運用微表情知識，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察言觀色，巧妙地化解了危機。一句無心的話語、一個細微的眼神，都能夠成為方大慶洞察嫌疑人内心的突破口，這樣的人才，往往也是生活上的智者，懂得以樂觀的态度，笑對困難與挫折。為了表現方大慶幽默、親和的性格特質，劇中特意增添了許多生活細節：在朋友聚會上侃侃而談；在兒子面前，努力地尋找共同語言。特别是令人感動的雨中戲，服刑人員的家屬來到檢察院，情緒激動的妻子指着方大慶，要她的孩子永遠記住這張面孔，長大後替父親報仇，方大慶當時不但沒有惱怒，而是以德報怨，不顧自己被大雨淋濕，用一把傘撐起了孩子頭頂的晴空，孩子眼裡閃現出感激的目光，令人十分動容。該情節在表現人物的同時，也揭示了反腐工作艱巨的一面，檢察官忘卻利益誘惑與安全威脅，堅定地站在最前線，反映出的是這個群體勇于擔當的職業精神。
《人民檢察官》為百姓了解檢察機關工作開了一扇“窗”，透過一個又一個真實的案例，全方位地展現了我國法制建設的進程。該劇不僅有觸目驚心的腐敗現象，更有令人擊節歎賞的檢察官群體形象，可以說其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佳作。它着力刻畫複雜的人性，展現蛻變與自我救贖的心路曆程，立體的角色讓情節充滿着一觸即發的戲劇張力，從而實現了題材與資源的良性互動，這種由内而外的人物塑造模式，對今後主旋律題材電視劇的創作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
（作者單位：四川師範大學音樂學院/責編：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