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政治生态的冷靜關注和反思
政治劇是以政治鬥争與官場生态為表現内容的電視劇類型，一般的政治劇往往隻局限于故事和情節，而周劇在此基礎上，不僅構建了現實場景，而且還将社會的重大主題融入其中，劇中人物所言所想正是現實生活中觀衆的感受和心聲，因此給人一種自然和親切之感。或許有人還會将周劇歸為反腐劇，這種歸類實際上低估了其作品的價值。縱觀周梅森的作品，其聚焦的重點并非隻是反腐，而是社會轉型下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态，他正是通過這一獨特的視角來展現出整個社會的現實圖景。在他的這些電視劇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激昂、蓬勃發展的中國，以及在這片熱土上展開的波瀾壯闊的改革。所以，周劇的“底色”是中國當下的社會改革，在當下的政治生态表現中融入重大主題可以說是周劇的一大特色。
此外，周劇講述當下政治生态的方式是隐喻式的，劇中故事的發生地往往被設定在一個虛拟的省或市裡，這些區域都是“中國制造”下政治生态的隐喻。通過這些“點”，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同時也可以感受到改革的複雜性。周劇對政治生态表現的另一風格是：對社會問題的表現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反思式的，這份冷靜的關注和反思在政治劇中是十分難得的，他的反思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腐敗問題是周劇中涉及較多的。反腐的内容一方面滿足了老百姓渴望公平與正義的審美需求。同時，從創作技巧來看，“破案”融合了公安劇的“懸疑”、“驚險”等元素，帶有一定的“動作性”，能引人入勝，比如像《絕對權力》和《人民的名義》等都是以腐敗案為線索展開的。與一般反腐劇相比，周劇中對反腐的表現方式是反思式的，而非宣洩式的，“宣洩式”起到的社會功能是讓民衆感受到鏟除腐敗的快感，而“反思式”的要求則更高，它要引導觀衆思考，要讓人們意識到腐敗對于政治生态乃至社會生态的危害。
第二，用人制度問題。比如在《人民的名義》中，易學習因為沒有政治資源，雖然兢兢業業工作了二十多年，卻一直得不到提拔。與此相反，一些跑官、要官、腐化堕落的官員卻可以得到提拔，劇中借李達康的慷慨陳詞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抨擊，他說：“我們的黨組織不是梁山忠義堂，可有些人就把它變成了忠義堂！非我族類，一概不用，甯把位子空在那裡等着自己人上位，也不許其他同志上！”這段話振聾發聩，它是對不良政治生态下用人制度的強烈抨擊。
第三，政績觀問題。比如在《忠誠》裡，有的官員怕外資撤離影響政績，袒護發生中毒事件的外企，卻對民衆的生死置若罔聞。在《至高利益》中，地方為發展經濟，以老百姓生活用水的枯竭為代價，上馬了國際工業園區項目。在經濟發展和百姓利益之間如何抉擇，這是政績觀問題，從周劇中對這些事件的處理上，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狹隘政績觀對于社會的危害。同時周劇往往還會借助劇中的一些關鍵人物對問題進行反思，比如《至高利益》中已經成為省委書記的鐘明仁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對自己當年的決策痛定思痛，毅然做出了徹底關閉工業園區的指示，故事通過曆史時空的比較和人物的自我否定，使這種反思既客觀又理性。
二、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和多元性
周劇中的人物形象非常豐富，通過這些人物我們可以看到現實政治生态中的衆生之相，其中有改革者也有保守者、有高尚者也有卑劣者、有進取者也有平庸者，形形色色的人物形成對比，構成了當下政治生态的真實圖景。首先，周劇中對有政治信仰、道德高尚的幹部給予濃墨重彩的刻畫，像田立業（《忠誠》）、葉子菁（《國家公訴》）、陳岩石（《人民的名義》）等，他們都是周劇中塑造的英雄式人物。其次，周劇頌揚的主體還包括改革的探索者，比如《忠誠》中的鐘超林、《我主沉浮》中的趙安邦、《人民的名義》中的李達康，即使在他們身上有種種缺點，但還是瑕不掩瑜，周劇用辯證的方式向這些改革的精英們表達了敬意。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信仰缺失者，像《人民的名義》中的祁同偉，他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将一切關系都功利化，甚至把婚姻都當作政治籌碼；還有像學者型高官高育良，他溫文爾雅，給人以道德高尚的表象，但實際上卻是“鄉願”之徒。
周劇中表現的人物不是概念化的，而是立體的。每一個個體既有優點也有缺點，既有長處也有短處。即使是英雄式的人物，在周劇中也不是完人，惟其如此這些人物才顯得真實可信。比如鐘超林、李達康這些人物，在周劇中是改革的先行者和開拓者的代表，他們有信仰也有能力，但他們身上都常會表現出一種強勢的家長作風。此外，周劇對一些非正面人物的處理也不臉譜化，比如《至高利益》中的副省長趙達功，他不貪财，也想幹一番事業，妻子貪污也不袒護。他在某種意義上講算得上是“清官”，但在觀衆看來卻不是好官，因為劇中他心裡的至高利益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這一人物的塑造不是臉譜化和概念化的，它颠覆了我們傳統觀念中清官等同于好官的思維，這也使得人物形象的呈現更加多元。
周劇中還有一類人，他們的戲份不多，卻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像《忠誠》中的劉意如，她深谙官場之道，手中握有官員受賄的證據，卻一直引而不發，她想伺機而動，最終達到讓自己的女兒取而代之的目的。周劇對政治生态中這類人物的塑造可謂入木三分，這些人雖生活在官場之中，但身上卻帶有各種市井之氣，他們是“來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形象。
三、時空的多維性和叙述的多樣性
周劇中有曆史時空也有現實時空、有政治叙述也有日常叙述，它們相互穿插、彼此交融。
首先，曆史時空和現實時空的相互交融。這在周劇中表現為，對政治的叙述既有“現在時”，也有“過去時”，這兩種時态互為映襯。在《忠誠》中，鐘超林和高長河這一老一新的市委書記，他們對改革的兩種時态的隐喻，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改革精英以及不同時期的發展理念。雖然他們在觀念上有分歧，但對于黨的事業都是一腔熱情，這樣的人物和時空設計象征着黨的事業是一個薪火相傳、不斷進步的艱辛曆程。又如在《人民的名義》中，劇中通過陳岩石老人那堂特殊黨課，以回憶的方式對黨的曆史進行了直接的講述。老人回憶了戰友為了争取到背炸藥包的“特權”火線入黨，最後壯烈犧牲時隻有一天黨齡。這段蕩氣回腸的演講感人至深。它一方面與現實時空中那些為了自身利益不擇手段的特權者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也讓觀衆感受到我黨輝煌事業的來之不易。此外，該劇還借易學習的幾張地圖回顧了改革開放的曆史，這不僅向觀衆展示了改革的巨大成就，同時也讓我們感受到了改革的艱辛。這些史詩般的叙述，讓人感受到了悲壯和崇高，它是對不同曆史時期英雄人物的讴歌，更是對我黨恢弘事業的禮贊。
其次，政治叙述和日常叙述互為補充。第一，周劇中的人物性格在政治叙述和日常叙述中分别展開，這是立體式的表現，人物的豐富性也在兩種叙述中得到了充分彰顯。其表現手法是将日常叙述有機地嵌入到政治叙述當中，比如《人民的名義》中檢察官陸亦可相親的那場戲，在政治語态下陸亦可是一名檢察官，而在生活語态下她則是一名“剩女”，她也要面對柴米油鹽，也有家長裡短、愛恨情仇，人物的豐富性在不同語态的叙述中得到了充分呈現。第二，日常叙述是對政治叙述的呼應。比如《人民的名義》“小皮球”的一場戲，他告訴侯亮平校園裡的千奇百怪的“生意”：想踢球要給隊長好處，抄别的同學作業也要給好處，他最終得出了“不花錢辦不成事”的結論。這些日常叙述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政治生态的破壞，這種危害從政界蔓延到了學術界，從成人世界蔓延到了兒童世界。日常叙述雖不是《人民的名義》叙述的重點，但它是政治叙述有機的補充，可以引發觀衆對現象背後深層次的問題進行思考，從而提升了該劇的現實意義。
第三，平民化的視角解讀政治。周劇中往往将小人物置于日常叙述中，這些人物或以悲劇、喜劇的角色被穿插在情節之中，像《忠誠》裡的老上訪戶李堡壘是帶有喜劇色彩的人物，她時不時在劇中插科打诨，通過她的視角和話語，不僅表達出了普通百姓對于生活的願景，而且還使觀衆對于政治有了另一種觀察的視角，這種平民化的視角有效增強了政治劇的表現力和親和力。
第四，周劇中的政治叙述往往帶有很強的動作性。在劍拔弩張的動作發展中偶爾插入輕松活潑的日常叙述，這不僅可以使得緊張的節奏變得舒緩，同時又可以制造出一定的懸念，周劇在運用這兩種叙述時，可謂張弛有度、收放自如，這使得它們在互為交融中相得益彰。
本文為浙江傳媒學院青年教師科研提升計劃項目（編号：ZC17XJ040）的結題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傳媒學院/責編：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