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與遠方》是一部關于新疆兵團題材的電視劇，由鮑志成導演，王志飛、蔣雯麗領銜主演，2017年在山東衛視和安徽衛視播出。不同于以往兵團題材電視劇的全景式叙事，該劇以1952年到1964年為叙事時段，集中表現了山東沂蒙老區女性響應黨的号召前往新疆成為兵團戰士，與屯墾戍邊的廣大官兵一起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精神。該劇也在表達兵團女性真善美的同時，沖抵了兵團建設初期的艱苦性，呈現了一種個人乃至時代的詩意。
一、沂蒙精神在兵團
衆所周知，沂蒙山區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長期革命鬥争中形成了沂蒙精神，其表現為：“立場堅定、愛黨愛軍、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又表述為：“愛黨愛軍、開拓奮進、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無論如何，沂蒙精神是老區人民在不同的革命時代積澱下來，能夠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财富。而新中國成立之初，沂蒙精神又為社會主義建設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因此，《花兒與遠方》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選取沂蒙山區的女性作為山東進疆女性的代表，使南泥灣精神與沂蒙精神在新疆大地上實現了融合。沂蒙女性在新疆兵團的生活，不僅具有屯墾戍邊、勞動生産的意義，更有精神生成的隐喻意義。
劇中的郝玉蘭原本在護送入伍女性進疆後，欲返回沂蒙老區與戰友王大勇結婚，但在得知進疆女性缺乏主心骨的情況後，她毅然決定留在新疆，擔負起“領頭雁”的責任，在“馬蓮窩子”紮根。其間，郝玉蘭與連長劉北伐相識相知，産生感情，組建了家庭并育有一子“國慶”。在兵團生産中，郝玉蘭也繼續進步，成長為兵團第一代女拖拉機手。很明顯，郝玉蘭的奉獻是建立在“領頭雁”的角色之上，同時也是建立在個人犧牲的基礎之上，體現出高度的責任感和沂蒙老區的革命精神，這種精神也在其她女兵如二曼、趙鳳、胡彩娥身上得到體現，凸顯了沂蒙女兵的崇高品質。
劇中這些女性的悲壯命運與不屈奮進，是沂蒙精神在西部大地的赓續，她們以堅韌的毅力與其他兵團人共同推進了屯墾戍邊的各項事業，是兵團建設成果的重要貢獻者。然而，這些女兵在兵團的意義并不局限于沂蒙精神的發揮上，也是兵團精神在屯墾戍邊的艱難境地中得以凝結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說，“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兵團精神與沂蒙精神具有同質性，都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花兒與遠方》角色選擇的意義在于體現一種紅色文化基因在新地域上的傳承與發展，也在另一側面說明了兵團精神形成過程中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二、傳奇與浪漫
《花兒與遠方》在處理男兵與女兵的情感時，将宏大叙事拉回到日常生活，并依靠彼此之間的聯系維持穩定。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聯系形式主要有四種：偶然或無目的的聯系，習慣聯系，情感聯系和組織化聯系。”①在兵團，沂蒙女兵與男兵組成了開墾荒原的勞動隊伍，形成了習慣性的聯系；同時這些女兵與男兵正處在談婚論嫁的階段，又建立起了情感聯系；在愛情之外，戰友情誼也在情感聯系中不斷加深。這些聯系産生的效應便是：團結一心、艱苦奮鬥。于此，習慣性的聯系、情感的聯系又進入到組織化的聯系之中，構成了兵團曆史進步的合力。
劉北伐是駐“馬蓮窩子”部隊的八連連長，新中國成立以前，他作為一名地下工作者潛伏在敵人内部，但他的黨員身份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無法得到證明。這一層組織化聯系，成為劉北伐與郝玉蘭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話題。如果找到劉北伐從事地下工作的妻子若琳，也能間接證明他的身份。但是若琳如仍存活于世，那麼劉北伐将陷于情感的兩難境地。可實際上，化名為“宋敏”的若琳曾與郝玉蘭有過交集，并将孩子“解放”托付給玉蘭撫養。在郝玉蘭與劉北伐組建家庭之後，“解放”亦成為郝、劉家庭中的一員。在該劇收尾階段，通過血型配對，“解放”其實是劉北伐的親生孩子，從而側面證明劉北伐的地下工作經曆。從過程來看，宋敏為了革命事業而“托孤”，與之後郝玉蘭進疆屯墾戍邊并結識劉北伐，在某些偶然性的聯系中加強了該劇的傳奇性。而且在郝玉蘭與劉北伐的相識相愛過程中，這些同樣基于偶然性的聯系也造就了該劇的浪漫性。此外，戰濤與二曼因撫養知青的棄嬰“天亮”而完成了從夫妻到父母的角色轉變，這種“圓滿”的形式，既是對戰濤與二曼的一種情感彌補，更體現為家庭生活的偶然性最終指向為兵團培養接班人的必然性叙事，對兵團而言，下一代的出現與成長是兵團事業壯大與發展的基礎。而決意留在兵團從事教學工作的趙鳳，其痛失愛人的悲劇便轉化成一種崇高的奉獻精神，她的意義與價值由此縫合進兵團發展的這一旨歸中，偶然性聯系、習慣聯系、情感聯系在組織化聯系中得到了升華。
總之，沂蒙女性與兵團男性組建家庭、“孕育”後代，在争吵、理解與扶持中生活，顯然是兵團初期生活的縮影。正如赫勒所言：“每一個主體如欲在其特殊環境中成功地生活與運動，就必須内在化那一定數量的日常知識。”②毋庸置疑，“内在化”的“日常知識”就是兵團屯墾戍邊的意義。如此，《花兒與遠方》在日常生活的聯系中體現了為兵團事業奠基者作傳的目的，也通過傳奇性事件的演繹，對用青春與生命締造兵團豐功偉績的主體進行了一次浪漫式的回眸。
三、姐妹情誼
《花兒與遠方》以複調型叙事講述了沂蒙兵團中的各位女性在“馬蓮窩子”的工作、家庭生活，這實際上形成了該劇在影視叙事上的多聲部結構。以郝玉蘭為首的女兵互為鄰裡，來到兵團後，面對陌生之境和生疏之人，姐妹之間的互相鼓勵與支持至關重要。郝玉蘭作為沂蒙山區的副區長，憑借其威信及對女兵的了解，使得她能夠在情誼與理智中做出抉擇，團結其他女性，凝聚成為兵團建設的力量。這種鄉鄰間的情誼或者說姐妹情誼随着時間的推移，被建設邊疆的情誼取代，同鄉情誼在時代召喚之下發展成為讓女性安心紮根邊疆的命運共同體的情誼。
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最能彰顯姐妹之間互相理解、幫扶的應屬郝玉蘭與二曼之間的情誼。郝玉蘭在“國慶”溺亡後悲痛欲絕，将二曼收養的棄嬰“天亮”視作“國慶”。二曼與戰濤經過商量，謊稱自己懷有身孕，決定将“天亮”給郝玉蘭養育，以讓她忘掉傷痛。兩家最終達成協議，“天亮”由兩家共同撫養。如果從家庭生活倫理來看待二曼與郝玉蘭之間的情誼，可以表述為一種情感的替代。對于二曼而言，“天亮”可以彌補她與戰濤不能孕育下一代的遺憾，而對郝玉蘭來說，“天亮”則是治愈她喪子之痛的一劑良藥。正是有這種撫養孩子的艱辛付出及情感寄托，當“天亮”的親生母親梅茵試圖帶走他時，二曼與郝玉蘭均陷入到了矛盾之中。最終，《花兒與與遠方》對“天亮”與梅茵關系的處理，也依照了“哪個女人對于這個孩子最有益處”的原則，梅茵忍痛放棄了帶走“天亮”的想法。實質上，“天亮”的“歸屬”揭示的是郝玉蘭基于對二曼的理解，也是在自我情感的認同之下而對梅茵進行的規勸。郝玉蘭在這個過程中既是母親也是“斷案者”。顯然，這裡的理解來自于姐妹情誼，但又超出了姐妹情誼，實現了情與理的結合。
此外，郝玉蘭與其他沂蒙女性之間如趙鳳、胡彩娥、蘭英的情誼，既有鄉鄰之情，也有戰友之誼。而在處理各種矛盾中，郝玉蘭對情與理的拿捏十分到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她在兵團的成長，也喻示着以其為代表的沂蒙女性對兵團精神的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促成了這個意指系統的生成。
四、結語
《花兒與遠方》對于沂蒙女性在兵團生活十餘年（1952-1964）的叙事，實質是将沂蒙女性的生活置于兵團開創事業的起點階段，她們正像劇中所說的現代“女娲”一般，既孕育了兵團二代，對兵團精神的生成也具有參與性的意義，展示出了美好與艱苦并存、光榮與夢想同在的兵團曆史與擔當，這是對兵團精神凝結的最好的原點性叙事。此外，該劇亦能從人性的角度叙述出人物情感的豐富性和真實性，在日常生活或家庭倫理的呈現與表達中，歌頌了兵團女性的崇高與偉大，既是山東（沂蒙）女兵的集體記憶，也是共和國一段彌足珍貴的曆史記憶。
本文系兵團重點項目“兵團題材影視劇與文化傳播研究”（16ZD02），石河子大學科研項目“新疆兵團文學與文化研究”（ZZZC201756B）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②[法]H.列菲伏爾，[匈]A.赫勒著，陳學明等編:《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品列菲伏爾、赫勒論日常生活》，雲南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307頁，第259頁。
（作者單位：石河子大學文學藝術學院/責編：倪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