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入夏以來，在超強的厄爾尼諾現象影響下，中國南北大地普降特大暴雨，内澇成災，緻使多座現代化大城市交通癱瘓、房屋倒塌……然而，就在這些大都市因洪澇災害而損失慘重的同時，一些古城雖曆經數百年甚至上千年，卻在暴雨的侵襲中安然無恙。這不得不讓人深思：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一些現代城市的排水防澇功能竟然不如古代……
2016年7月19日淩晨，一場暴雨開始襲擊北京城，滂沱大雨鋪天蓋地而來，整個城市頓時陷入一片汪洋。當天早晨7點30分，北京氣象台發布了2016年首個暴雨藍色預警，28小時後，暴雨預警連升兩級，調為橙色預警，強降雨仍在持續……據專家粗略估算，這場暴雨給北京城帶來了30多億噸淡水資源，甚至超過了鄱陽湖的蓄水量。然而，北京城卻沒能承受住大自然如此豐厚的“饋贈”——受此次暴雨影響，北京的13條道路被淹，12個地鐵站站口滲漏不斷，不得不臨時封閉……
不過，在這場暴雨中，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宮卻安然無恙。“北京暴雨故宮無積水”、“故宮六百年無雨潦緻災記錄”的新聞标題，迅速占據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與層出不窮的北京内澇報道形成鮮明對比。
随着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城市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面積迅速蔓延、擴大，但有些地方的排水系統不暢，往往一場暴雨，就會讓這些現代化大都市街道成河，交通癱瘓，内澇成災。然而，一些古城卻在暴雨中安然度過，保持着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均無雨潦緻災的記錄。事實證明，古人的智慧對現代城市防澇仍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中國古代排水系統完勝現代城市排水工程
7月20日的那場大雨打亂了北京居民的生活、工作節奏，一些地方失去秩序，但故宮卻一如既往秩序井然地開門迎客，當日接待的遊客總數達3萬多人次，不少遊客還有幸目睹了三大殿周圍“千龍吐水”的壯觀景象。
故宮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明清時期最高皇權的象征，三大殿高聳在一座三層的漢白玉台基上，台基上飾有1142個螭首，螭首為傳說中的蛟龍，是古代人們崇拜的神獸。每個螭首嘴裡都暗含一個排水孔，每當暴雨侵襲，雨水将通過這些排水孔有條不紊地逐層下落，因而呈現出“千龍吐水”的景象,蔚為壯觀。這樣的排水系統設計，既保證了三大殿的地面不會出現積水，又充分彰顯出皇家至高無上的尊嚴。
事實上，“千龍吐水”僅僅是故宮複雜的排水系統的“冰山一角”。初建故宮時，工匠們經過一系列的精心測量、規劃設計和施工，修建了一套主次分明、明暗結合的排水網絡：各個宮殿院落有明溝，雨水順着明溝流到地下暗溝，明溝若遇台階、牆等障礙物，則從其下開鑿的“溝眼”穿過，進入暗溝。另外，故宮地面還廣泛分布着“錢眼”——镂雕成明清銅币形狀的方石闆，地表雨水可由此直接流入暗溝。地下暗溝四通八達，雨水進入暗溝後，由支溝彙集到幹溝，再經幹溝排入内金水河，最後從東華門南隅的水閘排出故宮。
依靠這套獨具匠心的排水系統，故宮保持着600年無一次雨潦緻災的記錄，堪稱中國乃至世界城市建設史上的奇迹。事實上，在古代，不僅是象征皇權的故宮，就連普通百姓居住的城池，其排水系統也都體現出古人令人慨歎的智慧，贛州古城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贛州古城位于贛江上遊，該地區常發生暴雨、洪水等自然災害，然而，贛州古城卻号稱“不會被淹沒的城市”，當地人将此歸功于古人留下來的排水系統——福壽溝。贛州市博物館文博專家萬幼楠說：“福壽溝修建于900多年前，至今仍在有效運行，就算現在看來，都非常先進和科學。”
北宋熙甯年間，知州劉彜在規劃贛州城時，根據街道布局和地形特點，按照分區排水的原則，修建了福壽溝。福壽溝實際上是兩條溝，全長12.6公裡，走向蜿蜒曲折，因形似篆體的“福”、“壽”二字而得名。
福壽溝呈磚拱結構，溝頂分布着銅錢狀的排水孔。據記載，排水孔最大處寬1米、高1.6米，最小處寬、高各0.6米，地面上的雨水沿排水孔流進福壽溝，最終排入江中。當年，福壽溝的施工質量極好，雖曆經千年卻不曾坍塌，而即便是坍塌，也因其采用了砌磚的修建方式，維修起來十分容易。
得益于這套高效運行的排水系統，贛州的居民世代享受着“城外水災泛濫，城内安居樂業”的特殊待遇。據專家測算，即使是在現在的基礎上，再增加三四倍雨水和生活污水的流量，這套排水系統都可以應付自如，足見先人的前瞻性。
建城需要因地制宜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尊重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并利用自然為人類服務，這一理念在中國排水防洪規劃建設中影響深遠。”中國建築學專家吳慶洲在接受采訪時，多次強調“因地制宜”在古城防澇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故宮的建造，充分體現了“因地制宜”的原則。北京北部為燕山，東部為渤海，地勢整體為西北高、東南低，故宮在建造時就順應了北京的地理特點，整體走勢呈北高南低：北門神武門地平高标46.05米，南門午門地平高标44.28米，高差1.77米。這一坡降為排水創造了有利條件，使積水能自然排洩。而院落中南北走向的禦路或甬道，呈中間高兩邊低的樣式，路面積水可借助地勢流入遍布四周的排水明溝。
無獨有偶，有着“千年不澇”美譽的贛州古城，在建造時也充分考慮了自然因素。唐朝末年，盧光稠趁亂起兵割據贛南，迎請當時的風水大師楊筠松修建城池，楊筠松考察之後特意建造了一座“上水龜城”，城形如龜，不僅風水寓意吉祥，而且可以減小洪水對城牆的沖擊力。北宋時期，贛州知府孔宗翰用鐵水澆固城牆石基，并将土城牆改建為磚石城牆，其防洪作用明顯提高。
此外，贛州地勢總體呈中間高、四周低，極像龜背，而劉彜修建的福壽溝猶如龜背上的紋路，充分利用了城市地形的高差，使城内各處積水可以自然流到出水口。福壽溝修好後，劉彜還利用江水的自然消漲，在出水口處“造水窗十二，視水消長而後閉之，水患頓息”——每當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時，借下水道的水力，将水窗沖開排水。反之，當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時，則借江水的水力，将水窗自外緊閉，防止江水倒灌入城。
因此，在贛州流傳着這樣一種說法：贛州是一座“浮城”——城下有隻巨大的烏龜馱着贛州城，随江水漲落而浮沉，不可能被淹沒。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贛州古城還是故宮，均采用“城壕環繞、河渠穿城、湖池散布”的布局方式：福壽溝與數百口池塘相連，章水和貢水形成了天然的護城河，增加了雨水調節容量；故宮水系發達，護城河寬52米，深6米，河長約3.8公裡，蓄水量相當于一個小型水庫，此外，故宮還與周邊的外金水河、中南海等水系相通，實現了古城“排蓄一體化”，大大減少了内澇災害的發生。
“借用自然之力來進行城市規劃建設，是中國古代城市建設最具特色之處。”吳慶洲說，“依據這一指導思想設計出來的城市，是和地理環境完全吻合的，而且在建設中最省工、省料，不需要過多花費，實用、好用又安全。”
（左右頁圖）贛州古城牆，形态酷似烏龜，防洪效果明顯，是贛州古城“千年不澇”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武漢現代化的排水網絡卻不堪重負，使其成為了“逢雨必澇”的代表城市。脆弱的現代城市暴雨圍城有何解
2016年，厄爾尼諾現象肆虐，中國大地南北接連出現大暴雨，全國各大城市開啟了“看海”模式：5月10日，華南地區暴雨成災，廣州地鐵站樓梯驚現“瀑布”；6月12日，黑龍江哈爾濱市突降大雨及冰雹，部分城區路邊積存的冰雹厚達10多厘米；7月6日，湖北省武漢市遭遇2016年最強暴雨，城區出現大面積内澇，交通癱瘓，萬人連夜緊急轉移……
當暴雨圍“城”，經濟高速發展的現代都市常常損失慘重，許多古城在狂風暴雨中反而平安無事，這恰好說明了古代防澇經驗十分重要，對于現代城市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中國古城防止内澇最重要的經驗,是建設一個完善的城市防洪系統，它既包括設計複雜的地下排水網絡，又涵蓋了由河、渠、湖、池組成的天然排蓄水系。而現代的城市排水系統則以排水管網為主，其建設标準通常為1～3年的暴雨重現期，即僅能應對1～3年一遇的暴雨。不僅如此，伴随着城市的快速擴張，人們向湖泊争奪空間、資源，瘋狂填湖造地、填湖建城，大大降低了城市水系的調蓄能力，排水管網承受的排水壓力陡增，緻使内澇災害日趨嚴重。
武漢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武漢曾被稱為“百湖之城”，城市水域面積約占全市國土面積的25%，但在過去的數十年間，武漢湖泊總面積萎縮了将近70%，而萎縮的大部分湖泊被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湖退城進，讓如今的武漢每逢暴雨必成澤國。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趨勢已經蔓延到了古城。改革開放以來，贛州古城填壕建房，城外的護城壕塘被不斷填塞，而贛州古城原本存在的上百個水塘，如今已所剩無幾。這些填塘建房的行為，實際上已經大大削減了福壽溝作為城市排澇幹道的功能。至于福壽溝到底還能堅持到什麼時候，贛州城内的居民也很迷茫。
現代城市屢見不鮮的内澇災害，已經證明“人與水争地為利，水必與人争地為殃。”雖然，現代城市不可能推倒重建，但在城市規劃建設中，應當遵循生态優先的原則，最大限度地保護原有的河湖、濕地、溝渠等不受開發活動的影響，同時利用生态草溝、雨水花園、下凹式綠地等“綠色”措施來增強城市排蓄能力，并逐步修複受到破壞的生态，合理利用自然，保證人與自然的共同發展。
正是因為采取了這樣的整治措施，北京的這次暴雨，并沒有讓4年前的那場大悲劇再次發生。2012年7月21日，一場61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襲擊北京城，造成北京全市道路、橋梁、水利工程多處受損，民房多處倒塌，經濟損失116.4億元，79人因災死亡。暴雨之後，政府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整理内澇：提高重點區域雨水泵站排水能力，增加蓄水池，治理河道及違章侵占行為，鋪設透水磚，建設下凹式綠地……
經過這一系列“還地于水”的整改措施，北京有驚無險地度過了4年後的這場暴雨。盡管2016年7月20日前後的降雨總量超過了2012年“7·21特大暴雨”，但北京城區基本沒有重現當年的“看海”場景，也未造成重大财産損失和人員傷亡。
對于這樣的改變，不少市民在表示贊賞的同時，又有些無奈。一位親身經曆了北京這兩場暴雨的市政人員說：“這次情況好了很多，但現實的情況是，我們用破壞自然來發展經濟，再用賺來的錢治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