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麓書院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堪稱潇湘文化的大本營，曆史上那場精彩絕倫的“朱張會講”就發生在這裡。
石鼓書院、城南書院、東山書院、泉書院……遍布潇湘大地的書院，對潇湘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也孕育出潇湘人的書香氣。
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是湖湘學派的創始人，他推崇的理學思想曆經千百年而不衰，影響了後來的曾國藩、魏源、譚嗣同、毛澤東、劉少奇、齊白石、沈從文等無數名人。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長沙城郊外，湘江西岸嶽麓山腳下的嶽麓書院迎來了一場輝煌的盛事：南宋理學大家朱熹應書院山長（曆代書院講學者的稱謂）張栻之邀，來到書院與其論學，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論學持續了兩個多月，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據說他們騎來的馬甚至飲幹了書院飲馬池的水。
這場論學可謂一次真正的高手之間的較量，兩位博學之士對“中庸”、“太極”、“仁”等當時理學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進行了深入探讨和辯論，興之所至，甚至三天三夜不眠。惺惺相惜的朱熹和張栻沒有想到，他們的這次會講，竟然成為了湖南乃至全國書院和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大事，他們倡導自由講學之風，開辟了不同學派借書院會講交流之先河，他們三天三夜論學而不辍，成為後世學子景仰的楷模，而他們在學術上的碰撞，不僅影響了嶽麓書院數百年，更對潇湘文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千年學府嶽麓書院潇湘文化的大本營
嶽麓山風光秀麗，自古以來就是文人雅士讀書山林的鐘情之所，也是佛道兩家的聖地。唐末五代之時，各地官學在戰亂中遭到破壞，嶽麓山寺院的僧人就在寺院附近建堂結舍，收留那些遠遁山林、躲避亂軍的讀書人，形成民辦教學的形式。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今長沙）太守朱洞在唐代僧人辦學的遺址上正式建立了嶽麓書院，并确立了書院由講學、藏書、祭祀、學田四大要素構成的基本規制，當時在書院學習的學生有數百人。宋真宗時期，嶽麓書院的首任山長周式得到皇上的親自召見，宋真宗賜給書院各種儒家典籍、傳疏以及《史記》等官方修訂的史書，還有剛剛編訂完成的字典《玉篇》和現已失傳的韻書《唐韻》。為了表示對書院辦學成就的嘉許，宋真宗還親筆寫下“嶽麓書院”匾額，嶽麓書院因此聞名全國，成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
在曆史的長河中，嶽麓書院曾幾經戰火，數次面臨被破壞殆盡的境地，但把這裡當作精神聖地的讀書人，總是能在最短的時間裡恢複它的原貌，這讓後學晚輩們能夠目睹它飽經滄桑的面容。
（左右頁圖）很多人隻知道嶽麓山是著名的賞楓勝地，卻不知道這裡的銀杏同樣迷人。秋季，古老的銀杏樹與千年學府的沉澱相互輝映，滿地金黃更是在冷傲中透着絲絲暖意。今天的嶽麓書院屬于湖南大學的下屬學院，包括書院主體、附屬文廟及建國後建立的中國書院博物館，現存古建築多為明清時期修建。
書院大門掩映在綠蔭之下，以大門為起點，二門、講堂、禦書樓依次分布，位于中軸線中央的，是嶽麓書院最核心的建築——講堂，當年精彩絕倫的“朱張會講”就發生在這裡。如今，我們仍然能從講堂内陳列的匾額、碑刻等文物遙想曆代學者的風采：康熙禦賜的“學達性天”匾、乾隆禦賜的“道南正脈”匾、清代山長歐陽厚均親刻的“忠孝廉節”碑、民國初期湖南工專校長賓步程所書的“實事求是”校訓匾額……每一個字，都見證了嶽麓書院的輝煌。禦書樓是中軸線上的最後一座主建築，其藏書功能從建成之日便發揮作用，一直延續至今。從宋真宗開始，曆代帝王多有賜書，官員、文人也多有藏書贈與，到清代中葉，禦書樓已經成為一座大型民間圖書館，直到今天仍作為古籍圖書館，供書院教研人員和學生使用。
修竹和桑樹是書院最常見的樹木，前者寓意了風雅與氣節，後者則為提醒學子學習要如春蠶吐絲一般孜孜不倦。綠意盎然的園林位于講堂和禦書樓之間，後世稱道的“柳塘煙曉”、“桃塢烘霞”、“風荷晚香”、“桐蔭别徑”、“花墩坐月”、“碧沼觀魚”、“竹林冬翠”和“曲澗鳴泉”這書院八景多在此間，這些景緻與錯落點綴在林蔭間的船山祠、六君子堂、時務軒等古迹一起，營造出嶽麓書院作為潇湘文化大本營的文華與内涵。
百花齊放，文脈綿長遍地開花的潇湘書院
潇湘一帶自古以來就有尊師重教、崇智尚學的傳統，所以除了嶽麓書院，這裡還有衆多曆史悠久的書院，石鼓書院就是其中的一所。
石鼓書院位于衡陽市石鼓山，始建于唐朝，迄今已有1200餘年曆史。當時，唐朝處士李寬來到石鼓山，見當地林木蔥郁，湘江、蒸水、耒水環繞，景色怡人，便在此結廬讀書，後來幹脆創建了一所學堂，到宋太宗時期，這所學堂被賜名為“石鼓書院”。
石鼓書院所在的石鼓山風光秀麗，是文人墨客鐘愛的地方。詩聖杜甫就曾兩度到達石鼓山并留詩數首，韓愈也為石鼓山寫下“紅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的詩句，蘇轼、朱熹、周敦頤、張栻等大儒更是多次在此講學，而從這裡走出去的進士、舉人更是數不勝數，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就是石鼓書院最傑出的學生之一。即使到了近代以後，石鼓書院無法滿足新型學校的辦學需求，但也一直是人們遊覽、祈祀的風景勝地。不過令人惋惜的是，1944年，石鼓書院在震驚中外的衡陽保衛戰中被日軍付之一炬，變為一片廢墟，直到2006年，人們才按照文獻記載進行重建，再現了千年學府的風貌。
毗鄰嶽麓書院的城南書院是潇湘書院中的“後學晚輩”，直到南宋初年才建成。“朱張會講”之時，城南書院也是兩位大儒來往講學的地點之一。近代以來，書院更名為“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湧現出左宗棠、黃興、陳天華、楊昌濟等衆多曆史文化名人，毛澤東也曾就讀于這裡。
石鼓書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曆史。書院主要建築有武候祠、李忠節公祠、大觀樓、七賢祠、合江亭、禹碑亭、敬業堂、棂星門等。蒸水出環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橫其前，三水彙合，浩浩蕩蕩直下洞庭。位于湘潭的東山書院則更年輕，它是中日甲午戰争後潇湘文人救國圖存的産物。東山書院遵循“實事求是、積極變通”的原則，舍棄了傳統書院教學讀經的模式，不以科舉仕進為業，而是設立了算學、格緻、方言、商務四門學科，培養适用人才，以濟當時之急，開創了湖南新式教育之先河。
而位于酃縣的洣泉書院雖然始建于宋朝，但真正揚名天下卻是在近代以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曾在這裡駐紮，毛澤東還在書院親自指揮了城西接龍橋阻擊戰。随後的十年間，朱德、陳毅、彭德懷、王震等革命先驅先後率部來到酃縣開展革命活動，都選擇将洣泉書院作為臨時住宿和辦公地點。如今，這裡是株洲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據《中國書院制度研究》一書統計，曆史上湖南一省的書院多達477所，在全國名列前茅，而且大部分分布在潇湘流域。如此衆多的書院，對潇湘文化的發展和傳承，有着不可磨滅的影響，也孕育出潇湘人的書香氣。
“惟楚有才，于斯為盛”源遠流長的湖湘文化
潇湘文化源遠流長，那些古老的書院就是最好的見證，而從發展之初，潇湘文化便自成一脈，形成了地域性極強的學派，那就是儒家學派，現代學者也稱其為“湖湘學派”。盡管它隻是一個地域性學派，但從形成之日起，便不斷向全國擴展，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每一個中國人。
湖湘學派起于北宋，創始人是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周敦頤是湖南道州人，因晚年移居江西廬山腳下的濂溪河畔，所以字号“濂溪先生”，在嶽麓書院裡，還專門修建了濂溪祠，供人祭祀這位偉大的理學家。雖然周敦頤并沒有在嶽麓書院開壇講學，但因他是宋朝儒家理學思想的開山鼻祖，所以成為書院裡山長和學生首要祭拜的人。不僅如此，濂溪祠也是無數入湘為官、崇尚理學的人心生向往之地，通往嶽麓山的路山高水長，但前往祭拜的人馬的喧嚣塵煙，卻彌漫了周敦頤逝後的近千年。
周敦頤做過知縣、判官、提點刑獄以及知軍等官，他為官清廉，并在為官之地建學堂，授生徒。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霁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正如他在《愛蓮說》所寫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蓮花正是他“士君子”形象的真實寫照。
同為理學家的朱熹可以說是周敦頤的隔代知己，他對周敦頤的《太極圖》《太極圖說》《通書》等哲學著作推崇備至，對周敦頤理學宗師地位的确立有着獨到的貢獻。朱熹曾兩度到嶽麓書院講學，但那時書院還沒有濂溪祠，他沒有祭祀先生的地方，終身覺得遺憾。直到南宋慶元年間，朱熹的學說被視為“僞學”，他本人被革去職位和俸祿，他的學生蔡元定也受到牽連，發配為道州監管。朱熹為蔡元定餞行時哽咽着說：“你去道州，也算是一個好的歸宿，我一生中數度訂正、注解、研究周敦頤的《通書》，卻無緣到他的故鄉去看看。你到道州之後，一定記得去濂溪書院一趟，看看那裡的祠堂是否安好，神龛上的塵埃是否有人拂拭，并代為師添香祭拜。”蔡元定最終了卻老師的心願，代師祭拜了鼻祖，并授徒講學，但兩年後客死道州，朱熹極度悲傷，不久也帶着遺憾離世。
周敦頤在他的主要學術著作中大大發展了孔子的理論，并提出了一個簡單而有系統的宇宙構成論：“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産生陰陽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這是宋明理學的思想淵源，也是湖湘學派的思想起源。
湖湘文化包含推崇理學、強調經世緻用、主張躬行實踐、包容衆家之長、愛國主義等風尚，這種風尚曆經千百年而不衰。南宋時期，湖湘學者堅決主張北上抗金，收複中原，不少人投筆從戎，奔赴抗金戰場，成為優秀的抗金将領。1275年，蒙元大軍攻破長沙，嶽麓書院雖僅有數百學生，仍組織了不屈不撓的抗争。近代以後，湘軍首領曾國藩、收複新疆的左宗棠、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都是湖湘文化養育的優秀愛國之士。不僅如此，受湖湘文化影響的還有譚嗣同、陳天華、黃興等變革先驅，毛澤東、劉少奇等開國元勳，以及齊白石、沈從文等文化界傑出人士。潇湘大地人才濟濟，正如嶽麓書院大門上那幅“惟楚有才”、“于斯為盛”四字楹聯一樣，短短八個字，盡顯潇湘學子的自信與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