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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範仲淹，為了贊美嚴子陵的高風亮節，曾經感歎道，『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先生，一個尊稱，也包含着一種修為、一份崇敬、一種精神。我們将回望民國先生的背影，追思大學師者之風範與擔當。
就讀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拜李叔同為師
“萬年橋邊小池塘，紅白荷花開滿塘，上橋去，看荷花，一陣風來一陣香。”這幾句出自民國老教材的課文在很多家長的眼中，似乎比孩子們正在使用的語文教材更具魅力，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民國老課本受到時下家長的熱捧，這其中最出名的當數開明書店的《開明國語課本》，其中葉聖陶的文字和豐子恺的繪畫現在看來仍舊最具特色。
豐子恺是我國現代著名的畫家、散文家、教育家、漫畫家，他的漫畫獨樹一幟，曆久彌新，将近一百年來從未淡出過我們的視野。
上世紀三十年代，《開明國語課本》有一課，三隻牛吃草，一隻羊也吃草，一隻羊不吃草，他看着花。畫中那隻正看着花的羊像是一位哲學家或者藝術家，也許是編繪者豐子恺先生。他以孩子的童心畫出動物的情境，又以動物的眼光表達生命的敏感，此前還沒有這樣的白話文字和漫畫編寫課文。豐子恺上面有六個姐姐，祖母、父母、姑姑、姐姐都憐愛他，這種脈脈的溫情跟随了他一生，浸透他平易的文字和純仁的畫風，片片落英，含蓄着人間的溫柔、悲憫。
1914年，16歲的豐子恺來到省城杭州，就讀于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他回憶每當下午四時以後，滿校都是琴聲，國畫教室裡不斷有人練習石膏模型、木炭畫，先生李叔同帶他進入音樂和美術的殿堂。
豐一吟（豐子恺女兒）：上課鈴一打，大家進去了，然後老師就進來，一般都是這樣，但李叔同相反，他先進去，同學們嘻嘻哈哈進去的時候，看見老師已經在了，兩塊黑闆上都已經寫好他今天要講什麼，所以這個老師他非常佩服。
陳星（杭州師範大學弘一大師、豐子恺研究中心主任）：李叔同經常教導他要“先器識而後文藝”，某一個人的繪畫技巧、音樂天賦很好，但是不具備一顆富有同情心或者審美情感的藝術心靈的話，他隻是一個藝術的匠人。
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還有一位教授過國文課兼舍監的老師，夏丏尊，豐子恺在文章中回憶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看見世間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态，都要皺眉歎氣。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當做曆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歎氣。夏丏尊傳遞給弟子們憐惜世間萬物的同理心，在翻譯出感動了民國教育界的《愛的教育》時，他說過一句話：教育之沒有情感，沒有愛，如同池塘沒有水一樣。豐子恺1921年早春，豐子恺循着先生李叔同的足迹東渡日本學習，豐子恺的母親為支持他出國學畫，賣去石門鎮一間祖屋。
葉瑜荪（豐子恺研究學者）：他為什麼在日本隻待了10個月，最大的原因是沒錢了，當然他在日本最大的收獲就是看到了竹久夢二的畫冊。
豐子恺說夢二的畫專寫深沉嚴肅的人生滋味，使人看了概念人生，抽發遐想，故他的畫實在不能稱為漫畫，真可稱為“無聲之詩”。
吳浩然（豐子恺研究學者）：他感覺這種詩情畫意的小品畫，在中國是不多見的，但完完全全是用中國的筆墨畫社會百态，現在有很多評論家稱豐子恺為抒情漫畫的創始人，其實是在延續竹久夢二的這種畫風。
謝春彥（美術評論家）：子恺漫畫最早的兒童相、世間相，讓讀者看了後有很多想象的空間，很受啟發、教育。在畫以外，應該讓讀書感受到更多的東西，把藝術、思想、道德傳遞給讀者。
1922年初秋，豐子恺受老師夏丏尊之邀，來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晖中學教授圖畫、音樂課，他将一棵楊柳種于屋腳，稱作“小楊柳屋”。
豐子恺在課餘把平日所萦心的種種瑣事細故畫在紙上，于是，包皮紙、舊講義紙、香煙盒的反面，都成了他的畫紙。在春晖中學，豐子恺還以唐詩《遊子吟》為詞，為學校譜寫了校歌。
嚴祿标（美術評論家）：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它的音域不是太寬，很适宜于十三四歲的少年兒童演唱。
吳浩然：豐子恺有一本書叫《音樂入門》，是當時中小學校的音樂教材，這本書為什麼那麼暢銷呢？一個是把樂譜改編成了古詩文的寫法，另一個是文字通俗诙諧，使很多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兩個比較有名的音樂家，聶耳和丁善德，都是讀着豐先生的《音樂入門》成長起來的。
《子恺漫畫》出版中國首本以漫畫命名的個人畫集
清末民初的國畫多是山水花鳥，畫風循古，新文化運動的東風西風交融，傳統現代碰撞，豐子恺的筆觸也獨創一格，既有竹久夢二的風俗寫意、李叔同的古意詩性，又融入當下的人間溫情。1924年，豐子恺的“人散後一鈎新月天如水”的畫作刊登在《我們的七月》雜志上，“隻道是夜景是人散後的空場，卻是人人心頭有各自不相同的意緒。”
浙江桐鄉石門鎮鎮中心有一座翻修的“木場橋”，橋上雕刻着許多畫作，畫作署名為“TK”，這是豐子恺民國初期英文拼寫的縮寫。
豐子恺好比石門鎮這本書的扉頁，翻開小鎮江南，一步一畫，一畫一景，老人、《豐子恺漫畫全集》節選1925年12月，《子恺漫畫》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以漫畫命名的個人畫集。子恺漫畫遍布民國書報刊，為動蕩不安的時局宕開了一筆明淨，而他給開明書店教科書和中學生雜志所作的插圖，滿紙流淌着童趣和愛意，一時成為民國美育教育的标識。
葉瑜荪：豐子恺先生、葉聖陶先生、林語堂先生在一起合作教科書，沒有更多地灌輸知識觀念，而是把中國的仁、義、禮、智、信加到最普通的生活場景裡，以儒家人的處世立身觀念來做這套書。
潘文彥（豐子恺學生）：閱讀他的書沒有壓力，很親切。
1933年，豐子恺用多年積攢的稿費在石門鎮自家老屋的後面建造了一棟三開間的“緣緣堂”。
葉瑜荪：緣緣堂建成以後，豐子恺把所有的教職全部辭掉，安心著書、繪畫。
胡曉明（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民國那個時代充滿了苦難、暴力，豐子恺先生跟時代保持距離感，隐居在自己的趣味，隐居在一種文化的心靈當中。
好景不長，日寇侵華，就在豐子恺四十歲生日後不久，一家人深陷戰争的血腥。
豐一吟：他們說飛機來了，我就逃，從後門往前門走進去一看，一個人都沒有，家人都躲在桌子下面，上面放一塊棉布，豐子恺招招手叫我過去，我也躲在那下面。
緣緣堂被日軍炸毀豐子恺帶家人逃難九年
幾億人在淪陷區，緣緣堂1938年1月被日軍炸毀，豐子恺帶着全家老小十幾口人開始逃難，這一逃竟是九年。
葉瑜荪：豐先生的逃難，一開始從杭州到桐廬，然後去江西，再到武漢，後來到桂林、遵義、重慶，非常曲折跌宕。除了他是一個中年人，其他都是老人和孩子，手中又沒有什麼現金。
流亡路上滿目死亡、饑餓和混亂，但他也幸運地遭遇了大後方壯麗的山河名勝古迹，置身于善良勞苦的民衆和鐵血抗敵的軍人與學生之中，這時他開始用色彩作畫，欲與美麗的河山相匹配，血紅江輕柳綠雲白。豐子恺的《戰時相》，可能是他作品中最悲痛的畫作，“空襲也，炸彈向誰投，懷裡嬌兒尤索乳，眼前慈母已無頭，血乳相和流。”然而即使在最悲傷的時候，他也抱持時運天道的樂觀，警報聲急，敵機空襲，一對年輕男女急急躲進一處僻靜山澗，邂逅做伴。世事悲慘，山河美意。
胡曉明：我們不能隻看見那種強烈的批判，像魯迅那樣的一種鬥争方式，疏離這個世界，自己營造一個空靈的、清新的、柔美的藝術世界，然後去對抗這個時代。
謝春彥：他的着眼點是關心、同情和哀歎平民的生活和遭遇，他絕對不畫那種你看不到的東西，都是畫尋常景、尋常人，他的那種憤怒、狂狷之氣是隐藏在内心深處的。
生活總是絕處逢生，豐子恺的畫兒反倒在最灰暗的歲月顯出一種明亮。
吳浩然：很多喜歡藝術的人都知道豐子恺，在逃難期間，豐子恺舉辦畫展、賣畫、給人家寫對聯、投稿，靠這些來養活自己的全家。
豐子恺愛畫柳樹，他說這種植物是最賤的，剪一根枝條插在地上也會活起來，而且生得非常強健而美麗。
王家春（豐子恺研究學者）：燕子歸來了人未歸，其實也是表達一種憂思。
抗戰最苦的年頭，豐子恺感受着歌曲《松花江上》的悲涼、《義勇軍進行曲》的雄渾，一天夜晚他輾轉反側，想起留學時反複聽到的日本國歌，一躍而起，一篇評判日本國歌的奇文一揮而就，飽含着藝術的批判和感性的鄙視，發表在1940年的中學生雜志上，激勵了中國少年，也預感了日本必敗的哀音。假定不知道這是某國的國歌，唱過一遍後一定料想它是一曲遊戲歌，情調輕佻、愉悅，是猴子玩把戲的樂曲，即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用猴子玩把戲的精神建立起來的國家，怎能在世界上成大事業呢？
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提出三個條件
上海“長樂村”有成排的西班牙式别墅，93号三層的“日月樓”上，豐子恺度過了人生最後的21年。“日月樓”裡原先的生活是惬意的，這裡兒孫滿堂，有詩詞歌賦，淺醉閑聊的雅緻。1949年新中國建立，豐子恺和許多藝術家被革命大潮裹挾着向前，剝削階級消滅了，官與民都穿着差不多的灰、黃、藍的衣服，會多，口号多，大小運動多，時間就少了，出版社和雜志報刊也少了，各類教材編纂統一到了一兩家教育出版社，開明書店也被合并了，他誠心地改造自己小資産階級的繪畫趣味，贊頌新生活。陳毅市長指定他為上海中國畫院首任院長。
宋雪君（豐子恺外甥）：叫他到上海中國畫院當院長，他堅決不肯，反複推，經過很多回合，最後他提出三個條件，第一，不坐班；第二，不拿工資，拿少量的補貼；第三，不開會，後來不是特别重要的會議一般不叫他開。上面考慮後同意了這三個條件。
豐子恺歌頌新建設的漫畫登在各類革命報刊上，卻沒有了往日的靈韻。
潘文彥：給他安上了上海中國畫院院長的帽子，到了國慶節，他總要表示吧，怎麼表示呢，放焰火，大家高興。
1962年，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特為他拍了電影《老畫家豐子恺》，他被孩子們簇擁着畫畫，而在這一年的上海市文代會上，豐子恺發表了“大剪刀”講話和漫畫，意指千篇一律的文風，他說倘使冬青樹會說話，會暢所欲言，我想它們一定會提出抗議。
潘文彥：畫裡面“大剪刀”剪過去，人都是皺着眉頭，很受苦的樣子，其實就是反對黨的政策。那麼在這個情況下，他還怎麼能寫東西呢？他不寫就搞翻譯。
豐子恺精通日語、英語，除了藝術寫作，也翻譯了日文《源氏物語》。随時代大勢，西方語言和藝術都受到冷落，獨尊蘇聯藝術和教育，他在53歲時又開始學習俄語，翻譯了《獵人筆記》以及美術教育書籍。在難以作畫書寫的年月裡，豐子恺處處低調，潛心翻譯。
随着民國文化熱、老課本熱，許多大先生重回人間，而豐子恺獨樹一幟的畫風、文風廣受追捧，成為拍賣會上的亮點，征文比賽的由頭，他的畫作成為傳統文化複興的标志。2013年年底，《講文明樹新風》公益廣告開始推廣。2014年，《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出爐，豐子恺的畫作點綴其間。從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深圳到偏僻縣城電視台、标語牌、宣傳冊，尤其是修地鐵、搞基建，大拆遷的合圍大模闆上，他的畫成為最好的裝飾，中國夢的具象烘托，先生的畫運套用一句宋詞，“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李叔同剃度出家與豐子恺合作出版《護生畫初集》
西湖之南，大慈山下，千年佛寺虎跑寺已成公園，1918年，39歲的李叔同在此剃度出家，法名“弘一法師”。1927年，弘一法師在豐子恺上海的家裡住了一個多月，兩個人共議《護生畫集》的創作。1929年，豐子恺為慶祝弘一法師50周歲生日，與法師合作《護生畫初集》出版了。豐子恺作畫，弘一法師寫詩，一詩一畫共50幅。1939年，弘一法師60歲，豐子恺在逃難途中完成了《護生畫集》第二集60幅畫作，此時弘一法師來信，提出希望在自己70到100歲大壽時，能夠分别再收到畫集第三至第六集，豐子恺随即回信，向恩師承諾，“世壽所許，定當遵囑”。為報師恩的發願之作成為他一生的責任，也成了他要和苦難一道活下去的牽挂。《護生畫集》看似為了護生千百種動物的命，實則佑護了豐子恺的命，心存老師的托付，這承諾是後半生最後的支柱，讓他在羞辱貧困中站立，完成一場悲涼雄壯的因果。
進入20世紀70年代，當時七十多歲的豐子恺每日淩晨4點即起，就着台燈微光，眯着昏花的眼，一幅一幅地畫第六集《護生畫集》。
豐一吟：《護生畫集》，按理說他一直做到最後一本的話，他已經去世了，他大概自己感覺到不行了，提早畫了，在死之前把這個事情做完了。潘文彥：豐一吟為他擔心，把他寫字的毛筆都藏起來，他說你們這樣我都不好過日子了。
日升月落，粗飯小床，即便遍體鱗傷，百般受辱，當他拿起筆的一瞬又變成乾坤下堂堂正正的藝術家豐子恺。時日不多，唯怕有負師恩，他暗自拼了命地畫。1973年底，豐子恺終于提前完成了《護生畫集》最後一集的100幅畫。此時與他送給恩師第一集《護生畫集》時，相隔了45年。
許多年前，李叔同與衆人同登雁蕩山，大家歡喜雀躍，唯先生長歎一聲，“愁啊”。有的人看到了風光，有的人看到國勢微茫，豐子恺一直記得先生圓寂前手書的四個字“悲欣交集”。
1975年9月15日，豐子恺先生離世，報刊新聞沒有半點訊息，那一天看似也沒有什麼不一樣，他筆下的豬馬牛羊也未必通靈知曉護生它們的人走了，隻是後世崇敬他的一位有心人查了那個秋日的氣象，在重印的豐子恺畫集扉頁寫下了四個字，“天心月圓”。
豐子恺與弘一法師（李叔同）共同編寫《護生畫集》以一篇文章打動顧颉剛從中學教師跻身大學士林
琅琅的讀經聲像是百年的文化穿越，更是延續錢穆先生傳承中華文化的點點香火，位于台北外雙溪的錢穆故居是錢穆晚年在台北的安身之地，也是當年蔣介石為禮遇錢穆所興建的招待所，現在這裡改為紀念館，定期舉辦兒童讀經班。錢穆以無錫老家素書堂為名，取名素書樓，以緬懷母親的再造之恩。
錢穆家族世居在無錫延祥鄉七房橋五世同堂大宅，素書堂就在大宅的第三進，大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毀于祝融。地方政府在2013年于舊址上重建，重新恢複了當時的舊貌。
錢煜（錢穆侄孫）：我們的老祖宗叫錢正德，元末明初來這裡造了七棟房子，因為他有七個兒子，所以七棟房子一排，五世同堂是其中的一個。
同時恢複舊貌的還有懷海義莊，以“救災周急，恤孤矜寡，排難解紛，興學育才”為宗旨。錢穆誕生于1895年，正是甲午戰敗，割讓台灣之年，他的一生先天下之憂而憂，與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相始終。錢穆幼年失怙，十二歲時父親就過世，家道中落，賴義莊之撫恤始得以就學。錢穆就是這片文化深厚的江南土地孕育出來的儒者，九年的學校教育博聞強記，屢獲跳級，十八年的鄉教生涯開講論語、國學，教學相長，浸淫舊典，西潮東漸，他也不錯過任何一期的《新青年》，更翻遍嚴複翻譯的西洋著作。
王汎森（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們後來人總把錢穆當成是傳統的、保守的學者，但是事實上忘了錢穆受西學的影響也是很深的，而且他讀過很多的譯本。
錢穆密切關注北方學術重鎮的學術潮流，王汎森以“預流”形容錢穆對主流學術的參與。錢穆在中學任教時，着手撰述《先秦諸子系年》，考證先秦時期諸子的生卒年份及相關重要曆史的發生時間，他獨到缜密的考據終獲當時已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同鄉顧颉剛的賞識。北大五三級曆史系畢業的顧德融是顧颉剛的侄子，他回顧了這段伯樂識良駒的知遇。
顧德融（無錫江南大學前教授）：錢穆先生把他的《先秦諸子系年》給我伯父看，我伯父看了以後對錢穆先生說，你不應該在中小學教書，應該到大學去教書。
在顧颉剛的引薦下，受聘燕京大學是錢穆跻身大學士林的初試啼聲，但他與燕大教會學校的洋派作風格格不入，隻留下未名湖畔匆匆一年的背影。顧颉剛在燕京大學主編的燕京學報向他邀稿，他更以一篇《劉向歆父子年譜》在北方學界一鳴驚人。北大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學風自由，百家争鳴。
王汎森：錢穆、胡适、傅斯年等一大群人都是這個時候的燦爛群星，他們的出身不相同、教育不相同、思想主張也不相同，可都是耀眼的明星。
錢穆以一個高中教師跻身北大學林可謂空前。
戴景賢（台灣中山大學教授）：錢先生成為北大的名教授是因為開課的關系，一個是通史，一個是秦漢史，還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錢穆雖一口無錫鄉音，但與胡适都以演說見長，引經據典，又說又演，在當時的北大有“北胡南錢”之說，顧德融在北大的同事就曾親曆錢穆的課堂洗禮。錢穆在新亞書院講課顧德融：聽我北大的同事講，錢穆的講課效果可能要超過胡适了。
王汎森：錢穆雖然跟胡适、傅斯年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論敵，其實一開始有一段時間是互相欣賞的。
抗戰時期不忘報國寫出《國史大綱》獻給百萬将士
抗戰爆發，錢穆随北大南遷，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仍然講授《中國通史》，不過八年的流亡生活卻激起了他書生報國的胸襟。
唐端正（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有一次西南聯大聚會歡送馮友蘭，馮友蘭勉勵學生要做一個世界人，錢先生當時告訴學生，你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要先做一個中國人才能做世界人。
在對日抗戰最激烈的當下，國家面臨生死存亡，錢穆利用授課之暇在雲南的鄉下振筆揮毫，寫下了中華民族千年的興亡遞演，他懷着對本國曆史的溫情與敬意，推出了巨著《國史大綱》，這是他為國族續命的文化宣言，他在扉頁上更将此書奉獻給戰場上犧牲的百萬将士，在著名的引論中更強調不應對本國以往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更不應将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诿卸給古人。
傅可暢（台灣東吳大學前教授）：當他寫出了《國史大綱》後，那是他學術生命的一個重大轉折，傅先生跟胡适先生所代表的學術道路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個方向轉變，所以他們以後就漸行漸遠，乃至于形同陌路。
錢穆的引論意有所指，自此與傅斯年領銜的新考證學派分道揚镳。抗戰勝利，北大複校，傅斯年暫代胡适的校長職，主持複校事宜，原北大教職多恢複原職，錢穆卻未見複員名單中。1948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錢穆更成為這次選舉的最大遺珠。錢穆最後落腳家鄉無錫，這一年寓居蘇州的藕園，這是錢穆生命中難得與家人共處的時光，與子女長期的聚少離多，以緻在子女的心目中除了偉岸的嚴父背影外，始終難以描摹出具體的父親形象。
錢遜（錢穆三子）：抗戰以後，他回到蘇州，在無錫江南大學教書，主要時間他還是在無錫，也就是周末回到家。在我印象中，他在家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書房，但他的書房我們是不敢進去的，我們倒也不吵鬧，但是我們對他有一種很敬畏的感覺。
這時國共内戰延燒至學術圈，錢穆的獨立立場終被毛澤東點名。1949年8月，一篇《丢掉幻想，準備鬥争》的社論，使錢穆淪為文化戰犯，這篇檄文不僅加深了錢穆與子女的疏離，他更面臨出走大陸的抉擇。錢穆兩手空無一物，踽踽獨行，最後選擇了殖民地香港，建立他傳播中華文化的堡壘。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前院長金耀基形容，在那個關鍵年代，出現了中國現代史上少見的文化大遷移。
以香港為依托創立中華文化的壁壘
錢穆與江南大學的同事唐君毅創立了新亞書院的前身亞洲文商學院，滿腹經綸的兩人卻都阮囊羞澀，草創之初，慘淡經營。錢穆孑然一身，以校為家，學生無家可歸，也以教室栖身。
唐端正：那時候桂林街校舍附近有舞廳，也有一個小工廠，環境很複雜，同學有些時候晚上趕不及回調景嶺，就在樓梯的轉角處睡覺，錢先生晚上回來還要繞過他們才能回去，所以那個時候就是一個難民學校。
王汎森師從錢穆新亞弟子餘英時，引述餘英時當年的記憶，描述的是一個傳統儒者的巨大身影。
王汎森：餘英時先生提到，錢穆被病痛折磨的時候，想重新看王陽明的東西，這個沒有過人的意志跟對時代的抱負，是做不到的。
新亞延聘的教師多是大陸時期的一時俊彥，但捉襟見肘，發不出薪資則成了常态，為此錢穆多次赴台向國民黨求援。
唐端正：他見蔣介石的時候，看見蔣介石吃的是粗米，就不好意思開口了，那個時候教育部也很窮，蔣介石就在他的辦公費裡省下一千五貼補新亞。
直到1955年美國雅禮協會的金援成為挽救新亞财務危機的及時雨，新亞的校舍從桂林街遷到農圃道，并增設了研究所。錢穆為宣揚儒學，在校内立有孔子像，雅禮顧問建議在孔子像旁另立耶稣像，卻遭到錢穆的斷然拒絕。新亞、崇基與聯合書院後來合并成了香港中文大學。
唐端正：成立中文大學的時候，最初英國人不願意派中國人做第一任校長，錢先生跟當年負責的富爾頓争論了很久，最後錢先生講了一句話，你是不是覺得中國沒有一個人夠資格當校長？這樣子一講,富爾頓就不敢堅持了，所以第一任校長還是中國人。
錢穆的堅持讓流亡學生得以弦歌不辍，并在殖民地上紮下中華的根基，前後獲頒香港大學與美國耶魯大學的名譽博士。
金耀基：經過一二十年的時間，新亞書院變成一個儒學的重鎮，研究中國曆史文化很重要的地方。
香港華夏書院創辦人列航飛是新亞書院第二屆的畢業生，學的是經濟，卻一心向往傳統文化的傳承。他在九龍最嘈雜的商業區辦起了以中華文化傳承為主的華夏書院，數十年如一日，盡管學生凋零他也不改其志，他拖着病體在醫院受訪時仍強調新亞不怕苦的精神。
列航飛（華夏書院創辦人）：新亞盼望中國傳統文化回歸故裡，新亞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死。
錢穆在台北素書樓授課香港階段性辦學任務完成赴台在素書樓講課
錢穆在新亞期間受邀在台演講時意外受傷住院，新亞校友胡美琦的探望，意外開啟了錢穆人生的第二春。錢穆在香港辦學的階段性任務完成，此時大陸文革方興，香港也掀起一股左派運動，錢穆萌生不如歸去之慨。錢穆自港返台，遷往台北素書樓，文化學院校長張其昀特聘他為特約教授。
除了文大的學生來素書樓上課，其他學校的學生也慕名而來，将素書樓擠得水洩不通。
辛意雲（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錢先生講得高興的時候會忘記下課，師母就給他買了一個鬧鐘，原來是個小鬧鐘，到了六點就會響，錢先生會把它按掉繼續講課，後來師母給他換了一個大鬧鐘，很大聲，有的時候他還是停不下來，超過十五或者二十分鐘，師母就會過來悄悄跟先生說，該下課了，學生肚子餓了，已經六點二十了，先生就哈哈大笑，說哎呀哎呀，又過了，又過了。
錢穆的書房至今仍挂着一副朱子書寫的對聯，“靜神養氣，立修齊志，讀聖賢書”，那是錢穆初來台灣，在南孔廟低價淘來的寶貝。
辛意雲：他來台灣隐居，最重要的是寫朱子新學案，因為他覺得影響中國近代八百年文化發展和具有承先啟後的傳承者是朱子，所以前有孔子，後有朱子。
錢穆赴台的第二年，“中央研究院”第八次院士選舉，錢穆以高票當選人文組院士，半個世紀的學術恩怨才圓滿結束，而這年胡适已經過世了五年。金耀基因接下新亞書院院長的職務而與錢穆先生結緣，他們從通信到言歡，成了忘年之交。
金耀基：他這個人講話淵博得很，很多時候會引證古今，但是他講完之後一定會停頓，聽聽你的意見，留很大的空間讓你講話，所以你會覺得很開心。
金耀基在新亞院長任内，特别在新亞成立了“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特邀請錢穆先生為第一講。
金耀基：“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成立一年後，我叫他來的時候，他的眼睛已經看不到，但他還是來了，一連做了六講，引用古書什麼的，完全都是看不到的，記憶力真是驚人，後來出了一本書。
離開大陸與妻女隔離32年後重享天倫之樂
錢穆自從離開大陸之後就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妻女，1980年，終于在香港重聚，這是32年後的天倫重享。
辛意雲：先生在香港等子女來的時候，走來走去，情緒焦急，同時師母也在想，他平常讓人老覺得嚴肅，子女們這麼久沒見到他，如果他一開口就說你們讀書了沒有，這怎麼得了，所以師母就在想我應該怎麼打圓場。
為了這次晤面，錢穆曾去信子女，說明當年離家的苦衷，笑靥重逢的背後，卻有着難解的心結。
錢遜：隔閡還是有的，我真正了解我父親是我跟他重逢後，特别是讀了他的一些著作，才真正了解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這時的錢穆因患青光眼視力漸退，他對每個子女都近身審視良久，思念之情溢于言表。1988年，錢穆大病，長女錢易成為第一個赴台探親的大陸人士。有感于體力、視力的退化，1985年6月9日是錢穆告别杏壇的“最後一課”，素書樓一時冠蓋雲集。梁實秋辛意雲：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定會崛起，中華民族一定會起來。
77年的教職生涯圓滿畫下句點，盡管晚年視力漸退，幾近全盲，但他仍著述不辍，夫人胡美琦成為他的眼和手，他的最後一本著作因此稱為《晚學盲言》。
戴景賢：寫到一半的時候，錢先生的眼睛就看不見字，所以錢先生拿着白報紙用簽字筆寫，寫了以後，錢先生看不到字迹，隻有一個影子，那麼他就寫得大一點，讓字不要打在一起，别人可以謄錄。
錢穆畢生著書七十餘種，約一千四百萬字，留給後世龐大的文化遺産。1990年6月1日，時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指控錢穆霸占公産，95歲高齡的錢穆先生毅然決然地搬離了素書樓，住到台北市杭州南路的自購公寓，搬家時錢老已不太能走路，也不太肯多講話進食。就在同一年的8月30日，也就是遷出素書樓才三個多月，一代國學大師錢穆抑郁而終，但他臨終時仍不忘學問。
辛意雲：錢先生臨終的時候跟錢師母講了一番話，說他認為中國思想對全世界文明的最大貢獻是天人合一。
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些人生即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海外漂泊五十載，回家成為他的最後遺願。魂歸故裡的錢穆墓塚，就選在故鄉太湖之濱，水天一色，天人合一。
少時與北京結下不解之緣作品充滿鄉愁
抗戰期間，在一次聚會上，冰心為好友題了一幅這樣的字，“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個好朋友。”在冰心看來，在她的男性朋友中隻有梁實秋最像一朵花。梁實秋是我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翻譯家，也是國内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一生給中國文壇留下了兩千多萬字的著作，他的散文集更是創造了中國現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紀錄。在梁實秋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梁實秋文學獎誕生，并以他擅長的散文與翻譯為類别，成為台灣曆史最悠久的文學獎之一。
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當年義不容辭主辦文學獎，讓梁實秋的文學種子在台灣得以生生不息，2014年的頒獎典禮更是移師台北故居舉行。
1903年清朝末年，誕生在四合院的梁實秋，童年的第一記憶就是腦門後的那溜小辮子，直到民國元年才将這充滿恥辱的長辮快意地剪去。梁實秋晚年透過美食懷念那段北平歲月，他的筆像記憶的錄像機，全聚德的烤鴨，厚德福的鐵鍋蛋，幼年逛廠甸廟會，吃糖葫蘆、驢打滾、豌豆黃，全部躍然紙上。他寫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鄉愁。
餘光中（台灣中山大學講座教授）：因為他家在北京開“厚德福”，所以他是個美食家，到後來變成了糖尿病。
中年離家的梁實秋終其一生未能再踏上故土，上世紀八十年代，小女兒梁文薔奉父命返鄉探親。
梁文薔（梁實秋小女兒）：離開大陸三十多年，一九八幾年我第一次回去探望我的哥哥姐姐，那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一個聚會。第一樁事就是回我們的老家看看那棟房子，院子裡有一棵棗樹，姐姐伸手掐了一個棗樹的枝，正好上面有一顆青棗，交給我，說你把這個帶回去給爸爸。我回到美國，交給他的時候，他也是很動感情的，一直在講那顆青棗。
青棗一枝傳佳話，卻掀起遊魂未了愁，梁實秋看着女兒攜回面目全非的故居照片，不禁潸然淚下。
自小精通英文曾獲得郭沫若青睐
畫家喜樂也是老北平，為解梁實秋的鄉愁，依據梁實秋的描述，花了七十多個小時才描述出梁氏故宅的舊貌，隻是棗樹依舊在，物人已全非。梁實秋的父親梁鹹熙出身清末的同文館，是當時少數通曉英文的人，自然成為梁實秋英文的啟蒙老師，
梁文薔：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學外語的重要，所以準許我父親去報考清華學校。
梁實秋在這所學校度過了八年歲月，他在清華園舞文弄墨，在文壇初露頭角。
陳子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梁先生文學創作的起步就是小說和新詩，當時很多文學青年為新文學所吸引，成立了一個清華文學社，這是當時中國大學裡的第一個新文學學生社團。
梁實秋開始撰寫文學評論，并獲得創造社郭沫若的青睐，他赴美留學後，郭沫若還不時去信邀稿。
高旭東（海峽兩岸梁實秋研究學會會長）：他和聞一多先生出了一本評論書，認為早期的新詩寫得根本不像詩，向郭沫若的《女神》緻以敬禮，出版後郭沫若被感動。也就在這時，梁實秋正值雙十情窦初開，程季淑悄悄地走進他的生命。不同于今日，在當時保守的年代，他們出雙入對引人側目，踏遍了北京各個風景宜人的公園，梁實秋為這段躁動的青春寫下多首情詩。但赴美留學在即，于是他們在四宜軒許下了海誓山盟，當年程季淑送君千裡，親手刺繡的愛情信物平湖秋月圖，如今仍完好地保存着。梁實秋在上海候船赴美時，難舍依依之情，寓于文字，而寫就《苦雨凄風》，這是他難得的紀實體小說創作。梁實秋的留學生涯匆匆三年，在美國目睹的種族歧視讓他深有所感，與友人在美國組織了崇尚國家主義的“大江會”。
梁文薔：因為大家都知道清華這筆錢是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在那個時代，美國人覺得中國人是低一等的，所以對他的自尊心是一個很大的屈辱。回國之後，一到上海，一下船，他就把西裝扔掉了。
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更改變了梁實秋的文學觀，白璧德融會中西思潮的新人文主義，成為梁實秋的終生信仰，更讓一個五四青年從感性走向理性，從青春的浪漫走向嚴肅的古典。
陳子善：他寫了篇很有名的《中國現代文學之浪漫的趨勢》進行反思，從這個文章開始他慢慢地轉到文學批評。
為履行與程季淑的婚約，梁實秋提前回國，在北平歐美同學會完成了他的終身大事。
1926年的上海，各種刊物百家争鳴，各種思潮風起雲湧，這年梁實秋回國任教于東南大學，并與胡适、徐志摩等人合辦了新月書局，出任編輯，但梁實秋歸國後的新生活迎來的卻是一場世紀筆戰。
高旭東：他剛回國的時候是批判五四，緊接着又批判左翼，所以他總是在唱對台戲。
梁文薔和父親梁實秋、母親程季淑合影梁實秋與魯迅多年筆戰不休被毛澤東點名批評
新月社的同仁主張純文藝，代表着文壇上的自由主義思潮，卻與當時流行的“革命文學”“普羅文學”運動格格不入，年輕氣盛的梁實秋師承白璧德反盧梭的主張，燃起了與左翼的戰火，一路與魯迅筆戰不休。
餘光中：他後來脾氣雖然好，但早年脾氣并不好，二十幾歲就跟魯迅幹上了。
陳子善：周氏兄弟很有趣，哥哥魯迅跟梁先生有過論戰，但是弟弟周作人跟梁實秋有很多交往，他們兩人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一個跟梁先生打架，一個跟梁先生很友好。
高旭東：魯迅用諷刺的筆調寫了一篇《盧梭與胃口》，其實是對梁先生的文章進行一些批評，梁先生對魯迅的論戰就開始了，在新月雜志登了一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後來又出了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逐步升級，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惹惱了魯迅。
左翼作家群起圍攻，新月社的作家卻隻有梁實秋孤軍奮戰。
陳子善：有人提出，你一個人跟左翼論戰，你的朋友怎麼都不來幫你的忙？梁實秋回答得很巧妙，他說新月的人都是獅子，每個獅子都是獨來獨往，不需要人家幫忙。
論戰最後升級成罵戰，梁實秋最終被魯迅冠上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大帽子。抗日戰争爆發，梁實秋抛妻棄子，隻身南下重慶，為示國家團結，封筆不再寫評論抨擊文章，但他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他在《編者的話》中的一席話，再度引來左翼作家的圍剿。
高旭東：批梁先生的與抗戰無關論，其實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現在是抗戰時期，大家拿起筆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有點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我們當然歡迎，但與抗戰無關的隻要寫得好的我們也要，那些空洞的抗戰八股對誰都沒有好處。
陳子善：在曆史上他跟左翼是對手，所以左翼對他發表的話特别敏感，一發表馬上就有一群左翼來批評。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的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梁實秋這類人是主張資産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産階級的文藝，被點名批判的梁實秋不僅被拒絕以參政員的名義參訪延安，在解放後的大陸更被列入文壇的黑名單。但他并沒有停止書寫，奠定梁實秋散文大家的作品《雅舍小品》，就是誕生在故居的書房，這幢小樓是梁實秋與清華同學吳景超、龔葉雅夫婦合資興建，兩家在重慶郊區北碚的栖身之地，而以龔葉雅之“雅”為名，取名雅舍。雅舍雖然簡陋，但往來無白丁。梁文薔與母親及兄姐在抗戰的最後一年才從北京長途跋涉到北碚與父親團聚，她珍藏的一本紀念小冊記錄了當年雅舍文人雅士雲集的盛況。
梁文薔：他們到家裡來的時候，我就請他們給我題字，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很珍貴的文人或者畫家的手迹。老舍、顧一樵、蕭柏青這些學者我都見過，還有一位昆曲專家張充和女士，我們都叫張充和先生。
《雅舍小品》是梁實秋的陋室銘，隽永的文字，幽默的筆調，一時廣受歡迎。
高旭東：《雅舍小品》是在濃濃的抗戰炮火裡面寫的，可是你發現沒有，那裡邊連一點炮火的影子都感受不到。
陳子善：梁實秋的文字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文言與白話結合得非常好，尤其是抗戰期間他寫的一系列《雅舍小品》，我認為是他文學創作成熟的一個标志，開創了中國現代白話散文寫作的一條新路。
來不及在大陸出版的《雅舍小品》随着梁實秋渡海來台，卻無心插柳成為台灣和大陸暢銷迄今的暢銷書。梁實秋初來乍到台灣，各校争相挖角，時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曾賦打油詩稱梁實秋為“冷語專家”，他曾三度去信邀梁實秋赴台灣大學任教，卻由于台灣師範大學最早伸出橄榄枝，并誘以雲和街的宿舍，他最終選擇了師大。
這棟師大宿舍的書房裡，曾經不時傳出打字機的敲鍵聲，師大迄今仍保存着當年的打字機，不過梁文薔記憶中父親前後已敲壞了三台，就是這些打字機敲出了梁家的積蓄，也敲出了台灣的英語教育。
梁文薔：他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一個人，所有的時間除了教書備課，就是寫東西、做翻譯、編字典，這也是他的興趣。剛剛到台灣的時候，他是編英文中學教科書，從ABCD編起，那也就是為了糊口。
梁實秋與韓菁清創立英語及國語文研究所成台灣英語教育先驅
他在師大創立了英語及國語文研究所，成為台灣英語教育的先驅，梁實秋編撰的英漢詞典更是當時莘莘學子人手一冊的工具書，一生樹木，更一生樹人，孜孜不倦，桃李滿天下。
羅青（詩人、畫家）：從小念的英語課本就是梁實秋編的，念得苦惱萬分，然後查字典一看又是梁實秋編的，英語的世界裡面都逃不過梁實秋，當時很讨厭梁實秋先生，沒有想到，到了大學忽然對莎士比亞有興趣的時候，才發現梁實秋先生成了我的救命恩人，為什麼呢？他把全部的莎士比亞都翻譯好了。
詩人餘光中還在台大就學時，就慕名請教過先生。餘光中未曾親炙梁先生的課業，卻終生奉梁先生為恩師，他形容梁實秋“人如其文”，為人處事充滿着幽默的雅舍筆調。
餘光中：有一次他開刀把膽結石取出來，就把膽結石擺在酒精瓶裡面，朋友來探病就給大家看，他說朋友來探病，總要看到一點不尋常的東西，免得他們失望而歸。他總是雅舍筆調。
不過餘光中強調梁實秋人很潇灑，小節可以開玩笑，大節可就不能随便。愛國就是他的基本底線。
餘光中：當時雷震他們要辦自由中國，對政府有各種建議，想借外國人來撐腰，所以請美國文化界的人來吃飯，梁實秋是陪客，雷震講了一番話，大概是對政府不滿意，要梁實秋翻譯，梁實秋就是不肯翻譯。
邁入耳順之年的梁實秋，歲月早就将他的銳氣消磨殆盡，孫子出世後他成了一個會給孫子講故事的慈祥爺爺。
想念在美國的孫子時還會模仿小孩的筆迹寫信，在含饴弄孫之餘，翻譯莎士比亞也在這個階段完成。從1930年胡适倡議起，梁實秋沒有一刻或忘，他花了36年的工夫才大功告成。在慶祝會上，梁實秋幽默地宣稱，“從此與莎士比亞絕交”。梁實秋花了大半輩子翻譯莎翁全集，但終生未曾踏上英倫土地。老友淩叔華曾透過後輩羅青傳達口信，希望梁實秋趁大英帝國沒落前到英國一遊，沒想到梁實秋的回信再現雅舍幽默。
羅青：梁先生給我寫信，說英國有一個漢學家叫奧爾森威利，畢生翻譯中國文學卻沒有到過中國，所以我也要跟他保持平衡，畢生翻譯英國文學，也不去英國。
晚年經曆人生高潮喪偶後又枯木逢春
梁實秋退休後，與夫人一起寓居西雅圖的小女兒處，享受難得的三代同堂生活，但一場意外卻破壞了這場天倫之樂。1974年，程季淑女士在美國意外身亡，葬于西雅圖槐園，梁實秋痛不欲生，奮筆寫出《槐園夢憶》一書，懷念妻子，思念情溢于言表。但令人錯愕的是，他次年返台，卻意外邂逅當時43歲的影星韓菁清，在文壇投下了一顆原子彈。梁實秋與韓菁清的交往引起輿論一陣嘩然，但梁實秋的浪漫性格卻在晚歲勃發。
羅青：梁先生回憶說，他第一次到韓菁清家裡，進門就看到他譯的莎士比亞，客廳沙發上也堆了好幾本，最後廁所裡都有好幾本，可見韓菁清着迷的程度。
外界的蜚語并沒有讓這段愛情降溫，他們相攜相伴度過了12年的恩愛生活，白貓王子更見證了這段愛情。
陳素芳（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那隻貓是韓菁清抱回來的流浪貓，把它取名為白貓王子，梁先生為白貓王子3歲寫一篇，5歲寫一篇，7歲又寫一篇，很有幽默感。
梁實秋晚年筆耕不辍，但體力大不如前，甚至耳背，面對出版社的邀稿也會抱怨，但總是委婉幽默以對，他在給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的一封信中就自比是被榨幹的乳牛。
陳素芳：他就說老牛奶已擠幹，勉強擠，擠出來的奶質量均差，而且痛，理宜放諸牧場休息也，然乎否耶。
梁文薔：我父親一生寫作，在清華當中學生的時候就寫作，所以寫作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幾乎是全部。
梁實秋晚年經曆了高潮疊起的戲劇性人生，晚年喪偶，後又枯木逢春，滞留大陸未能一起渡台的一雙兒女在兩岸阻隔30年後也終于捎來了信息，他興奮地跑到亡妻墓前告知這個好消息，但當時兩岸的往來仍是禁忌，梁實秋輾轉在香港及西雅圖終于與分離了長達33年的骨肉重逢。
梁文薔：我說我受不了了，永遠不要寫文章了，他說不行，你至少還得寫一篇，我說寫什麼，他說《梁實秋》，我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