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中文台《鳳凰大視野》]
化裝成馬夫前往西安有勇有謀遊說張學良
1976年9月8日，毛澤東去世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委員排隊到其病榻前同他告别，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他雙目微睜，動了動手臂，但葉劍英并沒有察覺。葉劍英走到病房門口時，毛澤東又吃力地以手示意，工作人員立即招呼葉劍英返回，毛澤東注視着他，嘴唇微微張動，欲語不能，隻好用一隻手緊緊握住葉劍英的手，這個不尋常的舉動讓葉劍英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很重。
毛澤東到底要交代什麼，我們無法揣測，但在毛澤東眼中，葉劍英有勇有謀，在關鍵時刻可以擔當大任。也正因為如此，葉劍英在全民族的抗日戰争中長期協助周恩來與張學良打交道，與國民黨打交道，與民主人士打交道，猶如共産黨的使者，發揮了重要作用，以至于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都習慣地稱他“葉參座”。
位于西安金家巷巷口一号院的張公館，是張學良的住處，1936年9月底，天氣漸涼，這裡的主人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着一個人的到來。整整10天後，10月的一天傍晚，一隊人馬到達古城西安，他們自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同紅軍談判的代表團，張學良聽聞後特地将代表團的“馬夫”秘密安頓在他的二營長孫銘九家裡，并稱呼這位“馬夫”為楊先生。
“他（張學良）特别要我把一位紅軍幹部接到我家裡同住，以絕對保證他的安全，這位代表身着便衣，三十多歲，風度翩翩，像個書生。事後，我才知道這位風度翩翩的書生，原來就是著名的葉劍英元帥。——孫銘九”
丁家琪（葉劍英傳記組組長）：葉劍英帶了一行人馬從延安向西安進發，當時是化裝去的。
李雲峰（西安大學教授）：有的化裝成副官，有的化裝成參謀，當然也有士兵，葉劍英化裝成了馬夫。
丁家琪：人家看到大官來了，好吃好喝地招待，吃飯的時候饅頭、花卷都給他，至于葉劍英，他們以為是個馬夫，把他打發到下面很破爛的屋子裡面，喝的是稀飯，吃的是鹹菜。
當時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蔣介石不僅消極抗日，而且把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派到陝北“圍剿”紅軍，他的算盤是想一箭三雕，讓兩方三軍互相殘殺、互相消耗。1936年7月，毛澤東點将葉劍英，讓他到距離延安30多公裡的安塞，領導東線工作委員會，主要任務是争取東北軍聯合抗日。經過耐心細緻的工作，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很快由“敵軍”變成“友軍”，不僅互不侵犯，而且互通情報、互相幫助，葉劍英此行的目的就是同張學良、楊虎城共商抗日大計。在西安安頓好以後，葉劍英立即安排與張學良的見面。
葉向真（葉劍英之女）：他很仔細，考慮問題從來不魯莽，所以共産黨的一些重要談判都是派他做的。
丁家琪：西安事變之前，葉劍英做了很多工作，和張學良的溝通比較好，甚至張學良後來還提出要加入共産黨的要求。
葉劍英在這次會談後向毛、周發電轉告了張學良的意見，毛、周很快回電，發來了以他們名義署名的給張學良的信。葉劍英收到此函後，立即轉送給張學良。
李雲峰：這是很有名的一封信，裡面提出停戰，紅軍首先實行停戰，表示我們的誠意，希望張學良盡快把這個文件轉交給蔣介石，讓蔣介石趕快決策，互派代表進行談判。
不知不覺中，喧鬧的城市已在深夜中進入夢鄉，但張公館的會客廳裡依舊門窗緊閉，葉劍英、潘漢年、張學良卻談興正濃，毫無倦意。葉、張的第一次見面讓二人互生敬佩，葉劍英向張學良提出希望他能給紅軍借一點經費。
李雲峰：張學良沒有一點猶豫，說我先把手頭上的5萬給你，還有25萬在上海解決。
此後葉劍英成為了張公館的座上客，雙方不僅成為了朋友，還互相交換核心軍事機密，這使雙方的聯合更加緊密。
丁家琪：蔣介石讓張學良幹什麼事，讓他怎麼“圍剿”，張學良都告訴了葉劍英，葉劍英馬上把這個情報告訴黨中央這邊。
李雲峰：有一次彭德懷把馬步青的一個團給包圍了。
丁家琪：張學良馬上找到葉劍英，說軍委會那邊讓他去救馬步青，後來我們根據張學良的要求假裝打一下，把部隊給放走了，賣了張學良一個面子。
其實在葉劍英與張學良進行見面時，中共中央已經開始派人與東北軍和西北軍内部進行統戰宣傳，此時在東北軍、西北軍的戰營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思想深入人心，私下三軍的戰士不僅和平相處，而且還成為了朋友。為了更好地配合統一戰線宣傳，葉劍英向周恩來請示，讓安塞的紅軍人民劇社到他們做工作的地方進行演出，一共演出六場，場場爆滿。
李雲峰：演出的同時散發傳單，“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要打回老家去”。
馬曉文（原安塞縣東北軍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馬文瑞之子）：慢慢地大家覺得抗日是對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李一紅（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副研究員）：當時對東北軍戰士的士氣激勵很大，在場的都開始喊口号，要打回東北老家去。
應張學良電邀，中共中央委派周恩來（右）、葉劍英（中）、秦邦憲（左）赴西安參加談判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10月20日，葉劍英再次見到張學良，二人一起對蔣介石的策略進行分析，張學良當時估計蔣介石對中國共産黨的策略是先打後和，企圖給中國紅軍以打擊。張學良告訴葉劍英，蔣介石不久将到陝西督戰，葉劍英将這些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使中共中央提前做到心中有數，做出應對方案。兩天後，蔣介石抵達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剿共”，當張、楊二人向蔣介石提出停止内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主張時，蔣介石勃然大怒，說，在殺盡紅軍、抓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然而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在一個多月以後，當他再次來到西安時，将面臨一場他意想不到的軍事政變。
這一時期的張學良内心非常苦悶，葉劍英不止一次聽張學良說他一心想抗日，不想“圍剿”紅軍，但委員長始終要他“圍剿”紅軍。就在中共中央醞釀下一步計劃時，張學良發來急電，說形勢萬分危急，請葉劍英速回西安，有要事商量。毛澤東讓葉劍英即刻啟程，葉劍英未到西安時，張學良、楊虎城已經采取了行動。周恩來在安徽雲嶺新四軍部與軍長葉挺（右）、副軍長項英合影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給蔣介石寫了一封請纓抗擊書，要求蔣介石把東北軍派到綏遠，去增援綏遠抗戰，盡管這封信件寫得非常感人，但蔣介石還是拒絕了他的請求。12月2日，張學良更是親自駕駛飛機到洛陽去見蔣介石，讓他停止内戰，二人發生了很大的矛盾。為了督促西北軍、東北軍“剿共”，第二日蔣介石與張學良一同來到西安，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親自震懾軍隊抗日情緒。蔣介石來西安後，張學良和楊虎城拒絕“剿共”，并多次苦谏未果。12月12日淩晨，張、楊采取軍事行動，在臨潼華清池武裝扣留了蔣介石，同時拘禁了陪同蔣介石來陝督戰的陳誠等幾十名軍政要員，這就是西安事變。
馬曉文：我們最後主張和平解決，楊虎城、張學良的部隊裡面有很多軍官，說我們如果放了蔣，他肯定要殺我們頭的，楊虎城也是做了犧牲的準備，他後來也犧牲了。
事變發生以後，中共中央應張、楊兩人的邀請委派周恩來、博古和已經出發的葉劍英為代表，到西安和平解決事端，争取團結抗日局面的形成。當葉劍英到達西安時，西安事變已經發生數天，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葉劍英協助周恩來在西安舉行各方面人士座談會、讨論會并進行專門的訪問、接見，耐心地進行說服争取工作。經過多方努力，蔣介石最終接受了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并以他的人格做擔保，經過周恩來、葉劍英的斡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李雲峰：周恩來俨然成了西安的謀主，給張學良出謀劃策，張學良對葉劍英也是非常贊賞的，一直到後來呂正操去美國見張學良的時候，張學良還提到非常想念“葉參座”。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從此十年内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内和平初步實現，為國共兩黨實現再次合作團結抗日創造了條件。
丁家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共産黨協助他和平解決以後，周恩來跟蔣介石專門去看他，達成了幾點協議，國民黨要和共産黨合作抗日，承認共産黨的合法地位，軍隊改編，一起出師前線打日本。
李雲峰：毛澤東說西安事變具有革命性質，把我們從牢獄中解放出來，使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共産黨轉危為安。
石八民（西安事變紀念研究館研究員）：因為西安事變，蔣介石的威信不僅沒有降低，反而高了起來，因為全國人民都擁護他帶領大家進行抗日。
李雲峰：蔣介石成了全國，包括共産黨在内一緻擁護的抗日領袖。
然而張、楊兩人卻沒有如願地投入到抗日戰争中，他們的命運因西安事變而發生了改變，葉劍英即将面臨一場更大的考驗。
“張學良剛一出門，孫銘九就向周恩來和我報告：副司令走了，送蔣先生回洛陽。我們說不行，你馬上坐汽車把他請回來！待他坐汽車到機場，飛機已升空了。——葉劍英。”
12月25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并親自護送他乘飛機回南京，張學良一到南京就被蔣介石扣押，這引起東北軍内部在營救張學良的問題上産生分歧，乃至相互殘殺，一時間局面變得混亂起來。
李雲峰：為救張學良，東北軍産生了和戰之争，和戰之争發展到最後非常尖銳，少壯派主戰，要求南京放了張學良，如果不放張學良回來，不惜與南京決一死戰。而老一代将領，像王以哲、何柱國還有其他一些人則主張現在打仗，恐怕也難以把張學良救回來，最重要的是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在這個中間，葉劍英、周恩來都參加了他們的會議。
為了避免事态的擴大，葉劍英又協助周恩來奔走于東北軍、十七路軍和國民黨，在西安人員之間反複宣傳抗日的重要性，抗議南京政府扣押張學良，企圖重新挑起内戰的行徑，鞏固了來之不易的團結局面。
李雲峰：周恩來、葉劍英也很為難，我們當然主張和平解決，但是他們要打仗，如果我們不贊成他們的意見，就會與這些朋友分裂，很難維持下去，當時葉劍英和周恩來坐汽車到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所在地三原，與張聞天、彭德懷、任弼時、左權他們一起商量，最後經過毛澤東等人的讨論，那就是進則同進，退則同退，隻要東北軍、十七路軍他們的意見一緻，他們要打，那我們就幫他們打一仗，最後的決定是不打，還是和平解決。
馬曉文：中央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聯合起來，真正形成了一個團結的局面，雖然後來還是有一些問題，張學良沒回來，楊虎城被外放。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被釋放前，已經當面對周恩來說，他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但是由于蔣介石的背信棄義，扣押張學良，中共中央擔心周恩來此去會成為第二個張學良。同時，從顧祝同那裡得知，蔣介石原來約定周恩來2月10日赴杭州談判，因故推遲，因此國共雙方的談判就先在西安展開。
李雲峰：可以說西安事變已初步解決，但是還沒有真正解決，從12月25日放蔣介石一直到2月9日中央軍入西安，顧祝同擔任西安行營主任，這一個半月的鬥争非常激烈，軍事上仍然是對峙的，同時雙方又不斷進行談判、溝通。就是在這談判中間，決定紅軍可設一個聯絡處或者辦事處，最後就有了西安紅軍聯絡處，後來的西安八辦。
西安紅軍聯絡處，對外是牙科診所，西安事變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葉劍英都在這裡辦公。
西安事變爆發之後葉劍英曾來到西安，協助周恩來開展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位一體的聯絡工作，擔任聯軍參謀長一職，負責部隊調防，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做出過突出貢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中共在此設立了紅軍聯絡處，葉劍英負責具體的領導工作，他也在此工作，一直到七七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才離開。
多年以後的1979年4月，葉劍英再次來到西安，站在自己曾經生活工作過的地方，他感慨萬千，寫下了一首詩作，“西安捉蔣翻危局，内戰吟成抗日詩。樓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風雪立多時。”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國共兩黨加快了團結抗日的步伐，葉劍英告别了戰鬥近一年的戰場西安，前往另一座古城。
共産黨領袖親赴南京談判共同抗日
1937年8月9日，一架國民黨政府的專機降落在南京機場，從飛機上走下幾位特殊人物，他們曾經被蔣介石懸賞數萬甚至數十萬大洋捉拿，而今卻受到了蔣介石的百餘名代表的迎接，他們就是中國共産黨的要員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受邀出席南京國防大會，在未來的十幾天裡，他們将在這裡與國民黨進行新一輪的談判，最終達成第二次握手。
“我們已漸取得公開地位，南京各要人及劉（劉湘）、白（白崇禧）、龍（龍雲）等均見過。——周、朱、葉”
這是國防會議召開一天後的8月13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給中共中央發去的電報，這次南京之行葉劍英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同南京黨政軍各界要人以及馮玉祥、劉湘、唐生智、白崇禧、龍雲、張發奎等将領會晤交談，積極促進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從接觸中他親身感到南京主戰的空氣越來越濃，主和者不得人心，對于蔣介石的抗戰态度和軍事部署有了進一步了解。
吳小寶（原梅園新村紀念館文博研究員）：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後要兌現他的諾言，所以他還是主張全力抗日的，當時局勢比較緊張，有些國民黨官員，特别是一些高層對抗戰的前途很迷茫，主張通過國際輿論的形式和談。
丁家琪：蔣介石已經在廬山發表了談話，基本承認共産黨的地位，同時我們也公布了國共合作的宣言，就剩軍隊改編出師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吳小寶：中共一方面要宣傳政治主張，另一方面要極力說服國民黨的一些人士，跟共産黨站在統一戰線上進行抗日。
丁家琪：葉劍英、周恩來、朱德見了國民黨的好多高官，到國民黨張群家裡做客吃飯，在花園裡照相，那時候氣氛比較友好。
西安事變後，中共紅軍改編抗日的問題經過國共兩黨多次談判，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基本達成了協議，但還有兩個問題未能取得一緻意見，一是紅軍改編後總指揮部的人選，二是紅軍改編出師的時間和到達區域。就在周、朱、葉給中共中央發送電報的同一天，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這也給國共談判帶來了新的轉機。
丁家琪：當時在南京談判主要解決幾大問題，都不是特别順利，也是經過了反複的交談，蔣介石雖說同意跟你合作，但是他始終對你還是有戒心的。
陳弘君（葉劍英研究會會長）：最終在大敵當前，日本大舉進攻時，為了抗日，蔣介石确實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丁家琪：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這個時候蔣介石一看日軍打到家門口了，最後同意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的三個師，出師抗戰。
“南京已決定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部隊仍以速開有利。提議至少應以一個旅為先遣部隊，先行東進。——8月18日葉劍英與周恩來聯名緻電中共中央”
1937年8月22日，國民黨正式發布了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兩天後中共中央軍委也發布了改編命令，朱德任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八路軍轄第一一五、第一二〇、第一二九三個師，林彪、賀龍、劉伯承分任三個師的師長。9月，八路軍部隊先後自韓城等地渡河，開赴抗日前線殺敵。
李雲峰：八路軍改編的時候，服裝得換，紅星得取掉，帽徽換上國民黨的黨徽，摘掉紅星的時候，很多紅軍的指戰員哭得不行，最後任弼時、朱德在那做報告解釋這個事情，說我們現在換服裝、改編，就是為了打日本，為了中國的解放，我們軍隊為人民謀幸福的根本目标并沒有變。
9月23日，《蔣委員長談話》在國民黨官方報紙發表，正式承認中國共産黨的合法地位，國共兩黨統一戰線自此正式建立起來。
李雲峰：抗日戰争爆發後到1937年的9月，才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年11月，葉劍英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撤往武漢前，與辦事處工作人員合影整合南方紅軍遊擊隊組建新四軍
在紅軍改編問題的談判基本完成後，朱德和周恩來離開南京，而葉劍英以中共中央和八路軍代表的身份繼續留在南京工作。南京中央路鼓樓附近傅厚崗66号，這幢二層帶閣樓的樓房後來成為了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也是葉劍英在南京工作的地方。
吳小寶：這裡是1937年8月中共中央、中央紅軍設立的辦事機構，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志作為八路軍代表在這裡辦公和居住。他當時在這主要是宣傳我們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同時向國民黨申請軍需物資，籌辦《新華日報》。
在這裡葉劍英變得更加忙碌，處理棘手問題也成為他的日常。就在北方的紅軍改編出師抗日時，在南方的江西、福建等地，十多支紅軍遊擊隊正在山區艱難地轉戰，他們是紅軍長征後被留下來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們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當國共合作的消息傳來後，由于無法與中共中央聯絡，不了解中共中央意圖，也紛紛與國民黨地方政府進行談判。9月下旬，贛粵邊遊擊隊負責人項英到南昌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談判關于紅軍遊擊隊改編問題。
丁家琪：在改編過程中，葉劍英還派了很多人到南方找項英，收攏這些部隊，有些部隊因為長期在山裡面，條件很艱苦，對外面情況也不了解，有的一聽說外邊報紙公布國共合作了，就把槍什麼的都交給國民黨了。
“速電項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甯後并令其來中央讨論，南方遊擊隊萬不宜集中，項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國民黨的當。——10月2日洛甫、毛澤東緻電博古、葉劍英”。
葉劍英和博古接到電報，立刻找到剛在監獄裡保釋的顧玉良，讓他去江西尋找項英。由于顧玉良之前就與項英相識，所以他被大家認為是最合适的人選，葉劍英具體交代了尋找辦法，并囑咐顧玉良，“你這次是以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的合法身份奉命出差，去江西公幹。因此，穿八路軍的服裝，帶辦事處的護照，并備有參謀長和辦事處給國民黨當局的有關函件，所以，可以堂堂皇皇地去，不要受任何拘束，當然提高警惕和以禮待人還是要十分注意的。”
身着八路軍上尉服裝，持辦事處的護照，帶着葉劍英的囑托，顧玉良上路了。到了南昌，幾經周折，他找到項英說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和項英一起回到南京，受到了葉劍英和博古的熱情招待，經過交談，雙方的情況搞清楚了，項英離開南京奔赴延安。葉劍英給中共中央緻電，他認為項英由于情況不明，在南昌談判有些不妥處，但總的方向是對的。不久後，中共中央決定由項英出任新四軍副軍長，而新四軍軍長一職，不管是以葉劍英為代表的中共，還是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在他們心中都有一個人選。
丁家琪：抗戰全面爆發以後，我們把在南方的遊擊隊慢慢收攏，改編為新四軍，想請葉挺出來任軍長，蔣介石也同意了，但是新四軍的編制怎麼編，蔣介石有他自己一套打算。
吳小寶：葉劍英是八路軍的參謀長，他跟中央的代表博古具體商議八省解放區遊擊隊的改編問題，然後提出一個方案，具體還跟葉挺和項英進行商議，最後确定改編成新四軍，組建新四軍的軍部。
丁家琪：葉挺和葉劍英專門去見過一次蔣介石，蔣介石在談話當中有點挑撥離間，指着葉劍英跟葉挺說，他是共産黨，你不能跟他搞到一起，意思是你這個軍長是我讓你當的，你得聽我指揮，不要跟他們搞在一起。葉挺就說，這是紅軍遊擊隊改編過來的，我做這個軍長，你得和共産黨協調好，如果你協調不好，我就不當這個軍長了。對于新四軍改編，蔣介石設置了重重阻礙，提出了一些要求。
葉劍英将他和葉挺兩次與蔣介石的見面情況以及葉挺的态度都電告中共中央，葉挺也親自去延安與中央領導見面，在表明自己的立場後同項英先後離開延安去往武漢，終于在12月下旬成立了新四軍軍部。
1937年8月，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左二）到南京參加南京政府國防會議閉門三天思考未來選擇革命通電反蔣
俗話說，“明者因境而變，智者随情而行”，在風雲變幻的近代中國，各方政治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文化思潮也風起雲湧。無論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還是在重大的曆史關頭，葉劍英總是能夠明斷是非，果敢抉擇，而且心思缜密，謀劃周全，給人留下一位智者儒帥的形象。有意思的是，這位在中國共産黨曆史上寫下濃墨重彩一筆的人物起初卻是國民黨的一員，而且還是蔣介石的愛将。
“有人問我反蔣圖什麼，我說我反蔣不圖什麼，隻圖個革命。我們革命的槍口要對準反革命。蔣介石自己跑到我們槍口上來，他自己當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葉劍英。”
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葉劍英這位麾下大将不僅沒有成為他的親信，而且很快變成自己的敵人。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大肆屠殺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幾天後他在南京建立政權，形成了甯漢分裂的局面。在曆史分成紅白兩章的嚴峻時刻，是維持高官厚祿，還是冒險繼續革命？葉劍英把自己關起來想了三天三夜，最後選擇了後者，發出“通電全國反蔣”的電文，與蔣介石徹底決裂。就這樣一個手握軍權的師長，化裝後秘密離開吉安，前往武漢，投奔中國共産黨。
葉向真：當時蔣介石聽到下頭報告，說葉劍英背叛你了，他都不相信，兩次給他報告，他都不相信，到後來人家把登在報紙上的聲明給他看，他沒話好說了，讓報信人出去，一直很沉默。
丁家琪：他當過孫中山下面海軍陸戰隊的營長，在國民黨這些領導人身邊工作的時候，積累了很多的工作經驗和跟人交往的方式。
馬曉文：像葉帥這樣的人物，他一開始是孫中山大本營裡的衛隊長，蔣介石讓他做了一師的師長，後來是二師的師長，很欣賞他，但是你反革命了，對不起，咱們再見。國共兩黨和談代表在南京的合影。左起：周恩來、葉劍英、張沖、邵華、朱德精于談判成功救出數百名被捕共産黨人
丁家琪：葉帥在做統戰工作的時候，跟某一個人打交道，他有些什麼性格特征，腦子裡一目了然，會針對性地去做工作，所以成效比較明顯。
葉劍英過往的這些經曆都為他做好統戰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資源，在離開蔣介石十年後，再次與他正面交鋒，葉劍英已經不僅僅是蔣介石當年認識的軍事人才，而是實實在在的談判高手。
在抗戰期間，葉劍英同周恩來、董必武被稱為統戰三騎士。在南京，葉劍英還有一項重要工作：營救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裡的革命同志，從西安事變和平談判開始，中共中央就把釋放一切政治犯作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一項重要要求提出來。經過多次談判，雙方達成了分批釋放政治犯的協議，但半年多來并未執行，陳立夫更是以要共産黨開名單來為借口拖延釋放。
陳弘君：當時因為十年内戰，蔣介石抓了很多共産黨人和一些革命者，現在聯合起來抗日了，敵人是共同的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共産黨人和一些革命者理應被釋放出來，大家一起來參加抗日。
為了更多地了解監獄裡的情況，在談判時掌握更多的信息，1937年8月18日，周恩來和葉劍英親自驅車到首都反省院看望獄中的政治犯，中共兩位大人物的到來，讓反省院院長一時手足無措，周、葉二人就在現場開始了他們的營救行動。
丁家琪：周恩來、葉劍英就問監獄負責人，他們怎麼出去啊？能不能把他們放出去啊？監獄負責人就說，任何手續都沒有，我怎麼放啊？至少有人擔保吧，有文字書面的東西。葉帥和周總理就說，那我們擔保行不行？監獄的負責人說，你們擔保當然可以。大概放出去了幾個人。
夏之栩等三人就這樣被周恩來和葉劍英接出了反省院，接着周、葉二人又派人到南京的幾個監獄調查核實，開列出名單，向國民黨要人。
丁家琪：大批的政治犯出來後，最後都奔赴到各個戰場去了。
周恩來離開南京後，營救政治犯的工作由葉劍英主持，經過多次交涉，将500多名政治犯從國民黨的監獄中救出，他們除少數在後來的戰争中犧牲外，大多數在新中國建立後擔任重要領導職務，繼續建設新中國。後來譚天度老人在百歲誕辰時向來祝壽的人說，我能活到今天，多虧當年周恩來、葉劍英解救10年牢獄之災。
其實主動營救政治犯的工作，早在葉劍英還在西安時就開始了，一日，葉劍英收到了一封皺皺巴巴的信，信封上寫着葉劍英收，寄件人的地址寫的本市。當葉劍英滿是懷疑拆開信看時，表情頓時嚴肅起來，原來這封信件是在河西走廊被俘的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參謀長黃鹄顯寫來的，他被國民黨秘密關進了西安監獄，跟他同時被關押的還有三十多名營以上幹部。葉劍英立即把情況向周恩來彙報，予以營救，經過多次談判，迫于形勢和各方面壓力，國民黨終于同意放人。
當黃鹄顯等三十多人從監獄出來到達七賢莊紅軍聯絡處時，周恩來、葉劍英早已等在門口迎接，劫後相逢，大家禁不住熱淚盈眶。
1937年11月20日，葉劍英和李克農在給中共中央的工作信中這樣寫道，“南京近狀，則尤烏雲瘴氣，你什麼時候走，已成為見面的寒暄話頭，各機關紛紛遷移。馬路上隻見汽車、洋車載滿行李往車站碼頭上跑，下關行李堆積如山，往漢口船票已賣至月底，一般的失敗情緒亦在滋長。”這時南京國民黨政府各方面負責人員均已離開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繼續留在南京已無意義，葉劍英等人決定11月下旬撤離南京，于是他們乘坐着辦事處先前從上海買的兩輛破舊的小轎車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