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還在讀書的時候，突然社會上多了個詞“改革”。起初并不知道這個詞将與我個人生活發生多大的關系，無論是本科、碩士畢業還是開始工作，似乎關于這件事情，我都是在關注别人的所作所為，對别人做得不對的事情希望有改變，或者别人想把事情往更好做，我會為他加油。就這樣懵懵懂懂地，我參與到了改革的吃瓜群衆行列，完全是從一個看客的角度去窺探、去加油、去使勁。于是，我辦了一家後來叫萬通的公司。
辦公司後，我發現自己被改革以後最大的改變是自己能決定幾點上班，決定給自己發多少錢，決定去哪裡。這三件事看似自由了，但實際上自己卻成為了一個戴上鐐铐的自由人。因為這一自由的代價就是要屈從于所有獲取自由的手段，比如時間、金錢以及經營企業的資源等。這樣一來，我不得不陷入一個更加忙碌的境地，每天睜開眼睛隻想着為自由而掙紮。
一晃也快30年了，我發現這30年裡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談論改革，不是自身去體會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間斷地飛行。我現在一年要飛一百五六十次，做生意這半生下來少說也有三四千次的飛行。這種頻率的出差和折騰，讓我感到既興奮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實又空虛；既感覺到些許成功，又不時有些沮喪；既有過程中的些許快樂，但也有之後的惆怅。
會有這麼複雜的情緒，實際上主要糾結在這三件事兒上。
未來最需要去的地方是理想社會
第一件事兒是去哪兒。每次旅行前總要問一件事情，這次去哪兒？當辦公室秘書給我排行程的時候，也總問我，周幾要去哪兒？那個地方要不要去？每天起來最發愁、最需要判斷的也是今天要去哪兒，這是不是有用或有價值的出差。這也是30年來最多需要決策的一件事情：權衡具體要去哪兒，内心總要有一個選擇的依據和判斷的尺度。
最初，我們總會選擇激情四射和認為有機會的地方，所以我們6個人（萬通六兄弟）不約而同選擇去了海南。在被改革的狀态中找到了海南大特區這個熱鬧非凡的改革熱土，于是我們開始在那裡野蠻生長。所以，初期的去哪兒都是我們認為最容易生長的地方，最容易綻放和最輕松的地方，也是最不怕失敗的地方，因為那裡有着最多跟我們一起嘗試在失敗中找到方向的人。
1993年，組建萬通集團的核心團隊。之後，我選擇的地方就是所謂有商機的地方，有機會的地方。所以從1993年到1999年我飛了很多地方，都是我認為有商機的地方。而當時判斷的有商機可能就是在那裡有熟人當了領導，或者是親戚可以給一些機會。于是我在中國不停地飛，飛了一堆地方。實際上在每一個我認為有商機的地方都去探了一頭，踏了一腳，摸了一手。結果，當然是沾了是非，留了得失，看了很多二十世紀之怪現狀。
再到了後來，也就是1999年後的七八年時間裡，去了哪兒呢？每天被前面所謂奔着商機走過的地方所惹出來的是非繼續牽着走。所以到後來就變成了哪裡有是非就去哪兒，哪裡需要平事就去哪兒，哪裡有麻煩就去哪兒。
最近幾年，是非似乎消停了，怎麼還這麼飛呢？要去哪兒呢？這會兒要去的地方是一個有更大夢想的地方，要去那些是非更少但還能夠發展事業的地方，也要去那些公益引導我們去的地方。
我參加了很多公益組織，因此每年會參加阿拉善、壹基金和亞布力這樣一些企業家的公益活動。所以這幾年我去了非常多跟公益相關的地方，也去了很多被新的夢想所牽引的地方。
現在每天應該去哪兒呢？當然是希望去事業發展中是非最少的地方、政商關系更簡單的地方、業務更容易生根和增長的地方，同時也要去公益事業引導我們要去的地方。
未來要去哪兒呢？我想未來最需要去的地方是大家所說的理想社會。理想社會是什麼呢？社會的理想境界是什麼呢？理想的狀态又是什麼狀态呢？那一定是沒毛病的狀态。所以，我們未來要去的一定是一個省心省力而且大家能夠各自相安發展事業、無須煩惱，隻需用力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可以的地方。這就是未來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的市場環境和社會環境。
與志同道合者一起可以行穩緻遠
除了每天要琢磨去哪兒之外，還有一件事也要費心思，那就是和誰去。和誰去，就意味着每次都要約人，要約這個或者約那個，或者大家不約而同。
起初我們總是要約。在最初我是和一起創業的夥伴約着走，在企業剛剛開始的時候，隻要是出差，就是和這些創業夥伴們，比如和功權、小潘、小易、劉軍、啟富一起出差，當然都是我們自己拎着包，從北京到海南差不多各種走法都走過。走過十幾個小時的海路，在船上颠得直嘔吐；坐過幾十塊錢的大巴，坐一通宵；偶爾坐飛機，還坐過來回被賣豬仔坐的出租車。但我想說的是，創業初期我們是自己搭夥走，吹口哨，走夜路，自己給自己壯膽。
之後，我們是随着機會走，所以總一起走的人變成了我們認為和機會成敗相關的那些朋友、夥伴，甚至是那些牟利者。當然，我們也是牟利者，大家都為了一個所謂的機會和利益一起出差。這個過程中，其實是利在則聚，利去則散。所以，這樣的出差方式留下了一些碎片式的回憶以及愉快和不愉快的場景，但并沒有引起我内心深處更多的改變，我還是原來的自己。
當然，當我們慢慢地視野開闊，也找到了自己前進的主業和方向的時候，更多時候是和同行一起出差，去做行業考察、去學習，去看全世界的房子究竟有多少種做法，客戶有多少種要求，我們的服務應該有多少種不同的滿足方式。開始跟同行走是一個愉快的經曆。因為和同行在一起，可以彼此鼓勵，彼此學習，彼此加油，取長補短，互相關照，互相接濟。
最近10年，除了同行以外，我們每天要出差，還得和同道者走。我發現越來越多的時候，不管是不約而同還是有約而同，偶然相遇的都是同道者。一方面，在企業發展的方式上，在完全堅信市場的力量上，在堅持親清政商關系上，我們是同道者，是中國企業家當中的明白人。
我們在路上經常會相遇，也會相約一起做事情。另一方面，在公益事業發展當中的企業家，我們會更加頻繁地打交道。因為做公益和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這樣一個“道”把我們連在一起，同道者同行，我們會經常相約做一些有意思的公益活動。
讓正确的事情有連續的積累達成事業和身心靈的平衡
第三件事兒就是做什麼。
回過頭來想，無非就是增加事和減少事。你出一趟門，總是會像采購一樣，叮鈴咣铛，裝一堆東西回來，這就叫增事；而有時候出了趟門找了很多人，處理一些事，比如要化解一些糾紛，要糾正一些做錯的事，要處置一些資産，這就叫減事。
買賣買賣，如果是買，就是增事；如果是賣，就是減事。增事也叫惹事，惹事都是惹哪些事呢？惹上了好事，當然叫增益，企業會更好發展，個人的利益也會随之增長。如果惹了不好的事，就惹了是非，對你的收益就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你的事業就有可能受到打擊和抑制。
一個人賺多少錢，不光取決于收入多少，還要考量潛在的成本，比如說體制帶來的制度性成本。你跟某一個政治人物或某一個政治集團的是非可能對你帶來颠覆性的風險。假如你賺了100塊錢，這種潛在的是非帶來的風險可能需要500塊錢才能解決，等于是虧的。反過來如果賺了100塊錢，你惹的是非隻有10塊錢，再拿40塊錢去平掉這10塊錢的是非，你還剩50塊錢，所以還是賺的。
因此，每次出門去做事、惹事，一定要惹簡單的事，惹低成本的事，惹能夠可持續發展的事，而不是偶爾暴利的事情或沾惹太多是非的事。減事就要減是非，增事必定要增利。
每次出去做事，大體上就這麼些事，一開始不懂，經常在增益的動機下惹事，直到現在人過中年才明白，更重要的是在做事的同時要減事，要平事。
現在每天出門，第一當然還是要逐利。作為買賣人，逐利是本性，也是職責和義務，更是工作。所以逐利是我每天都要盤算的事。
其次，我當然也追名，名和利可以互換，人都難免有虛榮心，難免要為聲名所累。所以，在逐利之外還要追名，這恐怕是商業活動中不可免俗的事兒。
最近出差越來越多，開始關注另外兩件事：修身和養心。所謂修身，就是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要讓日常行為不偏離心目中的“道”，必須要簡單、專注、持久地去做事，做好業務。要心懷員工，心懷企業，心懷社會，心懷利益相關者。
另外也要注意自我修養，讓自己的内心經過繁雜的半生之後，能夠慢慢歸于平靜，逐漸達到内心的甯靜。做到“慣看秋月春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所以我在出差和做事的時候，慢慢就由惹事、增事逐漸學會了減事，由惹事非逐漸學會了平是非，由逐利追名逐漸演進到修身養心。
回過頭來看，我被改革了30年之後，企業仍然在繼續發展，我還得繼續出差，而且在未來20年裡，還會有三四千次的出差。加起來，一生得有五六千次的飛行，但願未來的飛行能夠像過去30年逐漸明白的道理那樣，去減是非的地方，和同道者在一起，做增益的事情，讓正确的事情有連續的積累，達成事業和身心靈的平衡，讓自己處在一個相對舒服的狀态當中。
其實改革和國家的大事兒與我要去哪兒的琢磨也有相同之處。一個國家的改革同樣也需要每天考慮去哪兒的問題，和誰去的問題，以及做什麼事的問題。
改革的最終結果應該是讓我們所有的企業家能夠感受到道義的存在，權利的存在，市場公平的存在，财産和企業長期發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存在，自我的身心靈得到平衡的存在。